第十二章

遭逢越南

越南革命始於對殖民壓迫的反叛，終於深深嵌合在全球冷戰當中的一系列戰爭。其起源是十九世紀法國對印度支那的殖民，或者說更久遠以來中國對越南長年的支配。在整起事件的核心是一群越南民族主義的革命家，在他們青春正茂時成為致力獻身的馬克思主義者，崇尚蘇聯經驗。對這些青年男女而言，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合而為一。他們相信，唯有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定律發展他們的運動、民族與國家，越南才能真正地在現代世界立足。他們的計畫曠日持久，規模宏大，又帶有烏托邦色彩，但將之付諸實行，首先須達成獨立與民族統合。正是為了這些目標，將近三百萬越南人民在二十世紀慷慨就義。⁰¹

儘管全世界負責制定政策的人當下並沒有看出來，但越南在許多方面都與亞洲其他地方不同。這是唯一一個自始共產主義就是民族主義出口的地方。就連在共產主義運動壯大的中國、韓國、印尼等國家，這是逐漸發展的現象，競逐權力的對象也更頑強。但在越南，共產主義者的敵手由於與法國的合作而聲名狼藉，胡志明可以將他的越南獨立同盟會呈現為代表越南文化及政治正統的運動。儘管長期擔任共產國際的特派員，在一九四五年以後，他重新將自己塑造為民族獨立的象徵，是值得所有越南人民敬重乃至遵奉的長者。

因此，美國在越南的戰爭自始即愚不可及，不是因為沒有反共的越南人會願意為他們打仗，而是因為他們是少數，在任何民族主義正統的競賽上都敗局已定。越南共產黨人也可以仰賴鄰國中共與蘇方援助。但連續幾屆的美國政府都相信美國必須避免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取得勝利。起初為了中國發明的骨牌效應理論，現在轉移到了越南。對他們來說，冷戰是一場零和遊戲，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而他們認為蘇聯——或甚至更糟的是，中國——控制了越南共產黨，並透過越共的成功來從中漁利。

在越南境內，情況看起來則略有不同。對胡志明以及自二○年代就與他一同共事的越共同志來說，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猶如一場災難。他們相信在戰場上的驍勇善戰可以為他們贏得大一統的社會主義越南，但奮鬥的結果卻沒有得償所願，反而只得到了半個國家，且知道短期看不到統一的前景。更糟的是：他們的兩大支柱莫斯科與北京都一同迫使他們接受分裂分治。儘管河內方面被知會說這只是革命成果暫時性的「鞏固」，但所有的越共都深信他們國家的統一被大國政治的殿堂給犧牲了。但領導人也知道，單憑他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擊敗有美國撐腰的南越新政權。胡志明相信重新統一需要時間。首先，共產主義北越必須成立國家，厲兵秣馬，並與共產主義盟友建立牢不可破的關係。胡志明從年輕一輩的領導班子那邊受到很大的壓力，尤其是那些從南方起義來歸的青年。與其說他是個建國者，毋寧說他更是一個象徵。隨著五○年代末北越的發展，他的權力已逐漸傾頹，民情日漸不耐。

北越的正式名稱為越南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打從一開始就是共產主義政權。一九五一年，胡志明成立越南勞動黨（Vietnam Workers’ Party）作為越南獨立同盟會陣線內部的核心。從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公約起，勞動黨就負責打造國家，而以緯度十七度為界以北立國，是依循蘇聯一九四九年以後在中國施行的模式。黨控制軍警，在全國（包括在南越大部分地區）握有龐大的線民網絡與在政治上衝鋒陷陣的人。它將政敵囚禁於類似史達林式的勞改營，其中約一萬五千人遭到處決，大部分是在師法中國匆促執行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喪命。至少百萬人逃往南越。就連蘇聯與中國都批評北越操之過急。

但越共利用民族主義的面紗克服了他們自找的問題。胡志明宣稱一切作為都是為了民族的利益，使之富強統一。共產主義在北越、南越的政治宣傳都抨擊河內政府在民族主義上的公信力，以及南越政府在公信力方面的匱乏。北越領導人相信要是舉行一場越南全境的選舉，北越能夠「勝出」，而北越方面的這個判斷有可能是準確的，這也是為何就算有日內瓦公約，艾森豪政府仍反對這樣的選舉。到了一九五七年，全國選舉顯然窒礙難行，美蘇雙方都輕易地接受了越南現狀與印度支那其他地方的現狀。已經發動和平攻勢的赫魯雪夫最不樂見的就是在亞洲又發生一場戰爭。

然而，美方確實需要思考如何處置南越。法國人在潰不成軍後已黯然離境。末代君王保大帝（Bao Dai）由於與法、日合作聲名狼藉。保大帝與美方顧問共同決議讓吳廷琰擔任首相。吳廷琰是反對越南獨立同盟會的越南民族主義者，自從一九五○年起多半在美流亡。他的政治觀是親天主教的本土保守派：吳廷琰相信，為了讓越南變成實至名歸的強權，必須以嶄新的天主教形式回到傳統的根基。他的新越南得要是依循西方準繩的現代越南，但也要善於發揮越南人特有的稟賦來打造一個公正穩定的社會。未久，吳廷琰廢黜保大帝，在南越肇建越南共和國，自立為總統。美國開始向新的南越政權挹注大筆援助，但吳廷琰所許諾的改革卻進展牛步。他主要的目標是鞏固自己的政權不受侵擾，例如像是留在南越的共產黨人。

越共不顧國際盟友的告誡，逐步開始發展反抗吳廷琰南越政權的活動。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採行去史達林化（de-Stalinization）政策，並堅持各地共黨必須找到自己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受此鼓舞，南越共產黨人黎筍手書一份雙言巧語（doublespeak）的精妙宣言。他在宣言中堅稱蘇聯觀點的正確：「目前世上所有的爭端都可以透過和平的手段解決。」但他也警告道，在南方，「人民的革命運動絕對會奮起。」換言之，共產黨必須支持南越自發性的群眾運動，並加以模塑，加以領導。⁰²到了一九五七年，為了對吳廷琰試圖撲殺南越的共產主義加以回應，越共開始暗殺與轟炸的行動。黎筍成為黨魁，漸漸取代胡志明成為真正的權力中心。一九五九年元月，越南勞動黨批准在南越發動「人民戰爭」，並開始讓幹部透過寮國的「胡志明小徑」滲透進南越。一九五九年七月，南越的共產黨人就在南越首都西貢外殺害兩名美軍顧問，他們也是在新一輪的戰爭中最早死於越南的美國人。

一九六○年，河內之所以大舉組織對吳廷琰政府的反抗行動是由於中蘇分裂。越方巧妙藉由鷸蚌相爭坐收漁利。就意識形態而言，比起蘇聯，黎筍及其領導班子無疑更親近中方，而毛澤東愈趨激進的路線也啟發他要更加強勢行動。但赫魯雪夫並非只是受到競爭與情勢所驅動。由於古巴、阿爾及利亞與剛果的局勢，到了一九六○年，蘇方對於「民族解放戰爭」能帶來的潛在好處變得比幾年前更加戒備。因此，河內在南越策動叛亂的時機可謂完美，雖然此際黎筍和他的境外金主預期鬥爭將會持續漫長，且結果不明。

甘迺迪從艾森豪總統那裡繼承下來越南的困局，且他未曾有充裕的時機集中精力來找到固定方案。相反地，甘迺迪的對越政策變得漸趨主張美方更大規模地介入，即便甘迺迪不願固定派軍至印度支那。他參與在寮國中立化的協商當中，使得區域內一度顯得穩定。但甘迺迪最主要的介入方式與他對第三世界整體的手段一致，是試圖改造南越，加強南越陸空軍的戰力。及至一九六三年，美國在南越的顧問人數從甘迺迪接手時的區區六百名增加至一萬六千名。所有主要的越南軍事單位都有美國軍官隨侍在側，儘管美國的顧問照理說不應直接參與在對河內或南越共產黨控制的民族解放陣線（NLF）作戰當中，但對南越的戰局而言，美方逐漸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國以軍機與直升機輸送越南的軍隊，包括突擊北越的行動。美方也開始使用除草劑摧毀作物，以使南越叛亂分子及其支持者陷入斷糧危機，且開始設置「戰略村」（strategic villages）以安置從民族解放陣線控制下出逃的農民。

儘管美方增援，到了一九六三年，顯然吳廷琰政權自顧不暇。除了民族解放陣線在主要是南越首都西貢附近的地帶擴展其行動之外，南越總統也與非共產黨的政敵、佛教團體與學生組織槓上。他與美方靠山的關係也開始惡化：吳廷琰堅持南越是一個主權國家，他自己手握軍民計畫的主導權。大批佛教僧侶在西貢當街自焚，以示對政府的抗議，他們著火的屍身出現在美國的電視新聞裡，讓許多美國人開始懷疑美國涉入越南究竟是否成功。情急之下，甘迺迪政府悄悄鼓勵南越軍官對吳廷琰發動政變。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南越總統遭到部下綁架謀殺。三個星期後，甘迺迪在達拉斯遇刺。

甘迺迪對越南最大的錯誤就是始終把南北越視為兩個不同的國家。用這種觀點來看北方對南方的軍事行動，就是侵略行動，而共產主義的強權——尤其是中國——則在背後撐腰。甘迺迪的繼任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B. Johnson）蕭規曹隨，將越戰直接與冷戰聯繫起來。這條思路也可溯及韓戰、中國內戰與二戰。從中生聚的教訓應該是，假如美國並未起身對抗共產主義的侵略，那麼美方的決心將會受到質疑，且美國的地位（包括其意識形態立場）會站不住腳。但甘迺迪與詹森都相信，要是美國政府（尤其是民主黨政府）沒有起身對抗共產主義的侵略，就會被意見領袖和選民制裁。甘迺迪與詹森兩者各以不同的原因害怕示弱。根據詹森在德州老家的朋友所述，詹森總說，美國人「會原諒你做的任何事情，除了軟弱」。⁰³

就國內形勢而言，詹森是美國歷來準備最充分的總統。他自從一九三七年就在國會任職，是參議院的能手。當時身為多數黨的領袖，他支持小羅斯福模式的進步主張。任甘迺迪的副總統期間，他被發落到權力的邊緣，鬱鬱寡歡。總統遇刺後，他躍居為美國政壇的第一把交椅。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些是在甘迺迪政府期間就已經發展的計畫，但多數是詹森自己的目標，他有經驗、有膽識、有財力可以讓計畫強渡關山。就立法層面而言，詹森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總統，主要的項目如扶貧、民權、健保等，以及移民改革、教育改革都在他手上通過，他得要應付既往者（與開來者）都窮於應付的棘手問題。在一九六四年的總統選舉，他力壓共和黨對手並以史上最高的得票率連任。

但詹森對於如何解決升級的越戰，也捉襟見肘。儘管他的政治本能告訴他要盡快找到出路，但他也擔心後果。他的優先考量是國內的改革，但他自忖要是對外政策沒有完美的戰績，會無法完整地施行改革。詹森在討論該如何向美國人民報告戰爭形勢時，向參議院時代的親信如實說道：

我想我必須說，不是我害你在這裡，但我們是因為〔與南越〕的條約才會在這裡，我們國家的榮譽命懸一線。如果這個條約沒有用，那所有的都沒什麼用。所以我們才在那裡。既然在那裡了，我們就必須表現得像男子漢一樣。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在我們自己的革命裡，我們想要自由，所以我們自然而然會同情其他也想要自由的人，要是你放著他們不管，給他們自由，我們明天就能離開。⁰⁴

一九六四年，詹森政府漸漸開始相信美國正在面對來自越南共產主義陣營全面的挑戰。針對吳廷琰發起的政變，除了造成政局動盪之外，一無所獲。越南共和國的叛亂持續蔓延。愈來愈多證據指出北越補給叛軍、指揮叛亂。在河內背後的先後分別是北京與莫斯科。儘管有充分跡象指出中蘇的分裂正愈演愈烈，詹森還是把越南問題歸咎為共產主義陣營的問題。根據詹森政府的認定，共產主義強權之間的差異在於蘇聯實際、理性，中共則蠻不講理，愈趨顛狂。不難看出這種思維背後的種族刻板印象：畢竟蘇聯還至少是由歐洲人所領導，而中國則是不諳強權之間的應對進退——或說不願意照章行事——的東方人。詹森的國防部長麥納馬拉相信，正是這種非理性的因素讓戰爭持續不斷。

到了一九六四年中，總統相信贏得越戰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當地展現出軍事意願。要是美國向河內與莫斯科證明它們步步進逼也未能有所斬獲，它們就會不理會中方的抗議，坐上談判桌。麥納馬拉與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雙雙提議轟炸北越，派遣美軍地面部隊，與南越部隊大舉並肩作戰。在一場總統演說的草稿中，邦迪認為美國無法「保證不會對侵略者採取聯合且有必要的報復行動，因為他們一再對南越的自由人民發動戰爭行為。在南越以外下令的事，可以透過各國的法律在南越以外加以懲戒，或者說是人本來就應為自己下令所造成的後果負責。河內的侵略者也心知肚明，全世界都知道他們的罪過」。⁰⁵就連在對外事務上相對算是鴿派的迪安．魯斯克（Dean Rusk）也鼓吹總統。「是戰是和，關鍵就在太平洋，」他對詹森說，「要是我們在蘇聯與中共面前顯得步履蹣跚，將會被解釋成是在犒賞他們所遵循的蹊徑，這將會增加開戰的機會。要是我們的一舉一動向北平〔北京〕釋放出我們示弱的信號，將會增加我方的危險。」⁰⁶

一九六四年八月，詹森以北越船隻向美國海軍軍艦開火的不實報告，藉口讓國會當局同意擴大戰事。所謂的北部灣（Gulf of Tonkin）議案授權總統「動用一切必要手段，以擊退任何對美軍的攻擊，防止進一步侵略」。⁰⁷一九六五年，美國空軍開始空襲北越，美軍數量增加到將近二十萬。到了年底，將近兩千名美國人死於戰事，對國內多數人來說逐漸了解這是真槍實彈，不是美國過去十年在全球涉入的那種代理人衝突。

今天，我們知道美方在政治與軍事上關於越戰當中北越、蘇聯、中共的許多假設與算計都有所差池。北越領導人視戰爭為民族解放的鬥爭。他們劍指軍事勝利，並理解到唯有美國脫鉤後才能達成。蘇聯理解到越戰會對美國在全球冷戰的鬥爭中造成傷害，因為越戰讓第三世界國家與第三世界運動疏離，使蘇聯像是一個支持和平的國家，並且幫助越南對抗美國巨怪。無論以任何標準而言，越南對蘇聯的風險都極低，但對美方而言卻扶搖直上。只是莫斯科向來憂心戰事蔓延到東南亞，迫使蘇聯必須更加主動明確地防禦在地革命。在這樣的情況下，赫魯雪夫的繼任者樂於譴責美國的侵略，對北越提供有限度的援助（部分是為了把它從與中國的盟軍關係拽開來），私底下則告訴詹森說，莫斯科是在節制河內的行徑。蘇方給予美方傳達的並不那麼細膩的訊息是，唯有在華府願意與莫斯科在又一冷戰議題上合作的前提下，才能解決越南問題。

中方在越南的角色是改變最多的，與北京六○年代混亂不堪的政策一致。在六○年代的前半，尤其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後，毛澤東愈加利用越南當作對付蘇聯的武器。毛澤東宣稱，在河內快速通往共產主義以及解放南越的嘗試上，中共給予全面的支持。主席釋出的訊息是，當莫斯科推諉卸責時，中國義無反顧。中國對北越的援助年復一年顯著增加，因為在中蘇意識形態的爭端上，河內站在中國這邊。但當一九六四年美國的介入日深時，毛澤東亟欲避免與美方直接發生如同在朝鮮的衝突。北京向華府示意說，除非美方入侵北越，否則中國不會動用自己的軍力。儘管在國內外的立場愈趨激越，毛澤東對美國的勢力還是敬畏三分。此外，隨著他與蘇方的衝突日漸惡化——必須說，是因為他自己的行徑——毛澤東並不想在印度支那全面開戰。因此，中國的政策包括援助北越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並慫恿他們「持續不懈」地對抗美方，永不妥協。但北京也從韓戰的教訓學到不要涉險。到了一九六七年，中國有十七萬軍隊駐紮在越南，幫助北越防禦，也為美方跨越南北越分界線備戰。「我基本的想法，」周恩來總理對北越代表（譯按：范文同）說，「是我們應該要有耐心。耐心意味著勝利。耐心會帶來更多困難，更多折磨。但是天不會塌，地不會陷，人不會滅。所以耐心會換來勝利，帶來歷史變革，鼓舞亞非拉，限制美帝國主義。」⁰⁸

詹森政府也從國際角度來看待越戰。整個一九六五、六六年，總統相信美方在越南表現出脆弱會轉換成在第三世界其他地方的重挫，甚至也可能影響到歐洲。詹森主要是從結盟的角度來看：要是美國的承諾在東南亞並未兌現，其他地方的盟友與敵人會怎麼想？但在顧問的鼓勵之下，他也嗅到亞、非、拉某些重要地區情勢開始對美方有利。詹森心想，重要的是要在越南堅守堡壘，同時讓其他國家——透過美援項目的幫助與鼓勵——遠離激進主義，朝向自由與經濟成長。認知到對外援助在國會與民眾之間並不受到歡迎，總統發布了一條特殊訊息，就形式與內容而言都非常能夠代表詹森。「對於那些確實致力於在自由之下前進的國家，來自我方以及他國的幫助可說是勝負之間的一念之差，」詹森說道，「這是事物的核心……要是我們閃躲處理全球共同體中的貧窮問題與教育不足問題，我們會為自己及我們的孩子招致厄運。這些會為共產主義不懷好意的招聘軍士所用。我們每錯一步，他們就前進一步。要是我們未能落實我們的義務，共產主義的野心就會更加擴張。那是宰制我們時代的守恆定律，無論是從邏輯上來說，還是從榮譽的角度來看，都無法迴避這條定律。」⁰⁹

在視六○年代中為第三世界的轉捩點這點上，詹森政府並未誤判形勢，儘管這個轉捩點在越南與印度支那其他地方究竟「轉」往什麼長期效應這點，他們看走了眼。在長期以來都是第三世界革命聖地的阿爾及利亞，一九六五年六月，軍隊針對總統本．貝拉發動政變推翻他，幾乎未遭逢抵抗。大多數阿爾及利亞人認為貝拉光說不練。他們想要更實際的經濟發展之道，對那些長期為國而戰的軍民帶來實質的結果。人民反對的不是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項目內容，而是其執行不力，新的革命精英分子又愈發剛愎自用。軍頭胡阿里．布邁丁（Houari Boumedienne）的軍隊佯裝在拍攝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阿爾及爾之戰》（The Battle of Algiers） 的花絮，結果奪下阿爾及利亞首都。布邁丁承諾會少說話，多做事，接下來的幾年也確實如此。在對外政策以及大部分的經濟計畫上，阿爾及利亞與蘇聯愈走愈近，並與第三世界理想主義漸行漸遠。

類似的事件也在迦納發生。長達近十年未受挑戰的國家領導人恩克魯瑪是第三世界的發言人，卻於一九六六年遭到軍事政變推翻。恩克魯瑪由於經濟政策成效緩慢，並且變得愈發獨裁，因而失去了群眾的支持。一九六二年，他開除了大法官，兩年後，他禁絕所有的反對黨，讓迦納變成一黨獨大的國家，自己則成為終身總統。政變發生在恩克魯瑪前往中國與越南的路上，奪權的軍事將領宣稱他們的目的之一，是不要讓迦納落入共產主義的掌控。在他被推翻六個月後出版的《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中，恩克魯瑪控訴國內的政敵被「從西方首都散發出來的反自由宣傳浪潮」所淹沒，這些宣傳「針對中國、越南、印尼、阿爾及利亞、迦納以及所有把自己通往自由的獨立之路斬斷的國家……無論哪裡有針對反動勢力的武裝鬥爭，民族主義者就被稱為叛亂分子、恐怖分子，或時常被稱為『共產主義恐怖分子』」！¹⁰

阿爾及利亞與迦納的政變對詹森政府而言是意外的收穫。儘管並沒有證據顯示中情局直接涉入這些事件，但美國政府明言鼓勵支持這類軍事行動。發生在迦納的結果是產生出親美的軍事獨裁政權，在阿爾及利亞的結果從美方來看則曖昧不明。布邁丁在國際事務上不是耳根子軟的人，美方也深知他親近蘇聯式的計畫。即便如此，比起第三世界主義者本．貝拉，華府還是更屬意他。中情局在彙整政變的報告中評論道：「在阿爾及利亞的許多領域，軍隊或許已經提供比本．貝拉政府或民族解放陣線更完善的領導與治理。」¹¹對於詹森政府而言，在歐洲以外，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分子以及中國、古巴的朋黨所帶來的挑戰已經超過了蘇聯式的思維。儘管冷戰仍方興未艾，莫斯科已成為某種「正常」的敵手——古板拘謹、相對容易預期的歐洲人——第三世界則一片混亂，矯枉過正。美方恐懼的核心在於，日後美國在全球霸權上的敵手可能不是蘇聯，而更像是中國或者古巴的樣貌。

要說是什麼事件讓華府暫停這種思路，那就是一九六五年左派在印尼、剛果的失敗。至少以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挑戰來說，兩者都顯示未來的挑戰可能不是來自北京與哈瓦那。它們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點明作為全球政治反對勢力的第三世界正開始走向終結。對華府來說，在印尼與剛果——以及後來在玻利維亞——的反革命確認了，只要在當地有足夠強悍的盟軍會出於各自的原因對抗激進分子，美國對付第三世界的計畫就還行得通。這一套從觀念上就無法適用於越南，因為當地並不存在這樣的盟友，並且中國就在一旁虎視眈眈。從這樣的落差看來，合乎邏輯的結論是美國應當把軍隊撤出越南，但這也同樣窒礙難行，因為從冷戰的角度看來，美方害怕被人視為軟弱、優柔寡斷的失敗主義者。

自從一九六○年盧蒙巴遇刺後，在剛果，由美方、比利時以及亟欲剝削該國豐厚礦藏的歐洲公司所支持脆弱的中央政府，就陸續遭到零星的左派或分離主義的團體攻擊。到了一九六四年，大規模的叛亂在剛果東部爆發，激進分子占領了金夏沙（當時稱雷堡市〔Leopoldville〕），並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國。當歐洲與南非傭兵與美方顧問馳援的剛果軍隊接近金夏沙時，叛軍俘虜歐洲人質，威脅要是繼續逼近就要處決他們。處決盧蒙巴也有份的首相莫伊茲．沖伯（Moïse Tshombe） 請求西方介入。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詹森總統決議動用美方軍機輸送比利時軍隊到剛果東部去撤離人質。「我們不能就這麼讓食人族殺死一堆人」，總統在他位於德州的牧場說道。¹²共計上千人被救援出來，但兩百名人質還有數千名剛果人遭到撕票。在中情局領導的外來行動支援下，剛果政府逐漸掌握了叛軍的領地，並血債血還。

美國對剛果政局的介入導致非洲其他地方火冒三丈，不是因為他們對常被視為雜牌軍的剛果叛軍情有獨鍾，而是因為美方與前殖民主的勾連。人民共和國殘餘的部將自稱「辛巴」（獅子），他們取得了埃及、阿爾及利亞方面的援助，古巴方面則於一九六五年四月派遣切．格瓦拉與超過百人的精兵前來並肩作戰。格瓦拉在剛果東部的叢林中耗了七個月，未見成效。他對於叛軍猶如一盤散沙，叛軍領袖卻在開羅醉生夢死，不願在剛果鏖戰感到忿忿不平。到了一九六五年年底，反叛勢力已被撲滅。美國在「舔舐剛果叛亂」，詹森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科默（Robert Komer）回報：「我們與比利時幾乎在幫沖伯發號施令，提供所有他需要的東西——金錢、武力、顧問。」¹³

在地球的另一邊，印尼在美國的國際多事地帶名單上榜上有名，甚至比剛果排名更高。善變的蘇卡諾領導的印尼民族主義者於一九四九年從荷蘭取得獨立，美國居中促成解放。華府之所以決議推一把讓荷蘭允予前殖民地完全的獨立，部分是因為蘇卡諾似乎是個硬派的反共主義者。一九四八年，他的軍隊在內戰中與強大的印尼共產黨（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PKI）短暫交火，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但當蘇卡諾開始對全球反殖民鬥爭興致盎然，在國內推行激進的經濟政策時，印尼就失寵於美國了。在華府，蘇卡諾所主持的萬隆會議被視為對美國對外政策的挑戰，因此對艾森豪政府來說，蘇卡諾如鯁在喉。當一九五七年，印尼總統更加集權，並與捲土重來的共產黨合作時，美國的耐心耗盡。有英國、荷蘭緊跟在後，艾森豪政府執行祕密行動，協助在蘇門答臘的反蘇卡諾伊斯蘭叛軍。「我們應該避免印尼走向共產主義，」杜勒斯告訴英方，「要是爪哇被共產黨人給宰制，我方能做得最好的事，就是從蘇門答臘開始讓外島獨立，來破壞他們的體系。」¹⁴

中情局針對蘇卡諾的行動失敗了，但可以理解的是，這也讓印尼領導人意識到美方正在盯梢他。六○年代，他的政策變得更堅決要為印尼人打造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在他看來，這個國家應該要包含婆羅洲、新幾內亞甚至馬來亞半島。他試圖將讓他穩坐江山的合夥關係常態化，宣布他的政府是奠基於「納沙貢」（Nasakom）：民族主義、宗教、共產主義（譯按：分別為 nasionalisme、agama、komunisme）。當馬來西亞於一九六三年獨立，一如預期地，蘇卡諾批判馬國為新殖民主義的英國傀儡國家，並發動三年的低度戰爭，馬來語中稱之為衝突（konfrontasi）。印尼軍隊在婆羅洲對抗英國、澳洲，共產黨在印尼立足之際，美國亟欲找到一個適切的政策。詹森政府舉棋不定。總統希望撤除所有援助，但五角大廈和中情局建議繼續與軍隊聯繫，冀望軍官將領會對抗蘇卡諾。

但在與第三世界惹事生非的人的關係中，華府並非唯一受挫的勢力。蘇聯人士受夠了老是被蘇卡諾批評又老又白，又無精打采；印尼共產黨對蘇聯的批評則類似中方，說他們走修正主義道路。然而至此蘇聯仍是最大的武器供應方。如同美方一樣，莫斯科對印尼軍官敞開談話的線路，但在政治上對他們並沒有直接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中方似乎與蘇卡諾和印尼共產黨兩造都過從甚密。到了六○年代初期，當中蘇交惡已昭昭可見，印尼的總統設想可以把北京拉到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反冷戰的平臺上。他在演說、寫作中謳歌中國的重要地位。但毛澤東對此一關係並未禮尚往來。毛主席於六○年代中更趨左傾，蘇卡諾和他的政權似乎愈來愈不可信，只因為那是一個「資產階級」而非真正社會主義的政府。

印尼形勢愈演愈烈，蘇卡諾似乎在惴惴不安的政治形勢中雄起。他稱一九六五年為「危險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並加強投入在政經改革上的心力。他的魯莽惹禍上身。一九六五年夏，總統提案創建武裝民兵與傳統軍隊相輔相成，此舉讓高階軍官如芒刺在背。同時，共產黨人根據中國醫生的信息，憂心蘇卡諾的健康狀況。他們認定一旦蘇卡諾逝世，軍事將領又將再次針對他們。印尼共產黨率先開了第一槍，准予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共產黨的低階軍官發動政變，過程中六名將領遭到殺害。但蘇哈托（Suharto）率領剩下的將領反擊，控制了雅加達，「保護」蘇卡諾並讓印尼共產黨非法化。

緊接在雅加達政變之後的是整場冷戰中最不堪的平民屠殺場面。軍隊的右翼民族主義者與某些穆斯林宗教領袖煽動組織對共產黨人大肆屠殺。對這場殘暴的攻擊，共產黨人似乎毫無防備。被懷疑與共產黨人合作（通常毫無根據）的少數民族也遭池魚之殃。華人社群尤其傷亡慘重。總計至少有五十萬人遭到殺害，多數被砍頭或者割喉。「就像一道閃電，」一名目擊者說，劊子手的「開山刀劈開受害者的脖子，受害者是一名手無縛雞之力、瞎了一隻眼的腳踏車修理工。他的頭被裝進沙袋。然後他綁起來的雙手被解開，讓他看起來好像死前沒有先被綑綁。一開始他的無頭屍身消失在水面之下，最後又浮了起來。下一個被殺的是一名婦女；我不知道她是誰。」¹⁵在印尼的某一區，屍體多到河川的水流受阻。美國大使館在這場殺害中也有份，提供給軍隊共產黨人的名冊。¹⁶

在國際上，持各方立場的人似乎都因為蘇卡諾的離去鬆了一口氣。美方最有理由感到如釋重負。「至少我們讓蘇卡諾逃難去，」科默寫給詹森總統說道，「軍隊打贏了蘇卡諾的潛在重要性難以估量。印尼……原本正要成為另一個擴張型的共產主義國家，這本將會嚴重威脅到整個西方在東南亞大陸的地位……這股潮流已經戛然翻轉。」¹⁷蘇聯舔舐傷口，但責怪蘇卡諾與印尼共產黨造成這場災難。持褊狹毛主義觀點的中方也無動於衷。「我認為蘇卡諾被推翻可能是件好事，」外交部長陳毅說，「蘇卡諾可以協調左右派。但印尼的未來仰賴印尼共產黨的武裝鬥爭。這是最重要的事。」陳毅的迷夢旋即破碎。蘇聯集團以外最強而有力的共產黨就此一蹶不振，印尼進入三十年的右翼獨裁統治。¹⁸

六○年代中如此多的第三世界領袖遭到推翻，意味著運動整體的危機。原訂一九六五年於阿爾吉爾舉行的亞非會議從未上場，這一點也饒富意義。有一名代表說這場取消的會議是「亞非世界的墓碑」。¹⁹亞非集團愈來愈多國家如埃及、阿爾及利亞、敘利亞、伊拉克、印度等，至少就接受援助與發展模式而言開始倒向蘇聯。以迥異面貌成為共產主義國家的古巴與南斯拉夫，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開始更加強調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通常與諸如原油等資源的出口關係密切。對美方來說，這無疑如釋重負，但仍必須奠基在這些勝利上繼續前進。「在您向國務卿和其他人表達樂見印尼、迦納政變的結果時，」科默建議詹森總統，「您要明白表示，我們必須利用這樣的成果，愈快、愈有技巧愈好。」²⁰

亞非遠離第三世界理想的傾向，使得美國對越南、印度支那採取強硬態度。回頭來看，很容易看出詹森政府從六○年代中的巨變裡總結出錯誤的教訓。他們以為美國在越南的決心讓各地都叛離了激進主義，儘管即便是中情局也沒有找到相關的佐證。美國自從六○年代中開始，對越南政策就驚人地缺乏想像力。面對南越的政局持續不穩，國務卿魯斯克於一九六六年四月總結道：「面對在亞洲備受威脅的國家，在越南的失敗，顯然是因為非我方可以控制的政治困境所致，但我們必須自問，如果沒有這項因素，就比較不嚴重了嗎？」

一如既往，這個問題最終歸結到：要是越南淪陷了，在東南亞是不是還有一道守得住的防線。在此，我們必須認知到，在印尼的反共政權對我們來說是讓我們喘了一大口氣……但未來一兩年內，讓東南亞其他地方也能穩住，端看一年以前所評估的那些要素，首先是泰國、寮國，再來是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緊追在後——要是美國在越南不論任何理由失敗了——中共可能將會施加壓力，屆時看這些國家是否還有殘存的意志抵抗中方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穩住泰國，東南亞其他地方可能遲早尾隨其後。換句話說，東南亞的戰略利害關係從根本上說，沒有因為越南失敗的原因之政治性質而改變。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其他自由國家——韓國、臺灣、日本和菲律賓——在更廣泛的東亞地區也會受到同樣的衝擊。²¹

因此，美國繼續在越南作戰，即便勝利似乎並不在望。在五角大廈的建議之下，詹森政府於越南挹注更多的人力和資源，建造機場、深水碼頭、基地、醫院，並對南越政府提供平民援助。此時的南越政府似乎愈發陷於內鬥，無法防禦自身。美國加大空中作戰行動，用B－52轟炸機瞄準北越境內的目標。其戰略——如果稱得上是戰略的話——是把美軍部署在南越防衛的周邊，以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和北越的軍事單位造成最大的傷害。然後，南越軍隊就能在南越的核心地帶處置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戰士。隨著共產黨的傷亡增加，理論上河內有朝一日將別無選擇，只能坐上談判桌接受美方的條件。

這項策略一敗塗地。在威廉．魏摩蘭（William Westmoreland）將軍的指揮下，美軍大幅破壞共產黨勢力。八十萬北越與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死於作戰，美軍則折損五萬八千人。但美方在戰場上的勝利並未能轉換為對領土的掌握。美軍一移師他處，共產黨的單位就捲土重來。有時一整區在白天由南越、美方控管，到了晚間就由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把持。全國人民對西貢政府的忠誠度有待考驗。儘管多數農民只想要避開戰事，也有大批青年男女志願為共產黨作戰。為了解決管控上的問題，美方與南越開始把農民搬到戰略村，表面上提供他們更好的住宿與教育，實則是為了避免農民接觸到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但結果看來，這種戰爭期間的社會工程往往事與願違，因為南越人民並不願意遷出祖傳的田產與村落。

一如所有冷戰期間發生的爭端一樣，平民百姓生靈塗炭，約有五萬北越人民死於美軍空襲。美國在北越投放的炸彈數量比整個二戰期間轟炸日本的數量還多。南北加起來逾二十萬人死於共產主義的政治活動。數十萬人成為在自己國家境內的難民，數萬人受到凝固汽油彈或橙劑毒害。越戰揭示了冷戰最悲慘的一面，從現在的眼光看來，這場造成巨大傷亡的戰役根本毫無開打的理由。

美國戰略未能施展的一個關鍵理由，是北越背後有中蘇撐腰。黎筍與盟友協商，縱橫捭闔，儘管莫斯科與北京在美國對越南作戰期間始終不和，不過即便是在一九六九年中蘇幾乎瀕臨開戰時，河內政府卻仍持續從兩方都取得援助。河內之所以能左右逢源，部分是透過讓支持北越成為為國際主義宗旨奉獻的試金石，部分則是讓兩個共產主義強權鷸蚌相爭，坐收漁利。到一九六五年為止，中方軍民對北越的馳援遠比來自蘇聯的還多。北京與河內在政治上也更為緊密，越共領袖支持中國對蘇聯「蘇修」、「右傾」等指控。但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激進主義改變了中越關係。越共不滿成天要被提點在國內政治應當如何行事，又要慎防同時提及中蘇援助會「侮辱」中國。中方顧問組成的紅衛兵集結於河內、海防，勸告越南人民要譴責修正主義，向毛主席學習。同時，毛派分子攔截借道中國的蘇聯軍事補給。在北京，毛主席仍然堅持他才應當是對越南如何揮軍運籌帷幄的人。一九六七年與北越總理范文同、武元甲將軍會晤時，毛澤東對他們說：「打消耗戰就像吃飯一樣，一口別吃太多。和美軍作戰，你們可以一口先吃個一排，一個連，或者一個營。和偽軍作戰，可以一口吃一個團。就是說，戰爭就像吃飯一樣，得一口一口地吃。打仗並不是那麼難懂的。打仗和吃飯是一個道理。」²²

不教人意外的是，在河內的政治領袖的印象裡，中國打算讓越南人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因此，他們逐漸向蘇聯靠攏，蘇方也願意投桃報李，當作羞辱美方、斥責中方的大好機會。蘇聯對北越在軍事與民間方面的援助於一九六七年激增。²³但同時，莫斯科指示黎筍和他的心腹，要是出現契機，應當適時協商。蘇聯的目的是確保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失利，同時讓莫斯科方面成為潛在促成談話的和事佬。可以理解的是，北越決定要嘗試快速在戰場上取得實質的勝利，以便讓自己在靠山的面前可以抬頭挺胸，也在與南越、美方的對抗中取得先機。黎筍認為，要想開始協商，就必須先在戰場上小有斬獲。但他也希望南越政權垮臺，全面取勝。

北越與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發動的新春攻勢（Tet offensive）於一九六八年元月展開。河內下令掃蕩並在南方發動起義。儘管離預定的目標還有一大段差距，這波攻勢還是動搖了南越的權力結構，也使人更加質疑美國留在西貢的效益。共產黨小組在全國包括在首都市中心地帶發起攻勢。他們闖進美國大使館，占領了主要的廣播電臺，在總統府附近械鬥。這些行動以及其他蔓延在南越類似的「奇觀」，實質上是自殺式的任務，共產黨的戰士往往在幾小時內就陣亡。規模更大的部隊從未增援，起義也告失敗。但在西貢及其他城市發生的械鬥在美國黃金時段的電視上播出，新聞主播開始質疑戰爭的效果。甫自越南歸來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主播克朗凱告訴收視觀眾：「無論是在越南還是在華府，美國領導人的樂觀主義太常讓我們失望了。對於他們撥雲見日所尋覓出的那一絲曙光，我們難以再有信心……現在似乎比以往可以更加肯定的是，在越南的血腥經驗將會以僵局收場……對本臺記者來說，顯然唯一合理的出路是協商。不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協商，而是以宣誓要捍衛民主、並且全力以赴的光榮人民之態度協商。」²⁴

在新春攻勢中，有一千五百名美軍陣亡，七千名重傷。儘管共產黨折損的人數是這個的二十倍之多，但在美國境內及其盟軍之間，已經開始意會到這是一場久攻不下的戰爭。自一九六七年起，學生組織或獨立社運團體組織的大規模反戰示威行動蔓延全美，同時非裔美籍運動也日趨激越尚武，許多美國人開始覺得國家失去方向，暴亂叢生。對多數抗議者來說，反越戰與國內的種族壓迫是一體兩面。「為什麼射殺他們？他們可從沒叫過我黑鬼。」²⁵重量級拳擊世界冠軍穆罕穆德．阿里（Muhammad Ali）這麼對那些試圖徵召他參戰的人說。就連溫和派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都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宣告「沉默就是背叛的時刻已經到來」：

與越南休戚與共的時刻已經到來……我們把那些被我們社會致殘的年輕黑人送到八千英里之外，以保障他們在東南亞享有在喬治亞州西南部和東哈林區所沒有的自由……我試圖向他們表達我最深切的同情，同時保持我的信念，即透過非暴力行動最有意義地實現社會變革。但他們問「那越南呢？」他們問我們自己的國家是否沒有使用大量的暴力來解決它的問題，以實現它想要的改變。他們的問題一針見血。我知道，如果沒有先與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暴力傳播者——我自己的政府——明確交談，我就再也無法大聲反對貧民窟中被壓迫者的暴力行為。²⁶

越戰毀了詹森的總統政績，讓他決定一九六八年不尋求連任。從各方面來說，這都是一場悲劇：一屆如此有心致力於美國國內變革並成效卓著的政權，遭到一場境外的戰爭所摧毀，而究其參戰原因，只不過是出於無知或者基於冷戰的慣例出兵。但詹森的世界觀之穩健程度，遠比他所獲得的肯定還多。對他來說，就像對甘迺迪而言，國內的改革與冷戰是攜手共進。美國無法顧此失彼。美國捲入越戰真正的悲劇，就在於這成為兩方面失敗的催化劑。與二十世紀相比，詹森留給他的國家是更多的迷茫，不知道在國內能取得什麼成就，也不知道如何對國外發揮影響力。

越南真正的悲劇當然終歸還是越南自身。越南像韓國一樣被冷戰分裂，共產黨的暴行與失敗的發展計畫、美國的占領與轟炸都難辭其咎。但跟韓國的差別在於，越共幾乎壟斷了整個民族主義運動，南越領導人從來未能自行建立足堪重任的政府。要是南越有更充裕的時間站穩腳跟，會否有所不同？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相反地，美國在越南上耗費金錢與心神的程度，比冷戰期間任何其他的介入行動還多。未能成事的原因並非因為努力不夠，而可能是因為越南自始至終就不是個適合干預的地方。

隨著越戰朝向真正的協商方向發展，美方對當地的干預顯然意味著全球對美國角色的支持顯著下滑。諷刺的是，就當非洲、亞洲開始遠離第三世界計畫，古巴未能革拉美之命時，美國卻被困在少數他們打不贏的衝突當中。在感知上來說，為自己的愚蠢所須付出的代價甚巨。戴高樂在法國深陷印度支那危機後，還自鳴得意，稱越戰為越南對美國的「民族抗爭」，美方升高戰事則是激起中、蘇回應的「幻象」，並且「遭到歐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人的譴責，對世界和平造成的威脅與日俱增」。²⁷

就全球冷戰而言，美國對印度支那的干預，給予蘇聯一個將自己樹立為異於美式宰制、資本主義剝削的替代性方案。從匈牙利起義到柏林圍牆到剛果危機，蘇聯似乎落居人後。在美國的強權以及東歐的民怨挑戰之下，與中國的決裂，第三世界的出現，蘇聯及其體系似乎已跟不上世界的節奏。越南給了他們一個重整旗鼓的機會。事已至此，儘管是透過他人的失敗而非自己的斬獲東山再起，也無關緊要了。要是以雙極的思維來想——冷戰期間許多人都是這麼想的——這兩件事也相去不遠。美國的損失就是蘇聯的獲利。

雖然有來自戴高樂及其他人的挑戰，北約在歐洲仍然頑強。即便聚焦於越南並未顯著轉移美國對歐洲的關注，可以說越戰也讓詹森政權避免再捲入其他浮上檯面的危機。其中一項危機是巴勒斯坦的難民問題浮現在緊張關係再度升高的中東。詹森對以色列增援，他把以色列看作是在一團混亂當中的一座西方式穩定孤島。以色列人接收到更多的民間資助以及轟炸機、坦克等軍事硬體設備。詹森也刻意對以色列的核武項目視若無睹。一九六五年，美國總統對一位猶太裔內閣成員亞伯拉罕．魯比科夫（Abraham Ribicoff）說，與以色列合作愉快。「昨天我生日收到〔以色列總理列維．〕艾希科爾（Levi Eshkol）一封長長的電報——文情並茂。我拯救了他，為他的器械助一臂之力之類的。我低調行事，而且覺得頗見成效。」²⁸巴勒斯坦人在這對等關係當中彷彿完全不存在。

另一個被忽略的是南非的發展，葡萄牙人在此緊緊抓著他們百廢待舉的帝國，白人優越的政權在南非與羅德西亞發展。南非是去殖民化的最後議題，詹森極盡迴避之能事。縱然他無疑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頗為反感——畢竟詹森是美國史上最在意民權的總統——但他覺得以冷戰來說，他同時需要南非人民和葡萄牙人同舟共濟。科默言簡意賅地總結詹森面臨的困局：美國向葡萄牙租借亞速基地（Azores base），「使他們很難反對葡萄牙人，而英國在羅德西亞和南非的經濟投注也讓我們不願意對他們施壓……要是我們可以有效控制這些議題，而非心不甘情不願地被拖到無可救藥的境地，我們就能讓非洲事務保持在合理範圍內」。²⁹

但南非形勢的發展並未等待美國在去殖民化、種族平等上的緩慢步調。到了一九六八年，解放運動已經對安哥拉、莫三比克、幾內亞比索的葡萄牙人發動武裝抗爭。在南非，主要的反種族隔離運動非洲民族議會（ANC）也已致力於對普利托利亞（Pretoria，譯按：南非行政首都）政權的武裝鬥爭。詹森政權並未展現與被壓迫者團結，而是憂心蘇聯與中國對解放運動的影響。詹森心想，非洲人和非裔美國人一樣，都應該感謝總統為他們鞠躬盡瘁。當他的總統職位在國內黑人、學生騷亂的烽煙中化為灰燼，在越南又久攻不下，詹森哀嘆道：「我要求的不多。」他對顧問說，「只要一點感謝，一點謝意，也就夠了。但看看我得到什麼？暴亂蔓延一百七十五座城市，燒殺擄掠，毀了一切。」³⁰就在詹森納悶為何全美城市烽煙四起之際，冷戰在海外又翻過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