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布里茲涅夫時代

當我稱六○年代末及七○年代為「布里茲涅夫時代」時，學生往往會遲疑。他們會爭辯道，總有更值得拿來為這個時代命名的重要人物吧？詹森、尼克森、季辛吉呢？或者布蘭特、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就像學生常會犯的錯那樣，他們把握了實質但未能把握表象。或許尼克森與布蘭特各自從不同的方面貢獻更多。但是，象徵冷戰此一時期精神的人，是布里茲涅夫。在社會與經濟現實快速變遷的年代，這位蘇聯領導人不願順服於新的境況，堅守他的國家在冷戰體系中的位置，以此出類拔萃。布里茲涅夫是一名審時度日、反應被動、墨守成規的技術官僚，是冷戰中期各國領袖試圖為不定的年代強加秩序時的標竿人物。

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六年出生於東烏克蘭一座貧困的小鎮，父母為工人階級的俄羅斯人。他的年紀大到足以依稀記得革命之前的歲月；終其一生，他都在蘇聯度過。他是家中第一位上大學的，以電機學位畢業。十七歲時參加共產青年團，一九二九年二十三歲時加入共產黨。在史達林大清洗的時候，儘管多名友伴遭到逮捕，布里茲涅夫卻毫髮無傷——他事後承認只是僥倖。戰爭期間，他起初在高加索地區擔任政治委員，隨後被派往烏克蘭前線。德國投降時，布里茲涅夫尚未滿四十歲，就已經在他服役的第十八師一路打進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後晉升少將。

二戰對於布里茲涅夫而言就像對同代的蘇聯人一樣，是個決定性的經驗，教會他組織、紀律以及保持冷血無情的重要。二戰也教會他戰爭的恐怖。儘管布里茲涅夫鮮少近身肉搏，但戰爭所帶來的毀滅，無疑終其一生都在他的心懷留下烙印。「我不希望災難再降臨在我的人民身上」，他於一九七四年對美國總統傑拉德．福特（Gerald Ford）說。⁰¹布里茲涅夫說在戰爭當中「眾人皆輸」。⁰²但儘管害怕戰爭帶來的浩劫，他也相信共產主義在全球的任務，以及必須保衛蘇聯的成就，包括對東歐的掌控。「當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試圖將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帶往資本主義，就不只是該國的問題而已了，而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他以一貫詰屈聱牙的文句對波蘭人如是說。⁰³

布里茲涅夫於一九五六年成為蘇聯領導班子的一員，主掌防禦工事。一九六○年，布里茲涅夫回到烏克蘭，赫魯雪夫授意他出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Presidium of the Supreme Soviet）主席，亦即名義上的國家領導。赫魯雪夫以為這是個安全的選擇，因為布里茲涅夫行事作風低調又為人忠誠。但隨著黨內對赫魯雪夫擔任黨魁的不滿逐漸升高，愈來愈多領導人把布里茲涅夫視為可能的接班人選。一九六四年十月，蘇聯領導班子的大多數人對赫魯雪夫窩裡反，最終儼然成為宮廷政變。這次，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無意抵抗。「感謝你們給予我退休的機會，」他對同僚說，「我只請你們為我撰寫一篇合宜的聲明，然後我會簽署。」⁰⁴布里茲涅夫被推舉為新的共產黨總書記。赫魯雪夫則退隱至莫斯科近郊的達恰。

這是蘇聯史上第一次和平的權力轉移，對未來的寓意之深遠難以估量，其意義不僅止於發生的始末，也在於共同謀劃者加諸其上的意義。針對赫魯雪夫的指控主要稱他難以共事，行事魯莽，對其他領導人恣意批判，自行其是。赫魯雪夫的作風善變，凡事都要參一腳，剛愎自用的態度對他們來說難以忍受。他們想要更為集體主義的領導權，以黨組織作為關鍵的體制。針對赫魯雪夫的控訴多半是國內事務的誤區，但在準備的資料當中也涉及外交事務。資料上說，赫魯雪夫於一九六一年下達「最後通牒：要不柏林在某月某日之前成為自由之城，要不就連戰爭也無法阻擋我們。我們不知道他憑藉的是什麼，因為我們當中沒有人傻到認為有必要為一個『自由之城柏林』而戰」。資料繼續說道，赫魯雪夫「想要嚇跑美國人；然後他們沒被嚇跑，我們只好撤退，我們國家、政策、武裝軍隊的權威與聲望備受打擊」。⁰⁵

因此，布里茲涅夫及其同僚的諭令頗為明確。那些協助他們上位的人想更強調計畫、生產成長與福利。他們想要一個能避免與西方發生不必要危機的領導班子，但也能為蘇聯以及全球共產主義的利益挺身而出。布里茲涅夫是不二人選。以一位領導人而言，他廣開言路，樂於向他人諮詢意見，即便只是為了讓這些人加入已經做好的決議。在威逼恫嚇的史達林與善變無常的赫魯雪夫之後，布里茲涅夫是頗受愛戴的「同志」；他將幕僚的生日銘記在心，也記得他們妻小的名字。他最喜歡的句子是「正常發展」以及「根據計畫」。即便整體改革計畫有些許模糊之處，也很容易原諒這位新的領導人，只要他強調蘇聯經濟的穩定以及年復一年的成長。

在布里茲涅夫以及他的領導班子在位的長時間內，蘇聯經濟並非一場災難，這與一般的認識截然相反。證據指出，在計畫經濟體制提供的框架內，成長雖然緩慢有限，卻是連綿不斷。現有最佳的估算是蘇聯經濟整體在六、七○年代平均每年成長二．五％至三％，雖較同期的美國與西歐為低，更是遠低於東亞經濟體，但也足以讓經濟勉力撐持，並提供至少某些部門有限的實質成長。此外，蘇聯計畫經濟提供（儘管牛步但）平均的擴張，不像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年復一年愈發不均等是遊戲規則的一部分。

但蘇聯體系也有某些天生的缺陷。中央化資源分配之不精確造成高度的生產浪費。且經濟受阻於長年不彰的生產力，這在經濟成長、資本相對於勞動變得更充足時尤為顯著。及至七○年代，計畫經濟的獲利衰退這點變得明顯，即便蘇聯領導人希望選擇性的改革可以重振經濟，但實際上，趨緩的成長率難以翻盤。蘇聯早年的高成長可能是剝削充足資源的結果，只不過是彌補了連年烽火造成的落後。由於蘇聯經濟自絕於全球科技、教育、資本、投資市場之外，極難創造出更多成長。以一個自命代表世界未來的國家而言，這種相對停滯顯然構成挑戰。

蘇聯經濟的產出方向幾乎完全由政治上的優先考量來決定。如同前任領導班子，布里茲涅夫的領導團隊將重工業與軍事硬體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消費品，即便他們宣稱有其他的優先考量。因此，儘管經濟整體有所擴張，商店內有時仍難以找到消費品與某些種類的食物。有一則著名的笑話是這麼說的：有一名婦人走進商店問道「你們有肉嗎？」「沒有。」「那牛奶呢？」「我們只賣肉。沒有牛奶的牛奶店在對街。」

到了六○年代，人民想要更好的生活。新任蘇聯總理亞歷克賽．柯西金（Aleksei Kosygin）於一九六五年嘗試改革，要使資源分配更合理，增加工廠對工作方式與生產剩餘的控制，讓工作辛勤的人可以得到更多回報。但即便柯西金的改革小心翼翼，仍未能取得同僚的全面支持。負責中央計畫的蘇聯官員積習難改。有些人覺得這種創新的制度會威脅到他們的位置，另一些人則憂心理性化與利潤會妨害意識形態的純淨。結果就是計畫體制無法因應逐漸複雜的經濟的考驗。而當一些老闆想回頭用史達林主義的威逼恫嚇時，也不見成效。一九六二年，在新切爾卡斯克（Novocherkassk），抗議的工人高呼「牛奶、肉、調漲薪水」口號。他們占領了黨與警察機關部門。KGB在試圖恢復秩序時射殺了至少三十人。蘇聯當局不樂見新切爾卡斯克的案例在他處蔓延，因此也不敢對他們號稱代表的工人階級要求太多。

儘管蘇聯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到了六○年代尾聲已經顯而易見，市民整體的生活條件與軍事實力似乎都有所進步。與五○年代相比，一般蘇聯市井小民在布里茲涅夫的治下生活無虞，更不用說與戰爭期間或者與史達林的恐怖統治比較了。較為昂貴的消費品如汽車、冰箱、電視等雖仍供不應求，有時卻也能買得到。多數人賺進可以接受的薪水，住在體面的公寓內（所謂體面也是與過去相比）。國家提供免費教育、醫療照護、住房，甚至休假。多數家庭可以讓孩子參加免費的托育與課後活動。人民全面就業，身障保險免費慷慨，可以在低齡退休（女性五十五歲、男性六十歲），並享有完整的國家津貼。「感覺非常穩定有保障，」我有一位於六○年代成長於基輔的朋友如是說，「我們幾乎享有所需的一切。沒有人挨餓。我們總是相信明年會更好。」

及至七○年代，社會主義已經成為蘇聯的新常態，鮮有反對跡象。如同在歐洲與北美，青年為政府加諸的整齊畫一感到憤怒，但在這個要把自己樹立為全球眼紅對象的國度裡，極度缺乏民主與相應的法律程序這點似乎並未困擾太多蘇聯人民。儘管到處都是政令宣導，布里茲涅夫的體制在壓迫上頗有選擇性。猶太人有時會被選出來迫害，部分由於根深柢固的反猶主義，部分則由於他們與此際已成為蘇聯勁敵的以色列暗通款曲（但多半只是欲加之罪）。政治上的異見者遭到囚禁或者其他形式的懲處，就如同非俄羅斯的共和國內的民族主義者或宗教運動人士一樣。但總體而論，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蘇聯似乎獨樹一幟，儘管相較於俄羅斯的過往有些死氣沉沉。

蘇聯治下的東歐也似乎進入一種新的常態，即便不是多數東歐人所想要的常態。大多數人仍然認為蘇聯與共產主義的控制是被強加在他們身上，但各地人民都已經習得了要與政權妥協，盡可能在既有的境況中隨遇而安。穩健而顯著的經濟成長也推了一把，各地的生活水準都在提升。儘管東歐經濟如同蘇聯一樣面臨消費品短缺，他們仍然有著比更東邊還佳的生活水準。在最為先進的蘇聯陣營的國家如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尤其如此，在這些地方，技工的平均月薪遠比在蘇聯還高。就連在波蘭，在一九六四年，工程師的收入也比蘇聯的工程師高出一五％。⁰⁶但人民仍然希望不論就民族而言還是在經濟上能擁有更好的生活。地下刊物與禁書如雨後春筍，即使政府試圖禁絕並對散布者加以懲處。許多東歐人士仍然對自己的命運憤憤不平，不過儘管如此，他們所身處的世界走向也已經變得更加可以預期，也比過往舒適不少。

即便如此，東歐的社會經濟進步幅度與西方相較還是小巫見大巫。自四○年代起，西歐與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的其他國家（包括希臘、土耳其）經歷深刻的轉型，從以往以農耕為主的地方社會，只著眼於自己的傳統與文化，到了六○年代都變得更為都市化、工業化，更加有機動性，識字率也有所提升。這都仰賴經濟的強勢成長。六○年代西德的經濟每年平均成長五．五％，法國七％，義大利更是高達八％。對多數國家而言，六○年代是成長最密集的時段，是法國所稱的「輝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的一部分。

在西歐經濟體的核心國家，經濟成長創造高就業率，工人至少就購買力而言生活條件提升。邊陲區域也受惠，雖然途徑有所不同：它們是受惠於勞力外銷與當地工業化。土耳其、希臘、南斯拉夫、義大利南部以及伊比利半島的全境都將工人送出國門，幫助西歐打造奇蹟。一九七○年左右，從海外匯回的工資占希臘、南斯拉夫、葡萄牙逾半數的出口所得，在土耳其甚至占九○％。是冷戰的結盟關係讓人口能夠這樣流動；蘇聯統治下的東歐則沒有這種現象。

隨著就業率提高，工會的角色變得舉足輕重，不過在多數情況下（除了英國以外），工會的角色不像在戰間期那麼好勇鬥狠。多數工會從自己有本錢的立場出發協商，隨著工會成員整體的生活水準提升，多數工會都樂見被融入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集體協商機制，而非從外部挑戰這個體系。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他們受到歐洲政治精英打造的社會福利國家之助益。希望國家改頭換面的動機源於戰爭與蕭條的經驗，但這也意味著，當經濟開始成長，歐洲左右派的主要人馬在戰後都願意致力於新的社會安全網絡的形式。誠然，西歐的經濟復甦使得打造先進的福利國家成為可能。及至一九七○年，所有西歐國家都已經發展出照應老病的社會安全體系；有到大學程度的免費教育，保障退休年齡的福利，醫療照護要不是免費，就是有重點補助。

是人口增長、美方的首肯，以及對害怕過去的幽靈借屍還魂這三者相結合，才造就了六○年代西歐的福利國家。且這也需要強而有力的政治領導，以及科技、產品、觀念的跨界交流。在西歐全境，社會民主黨人與基督教民主黨人提供了領導團隊來創造提供基本福利的高度共識，同時也準備好要打這場冷戰。與西歐領導人一樣害怕歐洲過往的美國領導人，並未阻攔歐洲國家擴張，也沒阻止隨之而來的歐洲整合，儘管過去這種措施對美式思維而言是陌生的。反過來說，及至六○年代中期，詹森總統自己許多的美國福利項目似乎是師法歐洲的典型。

在六○年代，對西歐創造出的新型資本主義來說，唯一的政治挑戰來自法國與義大利的共產黨。另外可能的反對勢力如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右翼獨裁政權，早已向消費主義與福利制度投降——在社會安全體系盤根錯節、必須面面俱到的情況下，很難當一個法西斯主義者。法國共產黨人輕易地被戴高樂玩弄於股掌之間，戴高樂披上了民族主義與集體主義兩者的面紗。唯有在義大利，共產黨人才在選舉上帶來挑戰。在一九七二年，他們獲得了二七％的選票。其領導人是薩丁尼亞的貴族恩里科．貝林格（Enrico Berlinguer），從六○年代末起就是全國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

但儘管在工人階級之間仍飽受歡迎，義共正從內而外改組。由貝林格所象徵的新領導集團相信，義大利必須找出自己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蘇聯在這個過程中漸漸地從墊腳石變成絆腳石。一九六六年的黨綱強調選舉政治、漸進改革，以及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進步」天主教徒之間的聯盟。儘管義共仍持續與莫斯科密切溝通，也從蘇聯取得大量經援，但顯然義共希望設立自己的優先順序，包括外交政策。貝林格的外交政策開始淡化義共對義大利北約會籍的反對立場。

義共的立場對東西歐其他地方的共產黨人政治觀有顯著影響。流亡的西班牙共產黨人開始思索，如何從佛朗哥的獨裁轉型至多元主義的民主。當義共受到莫斯科攻擊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中仍具影響力的法共為義共的立場辯護，儘管許多法共領導人認為貝林格對共產主義傳統的批判稍嫌過頭了。但顯然到了六○年代末，至少有些西歐共產黨人認為他們彼此之間的共通點比他們與蘇聯之間的共通點多，於是「歐共」（Eurocommunism）之名不脛而走（義共、法共、西共從未給這個詞具體的定義，但是當這個詞符合國內的目的時，他們很樂於以此自居）。

有些東歐共產主義者也開始質疑黨的未來。捷克斯洛伐克強力的國內共產主義傳統可溯及遠比一九四八年的政變還久遠的時間，年輕的黨領導人意欲發展出一個與大眾的優先考量更步調一致的共產主義國家，這在過往並非如此。首先，他們有來自莫斯科布里茲涅夫領導班子的支持，布里茲涅夫的團隊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魁安東寧．諾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有點老土。改革派於一九六八年元月拱上臺的新任黨領導人，是受到布里茲涅夫祝福的斯洛伐克共產黨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起初他試圖控制人民的期望，聚焦在與蘇聯柯西金倡議的路線一致的經濟改革上。但很快地，他就遭受到開放政治體系與開放言論自由的壓力。教人吃驚的是，黨內多數似乎都贊同這些要求，連杜布切克都甚感意外。

一九六八年四月，杜布切克發起他稱之為黨的「行動綱領」（action program）。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確信共產黨在家國社稷中扮演的「領導角色」，指稱他們的國家應該要找到自己通往先進社會主義的道路：

民主應當提供更多的空間給所有個人、所有集體，以及管理層不論高層、低層還是中間階層的所有節點。人們應當要有機會為自己著想，表達他們的意見。我們只是把人民由下而上發出的行動、批評和建言形諸於文，然後充耳不聞。我們必須根本地改變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們必須確保能力不足的人……被那些為社會主義努力、憂心社會主義成敗的人取代。⁰⁷

杜布切克及其幕僚的目標在於漸進式的經濟、政治改革，並希望他們當年春天取消媒體審查，可以為他們爭取到所需的時間。他們也相信大多數人民都支持社會主義，儘管他們希望看到社會主義的改革。但對政治制度排山倒海而來的批評，讓他們措手不及。蘇聯方面十分震驚，尤其是當有些捷克與斯洛伐克的評論家建議退出華沙公約時。莫斯科方面心不甘情不願地開始對布拉格新領導班子的軍事行動做應急準備。

開始稱自己的改革為「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的杜布切克確信可以控制情況。但納悶自己是否就代表「非人性的社會主義」的蘇聯方面可就不那麼確定了。與其他害怕「布拉格之春」會擴散到自己領土的華沙公約國家領導人一起，他們制定計畫要迫使杜布切克下臺。在七月一場匆匆於蘇聯－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地帶召開的會議中，布里茲涅夫要求布拉格與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的「反蘇宣言」必須停止。杜布切克及其代表團保證他們會停手。捷克斯洛伐克試圖說服蘇聯，「我國的事件並非往摧毀革命果實的方向前進，更絲毫沒有離開社會主義陣營或者撼動社會主義根基的跡象。」柯西金譏諷道，比起捍衛華沙公約的共同邊界，捷克斯洛伐克人似乎更在意要吸引西方遊客。⁰⁸回到莫斯科以後，蘇聯的領導班子起初決定不要再更進一步。儘管已經萬事俱備，布里茲涅夫還是希望不需要大規模的入侵。他認為這樣的行動也許有其必要，卻會帶來昂貴的政治代價。

到了八月中，蘇聯領導人感覺陷於窘境。他們想要阻止預計於九月召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大會，因為他們害怕這會導致進一步的自由改革。布里茲涅夫最後一次致電杜布切克。他堅持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立即禁止最好發議論的報紙，並將持異見者趕出黨。杜布切克要求更多時間，布里茲涅夫打斷了他。

布里茲涅夫：薩沙，我不能同意。這兩三天我提到的報紙一直不斷刊登詆毀蘇聯和其他兄弟之國的文章。政治局的同志堅持我們應該緊急與你洽談……這是你們在欺騙我們的又一明證，老實跟你說，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解釋。如果你連這件事都無法馬上解決，那看來你的主席團已經失勢。

杜布切克：我不覺得有什麼欺騙。我們在嘗試執行我們所承擔的義務。但我們在形勢發生根本性變遷的情境下，盡可能執行這些義務。

布里茲涅夫：但你肯定明白這種安排，這種完成義務的方法……會迫使我們重新評估整個情況，並且另外訴諸新的措施……⁰⁹

布里茲涅夫與杜布切克同意重啟談話。但八月二十一日清晨，蘇聯、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的軍隊開進捷克斯洛伐克，並占領主要城市。杜布切克、盧德維克．斯沃博達（Ludvik Svoboda）總統以及其他政府成員遭到逮捕，押解至莫斯科，然後被迫簽署協定，同意蘇聯駐軍、關閉報社，並終止最具爭議的那些改革方案。在城市當中有些許稀稀落落的抵抗，七十名捷克斯洛伐克人遭到殺害，七萬人越過邊界逃往西歐。在監禁時間長到蘇聯希望足以使他被痛恨入侵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淡忘之後，杜布切克被送往斯洛伐克林務局。他的繼任者是蘇方欽定的古斯塔夫．胡薩克（Gustáv Husák），他讓捷克斯洛伐克成為蘇聯集團最壓迫的政權。

國際上對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應，顯示全世界在六○年代末朝向不同的方向發展。與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有所不同，美國完全噤聲，幾乎是不置可否。當蘇聯的大使多勃雷寧在白宮拜會詹森總統告知入侵情事時，深陷越戰泥淖的詹森沉默以對，幾乎是事不關己，還敬他一杯薄荷茱莉普，令蘇聯大使頗感震驚。西歐一般人反應較大，大規模抗議入侵行為。就連西歐的多數共產黨也譴責蘇聯的行徑，義共公開稱之「有欠正當」並表達「強烈的反對」。¹⁰讓布里茲涅夫驚駭的是，連華沙公約成員國羅馬尼亞也反對，其政治強人尼古拉．希奧塞古（Nicolae Ceauşescu）稱這次入侵為「重大的錯誤，對歐洲和平與世界社會主義的命運造成嚴重的危險」。¹¹

當蘇聯掙扎地要把集團內部維繫在一起時，美國對西歐的影響力仍然很高，儘管美方的耐心有時也受到考驗。美國被視為歐洲對抗蘇聯的安全保障，而歐洲對美軍駐防也甚表支持。但西歐人民（尤其是年輕人）也在社會潮流、流行、音樂、舞蹈、電影等方面從美國尋求靈感。顯然美國的宣傳單位如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試圖進一步強化這種偏見。但事實是他們根本不需要這麼做，有時當他們試圖這麼做時，他們拙劣的技法反而弊大於利。比美新處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商業電視節目，到了六○年代中，多數歐洲觀眾已經可以收看到這些節目。在五○年代，貓王和馬龍．白蘭度儼然已經成為美國在歐洲的明星，尤其是因為他們反叛的姿態。當搖滾樂於六○年代征服全世界時，就連反體制的藝術家也大多都借鏡美國。巴布．狄倫（Bob Dylan）或吉米．罕醉克斯（Jimi Hendrix）所代表的人物多反對美國政府所代表的種種，但對六○年代的歐洲青年而言，他們卻打開了通往美國的一扇窗，對局外人而言，他們即便在政治上未必嚮往美國，在文化上也想要成為美國的一分子。

詹森的越戰打擊了這種形象，但並未加以摧毀。老一輩的歐洲人至少最初都支持美國在印度支那的作為，因為他們將之比擬為二戰後美國在歐洲的所作所為。但年輕一輩逐漸無法苟同，尤其是大學生開始發動抗議，有一部分是受到美國的同代人所啟迪。許多人認為，美國越戰根本的錯誤是富國欺侮窮國。但有些學生認為美國在印度支那的行為是美帝國主義的一部分，就他們的看法而言，歐洲也是處在接收美帝國主義的位置。因此，歐洲反越戰的抗議至少有部分原因是有些人認為美式影響在自己的國家無孔不入，他們對這種指導姿態厭惡不已。

但六○年代在西方青年之間擴散的抗議行為不僅與師出無名的越戰有關，也是出於某種無力感，以及在他們各自的社會缺乏真正的民主。由於戰後的嬰兒潮，年輕人為數眾多，其中更高的比例上了大學，歐美的大學對這一股入學潮應接不暇。原先針對大學老舊的學習和管理發出的抗議，往往演變成反對社會與國家對年輕人壓迫的不平之鳴。逐漸地，至少有些青年抗議人士開始把未竟的平等夢想、自身的話語權與其他的邊緣群體聯繫在一起，其中又以少數族裔（尤其是美國的非裔美籍人口）與婦女為甚。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也許造就經濟成長，但並非真正的民主或平等。由學生民主聯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於一九六二年發表的《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總結了他們的控訴：

有些人要讓我們相信，美國人對繁榮的景象感到心滿意足——但這種滿足難道不是對他們在這個新的世界上該扮演什麼角色深感焦慮的表象嗎？……尋求異於現狀的真正的民主替代方案，致力奉獻於社會實驗，這是值得一試、教人心滿意足的人類志業，這推動我們前進……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努力理解、試圖改變人類在二十世紀晚期的境況。這項努力根植於仍未實現的古老概念：人可以決定性地影響他的生命條件。¹²

儘管在六○年代，年輕人抗議行動出現在所有的西歐國家，但一九六八年的巴黎迅即成為學生與青年可否自行其是的象徵。學生從春季開始在當地抗議大學的狀況，逐漸地演變成抗議消費主義、父權社會，以及普遍缺乏民主的狀態。警察對抗議人士施加暴力，引發更多人走上街頭。「在一九六八年，自由意味著參與！」是口號之一。「老闆需要你，你不需要他！」「給予想像力力量！」以及獨特的口號：「要實際，也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到了五月底，數百萬工人也不顧工會的意見參與罷工，要求要在工作場合有更大的影響力以及加薪。戴高樂總統嚇壞了，前往駐紮在德國的法軍，希望軍隊仍然效忠於他。權力似乎在街頭；對有些人來說，這似乎是經典的法國革命。

但這並不是。在六月的新一輪選舉，戴高樂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雖然在政治上被年輕人攻擊但仍試圖加入青年運動的法國共產黨人失去了一半的席次。對於從一九四五年以來經歷過深刻社會經濟變遷的多數法國人而言，抗議提供了他們一個機會，可以發聲反對壓迫、生活的無趣或者教人困惑的情況。但在投票亭裡，他們還是確認了對既定秩序的信念，就像許多在街頭穿著李維牛仔褲、對警察投擲可口可樂罐頭的青年街頭鬥士，也間接地確立了既有秩序。

一九六八年五月的真正輸家可能是共產黨。對年輕人來說，法共顯得老派、怯懦又逐漸脫節。有些巴黎的五月抗議人士及其他地方的同路人轉而支持新左派，對他們而言，馬克思主義除了是社會解放的工具，也同樣是個人解放的工具。他們想像中的英雄是托洛斯基和切．格瓦拉（兩者都在一九六八年以前身亡，所以可以穩坐英雄形象），或者崇拜毛澤東，將毛的文化大革命與自己在國內對抗權威的反叛行動等而視之。第三世界的符碼與觀念在西歐主要是資產階級的青年當中借屍還魂，他們在歐洲被看成是代表了全球造反行動的一部分，有些歐洲青年也渴望在其中有自己的角色。當縮水的工人階級主要仍支持法國與義大利的舊式共產黨、西德或斯堪地那維亞的社民黨，反叛的青年則自行組織小型的毛派、托派政黨。冷戰期間，這些激進的黨派——例如法國的托派工人鬥爭（Lutte Ouvrière）或荷蘭的（馬列主義）毛派共產黨、挪威的（馬列主義）工人共產黨——在大學校園外都並未取得顯著的支持。

六○年代對冷戰影響深遠的一項社會政治活動是婦女運動。儘管西方經濟在戰後呈爆炸性的成長，婦女在這波成長當中，在社會上、在工作場所中、在家庭裡的地位仍然薄弱。共產主義者常見的論點是蘇聯集團使對婦女的歧視絕跡（這個論點難以成立，但對政治宣傳目的而言很有用）。到了六○年代，西歐與北美的自主婦女團體開始提倡婦女在各行各業當中都應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儘管職場對婦女的歧視仍然持續，尤其是在薪資平等方面，但這些婦女運動在法律權利、家庭計畫、性解放方面取得驚人的成果。美國女性主義者傅瑞丹是為這些團體給予指導的眾多女性之一。傅瑞丹在一九六三年問道：在工業社會，受過教育的婦女明明有資格，卻不配既要持家又有令人滿意、收入頗豐的工作，這是可以接受的嗎？「當她整理床鋪時，當她去商店買日常用品時，當她選配沙發套時，當她跟孩子們一塊兒吃花生醬夾心麵包時，當她開著汽車去接送童子軍的小傢伙時，當她夜裡躺在丈夫身邊時——她甚至不敢在心裡對自己發出無聲的詰問：『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嗎？』」¹³

到了七○年代，西方世界數千名女性領袖要確保這不是生活的全貌。婦女在技術性勞動與職業工作的代表比例有爆炸性的成長。一九八○年，西德有三二％的女性律師（相較於一九六○年只有七％）。政治上的變化也同樣戲劇性。在芬蘭，一九八五年國會中有有超過三○％的女性成員（相較於一九六五年少於一五％）。隨著在政治上——橫跨政治光譜——的代表權增加，對於婦女尤其重要的議題也獲得更多關注，例如孩童照護、避孕、墮胎、離婚權等。到了冷戰的尾聲，就薪資與職涯而言，婦女仍然受到差別待遇（即便在今日，美國領銜的公司當中只有不到一五％的高階管理人員為女性）。但共產主義者宣稱唯有社會主義可以終結婦女的不平等待遇這一點，也已經被證實為錯誤的。

資本主義西方的社會運動成果，並不足以讓許多政治領袖不把六○年代視為失序的年代。許多運動團體所尋求的自主，使精英階層憂心社會變得難以統御。隨著時間的遞嬗，這使得局勢朝向要找到讓冷戰穩定化的新方向，使冷戰在至少歐洲以及列強之間不要那麼搞破壞，導致危機重重。六○年代末的事件中，並沒有任何事件讓強權之間一觸即發，或者導致歐洲分界線兩側的爭端。沒有美國人認為蘇聯會干預把他們吞噬殆盡的越戰。蘇聯於一九六八年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顯示，即便西歐人士抗議蘇聯的罪行，他們也不會插手。許多西歐的激進學生在一九六八年高呼的是毛澤東，而非杜布切克，顯示了他們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興趣缺缺。

從西歐和強權的角度而言，透過漸進削減集團之間的緊張關係以讓冷戰趨於穩定的觀念，在六○年代晚期合乎情理。這樣的緩和政策可以讓領導人處理各自社會內部的問題，穩定盟友關係，以及處置第三世界的問題。這能減少核戰爆發的機會以及降低軍事競逐的花費——這在美、蘇雙方都感受到軍費開支的沉重時，尤為重要。也有人（至少在西方）認為兩個意識形態體系會隨著時間的遞嬗殊途同歸。這種思維認為工業社會似乎對東西方都帶來類似的挑戰。透過科技、社會工程的解決方案似乎也雷同，因此，實行這些解決方案的國家終究也會趨同，容或政治脈絡彼此殊異。

透過長遠的緩和政策來讓冷戰趨於穩定，這樣的嘗試在歐洲於六○年代初期開始。法國總統戴高樂總是對強權雙元結構感到不滿，希望讓法國在國際事務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試圖自行與東方接觸。一九六○年法國成功試射第一發核彈之後，戴高樂認為就算是在北約內部，法國也應該捍衛自己獨立的外交政策。這位法國總統是保守派，對歐洲文化統合的觀念根深柢固，他認為美國在與合作夥伴的關係上已經變得太過強勢。他想要看到的是一個在法國領導下更為獨立的西歐，可以平衡美方在北約中的角色。戴高樂對英國試圖加入逐漸統合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峻拒，是因為他認為倫敦是華府的特洛伊木馬。戴高樂認為，法國是唯一一個可以領導更獨立的西歐的國家，同時能維繫美國的安全保障，並築起與東方之間的橋梁。

一九六四年，法國總統展開一項與東歐和蘇聯在技術、文化方面更積極合作的計畫。就他於一九六五年雅爾達會議二十週年所稱，他的目標是超克「雅爾達」並終結歐洲的分裂狀態。「國家以無拘無束的姿態重新出現——我們終於再次變得如此——這顯然改變了全球的遊戲。自從雅爾達以來，整個全球遊戲似乎從此只剩下兩組夥伴關係。」¹⁴這位法國總統緊接著出訪莫斯科、華沙、布加勒斯特，在他突如其來於一九六六年讓法國退出北約整合型的軍事號令後，受到當地政權英雄式的歡迎。戴高樂將軍稱歐洲的未來不是由強權宰制的雙元結構，而是仰賴「緩和、協約（entente）、合作」。然而戴高樂政策的實際效應少之又少。及至一九六八年，莫斯科與華府雙方都樂見戴高樂被五月事件挫挫銳氣。當他翌年因輸掉行政改革的公投而請辭時，那些安於歐洲現狀的人士不約而同鬆了一口氣。

儘管美方不勝其擾，但卻對戴高樂的把戲不屑一顧，原因是北約的歐洲組成在未來似乎仍然地位穩固。詹森總統知道，儘管戴高樂總統抱怨雅爾達會議，但他最不樂見的就是美國撤出歐洲。詹森所希望的是（尤其隨著美方在印度支那的軍費開支升高）讓西歐（和日本）為他們自己的防禦多分擔經濟壓力。但詹森不認為美國應該將軍力撤出歐洲。當參議院的民主黨魁麥克．曼斯斐（Mike Mansfield） 提出裁減在歐洲的軍隊的議案時，詹森對他的幕僚表示不以為然：「我才不像那些被俄羅斯人吸收的傢伙。我才不他媽的相信事情已經完結了……那些王八蛋只要一有機會就想把我們吞了。」¹⁵

然而詹森的確相信由於西德在北約的地位穩固，德國相對來說不是立即的冷戰議題。當戴高樂支吾其詞，學生（在西德亦然）抗議美帝國主義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兩大政黨基督教民主黨、社會民主黨都認為，讓國家繼續融入西方對德國的將來至關重要。誠然，戴高樂堅持沿著法德的軸線打造他的「新歐洲」似乎確保了西德的地位。西歐的經濟統合成為日後增長的工具，並能促進冷戰統合。歐洲整合的計畫逐漸以西德工業、商業耀眼的成就為中心。到了一九七○年，西德經濟幾乎比法國高出四○％，也比英國經濟高出六五％。

把德國經濟動能放在歐洲整合的心臟地帶，就經濟與政治方面而言都恰如其分。一九五七年的《羅馬條約》創造出歐洲經濟共同體（EEC），要求會員國——比利時、法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西德——建立共同的商品、資本、工人市場。儘管有來自戴高樂的挑戰，以及緩慢惱人的協商過程，但十年之後終於完整移除了內部的關稅，且在當時名為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的內部設立完整的關稅同盟。這次的成功有兩個層面，一是內部的：讓西德可以自由輸出其工業品，讓它可以為法國、義大利的農民補貼做出重大貢獻，也就是所謂的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另一個是外部的：所有西歐的首都都感知到，唯有在更加團結的前提下，歐洲才能在冷戰中重新擁有話語權。

因此，在冷戰的情境下，是德國的經濟力量結合了戴高樂式原則的歐洲化，讓歐洲的整合推進了一步。在戴高樂於一九六九年請辭後，英國被允許重啟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協商，並在公投後與丹麥一同於一九七三年加入。至此，歐洲經濟共同體儼然成為歐洲整合的未來，而英國所發展出的、較缺乏整合意向的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顯然未能達成英國所想要的與歐洲市場之間的連結。英國的正式加入也讓美國更加相信他們毋須畏懼西歐進一步整合，也許除了在經濟方面以外。英國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中讓共同市場更像是北約的歐洲經濟圈，讓西歐的模式對更東邊的國家增加吸引力。

讓西德在歐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是該國國內政治議程的一部分。在一九六五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的黨魁布蘭特主張，應該要搭建與東歐和蘇聯之間的橋梁，既是為了進一步降低歐洲在軍事上的緊張關係，也是為了歐洲重新統一的協商鋪路。一九六六年，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形成同盟後，布蘭特出任外長，有立場將他的政策付諸實行。在擔任西柏林市長期間，布蘭特已經樹立了反共的標章，因此他認為可以向東德釋出善意，而不會在西德人士之間造成反效果。整體而言，相較於七嘴八舌地談論德國的統合，西德人首重進一步的經濟成長以及福利保障的增加。布蘭特於一九六七年對社民黨同僚說和談並不容易，必須按部就班，而非一蹴可幾。而新一套西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仰賴「朝向歐洲和平解決方案的西方政策」。¹⁶

一九六九年西德的選舉讓布蘭特成為總理（Bundeskanzler），這是自一九三○年以來社民黨首次在德國執政。布蘭特堅決利用這次機會實行國內改革以及與東德之間的緩和政策。在與幕僚親信的談話間，他逐漸發展出東方政策。在柏林期間就與布蘭特共事的埃貢．巴爾（Egon Bahr）成為他與東德之間的窗口。巴爾的口號是「以接近求變化」（wandel durch annäherung），言簡意賅地概括了布蘭特的政策：審慎在東西歐政府間建立信任，終將促成解除武裝，增進貿易、旅遊、文化的接觸，最終迎向德國重新統一，全面敉平歐洲的冷戰分裂。這並非革命，如同批評布蘭特的左右翼論者所指出。但這也已經遠比幾年前歐洲所能設想的還要多了。

布蘭特知道莫斯科是通往東柏林的道路。一九七○年與布里茲涅夫協商時，布蘭特承諾會增加貿易、經濟合作，以及與蘇聯協定雙方都同意戰後歐洲的國界——包括新的波蘭、德國邊界以及東西德邊界——不可侵犯。布里茲涅夫喜不自勝，歡欣鼓舞。與西德簽訂條約意味著不用那麼憂心德國復仇主義（revanchism），而更加重要的是也許有朝一日，一個中立的德國可以把冷戰的平衡關係導向對蘇聯有利的位置。有些幕僚害怕反共的布蘭特心懷不軌——亦即逐漸鬆綁東歐與蘇聯之間的聯繫——對此布里茲涅夫火冒三丈。即便布蘭特在簽署協定前交給布里茲涅夫的備忘錄上表示「本協議不違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政策目的，即邁向歐洲和平。德國人民將在歐洲和平之下，透過自由的自決重新統一」，布里茲涅夫也沒有表示異議。¹⁷布里茲涅夫認為這不過就是文字。德國需要蘇聯的程度遠比蘇聯需要德國的程度還多。

要不是尼克森政府本身也重新對蘇聯方面展開緩和政策，布蘭特的政策有可能就會被視為背叛了北約組織。德國總理可以宣稱他是奠基在由法國開啟、然後美方也跟進的動議之上行事。即便如此，在歐洲其他地方與在華府，對布蘭特的行動仍憂心忡忡。問題不在於布蘭特此刻的作為，而是他的終極目標究竟為何？德國社民黨為了統一，是否想要與蘇方進行大規模的協商？若是如此，北約同盟的未來就岌岌可危。但精明如布蘭特懂得運用他親美的背景，以及曾於二戰期間為國作戰的資歷來化解這些質疑，即便這些質疑從來不曾消逝。

緊接著與莫斯科的協定，在一九七○年稍後，布蘭特與波蘭訂定另一項協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再次聲明接受波蘭西邊的國界，並承諾兩政府之間進一步的和平合作。但這些協商最重要的面向是一九七○年十二月布蘭特出訪華沙。布蘭特堅持前往一九四三年反抗德國占領華沙猶太人區的起義紀念碑，並為這些戰士獻上花圈，然後在電視攝影機前跪在雪堆當中默哀。對波蘭人民以及其他收看的東歐觀眾來說，這是一個嚮往和平、由一個不涉及德國戰爭罪行的新世代所率領的新德國政府的有力象徵。對東歐的人民來說，這在塑造一個新的西德形象上比任何條約都來得有效。

在這個多事之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的共產黨人從旁緊張地注目局勢的變化。儘管他們對較不針鋒相對的西德政策表示歡迎，但也憂心布蘭特在德國人之間以及在東德廣受歡迎。他們也害怕在與莫斯科、華沙交涉時，他會越級呈報。對他們而言，東方政策的成就有點像史達林時代晚期莫斯科有關東德的討論。他們拒絕會晤布蘭特，除非他先給予東德完整的外交上的承認。然而到了一九七二年，為了避免莫斯科方面的不快，也為了避免他們自己在國內的地位不保，烏布利希和東德的領導班子必須與布蘭特協商，他們也了然於胸。

這些協商主要由西德方面的埃貢．巴爾來主持，其結果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兩德之間達成的基本條約（Basic Agreement）。對東德方面來說，「基本」一詞意味著包含了他們所需要做的底限。對布蘭特而言，這釋出了東西德和解的信號。條約承諾尊重對方在領地內的司法管轄權，以及彼此在國際事務上的獨立。兩造也承諾在包羅萬象的議題上合作，包括科學、體育、郵政與通訊。條約真正的重要性在於這是二十五年來兩德第一次彼此直接交流，即便還未完整承認彼此。布蘭特在認定這是邁出第一步這點而言正確無誤。雙方於七○年代達成許多其他協定，大概不會回歸冷戰早期那種全面衝突。

因此，布蘭特嘗試在歐洲搭建橋梁，固然成果豐碩，但要不是七○年代初期緩和政策的整體氛圍，是否還能達到一半的成果，就很難說。這位德國總理也難逃批評，有些人稱他對東德讓步太多，沒有為人權、言論自由挺身而出。在布蘭特和他的繼任者與東德協商時，有四十八人因試圖進入西柏林遭到射殺，一萬一千人因為發聲批評共產黨政權鋃鐺入獄。批評家問道：和解帶來了怎樣的改變？也許真正的改變來自西德。一小撮西德極端左翼恐怖主義團體——在東德的祕密援助下——是否讓整個國家更加難以治理？

布蘭特的答案是，倘若公開積極鼓吹東歐人民推翻政府，是不可能有效與東歐政府交涉的。他認為，要瓦解歐洲的冷戰分裂需要時間。同一時間重要的是避免戰爭並促進人與人的接觸。在聯合國討論讓兩德加入的場合（最終於一九七三年加入），布蘭特宣稱歐洲需要的是「每日每夜的和平狀態」。雙方龐大的軍費預算必須縮減：「敵對的體系之間彼此缺乏信任，導致了揮霍無度的浪費。如果我們成功透過加強彼此的信心來裁減支出，那麼我們就會創下一個歷史的範例……在冷戰終結時……不會有勝者，也沒有人被征服。事實是，要想達到和平，就不該拚個你死我活，而是要為理性與節制而奮鬥。」¹⁸

布蘭特對於一個和平的歐洲願景大幅奠基於他自身在二十世紀的體驗，也促成了無疑是歐洲緩和政策中最偉大的成就——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回首五○年代，蘇方曾發起一項包含全歐洲的安全組織計畫以取代權力集團。那次是為了把美國這個「非歐洲」勢力從關於歐洲未來的相關討論趕出去，頗為不假修飾。西歐人士也眼睛雪亮，遂不假思索地拒絕了。但到了六○年代末，蘇方提議的會談在東西歐之間取得更好的回響。隨著華府與莫斯科雙雙嘗試在強權之間實行緩和政策，歐洲的領導人也極力避免決議在他們以上的層級達成。布蘭特的東方政策從東歐內部緩解了對德國的恐懼。詭異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入侵讓許多人相信，要想超克歐洲的分裂，除了與蘇聯交涉之外，沒有其他替代方案。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牢牢地奠基在北約與華沙公約的賡續上。但儘管尼克森政府對東方政策與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都有所懷疑，還是從善如流，讓歐洲盟友自行探索可能。條件之一是把美國也納入談話當中，對此蘇聯也只能無奈接受。另一項條件則是固定與北約就程序與立場問題磋商。西歐領導人對這個框架並無異議。儘管各國亟欲探索在東歐可以達成哪些目標，但也沒有哪個國家想在西方盟國之間造成內部矛盾。

在通往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道路上，最出人意表的莫過於來自東歐政府的行動。羅馬尼亞本來就是東歐集團中的異議分子，所以他們自己提出議案並不意外。但就連一九六八年聯手入侵布拉格、宣誓效忠蘇聯的波蘭與匈牙利，也亟欲就逐漸瓦解歐洲冷戰的分界提出各自的計畫，這就教人大吃一驚了。一如西歐，東歐也透過與華沙公約國和其他的共產主義論壇磋商來切入談話。但到了七○年代早期，顯然倘若蘇聯方面要單方面終止程序的話，就必須在東歐付出顯著的政治代價。

到了一九七三年，蘇聯發現自己深陷泥淖當中。他們原先主要想利用協商程序當作對付美國的政治宣傳武器，但隨著他們自己與美方的交涉持續深化，加上歐洲普遍期待歐陸安全會議，蘇聯也別無選擇，只好參與其中。一些西歐小國（法國追隨在後）堅持除了在軍事上建立互信與經濟合作之外，也要將人權、言論自由議題納入協商。出人意表的是，蘇方同意將這些議題納入，使這些議題成為協商過程的「第三個籃子」（Basket III，譯按：下段所提到的《赫爾辛基最終法案》包括三個「籃子」〔即三組議程〕。第一個籃子包含下段所述的宣言，第二個籃子包括商業、科技、交通等方面的合作。第三個籃子主要是人權議題，包括與家人團聚、通婚、記者與文化的交流等）。布里茲涅夫認為讓步討論第三個籃子的議題只是其他事項的墊腳石。就連知悉總書記有多想達成協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都總結道：「第三個籃子會根據我們的詮釋……這些議題會是黨的實際的步驟與國安的部分。第三個籃子不會給他國機會介入本國事務。當中有許多提及國內法規之處。」¹⁹

一九七五年中，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批准《赫爾辛基最終法案》（Helsinki Final Act，又名赫爾辛基協議），是歐洲緩和政策的高峰。對布里茲涅夫而言，這是其政治生涯的亮點。三十五個國家同意參與國間關係指導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Guiding Relations between Participating States）。這些原則包括主權平等、不可侵犯邊界、不干預內政等。所有議案都是蘇聯成立後提出過的。但《最終法案》也包括有關個人權利的重要段落，宣稱簽署國家——

會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知和信仰自由，含括所有人，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它們會提倡並鼓勵有效執行公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其他的權利與自由，所有這些都源自於人類與生俱來的尊嚴，並且對他的自由和完整發展至為關鍵……參與國認可人權與基本自由的普世重要性，對之加以尊重是和平、正義、福祉的關鍵要素，可以確保國家之間友誼關係與合作……它們確認個人有權在這個領域知道並實行他的權利與義務。²⁰

布里茲涅夫告訴自己也告訴他人這只是文字罷了，無足輕重。但以冷戰來說，《赫爾辛基最終法案》行將造成遠比任何人在一九七五年所能預見的還要深遠的影響。

就在歐洲人還在為如何處理他們冷戰的遺緒倍感掙扎的時候，第三世界的大計則更加分崩離析。一度對自由追逐的情熱以及看似嶄新的機會，如今都為嚴峻的後殖民現實環境給澆熄。反殖民鬥爭期間發展出的連帶概念與跨國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也已是明日黃花。在六○年代中期的政治轉變後，多數後殖民政府都優先考量自己國內的利益與經濟發展計畫，優於尼赫魯、恩克魯瑪、蘇卡諾所設想的更廣泛的合作和凝聚力。亞非拉諸國仍可逆著冷戰的緊收、違逆歐洲宰制，繼續彼此合作，但這樣的合作如今已不免狹隘，且主要是基於個別國家自身策略性或經濟上的利益。

在一九六四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首屆會議上，由七十七國組成的團體承諾在內部將會就貿易相關議題進一步磋商。三年後，七十七國集團（Group of 77）的第一次會議中，這個新的組織發布《阿爾吉爾憲章》（Algiers Charter），呼籲更為平等的原物料價格、在全球貿易中接受政治主權與法律主權的原則，以及更為公開平等的世界市場。「由於國際經濟關係的潮流，開發中國家逾百萬人的狀況持續惡化，」憲章提到：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速率已經趨緩，與富國的差距正在加大……國際社群有義務匡正這些不利的趨勢，創造出所有國家都能享有的經濟與社會福祉的條件，讓各國有方法發展各自資源，俾使其人民過上免於匱乏、恐懼的生活。在一個逐漸相互依賴的世界，和平、進步、自由是共同的，彼此不可分割。結果，開發中國家的發展也會對已開發國家有所助益。²¹

西歐政府自己希望減少冷戰在歐洲的緊張關係，他們認為這與亞非拉期望更穩定的經濟發展之間彼此相關。一則是避免革命騷亂進一步讓全球冷戰形勢更加複雜；二是（尤其對歐洲社民黨人如布蘭特和瑞典的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來說）七十七國集團認知到，無論政經體系如何，全球發展相互扣連，這一點誠然不假。在一九七三年聯合國演說中，布蘭特也強調這個面向，指出要是東西衝突被南北的對立取代，對西方——尤其是歐洲——有百害而無一利。

到了七○年代早期，七十七國集團與其他共同合作的組織已發展出一套計畫，要透過聯合國來開啟更公平的世界經濟。一九七四年，聯合國大會高票通過名稱頗為浮誇的國際經濟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IEO），呼籲各國應當有權透過國家管理的資源同業聯盟（cartels）控制天然資源的汲取。國際經濟新秩序也希望讓跨國公司有所規範，科技從北到南移轉，貿易優惠、債務豁免。總體而言，國際經濟新秩序憲章的目的，在於創造出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所稱的「窮人的貿易工會」。其他人則發明出不那麼慈善但或許更為精準的詞：「國家間的社會主義」。可以預期地，美國拒絕了這些要求，美方大使斥責這項議案為代表「多數獨裁」的「高壓手段」。²²

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要求確實有一些正面的效應。在布蘭特和其他人的推動之下，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歐洲在非洲與加勒比海的前殖民地進入一系列的公約關係。所謂的洛美公約（Lomè Conventions）是以多哥（Togo）的首都命名，允許免稅進口到歐洲經濟共同體，並發起三十六億美元（將近今日的一百三十五億美元）的援助和投資。但總體而言，立即的效應是負面的。聚焦在經濟上的需求，本已風中殘燭的第三世界聯盟內部更加分崩離析。仰賴進口便宜原物料以支撐發軔的工業的國家（如新加坡）發現，它們與仰賴提高原物料價格的國家（如贊比亞）之間沒有共通點。原油出口商的利益往往與仰賴便宜原油的國家衝突。因此，七○年代成為一個全球經濟與政治角色變化劇烈的年代，深遠地影響了冷戰的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