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歐洲的預兆

到了一九八二年，許多人都說冷戰已經回到在緩和政策開始前的狀態了。有些人甚至認為雷根又觸發了「新冷戰」，彷彿衝突曾經完全消退。但即使對於那些在七○年代身處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南亞和東南亞觀察冷戰戰況的人，八○年代的衝突似乎另闢了一條更為危險的蹊徑。軍備競賽似乎永不止歇，且轉往更危險的方向前進。核戰的威脅似乎近在咫尺，緊迫程度前所未見，尤其是當雙方都在發展新式輕型且更容易瞄準目標的武器時，更顯如此。雙方的唇槍舌劍在一九八二至八三年臻於巔峰。雷根將蘇聯比喻為「現代世界的魔窟」，蘇聯則稱雷根是新的希特勒。「雷根粗俗的演說展現出軍工業複合體的真面目。他們找尋這種人很久了，如今雷根橫空出世。」在一九八二年布里茲涅夫死後接任蘇聯領導人的尤里．安德洛波夫（Iurii Andropov）如是說。⁰¹

八○年代初的冷戰一觸即發，危險程度可能更甚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不過，其他趨勢也同步在發生中。中國開始甩脫毛澤東治下的極端中央集權經濟管理。有些自認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開始實驗改革，以打開國內或國際市場。但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歐洲開始轉變了，西歐的整合與經濟擴張對鐵幕以東國家的吸引力愈來愈強大。這種吸引力強烈的程度已經到了即便強權之間的冷戰重啟也無法橫加阻撓，更何況強權中的一方——蘇聯——已經不太確定它在歐洲真正的目標究竟為何。

如同強權之間的衝突強化一樣，冷戰在歐洲的轉變可以溯及一九七四年的葡萄牙革命。相較於兩方強權，歐洲人如今已不太需要費心非洲事務，對他們而言，重點也不在於盧安達或馬布多（Maputo）政權的性質為何，而是里斯本政府所做出的改變。當大多數西歐人歡慶葡萄牙脫離法西斯式的獨裁時，他們也憂心共產黨在蘇聯境外取得政權會如何影響歐洲大陸的未來。這些議題與其說是關於葡萄牙左翼整體，毋寧說主要是針對葡萄牙共產黨的復興。當蘇式的理念在蘇聯集團以外失去號召力時，葡共特意宣稱支持蘇聯及其理念。

葡萄牙革命發生之際，有一大批西歐激進左翼開始覺得俄羅斯十月革命的遺產與他們自己的政治實踐漸行漸遠。六○年代所謂的新左翼（New Left）當然早已如此宣稱，但是他們的影響範圍有其囿限。在六○年代晚期，義共（PCI）開始宣稱他們相信靠選舉和議會便可轉型為社會主義，西班牙、法國跟隨在後，這個效應遠超過新左派。但新任義共領導人貝林格獨具個人魅力，活力充沛，並不打算止步於此。貝林格意欲把西歐共產主義重建為西方民主的替代方案。他也想要對東歐共產黨施壓，促使他們改革，尊重人權與民主。尤其在一九七三年智利政變摧毀了當地左派之後，貝林格倡議要為了保衛民主，讓歐洲基督教與共產黨達成「歷史性的和解」。事實證明，他的歐洲共產主義在義大利境內乃至境外都人氣十足。

以歐洲來說，葡萄牙革命讓貝林格的歐共直接對上支持教條主義葡共的蘇聯。私底下，貝林格對包括西德的布蘭特和瑞典的奧洛夫．帕爾梅在內其他有志一同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承認，倘若葡共取得政權，對歐洲左翼會是一大災難。在西歐政治變遷的信號閃爍時，反對葡共執政招蜂引蝶：歐洲共產主義者、社會民主派、天主教教團和中情局都從不同方式試圖強化非共產主義的替代方案。當在馬力歐．索阿雷斯（Mario Soares）領導下的葡萄牙社會主義於一九七六年取得政權時，帶著激進的社會民主議程，西歐全境乃至華盛頓都為此鬆了一口氣。

儘管他們對葡萄牙的目標一致，但是繼任的美國官員還是對歐洲共產主義者多所猜忌和擔憂。美國人相信貝林格真正的目的在於進入政府部會，並從內部攫取權力。蘇聯更有理由厭惡義大利人對他們政策一而再、再而三的威嚇。當貝林格公開在莫斯科說道，民主「從歷史上來說是普遍價值，是起初的社會主義社會基石」時，布里茲涅夫大感驚詫，且在貝林格宣稱北約是一「打造一個自由的社會主義有用的盾牌」時，更是火冒三丈。⁰²儘管如此，莫斯科卻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在政治上與經濟上支持西歐共產黨，以免完全失去對他們的影響力。

七○年代晚期，當冷戰愈來愈冷卻時，美國對歐洲主要擔憂的事情是如何維持北約同盟關係。自從四○年代伊始，美國有些制定政策的人士已經開始對西歐（尤其是西德）感到憂心忡忡，擔心他們傾向於向蘇聯妥協，而非與之對抗。這樣的猜忌往往沒必要，畢竟西歐與美國成立了北約組織，好對來自東方的威脅加以防禦。美國和盟國間對於關鍵防禦議題最大的差異往往在於語調，而非內容。即使美國人為了防禦西歐背負起截至目前最沉重的軍事、經濟負擔，但是華府方面仍堅決要讓歐洲參與決策過程。北約內部的審議決策過程說服了所有盟國眾國平等，並非只是在全球冷戰當中濫竽充數。

但就在強權之間的緩和政策開始瓦解時，許多西歐領袖都對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感到憂心忡忡。他們認為緩和政策對歐洲有利。緩和政策打通了鐵幕兩端的交流管道。軍事同盟之間建立互信讓歐洲人更有安全感，這些歐洲領袖自己就投入在緩和政策的進程當中。這是他們的計畫，不僅是美蘇強權的大計。不出所料，在莫斯科和華府的關係似乎降至冰點時，他們仍在找尋方法維持歐洲的緩和政策。

赫爾辛基協議（由於一九七五年會議在此舉行因而得名）是讓通往東方的道路維持暢通的方式。大多數歐洲領袖認為，即使其他地區發生衝突，仍然必須保有派遣觀察員參與軍事演習的權利，參與學術會議、科學與科技交流，以及西歐人自由往來東歐的權利（但是實際上，另一方卻不能如此）。他們主要憂心的是經貿上的互動。而且由於在歐洲，雙方陣營的交易往往是西歐產品單向出口到東歐，雙方都亟欲找到能夠反向流通的貨品。其中脫穎而出的是蘇聯的石油和天然氣。從西伯利亞延伸到西歐的天然氣管線建造計畫從七○年代中期就開始著手進行。可想而知，雷根堅決反對。當西歐人拒絕取消計畫時，美國於一九八一年撤銷了對包含西歐公司在內所有參與製造管線的公司的贊助。雖然美國人事後態度軟化，但是跨大西洋團結的形象已經受到重挫。

討論軍事策略時，美國對盟國就無所畏懼了，雖然他們自己常常並未意識到情況是如此。一九七七年，卡特政府想將戰場上使用的高輻射核武（俗稱的中子彈）引進歐洲，西歐領導者多表贊同。他們憂心蘇聯在傳統軍事上的優勢，尤其若是戰略核武已經將差距拉開，他們認為中子彈可以多少加以抵消。但幾乎所有西歐國家內的輿論卻都背道而馳。中子彈被批為非人道武器，殺人越貨。西歐左翼稱這正好就是美國資本主義者想看見的。一年後，當卡特單方面取消武器的部署時，曾支持此提案的西歐領導人氣得跳腳，自認鋌而走險卻一無所獲。

德國總理施密特尤其震怒。他甘冒輿論對中子彈議題的攻擊，卻覺得遭到背叛。施密特以戰略（以及其他方面的）專家自居，對卡特身居領導人的評價本來就已頗低，但是西德總理是到目前為止在歐洲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他也對蘇聯意圖憂心忡忡，尤其擔心卡特的天真加上蘇聯在歐洲的軍事力量，可能讓美國選擇與蘇聯妥協，這對西歐相當不利。施密特認為美國的世界地位正在滑落，而歐洲人必須準備好自我防禦。但出於戰略理由，他也仍亟欲讓美國人留在歐洲，只要施密特自己還可以在北約的關鍵決定上發揮影響力即可。

最讓歐洲戰略規劃者擔憂的是，蘇聯和華沙公約組織中傳統軍力的優勢，在布里茲涅夫引入新式高機動性中程彈道飛彈SS－20後，更加如虎添翼。蘇聯部署新武器，是因為他們知道被取代的飛彈品質低落，也是因為沒有任何協議禁止他們這麼做。但是這是一項錯誤的政治決策，因為西歐領導人認為這是在多事之秋企圖恫嚇。施密特更是將北約方面的回應東拼西湊，變成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所謂雙軌決議。決議稱為了回應蘇聯的軍事部署，北約盟國準備在西歐部署美國的潘興II（Pershing II）中程飛彈和巡弋飛彈。同時北約發起對談，作為接下來第三輪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一部分，限制所有在歐洲的中程核彈數量。這是一項重要決議，讓北約團結一致，向蘇聯傳達明確的訊息，而也許最重要的是，彰顯西歐領導人如今負起了自我防衛的責任。

然而，第三輪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並沒有發生。在北約的雙軌決議兩週後，蘇聯入侵阿富汗。大多數西歐領導人，除了英國的新任首相柴契爾之外，都認為卡特對蘇聯反應過度。「我們不許十年的緩和和防禦政策毀於一旦。」施密特如此告訴其幕僚。⁰³施密特是德國繼艾德諾後最親美的總理，但他也認為華府並未聽取盟國的意見。他也真正開始害怕世界將走向強權戰爭。他告訴卡特，西德會同意北約聯合的反入侵戰略，但他自己會保持與莫斯科的聯繫。一九八○年六月，施密特罔顧美國的反對，赴莫斯科與布里茲涅夫會面。施密特一如既往單刀直入，告訴年邁的蘇聯領袖他認為入侵阿富汗是大錯特錯。但他也請求蘇聯在歐洲核武協議上讓步，蘇聯同意了。布里茲涅夫指稱蘇聯願意談判，只要所有歐洲的核武都成為談判的一部分。

布里茲涅夫願意談判，顯示他也擔憂緊張局勢在全球規模上急速攀升。但是此一倡議所採取的形式也是為了挑撥北約內部的分歧。英法坐擁自己的核武，而他們並不想要對此加以協商。西德沒有核武。蘇聯仍希望西德對於美國的依賴以及西德處在冷戰前線的位置，可以俾使莫斯科訴諸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本心。但是一九八○年首次關於中程飛彈的協商，卻迅速被雙方陣營間扶搖直上的危機所取代。到了一九八三年，由於雷根與蘇聯領導人間唇槍舌劍，歐洲內部對冷戰的焦慮升至六○年代早期以來的最高點。民調顯示，全西歐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他們有生之年將看到強權之間開戰。

在擔任了蘇聯領袖十八年後，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逝世。鮮少有人為了他的謝世哀悼。即使他的親信也開始覺得蘇聯在他執政晚期陷入了停滯。布里茲涅夫無疑提高了蘇聯的國際地位，讓他成為其前任可望而不可即的軍事強權。但是蘇聯的國際擴張背負著極高的經濟成本，且有許多共產黨員認為這在國內付出了重大的代價。布里茲涅夫的繼任者安德洛波夫獲選，因為同僚認為他有能力處理外交事務，並推動國內所需的調整。政治局年邁的同僚相信，曾擔任過祕密警察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長達十五年的安德洛波夫擁有改變局勢所需的技能和手段。

安德洛波夫雖然意識到國內需要改革，但是當他當上總書記時已經疾病纏身，欲振乏力。他於一九八四年二月病逝。其繼任者是康斯坦丁．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是黨內官僚，也是布里茲涅夫的親信，他僅想維穩守成，不思改革。契爾年科當選時也已經身體不適，在任一年多就病逝。不出意料，黨幹部和人民大抵都認為黨領導層已經風雨飄搖。我有一位朋友當時住在莫斯科，他說他六歲的兒子已經太習慣聽到電視上播放蕭邦的送葬曲，以至於誤以為那是蘇聯國歌。

當年邁的政治局成員勉力維持政治上和身體上的活力時，冷戰的緊張關係不斷攀升。蘇聯開始極度擔心美國出其不意的核彈攻擊，並且著手加強監看關鍵西方機構。KGB收到命令要持續監視政治、金融和宗教領袖是否移駕到防核庇護區或安全區，監看血庫存量是否上升，以及醫院是否準備待命。這個情報活動被稱之為 RIaN（是俄文縮寫，意為「核彈攻擊」），大致上有助於說服蘇聯領導人，並沒有立即性的攻擊即將發生。但是危機仍然高張。一九八三年九月，蘇聯空軍擊落一架誤闖蘇聯領空的韓國民航機。蘇聯將之誤認為是美國的偵察機。機上兩百六十九名乘客全數死亡，其中六十一位是美國人，包含一位美國眾議員。

蘇聯一開始謊稱與此事沒有關聯，他們並未擊落飛機，這讓這一起造成多人喪生的事件以冷戰角度來看更為難堪。美國冷戰鷹派逮到機會。雷根的聯合國大使、新保守派的柯克派屈克在聯合國安理會播放了美國情報單位所錄下蘇聯飛行員和其空防司令官之間的通訊錄音。雷根自己則在全國電視上稱之為「韓國民航屠殺，蘇聯攻擊毫無軍事配備的民航機，機上有著兩百六十九位無辜男女和小孩。不論在此處還是在全世界都永遠不應忘記這起違反人性的犯罪」。⁰⁴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事態急轉直下。數年來，北約往往在秋天舉行軍事演習，以測試北約盟國備戰狀態是否足夠抵擋華沙公約組織的突襲。一九八三年的演習代號為八三年優秀射手演習（Able Archer ’83），模擬了衝突升級到發動核武攻擊的程度。蘇聯事先有被告知此次軍演，且從情報單位知道了不少內幕。但當優秀射手進行演習時，形勢還是變得緊張。根據中情局稍後的彙報，莫斯科方面已經「在東德和波蘭部署了蘇聯空軍部隊，蓄勢待發」。⁰⁵雖然蘇聯領導人沒有理由認為攻擊迫近，但是莫斯科的反應卻正好顯示了整體形勢是多麼一觸即發。全世界，尤其是歐洲，趨近了久違的核戰可能隨時擦槍走火的臨界點。

籠罩蘇聯領導人的恐懼並非僅是來自西方的壓力，也是因為他們所代表的經濟和社會體系似乎深陷泥淖。經濟成長趨緩，油價下跌急遽減少了蘇聯的外匯收入。安德洛波夫和其他人將之歸咎於懶散、貪腐和酗酒。雖然蘇聯領導人中無人認為他們所繼承的體制需要徹底改變，但是大多數人都警覺到改革是需要的。許多共產黨領導人都同意蘇聯的國家負債已經超過資產了。高度集中化的計畫使得經濟舉步維艱。軍事支出節節高升，而蘇聯又支持了過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後者已經習於仰賴莫斯科的龐大資源。雖然問題叢生，卻鮮少有人能夠提供解決方案。就連問題也不能過於高調提出。蘇聯是獨裁政體，效忠才是平步青雲的籌碼。

若蘇聯境內的情況不佳，那麼東歐的狀況就更是開始每況愈下。誠然，許多東歐人士享有蘇聯公民所難以想像的生活水準，比方說在匈牙利和捷克。但儘管如此，人民愈來愈感覺到領導人無能處理最為迫切的問題，包含鞏固穩定的消費品供給。並非東歐整體的生活比過去更糟，而是許多人知道西歐人生活富足，社會進步快速。赫爾辛基之後鐵幕兩方的聯繫日益頻繁，讓許多東歐人（尤其是專業人員、教師和主管）相信他們的生活比國界以西的人還要窘迫。他們比過去更常比較，但並非跟他們自己的過往或蘇聯做比較，而是跟其他歐洲人做比較，透過電視、電影或真實的接觸，他們認為對這些人的生活了然於胸。

其他事情也滄海桑田。蘇聯人對德國報復主義和擴張主義大肆渲染的恐懼，如今對年輕一代的東歐人已經影響有限，這一點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波蘭。在戰前，超過三分之一的波蘭領土曾經屬於德國。但是布蘭特的東方政策以及波、德之間日益頻繁的接觸，使得過去曾經存在的緊張關係漸漸淡化。這讓波蘭更能專心在自己國內的事務上，而人們對現況怨聲載道，工人和其家庭更是如此。波蘭的社會成長較大多數東歐國家緩慢。一九七○年，當政府試圖調漲一般用品的價格時，工人抗議了。「共產主義是什麼？」華沙的笑話這麼說，「就是當所有東西都能在商店買到的時候。換句話說，就是革命之前。」

一九七○年，大規模工人抗議使波蘭政府心生恐懼。在蘇聯同意之下，它試圖用大幅借債來渡過難關。如同拉丁美洲國家，波蘭和其他東方陣營政府發現西方陣營的銀行和機構在七○年代急切地想放貸。波蘭被看成是可靠的借款方；它擁有穩定的政府體系和至少某些商品（煤炭、船艦、農產品）可供外銷。沒有人真正在意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的低落，而這卻讓東方陣營以外的國家不願購買他們的產品。及至一九七七年，在西方的債主開始失去耐心時，波蘭共產黨借貸了大約兩百億美元。政府必須再度調漲物價，以償還貸款。

一九七○年，波蘭工人不願認命接受更差的生活條件，他們感覺情況已經夠差了。及至一九七八年，他們的抗爭有了新的靈感泉源。虔信天主教的波蘭工人階級在那一年歡慶波蘭人選上教宗。這是十六世紀以來第一位非義大利人獲選教宗，嘉祿．若瑟．沃伊蒂瓦（Karol Cardinal Wojtyła）成為聖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以五十八歲之齡而言，曾出任克拉科夫（Kraków）大主教的他，活力充沛，擅長運動，也是一位神學保守主義者，在祖國總是與工人相當親近。在獲選教宗後，共產黨領導人不敢拒絕他出訪波蘭。在一九七九年他巡視全國時，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波蘭人到現場親炙其風采。「如果此刻我們接受所有我膽敢承認的事情，會產生多少偉大的義務？」教宗問他的國人：「我們有能力承擔嗎？……沒有基督，我們不可能了解這個充滿著光輝和兼具困難的過去的民族……讓你們的聖靈降臨，」若望保祿祈禱：「然後重塑地球的面貌、土地的面貌。」他的聽眾們默禱：「我們想要上帝，我們想要上帝。」⁰⁶

一九八○年八月，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Lenin Shipyard in Gdansk）的工人罷工了。在年輕電工萊赫．華勒沙（Lech Wałęsa）的領導之下，工人們占領了造船廠，要求改善工資和工作條件。當其他工廠也加入罷工後，工人們的要求增加到包含貿易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和釋放政治犯。在罷工規模擴大、其他團體也加入罷工行列後，波蘭共產黨對其中一些要求讓步了。由於迫切需要工人階級合作，回到工作崗位以增加生產量，政府別無他法，只能妥協。當月月底，共產黨協商代表同意承認一個獨立的新商會「團結」（Solidarity）。造船廠內華勒沙和其他工人領導的談話，充分挑戰了已經冷汗直流、西裝筆挺的共產黨幹部，這些會談都在電視上即時轉播。大多數波蘭人從未預料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此情此景。

到了一九八一年，團結工聯已經有了將近一千萬名成員，擁有自己的出版品和出版社。共產黨政府試圖實施審查，但成效愈發不彰。黨內為了如何處理團結工聯所帶來的挑戰而分裂。包含第一書記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Stanisław Kania）在內的許多領導人，想要與團結工聯和其他非共產黨團體維持長久的妥協關係。他們希望波蘭社會上下齊心，一同為國家的經濟情況負責。他們還是希望由共產黨掌權，以避免蘇聯介入。除此之外，其他事情都可以坐下來慢慢協商。可以想見，莫斯科和其他華沙公約組織國家對波蘭人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他們想逼卡尼亞下臺，查禁團結工聯，擴大執行審查。一九八一年十月，他們屬意的國防部長沃伊切赫．賈魯賽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取代了卡尼亞成為第一書記。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賈魯賽斯基宣布實施戒嚴，並解散團結工聯，有五千位領導人遭到逮捕。新政權重新實施嚴格的審查制度，軍隊在街頭巷尾巡視。對不以為然的共產黨員，賈魯賽斯基聲稱他實施戒嚴是因為蘇聯紅軍可能即刻入侵。這幾乎無疑是聳人聽聞。當賈魯賽斯基與蘇方一起構想出戒嚴計畫時，蘇方催促他執行，但也清楚表明如果無法成功執行，紅軍並不會入侵波蘭來救援他。在阿富汗事件之後，由於經濟問題叢生，超級大國間的緊張關係攀升，蘇聯已無餘力涉險派兵進入波蘭。十二月十日，安德洛波夫已經對莫斯科政治局清楚表態：

我們禁不起這一著險棋。我們不想派軍遠征波蘭。這是合理的立場，我們必須貫徹此立場。我不知道波蘭情勢將如何演變，但即使波蘭落入團結工聯手中也一樣。若資本主義國家緊咬著蘇聯不放，你知道他們已經在政治和經濟的多種決議上取得共識，這將會是我們的一大負擔。我們必須將自己的國家放在首要考量，先關心如何增強蘇聯的國力。⁰⁷

其他東歐國家也開始改變觀點了，雖然較波蘭來得緩慢。匈牙利在卡達爾治下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華沙公約組織中最為自由開明的一員。八○年代匈牙利經濟進展緩慢，也像波蘭一樣透過向西方陣營借貸彌補財政赤字。但是與蘇聯陣營的其他國家相比，匈牙利與西方的經濟互動更為密切。一九四五年戰爭中被摧毀的布達高地（Buda Heights）從一九七六年開始，便有了自己的布達佩斯希爾頓飯店（Budapest Hilton Hotel）。從其他東歐國家來的訪客曾經擠在山坡上，只為了一睹其塔樓。匈牙利人自己往來各地則相對自由。一九八五年，超過五百萬匈牙利人出國，其中有三分之一到訪西歐，裡頭有一位後來談到出行的經驗：「我第一次去到西方時，感到極為震驚，我無法消化那三週內接收到的如爆炸般的信息……在東歐，我們必須奮力爭取，才能獲得西歐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他們的市場裡有新鮮的食物，即使在週末，我都不需要為了買一條吐司大排長龍。」⁰⁸

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人愈來愈不把自己視為被蘇聯支配的「東歐人」。相反地，他們重新將自己定位為中歐人，被一個來自東方的詭異蘇聯文化所占領。若說挪威或葡萄牙可以是歐洲主流的一部分，那麼為何他們不行？在匈牙利，反對大都是智性上或者商業上的反對。一九六八年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在愈發惡劣的獨裁政權治下，反對方要求政治權利和推翻蘇聯入侵之後所立的政權。《七七憲章》（Charta ’77）是政治異議分子的宣言，參與者從地下搖滾樂團到反方領導人都有，例如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該憲章譴責捷克的政治壓迫：「中央控管所有媒體交流、出版和文化事業，公開的言論自由被禁止。沒有任何與官方意識形態有些微差距的哲學、政治或科學觀點，或藝術活動可以被允許發表；對異常的社會現象不能發表公開批評；對於官方宣傳的假消息或侮辱，不能公開辯護。」⁰⁹

布拉格的搖滾樂團宇宙塑膠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更言簡意賅地加以表達：「現在二十歲的青年都厭惡地想嘔吐。」¹⁰此樂團成員被逮捕，哈維爾也被逮捕了。一九七九年，他被判入獄四年。

在其他地方的人眼中，蘇聯和東歐攻擊異議人士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合法性更加動搖。在蘇聯，少數幾位敢言的政治異議分子都入獄或被放逐。有些人被送到精神病院裡灌藥，讓他們變得溫馴服從。蘇聯異議分子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於一九七六年與被囚的智利共產主義領導人路易．斯科瓦蘭（Luis Corvalán）「交換」，布科夫斯基曾在精神療養機構待了數年。彼得．格里戈連科（Petro Grigorenko）將軍是一位紅軍軍官，曾抗議蘇聯的政治壓迫，他也進過精神療養院。沙卡洛夫是一位物理學家，也是莫斯科赫爾辛基團體的創始者，此團體是異議分子成立以監看蘇聯是否服從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協議，他得以幸免這個羞辱的對待。但是這僅是因為他是蘇聯核武的創始人之一，也是一九七五年諾貝爾和平獎的贏家。作為替代，他遭受境內流放到高爾基城（現在的下諾夫哥羅德〔Nizhny Novgorod〕），在當地遭到嚴密監視，遠離國際媒體。在太太伊蓮娜．邦娜（Elena Bonner）幫忙宣讀的諾貝爾獎獲獎感言中，沙卡洛夫強調「守護和平和守護人權的關聯……〔唯有〕守護人權，才能為真正長久的國際合作提供堅實的基礎」。¹¹

東德政府自豪於經濟進步和能熟稔巧妙地控制任何可能的反對勢力。但是從七○年代末開始，它便很清楚至少前者已經陷入困境。與其他蘇聯陣營的國家相較，東德境況不差。人民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平和最高的生產力。但是無孔不入的祕密警察史塔西（Stasi，國家安全局的簡稱）握有全東德人口約三分之一以上的檔案，它回報事情不妙。莫名的食物與貨物短缺（一九七六年，咖啡消失在商店架上好一段時間，一九七九年則是香蕉和橘子）使某些東德人心生不滿，尤其當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可以在電視上看見西德的食物豐足。史塔西仍然有能力圍堵任何公開的反對活動，且東德人民也大抵仍遵循政府指令。但是東德領導人知道他們必須促進經濟。他們在自己的圈子也抱怨道，東德競爭的對象並非波蘭或保加利亞，而是西方世界最為先進的工業經濟體，偏偏那碰巧也是德國。

如同大多數其他東歐國家，東德試圖透過向西方（尤其是西德）借貸來振興經濟。八○年代的東德問題並非僅是負債程度，而是有助於償還債務的強勢貨幣出口日益減少。五、六○年代，東德出產的許多產品，從鏡片到汽車，都可銷售到蘇聯陣營以外的地方。這些出口品於七○年代逐漸趨緩。及至八○年代，東德已經完全被商品更物美價廉的南歐和亞洲諸國擠下。東德試圖利用科技知識生產電腦輸出，但完全失敗。沒人想要龐大笨重的東德機器，還與任何蘇聯陣營外的產品不相容。

對於東德領導人而言，維持緩和政策逐漸成為一種對西德不加巧飾的威脅方法。西德人民可以到訪東方，但他們必須將大筆強勢貨幣兌換成出了東德就毫無價值的東德馬克。東柏林威脅西德，若不提供更多貸款或同意經濟協議，便要切斷東西德的聯繫與往來，而這些經濟協議往往要求東德馬克與西德馬克必須等值。海爾穆．柯爾（Helmut Kohl）於一九八二年取代施密特出任總理。柯爾領導下的西德新保守派政府持續這些對東德的讓步政策。跟施密特一樣，柯爾認為藕斷絲連比一刀兩斷來得好。更令人震驚的是，西德政府必須以強勢貨幣付費讓每位獲准離境的東德人進入西方。不出意料的是，到了八○年代中期，有些在東方的德國人開始覺得人民受到一個失能政府裹脅。但他們幾乎都只對親友抱怨。

東德的根本問題是他們與歐洲最大的成功案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靠得太近了。透過西德，東德又與到了七○年代中期已經高速發展的歐洲整合進程靠得太近。若僅是與歐洲的邊緣國家或者非歐洲國家相比，東德的情況也比下有餘。但是與西方工業與金融重鎮相較，它看起來幾乎是個失靈的國家。西德在成功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整合歐洲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這正是東德所不可能參與的體系。

一九七三年，歐洲共同體（EC）擴張，將英國、愛爾蘭、丹麥納入之後，歐洲聯盟更進一步地整合。在西德和法國政府的協助下，歐洲議會直選的計畫通過了。讓人民、物資、服務、資金可以自由跨國流動的西歐單一市場計畫也通過了。許多歐洲領袖都認為，若他們不希望在經濟成長方面落後美國和日本，這一步便是無可避免。雖然完全落實這些計畫需要時間，但光是逐步朝此邁進，無疑已刺激了包含西德在內的歐洲經濟成長，在此之前，歐洲的經濟（至少與前三十年的快速成長相比）看來似乎停滯不前。這些計畫也鼓勵競爭，促進效率，增進科技傳播，但最重要的是創造出一個歐洲國家聯盟的作品，顯示出一系列共同理念的長處，而這在此前歐洲合作往往是看不見的。在一九八三年的《斯圖加特宣言》（Stuttgart Declaration）中，西歐領導人宣誓要「創造團結的歐洲。在世界的危險情勢下，這較以往來得緊迫，歐洲聯盟能擔負起其政治角色、經濟潛力和與其他人民的多重連結上義不容辭的責任」。¹²

冷戰加劇使得歐洲迫切需要在形式與程度上都加速整合，這在西歐諸國的首府都顯而易見。一九八一年，希臘迅速成為歐洲聯盟的正式會員。西班牙和葡萄牙於一九八六年加入。這些很大程度上是冷戰下的決定（順道一提，美國領導人予以強烈支持）。取得歐盟會員國資格意味著南歐諸國認可了某種由社會負責發展的資本主義形式，唯有在放棄革命的選項下才能夠獲得補助。而他們在成為歐洲共同體會員國前後，也確實得到了補助。及至八○年代晚期，這些歐洲最窮國的企業、福利和平均收入都大幅提升。猶記一九八八年，有一位來自一貧如洗的阿連特如（Alentejo）的葡萄牙農夫向我解釋為何他不再支持共產黨：歐洲的補助，他說，讓希求更好的生活變得可能。

歐洲共同體擴張到南歐，對冷戰來說關係重大。對東歐而言，這猶如許下他們也能加入某種歐洲共同體的願景。在布達佩斯或布拉格的人們很難理解，為何連阿連特如的農夫或來自希臘克里特島的漁夫都可以享受到歐洲整合帶來的利益，而他們卻不行。這種想法是蘇聯治下的東歐一顆不定時炸彈。這意味著歐洲內部分裂成不同權力集團的結果，除了戰爭或流離失所之外，其實還有另一種選項：各國在沒有強權控制下，可以聯合起來決定自己的未來。共產主義控制的最大勁敵並非北約的軍事操弄，而是一旦割據歐洲的圍牆拆除，就能夠擁有富足生活的信念。

另一個加速歐洲整合進程的結果，是區域認同的擴張。愈來愈多歐洲人不再只是著眼於自己所生活的國家，而是將自己視為若非跨越國境即是棲身在重重國境地區內的一分子。居住在南提洛爾（South Tyrol，譯按：義大利北部自治省，奧地利邊境）、說德語的義大利人，可以更緊密地與奧地利國界另一邊的人連結。居住在比利時的說法語的瓦隆人（Walloons）與其在法國的同族連結。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亞人（Catalans）和巴斯克人（Basques）要求被認可為獨立民族。其中有些案例導致了衝突，但大多數的情況是：共同的歐洲整合概念，讓較小的民族得以在未完全獨立的情況下，仍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地區與國家的緊張關係也得以改善。

然而問題是，在將歐洲不同地區分隔開來的冷戰分裂線上會發生什麼事？及至八○年代中期，歐洲三座核心古城（布拉提斯拉瓦、布達佩斯、維也納）自古以來的許多聯繫都變得更為顯而易見。即使冷戰分界仍然將它們分隔開來，這三個國家的作者也開始言及他們在中歐的位置。在巴爾幹半島，認同議題變得愈發錯綜複雜。在羅馬尼亞的匈牙利人抗議希奧塞古政府暴虐無道。在南斯拉夫的阿爾巴尼亞人開始要求獨立。南斯拉夫因爭取民族權利，內部動盪（特別是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的運動）日益加劇。有些人認為這些問題可以在歐洲整合的更大架構中得到解決。但迄今冷戰橫加阻攔，歐洲機構單靠自己還沒有能力瓦解這樣的隔閡。

並非所有歐洲政府都認為自身利益可透過深化區域整合（如同《斯圖加特宣言》所說）達到。自由市場的掌門人柴契爾於一九七九年成為英國首相。她極力支持一個強大的西歐共同市場，並認為歐洲共同體有助於「讓歐洲共同的力量得以實現，藉以確保民主、自由、正義得到伸張」，一如她在八六年歐洲議會中所說。¹³但是她對進一步的政治整合則懷疑不已，且擔心英國主權地位和其與美國的「特殊關係」。柴契爾與雷根之間密切的關係，正是英美特殊關係的寫照。在其他西歐領導人眼中，至少起初僅是把雷根看成一個教條主義的笨蛋。

在戰勝阿根廷，取回南大西洋福克蘭群島的控制後，柴契爾的地位大幅提升。在世界其他地方看來，這場衝突卻是始料未及。一九八二年，在阿根廷軍政府奪取這個人口約一千八百人的英屬群島後，柴契爾派遣了整個英國海軍遠征隊跋涉八千英里征討他們。雷根政府專注於冷戰，擔心阿根廷軍政府對抗其左翼政敵受到波及，想要爭取時間協商。「我想要展現我們仍然都想找尋共識，」雷根在電話中告訴英國首相，「……應該截斷南美左翼的勢力，他們正試圖利用危機趁火打劫。」

柴契爾不能接受。「這〔攸關〕民主和我們的島嶼。如果我們現在失敗了，將是對民主來說最糟糕的事情。」她對總統這麼說。¹⁴英方成功拿回島嶼，近千人命喪沙場，其中大多數是阿根廷人。這場戰爭無損於英美關係，但的確提醒了雷根除了冷戰之外，還有些衝突是需要處理的。

法國領導者對於歐洲整合最大的考量，在於如何防止西德在政治和經濟地位上變得過於顯赫。法國素來驅動歐洲的整合，而此一政策走向在社會主義者法蘭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於一九八一年當選總統後仍然賡續。密特朗起初似乎想為法國開拓更為左翼的路線，但讓若干共產黨員入閣教美國人膽戰心驚。在位一年半後，由於法國經濟陷入泥淖，這位新任總統改弦易轍，不再成天談論提高稅收和企業國有化，反倒轉而著眼於財政和貨幣，企圖讓法國企業在歐洲變得更有競爭力。共產黨員悄悄被他的政府遺落，繼法國左翼而起的是「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密特朗的右轉對全西歐都有著關鍵影響。這意味著在規模擴大的歐洲共同體中，自由市場的社經模式會居於領導位置，即便密特朗的法國和柴契爾的英國仍然大異其趣。

在西歐，七○年代晚期小規模的恐怖主義運動增加，很容易把這些看作是對官方政治路線急遽左右分裂的反應。少數極左或極右派認為戰後西歐政府是非法政權，魚肉鄉民，他們於六○年代愈發朝恐怖主義靠攏。但是僅僅十年後，諸如西德的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又名Baader-Meinhof Group）以及義大利的赤軍派（Brigate Rosse）都穩步成形。他們（和他們的右翼勁敵）所從事的活動一路持續至八○年代終。這些引人注目的恐怖主義行動可能是個信號，暗示著這些團體如何在一般的政治角力中失勢。但儘管如此，一九七七年紅軍派謀殺德國雇員工會領袖漢斯．馬丁．施萊爾（Hanns Martin Schleyer），以及翌年赤軍派謀害義大利總理阿爾多．莫羅（Aldo Moro）等事件，仍然為全歐帶來政治風暴。

但是，對東、西方關係更糟糕的是，在波昂以及其他地方，都有人懷疑東方的共產主義政權與西方的恐怖分子沆瀣一氣。許多紅軍派恐怖分子在東方陣營接受軍事訓練，而東德史塔西則提供他們西德追捕的情報。東德和保加利亞也協助西德恐怖分子與中東和日本的極端主義運動接觸，例如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PFLP-GC，阿布．尼達爾〔Abu Nidal〕組織）和日本在中東運作的小型恐怖主義組織赤軍。這場遊戲一觸即發。有些東歐和蘇聯官員也許相信這能幫助他們動搖西方社會。實際上，這只是再度提醒西方領導人東方政權的不合法，且令冷戰的風險變得更大。

西歐恐怖主義也讓各國政府可以削弱對其政策帶來的挑戰。但是將七、八○年代的青年抗議運動抹上恐怖主義的色彩，以長期來說反而會帶來後座力。尤其在雷根成為美國總統之後，廢核武和環保運動蔚為主流。一九八三年十月，西歐超過三百萬人參與集會，反對北約飛彈部署。在倫敦和波昂，有至少二十五萬人上街遊行，拉著「禁止炸彈」（Ban the Bomb）和「停止核自殺」（Stop Nuclear Suicide）字樣的布條。創立於一九八○年的西德綠色組織（The West German Green Party）認為，環境破壞的終結與鐵幕東西兩端的核武存廢息息相關。他們的立場廣獲支持：在一九八三年的民調中，全西德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不論情勢如何都堅決反對北約設置新飛彈。¹⁵

西歐八○年代的抗議運動與過往不同的地方，在於更直截了當反對軍事主義和在東西陣營內的壓迫。運動組織如歐洲裁減核武運動（European Nuclear Disarmament, END）要求蘇聯撤除SS－20飛彈，並且拒絕北約的新核武。從蘇聯的角度出發，更糟的是，許多歐洲裁減核武運動領導人都與東歐的異議分子往來密切。主張和平的英國退役軍人與前共產主義者湯普森（E. P. Thompson）宣告：「真正解除核武能直接幫助蘇聯國家發展民主運動。更進一步說，在蘇聯國家發動民主運動，是迫使社會主義國家廢核武的前提。」¹⁶八○年代，歐洲左派似乎重新發現民權和自由與左翼政治的關聯性。赫爾辛基協議給予抗議核武者機會與東方陣營的異議分子——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維爾或者對共產主義失望的匈牙利黨員——會晤。他們發現彼此所憂心的事物大同小異。

其中一個議題是冷戰在歐洲所造成的環境惡化問題。不僅軍工業是一大汙染源，而且許多人都認為核能發電、有毒廢料、濫伐森林與冷戰的生產競爭高度相關。諸如綠黨等政黨和歐洲裁減核武運動等運動在造勢活動中強調兩者的關聯，批評東、西方陣營的力道有時不相上下。但冷戰的環境批評也進入了政治主流。在所有主要的西德政黨中，年輕的側翼都認為要解決日益尖銳的環境問題，東西陣營必須先擬定「共同安全」和約。即使是由柯爾領導、現在是執政黨的西德基督教民主派，也在其一九八四年的計畫中，將減低工業汙染、推廣車用催化轉換器置於德國國際政策的核心。¹⁷

但是不僅歐洲人憂心冷戰造成更廣泛的影響。令其歐洲批評家驚訝的是，就連美國總統雷根也開始擔憂核戰可能擦槍走火，或者蘇聯受情勢所迫可能對西方陣營發動第一波攻勢。雷根相信，美國正在取得冷戰的勝利。這位樂天派的總統覺得他的勝選以及上任頭兩年所做的事（包含軍備競賽），已經重振美國偉大的國勢。他也相信世界其餘地方已經漸漸向美國倒戈，朝向自由市場和民主發展。雷根認為，任何核武衝突都會摧毀這些自然進程。尤其在一九八三年優秀射手演習一事之後，總統開始更認真思考如何避免爭端。「我覺得蘇聯太過擔憂自己可能被攻擊，自我防衛心太強了。」雷根在日記中寫道，「在不放軟姿態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告訴他們沒人有此打算。他們有什麼好值得覬覦的東西？」¹⁸

打從他就任總統，雷根就心繫如何保衛美國免遭核彈攻擊。他發現兩強相爭必然兩敗俱傷的原則，不僅於道德上有所爭議，並且於他個人而言也無法接受。想到自己可能有機會使用核武的啟動碼，就令雷根坐立不安。身為總統，他始終避免大多數可能涉及下達這種作戰指令的簡報或模擬行動。相反地，一九八三年，總統啟動了旨在防止本土受到核彈攻擊的戰略防禦計畫（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這些計畫想像使用天基雷射系統摧毀來襲的核彈，因而被其批評者戲稱為「星際大戰」（Star Wars）。就連總統自己的科學顧問都指稱這不可能成功，或至少在他們這一代不可能。但是雷根堅持己見，斥資挹注在他這項新寵計畫上。

戰略防禦計畫令蘇聯大驚失色。它不僅打破了雙方習以為常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原則，因此（在蘇聯看來）讓世界變得更加危險；而且蘇聯也知道己方沒有同等的技術可以競爭，也無法負擔鉅資預算投資在科學技術上以追上美國。如同其美國敵手，許多蘇聯專家都懷疑戰略防禦計畫（至少近期內的）是否可行。但是眼看美國人坐擁這項武器，蘇聯領導人也不能無動於衷。大多數專家認為，此種報復僅可能伴隨著新攻擊性科技的研發，或大幅度增加蘇聯飛彈噸位，而這早已超過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所規定的限度。

對於雷根的太空攔截核彈計畫，莫斯科方面的反應顯示了東西方陣營間的科技鴻溝愈來愈大。及至八○年代中期，從衛星科技到電腦用的光纖電纜，西方已經在大多數領域取得領先。這些進步是政府資金（往往是軍事資金）和生產產品的民間企業合作達成的。蘇聯科學家和工程師對西方的進展知之甚詳。若他們國內的體系有足夠的彈性能將科技置入生產，他們也很可能達成類似的進展。就設計及慣性而言，蘇聯落後的地方在於生產端。

衛星科技便是很好的例子。直到七○年代，蘇聯在衛星科技上都遙遙領先。其螢幕衛星為數百萬在西伯利亞和太平洋岸省分的蘇聯市民提供電視訊號，當時西方根本望塵莫及。但是蘇聯刻意不將衛星電視作商業之用，而他們的國際宣傳廣播讓觀眾關掉電視的機率比打開還高。在八○年代早期，美國衛星站開始對全球播送美國新聞、體育、電視劇、電影，往往只要負擔得起衛星電視盒就能觀看。消費主義的訊息是新電視臺吸引力之所在，深受所有能觀看的人歡迎。

商業電視的成功顯示世上許多地方，人們的優先考量開始改變了。七○年代全球經濟的關鍵改變伴隨著這個消費主義轉向。如同我們所見，固定匯率、規範交易和資本控制的布列敦森林制度解體導致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危機感。但它也同時反映了尤以亞洲為代表等其他地方的經濟地位相對提升。除了共產主義國家外，全世界的人都重新將自己定位為產品的消費者，這些產品在過去不是不存在，就是僅屬於社會頂層。從衣物到電器，從化妝品到冷氣機，價格在競爭中被拉低，潛在顧客的數量也因此大增。不出意料，貨櫃運輸量在八○年代幾乎增加了三倍。

七○年代早期，全球經濟情勢大都倒向美國。雖然其國家經濟地位跟他國相比持續下滑，但是美國仍然居於世界金融體系核心的地位。美元仍然是世界通用貨幣，而且不受過往的限制所囿，美國政府確保幣值維持低廉，以鼓勵美國商品出口，並且吸引外資進駐。但美國也在八○年代貿易和金融的全球化中取得有利條件。美國的銀行和（尤其從八○年代中期起）投資公司可以輕易投資外國市場，知道他們所持有的貨幣是他國所垂涎的。來自美國的金融工具和科技馳騁國際。

八○年代的全球金融革命改變了世界經濟，且因此改變了冷戰主戰場之一的景觀。在七○年代所難以想像的大規模投資，如今在政府修改政策和資訊科技演進的雙重輔助下變得可能。在電子資訊變成主要的消費產品之前，金融服務運作的方式是提供投資者市場與經濟潮流的實時資訊。電信與電腦的結合——現在我們所熟知的網際網路——一開始在美國是發展來為軍方所用。但是它對於金融服務帶來的革新不亞於防禦通訊，並以美國的發明和美國的原則將資本世界綁在一起。

美國以外的消費主義轉向也有助於美國的商業發展。傳統產業往往受更低廉的進口商品衝擊，怨聲載道，即使是尖端的電子產品和名車，在美國境外生產也往往更為物美價廉。但是他們的想法、設計、科技往往來自美國。例如，個人電腦主要使用美國（或美國企業所擁有的）科技，微軟和蘋果等公司於焉誕生。世界對美國產品（例如音樂、電影）重燃渴望，這有助於維護雷根的辭令——自由和選擇是美國根深柢固的價值。到了八○年代中期，新保守主義政治支持新自由經濟，新自由經濟又轉而鞏固新保守主義政治。

美國創造出全球化（或消費主義）並不是為了將之當作冷戰武器。但是雷根政府的確運用其影響力，要求主要的金融機構限制歐洲以外任何可能與蘇聯交好、選擇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人操作經濟的空間。對於像是古巴、尼加拉瓜、安哥拉或越南等國家，金融信用近乎不存在，迫使他們必須仰賴蘇聯和東歐的支援，而這種支援也變得愈發難以獲得。然而，對於全球各地反對資本主義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全球趨勢和規範逐漸與他們及其所信仰的價值背道而馳。柴契爾稱新自由主義形式的資本主義「沒有替代方案」似乎一語成讖，對那些唾罵其含義的人來說亦同。

即使這些感觸來得快，去得也快，但這些感觸在形式上最為教條主義的那部分，在八○年代中期卻極為強大。首先，雷根和柴契爾雙雙都在控制經濟上感到吃力，然後他們貨幣學派（monetarist）式的應對政策被看成笑話。一九八二至八三年間的衰退是美國自五○年代晚期以來所經歷最為嚴重的。可以說，經濟之所以復甦與其說是因為貨幣主義原則，不如說是由於美國主要用於軍用的大規模赤字開支（deficit spending）與（特別是金融）全球市場的形成相結合。但這並不影響那些相信貨幣主義和其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形式的人。對他們而言，貨幣主義等可以拯救世界免於共產主義的威脅，以及避免社會主義以陰險狡詐的方式介入西方。雷根的借貸金額超過歷任總統借貸的總和，或者公共服務開銷在柴契爾任內大幅增加，他們也不以為意。其訊息遠遠大過其實踐。那項訊息——即個人自由比社會的需求重要——的所及之處，遠遠超出了那些聽過貨幣學派政策的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