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打破帝國

冷戰的起源是發生在歐洲與歐洲的旁支美、俄的意識形態競爭。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那樣的競爭開始與圍繞在歐洲海外帝國崩頹的過程中所發生的事彼此勾連。歐洲制霸國際事務已有至少兩個世紀。但是二戰後亞洲重整旗鼓顯示，這項優越的地位已經不能再被視為理所當然。且五、六○年代去殖民進程加速，及至一九七○年時，獨立國家的數量已經比一九四五年增加了將近四倍。它們都想在國際舞臺上有自己的發言權。且他們不願在未有爭取自己利益的情況下遵循冷戰的二元體系。

冷戰遇上去殖民運動，觸發了第三世界運動。第三世界的名稱是其主要倡導者為向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多數抗暴平民——第三等級（Third Estate）致敬而以之命名，但其目的卻非常當代。新興獨立國家的領導人，如印尼的蘇卡諾或印度的尼赫魯，認為是時候該讓他們的國家占據國際舞臺的中心位置了。歐洲人是世界的少數，他們已經主宰世界太久了，且並未好好善盡其責。他們不僅造成了殖民主義以及兩次世界大戰，而且在殖民主義中還創造了一個只有利於歐洲人士的政經體系。全世界廣大人民的才華、輿情、文化、宗教都遭到忽視。現在該是時候讓那些被剝奪權利的人管理自己剛被解放的國家，乃至掌理全世界了。

對於第三世界的領導人而言，冷戰是殖民主義體系的產物。這是歐洲人企圖規範與主宰他人事務，告訴他們應該如何行事、做些什麼的嘗試。儘管在新興獨立國家中，有許多人並不信任資本主義，因為這是他們的殖民主試圖加諸於他們之上的體系，但是大多數情況是，他們並未準備好要擁抱蘇聯式的共產主義作為替代方案。蘇聯共產主義似乎控管太過密不透風、太過專制主義，或者總之對於後殖民國家而言太過歐化了。儘管如印度、印尼等許多國家試圖學習蘇聯經驗，但是第三世界的議程往往獨立於這兩造的權力陣營之外。這項議程脫胎於一九五五年的亞非萬隆會議，強調完全的政經主權、前殖民地國家之間的團結與解放運動，以及解決爭端的和平方案，然後廢除核武。

對於超級強權而言，這是個惱人的局面。美國愈發將自己的民族經驗置於理解全球局勢發展的核心。隨著冷戰局勢僵固，不順服於美國自由和經濟成長願景的國家就被認為是傾向蘇聯。蘇聯那方則認為，所有「第三」的立場都僅是通往社會主義的舞臺，最終都會導向蘇式共產主義。這也無怪乎非歐洲人視這兩方強權如出一轍——儘管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對立。誠然，領導者像是阿爾及利亞的本．貝拉或者迦納的夸梅．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都將兩方強權對他們的要求比喻為晚期的殖民主義。美蘇兩方都想要掌控政治和外交，但同時也在強權可提供的既有框架中尋求發展。在同一個市場上，他們都是竊賊，儘管美國在爭取管控上更加強而有力，也因此較蘇聯所能調集的資源更加無孔不入。

五、六○年代去殖民運動遍地開花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是殖民強權在社經方面力量枯竭。若在一九一○年，任何一位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或英國人）仍然可以穩妥地自視身處全球之巔。他也許在自己的國家身無分文，或感覺到來自婦女參政運動者或革命分子的威脅。但是就他記憶所及，全球的議程是由他的母國所設定。世界經濟體系是為了讓他生產和消費而創造的。他的文化和宗教舉世歆羨。而那些非基督教歐洲人的人，那些並未擁有歐洲科學、科技、軍事能力，沒有四通八達且目標明確的行政體系的他者，都被看成顯著地低人一等。

將這種狀況與下一個世代相比，在一九四五年，歐洲國家已被戰事消磨殆盡，他們的居民都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身處世界核心地位。若他們無法避免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大陸大卸八塊，那麼他們有何權利統治他人？那些種族優越的原則——至少是公開聲明的部分——現已聲名狼藉，希特勒便是一例。而且，一名英國青年或法國青年的當務之急，難道不是照看他們自己已經千瘡百孔的國家，而非遠在天邊的他鄉嗎？資源有限，而幾乎所有歐洲人都希望這些資源是用在自己國內。

去殖民運動的原因之二，是反抗殖民地的外國統治。雖然任何反殖運動都不太可能僅靠武力就將歐洲人趕出殖民地，但是這些運動讓殖民主義代價愈來越愈高昂，也使這件事在殖民母國愈來愈不受歡迎。像是印度國民大會黨或者非洲民族議會都倡導民族獨立和基本的經濟重整，以更好地服務其國家的原生居民。他們希望其人民被認可為推動世界歷史的新驅力，而非僅是自己國家的二等公民。

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和全球經濟蕭條，使得政治焦點集中在這些運動上，並且使得這些運動得到廣大的支持。凡此種種，在二○年代以前幾乎都是少數人的現象，運動領袖很難說服國人冒險挑戰殖民統治。但是那之後，他們的規模和重要性都與日俱增，尤其是因為殖民力量試圖用武力加以撲滅。印度的尼赫魯曾被英國人關押，其政治精神導師甘地也是。蘇卡諾、胡志明、本．貝拉都曾身陷囹圄，流放外邦。他們變成人民的英雄，反殖辭令開始在許多青年男女間傳唱，這些青年男女往往出身顯赫，在歐美最好的大學受教。

這些內線防禦和抵抗的過程於世紀之初就開始在進行，即便直到一九四五年才蔚為勢力。冷戰雖然並未是這兩者的決定性因素，卻也帶來了影響。全球經濟重構逐漸以美國馬首是瞻，這變成了帝國形式傾頹的重要因素。而蘇聯支持解放運動和某些運動在蘇聯範例影響下的激化，也對此造成影響。但是至為重要的是在歐洲內部發生的冷戰，英法需要強化自己的國防，與美國結盟，它們（特別是法國）憂心殖民地長期的混亂狀態會導致宗主國國內自己的激進化。及至六○年代初，當冷戰的焦點轉移到了第三世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衝突早已行之有年。

冷戰如何從經濟方面影響去殖民的這段歷史相當詭譎。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英法帝國主義高張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改善其帝國所有居民生活的前景之上，這意味著要告別早年赤裸裸的剝削。但是戰爭和經濟蕭條使宗主國在經濟上對殖民地的依賴有增無減。因此他們企圖重構某些機制，使之更為嘉惠歐洲人，卻發現這麼做困難重重。帝國優先體系在美國人看來是殖民主義的問題所在——限制了自由市場，也令美國難以進入外國市場——不僅如此，這套體系也與原先相信帝國改革派的殖民地本地精英漸行漸遠。但是整體而言，這些方法並不適合變化中的全球現實。美國和其他（非英法的）國家在殖民地經濟發展中變得愈來愈重要。同時西歐的經濟合作和貿易也對英法愈來愈重要。這是無法持續下去的齟齬。

冷戰期間，美國在去殖民過程中的角色舉足輕重。多數美國人認為殖民主義不足取法。美國透過反抗英國得到自己國家的獨立地位。帝國控制意味著自由和自由貿易受限，而這兩個概念都是美國人所珍視的。但是大多數美國白人也懷疑有色人種無法在沒有歐裔人士的協助下治理自己。這種恐懼在冷戰的第一階段與日俱增。由於有另一超級強權爭奪著這些國家的目光，華府方面害怕這些後殖民領袖會輕易受到蠱惑，投效蘇聯陣營。因此，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反殖民本能在冷戰的考量下必須加以淡化。

有美方的支持，是歐洲的殖民帝國何以在四○年代並未全數傾頹，反而還持續了二十年（葡萄牙的例子是三十年）之久的主因。一九四五年後，由於經濟貧困，加上歐洲內部亟需自我防禦，沒有任何歐洲國家在財務上有能力維護其殖民領地。唯有在美國願意為這些國家的國內開支買單的情況下，殖民主義的假象才能苟延殘喘。對此，所有殖民宗主國當然都了然於心，並且盡可能地將他們對解職心不甘、情不願的態度，表現為共同對抗共產主義的一部分。美國政策制定者習於在北約和其他國際組織與西歐同盟共事，鮮少懷疑其盟友的動機。華府自己對反共的專注遠遠超出對反殖民主義的關注，除非一旦解殖失敗就會助長共產主義團體（例如印度和印尼）。當英國聲稱肯亞民族主義者喬莫．甘耶達（Jomo Kenyatta）被共產主義者控制，或者法國聲稱幾內亞領導者塞古．杜爾（Sékou Touré）亦是如此時，美方並未抗議，儘管他們自己的情報單位表示這並非事實。

在杜魯門和艾森豪政府時期，美國人也憂心一旦失去殖民地，會致使歐洲強權失去優勢地位。這一發展可能威脅到歐洲的穩定，使西歐在對抗歐陸或國際共產主義上勢力更為單薄。這些政府完全依賴向美方借貸，這一點對於形式而言有害無利。經濟上的疲軟導致英法只能向美國卑躬屈節，這讓他們滿腹怨言，並且猜忌美國人對他們的海外領地有所圖謀。儘管宗主國內部貧弱，但是帝國仍然讓他們身居強權地位。失去帝國的英國，用一名英國殖民地官員的話來說，就僅是「某種窮人版的瑞典」。⁰¹

然而，一九四五年後，歐洲帝國註定走下坡。儘管有著強大的美援，國內經濟疲弱與殖民地日漸高張的反抗局勢已經決定了結果。完成去殖民程序的英法政府並非社會主義左翼政府，而是邱吉爾、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和哈羅德．麥米倫（Harold Macmillan）所領導的英國保守派，以及法國戴高樂的民族主義右翼政府。他們固然遺憾失去殖民地，但也了解他們別無選擇。正如末代英領奈及利亞將軍詹姆士．羅伯遜爵士（Sir James Robertson）一九五九年的洞見：「問題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一部分是因為經歷了兩次大戰，我們已經不再強大到能堅持花更多時間來打造政府的民主形式；一部分也是因為美國透過訓練幾世代的人們自己管理自己，反對我們的殖民主義；另一部分是因為來自共產主義勁敵的威脅，我們必須比我們所設想的更快行動。」⁰²

在美國這一方面，軍事政策逐漸遍及全球，亟需取得關鍵資源和原物料，這些在去殖民的過程中是重要的考量。美國領導人愈發將他們的國家看成是勾連在全世界反共運動中的一員，有責任打造出一套讓全球資本主義得以順利運作的體系。在冷戰對峙中，美國軍事基地網絡是不可或缺的，而確保歐洲與日本經濟重建所需的資源也同等重要。及至一九六○年，美國已經在全球都部署了軍事基地，進一步提升了其軍事優勢，其中許多基地都來自殖民強權的首肯與禮遇。若戰爭發生，美國可以使用英法遍及全球的基地。除此之外，美國在殖民地（從阿森松島到亞速和百慕達）也長期租用自己的基地。法國控制的摩洛哥有美國基地。位於印度洋的英領迪戈加西亞島（Diego Garcia）在去殖民運動後仍然是英國的領地，主要就是為了讓美國得以在當地建造大型軍事基地，原本住在該島上的一千兩百人則遭到驅離。

整個冷戰期間，美國領導人擔憂蘇聯會直接或間接控制美國盟國經濟所依賴的原物料。出於這種恐懼，提出經濟國有化、生產計畫、出口限制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總是被與共產主義或蘇聯影響混為一談。從資源的角度來看，冷戰就是關於絕對的控制。任何有助於敵人取得無論經濟還是戰略上關鍵資源影響力的事物，對美國都是一大挑戰。對於軍工業極為重要的金屬自然是重中之重。在一九四○年代，最為重要的金屬資源是用以製造核武的鈾。美國試圖壟斷比屬剛果和南非的鈾礦，雖然人們很快就發現鈾金屬分布相當分散，難以壟斷。

冷戰最為重要的戰略資源是原油。二十世紀前半葉見證石油從少數能源躍升到讓現代國家正常運作的主要能源。一九五四年，蘇聯變得可以自給自足，如此一來它就不必為了自己國內需求與西方爭奪外國石油。但是後史達林時代的莫斯科領導人深知美國的盟國仰賴進口石油來滿足經濟成長需求。西歐對石油能源的依賴從一九四五年不到一○％，到一九六○年的三分之一。在日本，數字更為驚人：從六％到四○％。到了一九五○年，八五％的西歐進口石油已經都來自中東。對美國而言，美國及至一九七○年都還主要仰賴國內生產的石油，因此控制中東油田仍然只是出於戰略的重要性。

中東原油的主要生產國有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和波斯灣沿岸國家。在二十世紀前半葉，英國都還是宰制這些國家的主要外國強權。英國國力日益衰退，英領原油公司也為了維持其地位而掙扎不已。例如在伊朗，全國最大的原油生產者英伊石油公司（AIOC）坐擁位於阿巴丹（Abadan）的全世界最大煉油廠。民族主義者試圖推動伊朗增進自身利益。儘管利益分配與伊朗員工的工作條件都明顯不公，英伊石油公司和英國政府仍拒絕改變。結果導致伊朗選出了由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ed Mossadegh）所領導的民族主義政府，致力於將原油事業國有化。

起初美方建議英國人妥協。在沙烏地阿拉伯，主要原油生產商是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 ARAMCO），美國政府成功推動阿拉伯君主制政府與美國企業主五五分帳。但是不論是伊朗人還是英國人都不接受美國的提議。相反地，衝突愈來愈白熱化。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伊朗國會（Majlis）表決通過國有化石油企業，給予現任公司所有人補償。英國人發動禁運伊朗石油，並且訴請美國支持。倫敦方面稱伊朗石油國有化將為西方帶來戰略上的危險。他們稱強而有力的伊朗共產黨——伊朗人民黨（Tudeh）——正在德黑蘭的政治側翼蓄勢待發。伊朗人民黨將受惠於國有化。

杜魯門政府遲疑了，雖然它逐漸傾向英方。儘管如此，伊朗首相摩薩台並非共產主義者。他一直強硬抨擊蘇聯占領伊朗北方，並且為一九四四年之事攻訐伊朗人民黨：「如果你們主張自己是社會主義者，那麼為何你們願意為蘇俄犧牲自己國家的利益？」⁰³但華府方面擔憂其長期效應以及地區不穩。隨著禁運令開始造成伊朗內部嚴重的經濟問題，反對摩薩台的聲浪愈來愈高漲。他的反應是暫時停止國會運作，加緊依賴包含伊朗人民黨在內的伊朗左翼，尋求其支持。

艾森豪政府決定加入英國發動祕密行動，令摩薩台政府倒臺。透過伊朗線民與雇請的特務，中情局散布了一連串的假消息與示威活動。中情局所雇請的伊朗人有時會喬裝成伊朗人民黨成員，攻擊伊斯蘭傳道士或沙王（Shah）的顧問，目的是製造社會動亂，並凝聚保守派反對摩薩台的勢力：沙王、伊斯蘭神職人員和軍方。一九五三年八月，在年輕的沙王禮薩．巴勒維（Reza Pahlavi）驚惶失措地逃離伊朗後，精心策劃的政變本來幾乎功敗垂成。但是軍方介入，逮捕摩薩台，並鎮壓了伊朗人民黨。巴勒維在美國中央情報領導人杜勒斯的陪同下回到德黑蘭。在接下來的二十六年間，沙王與美國緊密結盟，專制統治伊朗。

儘管美方猜忌英方的動機，但是由伊朗政變一事可看出兩國合作無間。在英國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一事，兩國也合作緊密。從四○年代晚期開始，英軍便持續對抗並擊敗共產黨領導的工人叛亂。就在美國支持英國在馬來亞的軍事行動時，華府方面也在菲律賓發動對付左派的叛亂行動。儘管美國反對殖民主義，從一八九八年開始，菲律賓實際上便被美國當成了殖民地。日本占領期間，菲律賓左派進行了大量抗日鬥爭；戰爭結束後，他們則為工農爭取更公平的待遇。一九四六年，美國給予菲律賓獨立地位，菲律賓領導者拒絕左翼的要求。稍後，美軍和菲軍聯手對抗人民解放軍虎克軍（Huks）發動的動亂。但是到了一九五四年，馬來亞國民解放軍（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和虎克軍雙雙失敗。

就是這些在國家獨立建國過程中，西方屢屢介入，才催生了第三世界運動。反殖運動者逐漸開始使用這個字眼，而一直到馬丁尼克（Martinican）的運動人士弗蘭茲．法農（Franz Fanon）在其《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書中大量使用這個詞彙才使之普及。但是其內涵卻老早就昭然若揭：相信非歐洲人士現在不僅對自己的國家負有首要責任，也肩負整個世界的未來。新興去殖民國家之間相信團結可以創造出一個涵蓋全世界多數人口的新的權力陣營。冷戰顯示出美國和其歐洲盟國是多麼狂妄自大，又推諉卸責，且與全球的發展脫節。蘇聯陣營也受到了批評。但第三世界的眾矢之的卻是艾森豪政府。

一九五五年在印尼萬隆舉辦的亞非會議變成了第三世界思想的會合處。萬隆會議的系譜其來已久。自二十世紀初開始，反殖民運動人士便一起創建了跨國抵抗網絡。到了五○年代，許多關鍵領袖都有著跨國背景：來自馬丁尼克的法農到阿爾及利亞抗擊法國殖民主義者，千里達人喬治．帕德莫爾（George Padmore）在迦納獨立建國中扮演關鍵角色。但是在萬隆，新興國家才是焦點所在。在開場的演講中，蘇卡諾強調後殖民國家必須合作，對抗殖民主義，阻止核戰發生。「我們常常被告知『殖民主義已經消亡』，」這位印尼總統向來自二十九個國家的聽眾說，在場還有更多政黨和解放運動者。

我們不能被這種話所欺騙，甚至感到安慰。我告訴你們，殖民主義還未消亡。廣大的亞非地區長久以來都還未獲自由，我們怎麼能說它已經消亡……戰爭不僅威脅我們的獨立，甚至足以終結文明，滅亡人類。世界上有著一股勢力，沒有人真正知道這股勢力的邪惡力量有多大……沒有任何任務比維持和平更為緊要。沒有和平，我們的獨立毫無意義，我們國家的振衰起敝將了無意義，我們的革命將無法進行。⁰⁴

那些在萬隆會晤的人背景殊異。代表中國的是作風溫和的周恩來，但其他人都與中國保持距離，因為中蘇關係密切。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日本在會議上攻訐他們所認為的反美觀點。但是各區域真正的龍頭是印尼、印度和埃及。他們的意見對最後的公報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公報上強調人權、國家主權、反干預和反強權支配。他們的領袖——蘇卡諾、尼赫魯、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希望萬隆僅是第一步，為了讓後殖民國家之間可以合作，好為冷戰另一替代方案鋪路。

一九五六年夏天在中東，萬隆精神首次受到試煉。經過與美國冗長而徒然的借貸協商後，埃及新的極端軍政府領導人納賽爾感到相當失望。埃及在長久屈居英國的淫威之下後，仍被迫接受外國的實質影響，他為此感到憤憤不平。納賽爾希望將他的國土一分為二的蘇伊士運河能夠擺脫英法控制，重歸埃及，特別是埃及也能藉此得到可觀的運河收益。美國敦促他們展開協商。但就在倫敦和巴黎方面相繼拒絕後，納賽爾於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發動突襲，奪取運河區的控制權。納賽爾於亞歷山大港的長篇演說中，精心包藏了發動突襲的暗語——雷賽布（Lesseps），這是一八六○年代設計運河的法國工程師的名字。

在蘇伊士演說中，納賽爾回顧帝國主義對埃及乃至整個阿拉伯地區的不公不義。阿拉伯人在自己的國家就猶如二等公民，被分裂，被驅逐，就如同巴勒斯坦人一樣。但一切要到此為止。在一場提及萬隆與反殖勢力團結的演說中，納賽爾號召一種新的阿拉伯身分，由埃及、敘利亞打頭陣，但所有阿拉伯國家都能參與其中。「如今埃及自行宣布了自由政策與獨立政策，全世界都將眼光集中在埃及。」納賽爾說，「現在所有人都不敢小覷埃及和阿拉伯世界。過去我們在〔外國〕使館浪費了太多時間……但今天，在我們團結起來組成一個反帝國主義和外國干預的單一民族陣線後，那些曾經輕蔑我們的人開始害怕我們了。」⁰⁵

英法憤怒以對。對英相艾登而言，納賽爾是另一個希特勒，或者至少是墨索里尼。倫敦與巴黎方面與以色列合謀策劃出一個輕率的計謀，由以色列率先侵略埃及，然後英、法將聲稱為了隔開雙方，出兵介入。最後，他們再順手取回蘇伊士運河。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以色列率先行動，同時——在另一個戰場——匈牙利危機正處於白熱化階段。英法兩軍於十一月五日侵略埃及。隨著運河地區戰雲密布，危機愈演愈烈。艾森豪總統大感震怒。盟國的計畫完全把他蒙在鼓裡，此刻他覺得自己「從未見過強權把事情弄得如此糟糕拙劣」。⁰⁶尤其除去摩薩台後，華府方面極力避免在此區域樹敵。中情局特別擔心英法殖民主義的任何風吹草動，在阿拉伯國家都可能給當地共產主義者藉口，鼓動更「健全」的民族主義勢力。⁰⁷

美國要求立刻停火，撤回所有外國軍隊。美國總統讓英方了解到，要是他們不配合，美方會拒絕販賣或運送石油給他們，並取消未來用以振興英國經濟的貸款。如今蘇伊士運河關閉了，美方石油供給對英國人而言更加緊要。就在艾登猶豫的時候，美國財政部暗示，他們將開始兜售英鎊，此舉將更進一步削弱已近乎一蹶不振的英鎊。艾登在法國的同夥居伊．摩勒（Guy Mollet）也被以類似的手段威脅，雙雙屈服，同意撤軍。接下來的幾個月，以方更是遭到美國總統以令首相大衛．本－古里昂（David Ben-Gurion）驚詫不已的方式懲戒。但他們直到艾森豪公開批評之後才配合。在一場對美國人民發布的電視演講中，艾森豪問「當一個國家在聯合國不支持的情況下，攻擊且占領外國領地時，他們是否應該對撤軍設下條件？如果我們贊同武力進犯可以正確合理地滿足進攻方的目的，那麼我擔心國際秩序的進程將走上倒退之路。」⁰⁸

艾森豪的憤怒其來有自。盟國並未事先告知就出兵，他被背叛的感受猶如芒刺在背。畢竟，美國將自己視為「自由世界」的領袖。艾森豪猜想入侵者刻意將行動時間選在美國總統大選、他尋求再度連任之時，藉此減少美國對此次軍事行動的反應。無獨有偶，同時又發生了蘇聯入侵匈牙利一事，讓全世界的人們有機會相互比較。艾森豪的助理擔憂攻擊埃及將給予蘇聯在中東發展的踏腳石。但是更要擔心的是，歐洲強權願意犧牲冷戰利益以換取短視近利的民族獲益。對艾森豪而言，這是致命死罪，因為在他的心目中，這使美國參與冷戰的目的失焦了。

蘇伊士危機的影響也有許多層次。它清楚表明英法已不復能夠在違背美方意願的情況下自行其是，在外交事務上採取獨立行動。這令英法兩國顏面掃地，儘管十多年來，現實也已經清晰可見。但是蘇伊士事件也顯示後殖民世界的民情不容小覷，且太過公然地展示赤裸裸的強權就像匈牙利事件一樣，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尼赫魯在印度國會發言時總結道：「大國使用武力，儘管顯然可以〔達成〕一些事情，但確實也顯現出它無力掌控情勢，顯露出來的反而是弱點。」⁰⁹以一貫的誇飾作風，尼赫魯說，「整個世界經受的危機來自冷戰。因為冷戰所築起來的意識路障比鐵幕或磚牆或任何監獄都還要高大。它製造了人心的隔閡，拒絕理解另一方的立場，將世界區分成天使和惡魔。」¹⁰

去殖民在蘇伊士事件後加速進行，一方面是因為英法國力日衰，一方面也因為兩國日益清楚他們的未來在歐洲和跨大西洋聯盟，而非亞洲或非洲。一九五四年，法國被趕出印度支那，且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戰爭中愈來愈聲名狼藉，遭受美國輿論一輪猛轟。法國心不甘情不願地撤離其他殖民地。第四共和政府陷入了抉擇困難：反共（卻同時希望表現得更為激進）；反對美國支配（卻同時害怕美國背棄自己）；擁抱歐洲整合（卻也害怕損及法國的獨立行使權力和名聲）。法國政府想要美國的支持，因此呈報從塞內加爾、馬達加斯加到大溪地的獨立運動都有著共產主義威脅。但他們也害怕美國會取代法國在這些前殖民地中的地位。法國知識分子譴責美國的帝國主義，但當中有些人也發現難以揚棄法國自己的殖民主義。在他們巧妙地變換用詞之下，法國殖民主義彷彿比其他國家的殖民主義更講仁義道德，更加融入，更致力奉獻，也更「道地」。法國了解非洲，美國人則對非洲一無所知，這種論調在法國的報紙上反覆出現。但是這底下的潛臺詞——「知識」讓他們有權利持續剝削——卻沒有和盤托出，在這點上，巴黎與倫敦方面作風一致。

有些法國人和其他歐洲人以及少數的非洲人認為，殖民帝國仍然可能從內部轉型。他們相信大英國協或法蘭西聯盟（Union française）的某種整合主義形式可以創發出巴黎知識分子命名為歐非洲（Eurafrique）的概念，宗主國的民主價值與文化在此可以受到前殖民地的歡迎。它的論調是所有人無分種族，都可以是擁有平等權利的合法公民。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緊密程度遠比歐洲國家之間更甚。為何進步派贊同歐洲整合，卻鼓勵海外分崩離析？有些人不知道這種論調已經過時。比方說，法共在此議題上仍然荊棘遍布。法共想要見到殖民地的「解放」，但又不希望它們脫離法國。法國共產黨黨魁多列士宣稱：「分離的權利不必然接續著分離的義務。」¹¹

對五、六○年代被殖民世界的主要領導人而言，重點並非未來整合的願景，而是去殖民與反殖民團結。種族議題至為關鍵。究其本質，殖民主義是一個種族主義的計畫，而美方未支持完整的去殖民一事，令第三世界領導人憶起非裔美國人在美國本土受到的種族壓迫。但歐洲左派也是譴責的對象。馬丁尼克黑人作家艾梅．賽澤爾（Aimé Césaire）雖然於十年前由法共選為國會代表，但是在一九五六年脫離法共時，他痛斥歐非洲的想法：「看看吹遍所有黑人國家的團結氣息！看看在這裡、在那裡被撕裂的纖維正在重新被織接起來！經歷，那受過痛苦淬礪的經歷教會我們，我們能使用的唯一武器，唯一有效且無損的武器，就是團結一致，所有意欲反殖民的人匯聚一堂，當我們因宗主國政黨的分裂而渙散時，就是我們脆弱和失敗的時候。」¹²

團結一致的武器，在阿爾及利亞解放鬥爭中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英國擁有的殖民地都遠在海外（除了——有些人會說——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斯之外）。與此不同的是，阿爾及利亞與法國僅隔著地中海一衣帶水。一八三○年代，阿爾及利亞遭到法國入侵，而到了一九五○年代末，已經有超過一百二十萬歐洲殖民定居者移居，而當地總人口數約八百萬。反殖動亂此起彼落。一九五四年，民族解放陣線（FLN）開始反法武裝抗爭運動。法國政府以大規模反游擊行動回應，雙方在交火過程中都犯下了許多暴行。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駐紮人數曾一度高達五十萬大軍，大部分軍人的薪餉都是因為有美國的支持，法國政府才發得出來。儘管如此，軍事行動仍未能成功剷除民族解放陣線。到了一九五七年，民族解放陣線已經控制了阿爾及利亞大半地區。

一九五八年五月，駐阿法國軍官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企圖同時脫離阿爾及利亞與法國。這些軍官和支持的法裔移民者堅稱與民族解放陣線不可能有協商空間。他們要求戴高樂將軍違憲復行視事，重新就任法國總統。為了強調他們的軍力，叛變方取得了科西嘉島，並威脅要行軍至巴黎。自一九四六年便已下野的戴高樂以法國民族救世主之姿重返政壇，宣告他反共的主張，並堅決將阿爾及利亞保留為法國的一部分。但是儘管給予了他近乎獨裁的權力，卻也無力改變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風向。

戴高樂耗時四年試圖避免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最後卻終歸失敗，因為美方將冷戰視為優先考量，無暇顧及法國最後的殖民戰爭。相反地，美國人認為戴高樂難以相處，且懷疑他的戰爭早已全盤皆輸。民族解放陣線巧妙地發動外交攻勢，挑戰美國在反殖民上的聲譽。為何一個脫胎於反帝鬥爭的國家不譴責法國占領阿爾及利亞？對於華府方面舉棋不定，戴高樂予以反擊，宣布法國必須擁有自己的核武，因為美蘇顯然正在瓜分世界，使法國失勢。艾森豪政府不認為戴高樂能承受與西方陣營決裂的後果，但他擔憂跟法國的盟友關係會影響到其他方面。「只要阿爾及利亞衝突持續下去，」一九五九年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一份報告如此下結論道，「法國就會成為美國與亞非陣營關係的累贅，以及與中東關係的累贅。」¹³

英國保守黨政府曾起誓絕不放棄大英帝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間卻有八個國家從中獨立。獨立的過程大都和平，然而新的後殖民政府往往難以維持其政權。一九五七年，迦納是第一個獲得獨立的非洲殖民地。具有領袖魅力的民族主義領導者恩克魯瑪成了迦納首任總理，但他雄心壯志，不滿足於擔任區區小國的領袖，意圖在非洲解放過程中扮演更為顯赫的角色。戴高樂雖然宣誓其決心，但他之於法國殖民地的角色也與英國保守派的所作所為類似。在法屬西非，幾內亞於一九五八年取得獨立後，不願再與前殖民母國有所瓜葛。一九五八至六二年，又有十四個法國領地取得獨立。在阿爾及利亞，戴高樂最後也只能退讓。戰事久攻不下，國際輿論壓境，使巴黎同意撤軍，承認前殖民地的獨立地位。一九六二年夏天，民族解放陣線在阿爾及爾取得政權，組建了一個激進反殖政府，意欲作為第三世界權力的象徵。

五○年代晚期，蘇聯的世界觀也開始改變。蘇聯的立國之本在於發動世界革命，推翻帝國主義以及其他形式的封建、資本主義壓迫。蘇聯統治的第一個十年，在「西方革命」落空後，對「東方革命」的期待方興未艾。共產國際在蘇聯為歐洲以外的共產主義者成立學校和訓練機構，他們協助在亞、非、拉組織政黨和共產主義團體。亞洲革命分子的最高學府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The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於一九二一年在莫斯科建立，並在巴庫（Baku）、伊爾庫次克（Irkutsk）以及塔什干成立分校，作育領袖無數，人才輩出，包括印尼共產黨領袖陳馬六甲（Tan Malaka）、中國的鄧小平、越南的胡志明（他後來還成為共產國際特派員，在東南亞和中國南部執行任務）。在戰間期，蘇聯的大學吸引了一眾反帝國主義的學生，他們大都來自亞洲，也有些來自非洲國家，其中以中國、越南、印度、中東和土耳其為大宗。並非所有人都是共產主義者，但是蘇聯所宣稱的反殖民主義與反歐洲宰制立場，令他們心生嚮往。

列寧所明言的政策——與非共產主義左翼和反帝國主義者建立「統一戰線」，尤其是在被殖民世界——令蘇聯外交政策與反殖民運動的激進化產生極大效益。即使在二○年代晚期，當史達林穩固對蘇共的掌控時，共產國際內部翻天覆地，也無損於他人為了共同的宗旨與蘇聯共事的吸引力。對於反殖民人士而言，蘇聯既是社會與經濟模式的楷模，又給予了實際行動的支持。對許多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蘇聯人士來說，協助反帝鬥爭令他們臉上有光，而這份榮耀在國內愈發難以獲得。對於共產主義領導班子來說，就算反殖民革命並非由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的同志所領導，支持反殖革命仍有其戰略意義。這是一種打擊歐洲帝國中心——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的方式，在歐洲內部的共產主義運動勢單力薄，類似的鬥爭難以達成。

共產主義與反帝兩者之間的緊密關係，可以透過二○至四○年代之間數場會議中看出端倪。一九二七年在布魯塞爾舉辦的第一次反帝反殖民國際會議是一個起始點。該會議是由性格鮮明的德國共產國際特派員威利．明岑貝格（Willi Münzenberg）籌劃，他擅長組織設立統一戰線機構。明岑貝格利用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反帝運動作為契機，召開會議。該會議吸引的與會者來自全球四面八方，從反帝國主義的歐洲人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亨利．巴布斯（Henri Barbusse）到尼赫魯、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其他亞非和加勒比海的運動分子等。包括非裔和波多黎各群體等數個美國民權運動組織也派員代表。很快事態就超出共產國際主事者的掌控了，會議變成了對歐洲控制加以撻伐，而非他們原先所期望的歡慶反殖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連結。塞內加爾共產主義者拉明．森戈爾（Lamine Senghor）強調他的首要目的是以提倡種族平等的民主來取代帝國：「奴隸制度並未被廢除。相反地，它被現代化了……當他們需要我們拋頭顱灑熱血、做牛做馬時，我們是法國人。但是當要給我們權利時，我們就不再是法國人，而是黑人。」¹⁴

蘇聯掌控全球反帝國主義上的困難，在掌理從沙皇那裡繼承下來的多民族帝國中也可一窺端倪。起初，共產主義鼓勵俄羅斯人以外的人種（尤其是非歐洲人士）取得其所在地區的領導地位，以便轉型為蘇維埃共和國或自治區。像是十九世紀曾被帝俄攻克的塔吉克族或烏茲別克族等族群，此際他們被告知應該在蘇聯內部運作自己的共和政體。即使是未曾有過任何形式獨立的小群體如卡爾梅克人或烏德穆爾特人（Udmurts），也分得自己的領地。俄羅斯民族志學者孜孜矻矻地識別民族，在共產主義顧問的指導之下，給予他們應得的權利、推廣他們的語言並提供教育。列寧曾說，蘇聯的主要一個敵人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他害怕自己死後，「在蘇維埃的和蘇維埃化了的工人中，會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沒在這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垃圾的大海裡，就像蒼蠅沉沒在牛奶裡一樣」。¹⁵儘管史達林對這些共和政體的獨立政權心存忌憚，但是大多數時候，民族化（korenizatsiia）政策持續到三○年代。

但當史達林於三○年代轉向大規模恐怖統治以維持專政時，就為蘇聯境內的亞洲族裔敲響了喪鐘。那些為民族、宗教或文化自主原則挺身而出的人都被送入勞改營，銷聲匿跡，許多他們的俄籍顧問，以及為數頗眾到蘇聯避難的外國反殖主義者下場亦同。有些聲名顯赫的蘇聯穆斯林反帝國主義者，例如巴什科爾（Bashkir）領導人米爾賽德．蘇丹－加里耶夫（Mirsaid Sultan-Galiev）在獄中遭到處決。史達林想要的是由他個人領導的統一蘇聯國家，一個終將挑戰歐洲強權的國家。對出身喬治亞的共產主義者史達林而言，歐洲是決定世界未來的地方。殖民世界說好聽一點充其量只是餘興節目，說難聽一點則是讓人心有旁騖。在蘇聯境內，過去的俄羅斯殖民地居民應被整合入蘇聯國家。而蘇聯境外，唯有能夠帶來蘇聯安全利益的反殖民者才有價值。儘管戰後在印度、印尼和中國轉而傾向推翻歐洲勢力，史達林也不為所動。雖然他在一九四五年後也談及反帝國主義能如何削弱美國和其盟友，他的目光還是牢牢緊盯著歐洲。

無怪乎史達林的繼任者會覺得領袖好像錯失第三世界的良機。赫魯雪夫和同僚在史達林死後幾年間出訪了亞洲和中東國家，而這也逐漸導致了對於前獨裁者直接但隱誨的批評。一九五五年，赫魯雪夫本人出訪了印度、緬甸、阿富汗。在訪問這些剛獨立的國家時，赫魯雪夫傳達的訊息都如出一轍：所有與殖民主義分道揚鑣的人都可以獲得蘇聯的支持。蘇聯只是單方面對其他國家說教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強調的是實際的合作，雙方都能得利，而這最終會有益於促進全世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進程。「那些實現民族獨立的人們已經在和平與社會進步的鬥爭中，成為了既年輕又強猛的力量。」赫魯雪夫於一九六一年元月，對莫斯科的黨高層學校如是說：「民族解放運動對帝國主義發動一次又一次的猛攻，有助於鞏固和平，在社會進步的道路上加速人類的發展。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現在都是反帝革命鬥爭最重要的核心。」¹⁶

及至一九六○年，蘇聯已經在第三世界中廣布觸角了。即使是反對冷戰分裂的國家和那些宣示對萬隆議程效忠的國家，都樂於向蘇聯尋求實質的支持。在蘇伊士危機後，埃及開始了蘇聯資助的長期發展計畫。印尼、古巴和包含迦納、幾內亞、馬利在內的數個西非國家也開始與蘇聯密切合作。儘管與中國關係變質，蘇聯似乎在與第三世界締結友邦上無往不利。印度也是重要的斬獲，儘管印度奉行不結盟方針，尼赫魯的政府仍開始參照蘇聯經驗以建造自己的社會主義形式。然而他們期待這影響能是雙向的。印度駐蘇大使K．P．S．梅農（K. P. S. Menon）報告道，印度「與蘇聯的友好不僅在……技術協助上有所斬獲，而且也軟化了共產主義的輪廓，開鑿一條道路。透過這條管道，善意可以在兩大陣營間流動」。¹⁷

而發生在剛果的危機行將顯示蘇聯在第三世界的權力與限制。這個貧窮且多遭剝削的比利時殖民地於一九六○年突然取得獨立，當時幅員如此廣大的國家卻沒有互通各地的道路系統，除了歐洲人持有的礦區外，經濟發展也相當有限。剛果當時僅有十六位大學畢業生，沒有醫生，沒有高校教師，沒有軍官，乃至沒有全國性的政黨。所有事物過去都由比利時人掌控。當殖民行政人員離開後，以首相帕特里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為首的新領導團隊盡力避免政府垮臺。郵務人員出身的盧蒙巴是一位激進的剛果民族主義者，他發起剛果獨立運動，並領導當時唯一在該國中數個省分有曝光度的政黨。比利時人憎厭他，更希望與分離主義團體合作，以確保他們的礦業利益毫髮無傷。美國人反對他，因為他們將左翼的盧蒙巴看作莫斯科與剛果豐富礦脈間的導管。獨立後幾週內，剛果就支離破碎了。盧蒙巴懇求美軍入境，美軍也應聲而來，卻不是為了幫助他們保持國土完整。無計可施之下，他公開向蘇聯求援。

打從剛果危機開始，艾森豪政府就認為盧蒙巴會威脅到美國在非洲的利益。國務卿杜勒斯說：「可以保險推測盧蒙巴被共產主義者收買了。」¹⁸美國試著阻止他取得政權，而當他取得政權時，則試圖策動軍事政變拉他下馬。同時，盧蒙巴譴責西方政策：「我們知道西方的目的。昨天他們在部落、親族、村莊的層級上分化我們。今天，非洲解放了自己，於是他們在國家的層次上面分裂我們。他們想要創造相互敵對的陣營和衛星國，且從冷戰就開始深化這些分裂，以維持他們的統治。」¹⁹但是盧蒙巴請求的蘇聯支援姍姍來遲地抵達金夏沙（Kinshasa），他們唯一做到的僅有簽署盧蒙巴的死亡證明。一九六○年九月，中情局策劃了一場謀殺，但是在付諸實行之前，這位首相已經被軍方推翻。他們將他交給喀坦加（Katanga）省的分離主義敵營嚴刑拷打，並於三個月後殺害。

剛果危機令赫魯雪夫和他的顧問大開眼界。一個非洲的合法政府請求蘇聯支援，而一九六○年七月，赫魯雪夫承諾提供援助：「如果有國家真的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動帝國主義侵略……持續他們的犯罪行動，那麼蘇聯將不惜祭出關鍵手段，遏止侵略行為。剛果政府可以確定蘇聯政府會提供剛果民主共和國所需的支援，以達到您們正義的勝利。」²⁰六個月後，盧蒙巴死了，剛果落入美國支持的軍事獨裁者手中，蘇聯唯一能做的只是大加撻伐，並且以這位剛果義士之名命名莫斯科一所專收外國學生的新大學——盧蒙巴大學。蘇聯當時尚未擁有在中非施展拳腳的後勤補給或軍事力量。這是中央委員會成員、紅軍軍官和參與此事的蘇聯國安委員會官員永誌不忘的教訓。

對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剛果的悲劇也是他們自身孱弱的表徵。迦納和埃及曾希望幫助盧蒙巴維持政權，但是他們力量太薄弱，反應也太慢了。恩克魯瑪和納賽爾下的結論是：加強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乃是唯一的出路。其他主要的第三世界政府如阿爾及利亞的本．貝拉，也心有戚戚焉。唯有當全國經濟發展可以透過政府介入和計畫而快速啟動，他們的國家才能壯大，同時滿足人民的期望，又能與友邦同舟共濟。蘇聯的經濟經驗掌握了經濟成長之鑰，但這些都必須透過新興國家自己的人民去積極推動，並將效應發揮到淋漓盡致。第三世界共通的信念是，透過去除殖民控制、建造一個為自己人民謀福利的國家，就可以達成快速的經濟成長。反之，許多領導人發現他們的國家缺乏快速進步（尤其是在設立新產業上）所需的專家，而他們得以出口的少數資源卻仍然被多國企業和國際貿易體制所設下的條件所挾持。幾乎打從一開始，許多國家就發現國家發展的努力遭到貪汙腐敗日甚一日的官僚所牽制。及至六○年代中，許多非洲人民甚且發現他們的生活變得比殖民時期更加貧困。他們開始尋求穩定、秩序和長足的進步，而非後殖民政權所能給予的事物。

阿爾及利亞是一個好例子。在獨立運動中逐漸嶄露頭角的民族解放陣線關鍵領導人本．貝拉在加入法軍、乃至後來在法國變成政治犯時，變得愈發激進。當國家終於獲得獨立時，本．貝拉的政府將幾乎所有產業國有化，並企圖逐漸將阿爾及利亞的原油產業（全國最重要的經濟活動）變成國有企業。一九六二年，歐洲地主多半逃到法國，其土地被分給農民與工人自組的團體。由於缺乏農事專家、設備和投資，農產品產量大幅下降。打造新企業的計畫泰半無法兌現，尤其因為那些應該建造新企業的人在物價攀升、房租高漲的情況下，為家庭生計忙得分身乏術。在本．貝拉執政期間，阿爾及利亞的成長率仍然不低：平均接近五個百分點。但這主要是來自原油輸出。其他企業全都面臨衰頹，國家使用原油收入的方式毫無效率和原則可言。隨著猜忌不信任感蔓延，本．貝拉自己變得日益獨裁，發表公開演說尋求立即執行某些政策（從報業國有化到強迫穆斯林男童義務參與童子軍）。群眾高喊「本．貝拉萬歲」，但是當軍隊於一九六五年罷黜他時，大多數阿爾及利亞人似乎如釋重負。

然而，儘管國內連連挫敗，本．貝拉的阿爾及利亞變成從非洲到中東的第三世界的要津。在葡萄牙還緊抓著非洲殖民地不放時，兩個主要對抗葡萄牙的團體——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Popular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 MPLA）和幾內亞和維德角非洲獨立黨（African Party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Guinea and Cape Verde, PAIGC）——都在阿爾及利亞設置總部。南非民族議會（South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領袖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也曾駐足阿爾及爾接受軍事訓練，並且參與剛果、羅德西亞和巴勒斯坦革命。麥爾坎．X（Malcolm X）和其他非裔美國武鬥派也曾到訪，黑豹黨運動的領導人稍後也來到此地尋求庇護。本．貝拉的許多重要顧問都來自西歐或者南斯拉夫（但是很少是蘇聯人士）。阿爾及利亞領袖與埃及人、印尼人和印度人同聲強調，唯有廣泛的國際團結合作可以完成非洲去殖民，並且脫離冷戰的束縛。

一九六一年，阿爾及利亞取得獨立的前一年，為數眾多的國家聯合起來組織了後來為人所知的不結盟運動。當中所有國家都認為冷戰危及他們的國際利益，阻礙其國家發展計畫。這些國家當中有許多是六年前參與過萬隆會議的元老級成員。但是不結盟運動並非僅僅是萬隆會議的後續。人民團結，尤其是種族團結顯然缺席。會議轉而強調萬隆會議議題當中的某些部分，像是國家主權，以及將國際和平的需求視作廢除所有形式的殖民主義和外國干預的條件。首次會議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舉行，其新提案本來意在含括比亞、非獨立國家更廣泛的群體，目的在於透過新的國際合作形式挑戰冷戰體系。中國沒有受邀，但是古巴打從一開始就是會員國，塞浦路斯亦同，乃至更為保守的君主制國家像是衣索比亞、沙烏地阿拉伯也位列其中。蘇卡諾在演說中如此總結道：

不結盟運動並非直接針對任何國家，或任何集團，或任何個別的社會體制。我們共通的信念是，不結盟策略是我們為維持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所能做出的最佳貢獻。讓我們開誠布公：我們這些國家今日齊聚一堂，共同發起不結盟運動，並非偶然……這是新興國家的時代，這是反民族主義風暴、建國、帝國分崩離析的時代。²¹

到了六○年代早期，去殖民已經改變了世界，幅度之大超出一九四五年大多數人所能想像。不僅有更多獨立國家出現，而且這些新興國家都由非歐洲人領導。相反地，歐洲已經大不如前，尤其是因為後殖民國家要求在國際事務上能為自己發聲。多數後殖民國家都厭惡冷戰創造出的國際秩序。他們感覺綁手綁腳，而且認為這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歐洲控制。但是與此同時，冷戰卻勢不可擋，透過國內外的衝突將他們吞噬。及至六○年代，不論是採取蘇聯模式還是美國模式，第三世界統治者正在尋求穩定和經濟成長的新形式。他們這一代有許多領導人是軍事強人，但他們更希望秩序改革，而非革命。第三世界轉瞬即逝；萬隆會議十五年後，愈來愈多新國家覺得在沒有依附強國的情況下難以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