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戰爭的試煉

持續六年的二戰，為半個世紀之久的冷戰立下了框架。戰爭過程中的泰半時間，蘇、英、美都是同盟。但打倒了共同敵人——德、義、日——意味著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和其由美國領導的敵手之間的衝突，成為世界政壇的新焦點。歐洲主要的兩個殖民帝國法、英先後地位重挫，影響力銳減，使得美國成為此刻世上國力最強的國家。二戰的結果確保了美國的全球霸權，蘇聯和蘇聯所啟迪的共產黨派成為殘存下來唯一的主要挑戰。

固然理解二戰在形塑冷戰國際體系上的角色是很重要，不過也不該把大戰的重要性化約為只是後續發展的序曲。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二戰主要是攸關擊敗德、日在歐亞的擴張主義。即便如此，有個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如果美、蘇在二戰期間可以做盟友，為何後來還有冷戰？ 這是一個錯誤的問題。雙方的結盟純屬意外，是在全球大戰中由雙方共同的敵人所促成。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已向蘇聯發動進攻，同年十二月，日本攻擊美國。蘇、美、英之間的大同盟（Grand Alliance）並不像其他盟軍一樣由彼此長期朝向共同目標努力所組成，而是在各自都需要奧援來擊潰立即的威脅下，迫於形勢所形成的一系列權宜的結盟。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納粹進攻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發生後，自一九四○年開始，擔任英國首相的邱吉爾透過收音機向全國演說時，也表達出這種困境。儘管通篇沒有提及蘇聯或者史達林的名字，邱吉爾仍然宣告了與莫斯科之間實質上的同盟關係：

納粹政體與共產主義的最糟糕之處毫無兩樣……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我比任何人都更堅定而始終如一地反對共產主義。過去對共產主義所做的批評，我仍然一句也不想收回。但如今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景象，已經將那一切沖得煙消雲散了。過去的一切，連同它的種種罪惡、蠢行和悲劇全都從眼前乍然消失。此刻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國士兵昂然挺立於自己的國土，英勇地捍衛著他們祖輩自古以來一直辛勤耕耘著的土地……因此，我們將竭盡全力援助俄國政府和俄國人民……入侵俄國的行動只不過是〔希特勒〕對英倫三島蓄謀已久的入侵行動之序幕而已。⁰¹

史達林深知他的政權能夠接受外來援助，實屬幸運。一如他預期在德國突襲後，蘇聯境內會四處起義討伐他的獨裁政權，他也預計英、美會專注在自我防禦，讓俄國自生自滅。史達林的想法毫不奇怪。他與希特勒的條約不僅將二戰勢不可當的能量給釋放出來，也讓他以條約為擋箭牌入侵波蘭東部，占領波羅的海小國，並對芬蘭發動攻擊。歐洲對蘇聯三○年代的恐怖統治仍然記憶猶新，蘇聯於一九三九、四○年間向德國提供石油的情報資訊也還歷歷在目。到了一九四一年，無論保守派還是自由派、社民派，都有充分理由相信希特勒和史達林這兩個殘酷獨裁政權的領導人沆瀣一氣，不僅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頭號死敵，對獨立的工人組織、代議民主也同樣是一帖毒藥。

但外國領導人都理解到，英國挺過戰爭的唯一方法，就是仰賴蘇聯抵擋德軍愈久愈好，除非美國參戰。若要實現這個目標，蘇聯必須要能得到英美的奧援。在侵略的當天，邱吉爾向私人祕書抱怨道：「如果希特勒侵略的是地獄，我至少還能向眾議院說說魔鬼的好話。」⁰²不過在一九四一年夏天，誰也料想不到邱吉爾（和羅斯福）在後來的戰事中對史達林和蘇聯政權會給予更正面的評價。但在那個關鍵之秋，唯一要緊的事就是讓紅軍能夠繼續作戰。然而，英國的軍事將領對蘇聯的軍事能力信心不足。陸軍總參謀長對首相說：「我預估他們會被成團包圍。」⁰³最初也確實如此。到了一九四一、四二年之交的冬天，納粹德國的德意志國防軍（Wehrmacht）統合的軍力已讓三百五十萬蘇聯軍民成為階下囚。在德國國境線後，尤其是在波羅的海小國與烏克蘭，許多平民合作自如，絕大多數人視德軍的占領為讓他們從蘇聯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對猶太人的暴行十分普遍。希特勒將布爾什維克與猶太人的統治等同而論，稱他對史達林開戰是「解救歐洲」免於猶太布爾什維克（Judeo-Bolshevik）威脅的「聖戰」。在攻勢開始的頭數個月，羅馬尼亞、匈牙利、克羅埃西亞、斯洛伐克、芬蘭、西班牙軍隊加入德軍。

德國進攻蘇聯也讓英、美走得更近。羅斯福把他的英國盟友看成是軍國主義的丑角，對任何國家而言，英國都不是好相處的夥伴（若是從過去的表現來衡量，羅斯福的評斷也沒有錯）。但小羅斯福也迅速了解到，邱吉爾會與納粹德國周旋至死方休，不會輕言投降。同時小羅斯福自己也日漸憂心美國國內會有攻擊他的反納粹政策聲浪。他從黨派的立場來解讀，認為對他反納粹政策的攻擊是延續自政敵對新政的撻伐。他願意為英國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將對外政策孤注一擲押在維繫英國的存續，唯獨不發動美軍直接軍事干預，羅斯福得以回過頭來迎擊國內的政敵，稱他們不夠愛國。與倫敦簽訂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agreements）於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寫入法律，讓美國用之不竭的工業產能都用於英國的戰爭用途中。除了不讓軍人踏上歐洲戰場之外，美國幾乎將所有的資源都投入歐戰。一九四一至四五年間，美國將價值三百一十億美元（約合二○一六年的五千億美元）的器械投入大英帝國，包括船隻、飛機、石油、食物等。在德國進攻蘇聯之後，小羅斯福將《租借法案》延伸到當地。「我們當前，」邱吉爾和羅斯福在聯合電報中對史達林說，「合力提供你所急需的最大限度的供給。許多貨船已經離港，近期還會有更多出發。」⁰⁴

東線戰事持續三個月之後，一九四一年九月，許多觀察家仍然預期蘇聯會潰不成軍，或因內部暴動而垮臺。幾個月之後，他們就不敢肯定了。史達林與他的將領組織抵禦莫斯科、列寧格勒的工事經久不衰。德國的補給線不斷過度延長，也增加了耗損。德國的種族政策使他們難以從當地人口中招兵買馬。希特勒殺人成性，在廣大占領地上滅絕猶太人與共產黨人的行為，也使得軍事的推進心有旁騖。冬天悄然而至，溫度降至攝氏零下四十度。德軍並未準備好在這種情況下作戰。希特勒告訴他們，進攻會像對法作戰那樣快速結束。

一九四一年秋天，德國人還久攻不下蘇聯時，國際情勢丕變。進攻英國變得更加不可能。在歐洲被占領的地帶，人們開始期望德國最終會敗戰。德國在歐洲的盟友——義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西班牙——心灰意懶，有些領導人開始思考要如何取得英、蘇諒解。

不過對東線的僵局最大的衝擊發生在日本。東京方面不再認為蘇聯會土崩瓦解，甚至不會是軟柿子，於是將攻擊策略往南、往東轉進。與中國的戰爭已經拖了四年，日本的領導人決定打擊歐洲在亞洲的權益，保障自己取得東南亞重要原物料的途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攻擊美國在夏威夷的主要海軍基地珍珠港，以及歐洲在亞洲的殖民地，意味著美軍加入東方戰場，並旋即也在歐洲參戰。儘管美國海軍最上層運籌帷幄的謀士憂心日本在太平洋的海軍部署，但未曾有人料想到竟會對美軍設施全面進攻。緊接而來的演變更為驚人。六個月之內，日本就掌握了整個東南亞，來到了英屬印度的大門口。在日本盟軍勝利後不久，德國輕率對美宣戰。如今以德國為首的軸心國掌握了歐、亞洲大半地帶。但在他們對權力恣意地追求下，也把對抗他們的力量給集結了起來，是此前未曾見過之勢力。

美國盤點蘇聯盟軍，對於後續的進展至關重要。美國對英國知之甚詳，儘管許多美國人不甚喜歡英國的階級體系、殖民主義，以及英國人趾高氣揚地鄙視他們在北美的前殖民地「暴發戶」，但共通的語言、文化、政治傳統，畢竟將兩者緊密聯繫在一起。蘇聯則截然不同。參戰之後，許多美國人希望雙方的共同目的能讓蘇聯變得更加「民主」，更像美國。美國政府的政令宣傳將俄羅斯人呈現為打擊惡敵的形象。對許多美國及其他地方的左翼分子而言，儘管美蘇雙方可能都心不甘情不願，但蘇聯與美國先後參戰讓人如釋重負，使得左派開始期待將來兩國不僅將打敗希特勒，更將攜手打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不願因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譴責史達林，因而丟掉電臺廣播飯碗的蓋瑟瑞，如今可以高唱舉起工會的槍枝進入戰場，終結奴役的世界：「你必敗無疑／法西斯主義者必敗無疑！」⁰⁵

法西斯主義者也許必敗無疑，但締結這項新盟約的三方與彼此交涉起來都如履薄冰。對史達林而言，一方面，英美之間並無二致，而另一方面，希特勒與日本之間也沒有根本差別。史達林認為，任何與敵對意識形態之間的結盟形式都不堪一擊，也唯有在另一方有求於蘇聯的時候，盟約才會存在。即便美國參戰，史達林也預期資本主義陣營的盟軍屆時將罔顧共產主義蘇聯，與納粹德國另訂和平協議。⁰⁶在蘇聯紅軍耗盡無數人命與物資，緩緩回擊德軍之際，史達林也持續要求盟軍在西北歐設置第二道防線，但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之前都未獲回應，此時已有九百萬蘇軍犧牲。對史達林而言，這不啻為英美言而無信、明珠暗劍之明證。

但史達林對盟軍有多輕賤，蘇聯就有多仰賴他們的馳援。一九四一年六月至四五年九月之間，價值一百一十三億美元（約合二○一六年的一千八百億美元）的物資與武器先後抵達蘇聯。在船運駛抵蘇聯港口的過程中，五千名水手命喪大海。這些物資對蘇方的戰事至為關鍵。火車頭、鐵路車輛有助於調兵遣將。道奇卡車（Dodge trucks）在蘇聯對德（以及後來對日）作戰中成為後勤的支柱。俄亥俄州、內布拉斯加州出產的口糧罐頭，讓數百萬蘇聯軍民免於挨餓。史達林覺得蘇方是以戰場上的鮮血支付這些物資的供應。雖然這麼想不無道理，但他也知道對紅軍戰力而言，美方的供應至關重要，因此無論如何，他絕不能危及他們的供給。因此，史達林的動機十分明確，只要戰事延續，就會持續與盟軍合作。如果可能的話，在戰爭結束後，蘇聯仍會繼續長期合作以重建蘇聯。

在盟軍內部戰爭期間，主要的政治協商發生在幾次高峰會中。盟軍主要三個大國的領導人參加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德黑蘭、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雅爾達、一九四五年七月在波茨坦的會議。除此之外還有幾次雙邊會議：邱吉爾三度訪美與羅斯福會面，然後於一九四二年八月首次訪問莫斯科。邱吉爾與史達林的會面很關鍵：要是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頭子與頭號反共大將都能達成實質的協議，那麼這三個彼此之間貌合神離的合夥關係也許仍能持續，至少在對德作戰的期間。根據英國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克里姆林宮會議的一則紀錄：「史達林認為必須要做出更多犧牲。俄國前線每天要犧牲上萬人……俄國人未曾抱怨他們所付出的犧牲，但這犧牲的程度應當要受到認可。」⁰⁷

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德黑蘭峰會上，確立了一套會一直沿用到戰爭結束的模式。蘇聯從搖尾乞憐的角色，一躍成為發出要求的人。一九四三年元月，紅軍擊潰德軍在史達林格勒的攻勢。自一九四三年夏季起，蘇軍就在東歐前線廣泛轉守為攻。儘管同盟國軍隊已於九月在義大利登陸，但並未遵循先前的承諾，在法國打開第二道前線。在亞洲，日本繼續侵華，美軍則緩緩將日本皇軍打回太平洋。最重要的是，到了一九四三年底，美國在亞洲、歐洲都已精銳盡出。隔年，美國生產出三十萬架軍機、五百二十九艘軍艦；德國只生產出十三萬三千架軍機和二十艘軍艦，日本則分別是七萬架和九十艘。一九四三年的頭三個月，美國生產出的軍艦噸位就已經相當於日本參戰七年間所生產出的總量。蘇聯雖然在歐洲戰場上持續進擊，但俄國內部已經摧殘殆盡。美國則毫髮無傷，自一九三九年起國內生產毛額甚至還翻倍。

在德黑蘭，史達林試圖設定討論的議程，因為他知道美方此時希望從他這邊獲得些什麼。只要蘇聯進攻日本，就能拯救太平洋戰場上數十萬美軍的性命，更不用說要是進攻日本本島，又要有多少美國大兵戰死沙場。羅斯福亦著眼於戰後的世界組織——後來的聯合國——並希望拉攏蘇聯加入。由於英國的經濟、政治日漸積弱不振，會議上許多主要關鍵點都是在史達林與羅斯福之間私相授受，並未徵詢邱吉爾的意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午後，史達林在蘇聯駐德黑蘭大使館內的美國總統套房會見羅斯福（小羅斯福基於維安理由入住）。對談之間，羅斯福總統同意將波蘭的邊境往西移兩百英里，犧牲德國國土，並維持一九三九年史達林與希特勒所同意的波蘭東境邊界。小羅斯福也同意讓波羅的海小國併入蘇聯。他只要求史達林讓這項交易維持機密，以免影響他在一九四四年尋求連任。小羅斯福相信這些國家反正也難成大器；戰爭結束之後，紅軍就會掌握他們的領土，除非英、美願意為了他們對蘇聯開戰（而他們並不願意）。⁰⁸史達林同意羅斯福在擊敗德國後會加入對日作戰。⁰⁹

一九四五年雅爾達峰會召開時，戰局更加偏向對蘇聯有利。會議期間，布達佩斯落入紅軍之手，而蘇聯的前導部隊已經抵達柏林外七十英里之處。即便如此，就蘇方的利益來說，雅爾達並非截然的勝利。此際羅斯福因病已益發孱弱，卻仍惦記著要史達林再次承諾在擊敗德軍後三個月內加入東亞戰場。同時，他也讓蘇聯入籍他所提議的新的世界組織聯合國。邱吉爾這方則得到戰後法占德區，儘管美蘇兩方在會議前都反對。英方的意圖乃是將法國重新恢復為世界強權，以避免在戰爭結束美軍撤離後由蘇聯控制歐洲。史達林除了透過軍事力量的斬獲之外，所獲甚少。紅軍占領華沙之後，已經建立了以共產主義為基礎的波蘭政府，同盟國同意承認此一政府，而非流亡在倫敦的波蘭政府。一旦蘇聯加入亞洲戰場，就可以獲得革命前在中國東北（滿洲）的權利作為補償，而這並沒有經過中國首肯。

蘇聯最大的讓步——至少在羅斯福和邱吉爾看來——是同意加入聯合《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Declaration on Liberated Europe）。但該宣言名過於實，承諾歐洲人民有「基於自己的選擇創造民主體制」以及「選擇他們要生活在什麼形式的政府的統治之下」的權利，包括「可能範圍內最快透過自由選舉建立會回應人民意志的政府」。¹⁰英美領導人期望蘇聯至少在紅軍在歐洲占領的地帶實施「民主」、「選舉」等動議。這不只是遞出橄欖枝而已；倫敦與華盛頓的領導人需要這些實質的讓步，以便對國內輿論有所交代，也是盟軍之間彼此互信的表示。但他們並不覺得在東歐能改變當地的狀況。「這已經是我當下能為波蘭做的了」，小羅斯福對在雅爾達的顧問如是說。¹¹邱吉爾甚至更進一步，他從克里米亞回國後告訴內閣：「我相信史達林對全世界與對波蘭都是出於善意」，並且會「為波蘭人民帶來更自由、奠基在更廣泛基礎上的政府來進行選舉」。¹²

當漫長的戰爭即將告終時，即便是身經百戰的政治人物也不免一廂情願。羅斯福與邱吉爾希望戰後能持續和平，他們期待史達林能夠帶來這樣的和平，但他們在各自的國內過度推銷雅爾達條約，發生爭端的風險並不能減少，反而會增加。史達林並無意在波蘭實施西方式的選舉。在一九四○年占領了該國的東部之後，他的祕密警察處決了兩萬兩千名波蘭的警察、官員、地主、廠長、律師、牧師，並把他們葬在像是卡廷（Katyn）的亂葬崗。蘇聯知道在波蘭，任何選舉都會致使絕大多數人反對他們以及蘇聯建立的政府。但問題還不僅在於蘇聯與波蘭之間的關係。簽訂歐洲民主、民族權利宣言的史達林，與一九三六年在蘇聯啟動新民主憲法的史達林是同一個人，而在同一年，他的政權卻處決了三十萬蘇聯公民。他也是那個下筆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民族問題」著書立說的史達林，書中滿溢著華麗的辭藻；他卻也把整個民族流放，趕盡殺絕。重點並不在於史達林不可信賴，而是即便蘇聯政權想要，也不可能在東歐引入民主選舉。蘇聯政權就不是那種類型。

儘管史達林將運籌帷幄的工夫交給手下的將領，他仍快速掌握到如何發動大規模戰爭。由於德軍的攻勢勢如破竹，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相信俄國軍官（必須）對他和共產主義政權忠誠，於是展開俄國民族主義的宣傳以便保持現狀，至少是在戰爭期間。在共產主義的自我宣傳中，「革命」一詞為「國家」所取代；迄今俄國人仍稱二戰為「偉大的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並非空穴來風。史達林自己的觀點是否有顯著改變，則不得而知。他顯然變得更加狂妄自大。蘇聯成為他個人權力的工具，到了此前未有的程度。顯然史達林對於盟軍為他個人帶來的認可也食髓知味。能與英國貴族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總統平起平坐，對來自喬治亞小鎮的銀行搶匪來說滿面春風。但史達林在戰爭期間與盟軍的交流並未改變他的世界觀，他的世界觀仍然是粗糙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他認為那些得益於資本主義的人永遠都會反對蘇聯的實驗，於是試圖加以毀滅，因此蘇聯與將來的敵手之間會有爭端，乃至戰爭。然而，目前唯一要緊的是保住蘇聯在國家國協中的勢力，並且要是有可能，還要進一步將軍事的觸角伸進中歐。史達林認為，共產革命可以等到歐洲人士準備好了的時候再說。莫斯科在一九四五年的立場是紅軍可以推進共產主義革命，但不能保證革命的發生。

史達林希望與美、英的聯盟在終戰之後會再持續數年。他的國家在一九四五年一團亂，盡成斷垣殘壁，生靈塗炭。史達林知道，若是想要蘇聯復甦，就需要和平。他害怕要是戰爭結束之後人民仍然生活在貧苦之中，會危及自己的黨。但史達林從不清楚何謂和平，也不知道他個人的政敵及共產主義在國際上的勁敵會否讓他能夠稍事休息。在蘇聯內部並無反對他獨裁的勢力，史達林已無法想像紅軍所征服的新地帶能發展出反對勢力。他認為，這些國家也許尚不足以發展共產主義，但他的權威與蘇聯國家的典範，可以將這些國家導向共產主義。英、美將把他們的資本主義形式伸進歐洲的心臟地帶。隨著時間推移，史達林也會對他的體系做出類似的嘗試。這同時既是意識形態的律令，也是策略必需。「這場戰爭，」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告訴崇拜他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與過去的戰爭不同；不論是誰據地為王，都會將自己的社會體系加諸其上。任何人都將自己的體系加諸於劍及履及之處，沒有別的方案可言。」¹³

對俄羅斯的尋常老百姓來說，偉大的衛國戰爭意味著史達林與共產黨成為保家衛國的象徵。一九三○年代，史達林也許象徵著現代化、社會正義，並象徵將蘇聯融入一種新的國家形態當中，但他與他的左右手仍然是外人。其中一名我後來交談過的對象告訴我，他們覺得自己好像竊國者侯。在一首一九三三年的詩作中，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將領袖描述為「克里姆林的山胞」。也許是「在他上嘴唇發噱的蟑螂」這句詩讓詩人喪命。但許多人都與他一樣，對於由一名喬治亞人領導的「外來」政權對俄國人施加權威這件事感到恥辱。¹⁴但德軍攻勢猛烈，希特勒屠戮占領地帶，以及蘇聯政權有能力迎擊外來侵略者，凡此種種（尤其是最後一點）都大大改變了國內民情。一九四五年，史達林的獨裁政權之所以能代表俄國，也就是因為與德軍作戰，最終並戰勝了德軍。就連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四處焚毀其教堂及信眾的俄國東正教會，到了一九四五年都予以蘇聯政權祝福。「俄國人民接受這場戰役為聖戰，」一名教會領袖說道，「一場為信仰、為國家而戰的戰爭……愛國主義與東正教旨二者合而為一。」¹⁵

俄國人戰勝納粹德國的驕傲，也可從其他人如何看待蘇聯反應出來。在歐洲許多地方，紅軍被視為將歐洲大陸從納粹統治解放出來的解放者。在蘇聯軍隊一九四五年進駐挪威北部時，漁民和他們的家人從藏匿處紛紛探出頭來，揮舞著讚美史達林與紅軍的布條。蘇軍行軍穿越遭到德軍占領長達六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時，人們上前擁抱他們。在東歐，許多人視紅軍為將他們從德國的種族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斯拉夫軍隊。即便在他們所占領的地帶以外，也擁戴史達林和蘇聯為歐洲大陸的解放者。在法國，許多在三○年代曾經譴責共產主義的人，如今都予以更為正面的評價，因為蘇聯在對希特勒作戰的過程中傷亡慘重。在西歐對共產黨的支持從未如此之高。許多新的共產黨員都是成長於戰爭中的年輕人。在他們眼裡，共產主義和蘇聯為他們本國國內樹立了改革的典範。他們要求完整的就業與社會福利。在戰爭中參與工作的女性不想被迫回到父權家務當中。許多人由於共產主義者在抵抗德國占領期間所扮演的角色，對他們投以孺慕的眼光，包括那些後悔沒有拿起武器作戰的人。如今，納粹與法西斯主義陣亡，歐洲得以重生。儘管蘇聯有著血腥的過往，共產主義為歐洲準備好了轉型的模範。

在二戰即將告終之際，在歐洲以外，變革的需求也顯而易見。如果說一戰為歐洲的全球霸權敲響了喪鐘，那麼二戰更是證明需要廢除歐洲的霸權，即便對歐洲人自己而言亦復如是。比起他們的殖民地，在兵燹中倖存下來的歐洲年輕人更關注自己國內的福利。要緊的是，他們大多數不再相信自己的收入與身分仰賴於掌控海外的殖民。同時，反殖民的抵抗活動也日漸壯大，尤其是在亞洲。對德、日作戰驚魂未定的英國，於一九四二年提議讓印度在戰爭結束時自治。但獨立領袖「聖雄」甘地（Mohandas Gandhi）要求即刻獨立，拒絕退讓。一九四二年，他發起退出印度運動（Quit India Movement），旨在利用英國國力被戰事削弱之際，將他們趕出印度次大陸。甘地不願妥協。邱吉爾的提議「以前所未見的方式，赤裸裸地暴露出英國的帝國主義」，甘地寫道。英國「唯有在把我們當成奴隸時，才可求我們的幫助……將外國士兵引進印度，於印度之利益有損，也危及印度的自由」，即便是為了打擊希特勒和日本人。¹⁶

殖民主義在更東方也似乎呈自由落體之勢陡降。在印尼（印尼是東南亞南方群島以及說馬來語的陸面地帶民族主義者所發明出的新領土概念），反殖民領袖蘇卡諾（Sukarno）與日本占領者合作，以確保印尼自荷蘭獨立的地位。在越南（越南也是一個新的詞，包含所有曾被法國殖民的說越南語的地區），共產黨人胡志明創建了一個獨立國家，自任為總統。美國政府在開戰前承諾讓菲律賓獨立，以此承諾來動員抵抗日本占領群島。在伊朗、埃及，民族主義者抗議英國強加統治。對這些國家的許多人來說，納粹和日本不是主要問題，問題是歐洲殖民主義的各種形式。與柏林、東京合作，甚至有助於加快獨立與民族自決的到來。羅斯福與邱吉爾於一九四一年八月發布的《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對有些人來說似乎與威爾遜一戰時的理想主義太過相似，儘管對他人仍有所啟迪。在憲章中，兩國宣示「尊重所有民族選擇他們願意生活於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利；他們希望看到曾經被武力剝奪其主權及自治權的民族，重新獲得主權與自治」。¹⁷印度、印尼和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者認為這對他們的國家來說，與對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丹麥、法國等白人為主的歐洲國家來說，都一樣真切。

對多數美國人來說，《大西洋憲章》總結了他們為之奮戰的原則。美國人認為日、德之所以攻擊美國，是因為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痛恨美國所獻身致力的原則。在美國的觀點看來，二戰是為個人自由而戰，為憲政秩序而戰，為美式生活而戰。一如在一戰時，也是與這些原則敵對的人率先開戰，而美國再次必須犧牲壯丁的性命以將世界導回正軌。二戰邁向尾聲時，橫跨美國政治光譜兩端的人都深感美國贏得了作為世界表率的權利。世界應當按照美國的路線來改革，才能避免又一次的戰爭。

戰事即將告終之際，在各項重大議題上，面對來自甚至是盟軍的挑戰時，美國漸感不耐，這也反映了美國的國力。美國無論在生產還是在作戰上都優於對手。及至一九四五年中，美國海軍比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海軍勢力加總起來還要龐大。美國的轟炸機摧毀了柏林、德勒斯登、東京、橫濱。終戰之時，全世界的重型軍機有六○％以上來自美國。從未有轟炸機能夠對美國本土出擊。由於美國的生產能力，加上未受戰事侵擾，在一九四五年，美國的經濟稱霸全球。此時美國已囊括全球一半的製造。所有的財政儲備有三分之二把持在美國手中，讓它持有全球唯一穩定的貨幣，因此美金宰制了全球所有貿易。

對於戰爭結束之後，世界應當何去何從，羅斯福總統並未擘劃鴻圖偉業。在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驟然辭世前，仍專注在打仗上面。歐洲大陸的爭端尚未敉平，儘管德軍已一敗塗地。日本則尚未有投降之兆。羅斯福仍然希望將蘇聯納入對日作戰，以便如有必要入侵日本本土，可以拯救一些美國士兵的性命。到最後一刻都仍志在必得的小羅斯福，深信能夠在戰爭結束時處理與盟軍的關係。儘管與蘇聯的關係日益緊繃，尤其是在對於波蘭事務上，羅斯福相信戰時的同盟關係總能化險為夷，何況再加上他個人的領袖魅力，政治手腕高明，以及避免全盤衝突的能力（有時是透過對盟軍以及自己的國民不透露太多真相）。機關算盡，在國內的政治失勢卻沒有出現在他的算計之中，更遑論料想到死期之將至。

小羅斯福個人的政治生命堪稱經久不衰，他順利將此轉化為對其政權的信心。因此，當副總統杜魯門在羅斯福驟逝之際宣誓就職時，惶惶不可終日。這位新任美國總統此前只踏出過國門一次，曾於一戰期間在法國以上校身分目睹戰爭。小羅斯福從未將杜魯門納入對外政策決策中，而如今他卻突然必須在終戰之際執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一如他的前任總統，杜魯門也相信在德國戰敗後，大同盟仍將存續，但他缺乏小羅斯福賴以實現的利器：個人魅力、策略上（和道德上）的彈性及對全球事務的知識。杜魯門是接地氣的中產階級，換言之，比起出身貴族世家的小羅斯福，杜魯門的言行與國人的舉止更為接近。他也更相信美國有權力將世局導入正軌，但也因為這樣的信念，使得他在遭受挑戰時更耐不住性子。小羅斯福與杜魯門都憎厭共產主義。從他任期之初，這位新任總統就視共產主義為對本國的挑戰，若要充當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秩序之替代方案，差強人意，毫不可取。杜魯門意欲與史達林談條件，但唯有在史達林依照美國的世界觀行事為前提下，才願意這麼做。

希特勒於四月三十日自殺，德國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無條件投降。群龍無首，國土滿目瘡痍，希特勒的眾將士氣委靡。戰局的告終來得迅雷不及掩耳，蘇軍從東邊大軍壓境，美、英自西南包抄而來。儘管各方都希望掌控愈多土地愈好，但只要戰事仍然持續，通常軍事上的考量還是優於領地的競逐。美蘇在萊比錫北邊的易北河會師時，雙方士兵相互擁抱，一同酣飲，互相教對方唱自己家鄉的歌謠。往後，要再等四十年，美軍和蘇軍才有辦法再次這麼交誼。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日間，三個主要的戰勝國首腦在戰敗國德國首都柏林外的小鎮波茨坦會晤。如同在雅爾達和德黑蘭一樣，史達林在此普魯士國王夏季行宮的所在地再度扮演東道主。但即便是蘇軍占領了德國首都，史達林也希望避免就德國占領政權與盟軍發生衝突。在波茨坦，蘇聯領導人主要只希望美英接受俄國主導東歐。羅斯福與邱吉爾都讓史達林有理由相信會如此進行。但在波茨坦，三國領袖只剩下史達林屹立不搖。小羅斯福已經身故，杜魯門繼位。在會議期間，保守黨在大選中輸給了工黨，因此在七月二十六日，克萊曼．艾德禮拜相，取代了邱吉爾的位置。從一開始，史達林就不信任杜魯門和艾德禮——不信任杜魯門是因為蘇聯情報強調杜魯門的反共傾向，不信任艾德禮則是因為他代表英國工黨的右翼，右翼是各地共產主義的敵人。然而蘇聯領導人知道他手握兩張王牌，一是他的軍隊占領了歐洲大半，二是東亞的戰爭還沒結束。新任美國總統與前任同樣需要蘇聯的協助，以擊敗日本。

波茨坦會議見證了全球事務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演變，尤其是在大戰告終之際。與會者不再執迷於德國情勢。希特勒已死，他的國家已敗。關於臨時占領區的劃定、去軍事化、去納粹化、德國兼併區歸還、將波蘭的邊界往西移（以便讓史達林保留他一九三九年征服的地帶）等決議都輕易達成。德黑蘭、雅爾達已經為這些事務樹立典型，史達林私底下很慶幸這些協議仍然成立。主要三方與會者都已經把注意力轉移到東亞以及歐洲解放區的政治解決方案。史達林深知杜魯門亟欲將蘇聯拉進對日作戰，因而或許在歐洲的事務上也有機可乘。杜魯門在言談之中提及美國核武的發展，而史達林毫不訝異；自一九四二年起，他的間諜就已經在追蹤美國原子彈的發展。未有證據顯示蘇聯領導人在一九四五年感到被美國對原子彈的壟斷所威脅，但也許這使他也加快了自己的核武項目。紅軍在歐洲有上千萬名士兵，儘管史達林為了準備攻擊日本，在波茨坦會議之前就已經開始將軍隊移往東亞。史達林甫從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中存活，並以勝者之姿站上舞臺。對未來，他也許有不祥的預感（畢竟他生性多疑），不過在波茨坦，他煥發著自信的神采。杜魯門認為可以打量這號人物，且與蘇聯之間或許有協商空間。「我可以對付史達林，」杜魯門在日記中寫道，「他很誠實——但見鬼地聰明。」¹⁸

波茨坦會議曠日持久，時間卻都花在避免為未來做出決議。這是一場空等的遊戲：亞洲的戰事仍在進行，杜魯門與艾德禮新官上任，史達林則想要穩固他已經在歐洲戰場上以及德黑蘭、雅爾達會議上取得的利益。英美兩國期待蘇聯占領的東歐舉行選舉，或者至少在形式上依循民主原則。但此際對和平的挑戰真實而巨大。整個歐洲大陸上因戰火而四散各地的大批群眾亟欲返家，大城市已成斷垣殘壁，數百萬人挨餓受凍。因此，人們普遍覺得政治上的議案可以再等一等，也就不足為奇。但當上面的領導人還在重大議題上猶豫不決時，下面已經開始做起各式決議，部分是由於各方對於戰爭結束之後社會應當如何重組，意見彼此扞格之故。

各式各樣的競逐遍布整個歐洲，但我們仍然可以說冷戰起源於波蘭。史達林在當地厲行蘇聯統治，這違背了盟軍以及絕大多數波蘭人的意願。英國於一九三九年就已經與德國為了波蘭的命運開戰，因此對任何一屆的英國政府來說，都很難接受蘇聯占領該國實行專政。在戰事告急之下，邱吉爾誤以為史達林會接受由波蘭人領導波蘭政府的計畫。但這不過是蘇聯要讓波蘭俯首稱臣的第一步。當波蘭人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反抗華沙的德軍時，紅軍刻意駐足波蘭首都外，停止攻勢，讓納粹把波蘭家鄉軍（Polish Home Army）給殲滅。史達林估計，愈少波蘭將領存活，對蘇聯掌控波蘭就愈有利。當紅軍終於被下令拿下華沙時，德意志國防軍（Wehrmacht）和黨衛隊（SS）已經殺害二十五萬名波蘭人，城市夷為平地。即便如此，在進軍波蘭首都之後，史達林的祕密警察仍然綁架了許多倖存的反抗軍領導人，並將他們遣送到莫斯科進行典型的史達林式的公審。史達林為了給盟軍一個交代，指示蘇聯法官「從輕發落」，但反正大多數在關押的過程中就已身亡。

當這些事情在華沙發生時，美國開始對蘇聯改觀。羅斯福時期就已經漸漸憂心波蘭的議題；他主要憂心蘇聯在處理華沙問題時蔑視外來的意見。他的繼任者看事情的方法又更為具體。杜魯門相信雅爾達協議在波蘭問題上確保民主自由，以及過渡時期的政府會兼容並蓄，預備自由選舉。杜魯門認為蘇聯並未遵守承諾，因此他在小羅斯福逝世後十二天、波茨坦會議的三個月前首度與蘇聯外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iacheslav Molotov）會晤時，氣氛很僵持。「總統渴望與蘇聯政府維持友好關係，」美國的官方紀錄記載，「但唯有建立在雙方都遵循協定的情況下，而非一廂情願。」¹⁹「我跟他正面對決，」杜魯門事後對一位友人說，「我給他來這麼一記，這是對下巴的一記左勾拳加右勾拳。」²⁰

波蘭似乎成為同盟國領導人之間的分歧點。在亞洲戰事進入尾聲之際，承擔風險不那麼大的邱吉爾又回到了他早期對蘇聯的看法。五月十二日，邱吉爾發送個人電報給杜魯門，這當中是首次有西方領導人使用日後將定義冷戰的用詞——「鐵幕」（Iron Curtain）：

鐵幕已經在〔蘇聯〕的前線拉下。我們不知道幕後的發展。隨著莫斯科大幅推進歐洲的中心，呂貝克（Lübeck）－的里雅斯特（Trieste）－科孚島（Corfu）這條線以東的整片地帶，無疑都將完全落入他們的手中……要是他們選擇北海和大西洋的水路，俄羅斯人很短暫的時間內就可以如入無人之境……在我們致命地削弱兵力或者撤回占領區之前，現在了解俄羅斯，看清楚我們之於她的位置，肯定至關重要。²¹

邱吉爾對蘇聯在東方的舉措日漸憂心，他希望美軍、英軍在戰爭結束時留駐原地。杜魯門加以拒絕，遵照先前與蘇方的協議，下令撤軍。結果有數十萬德國人往西逃出蘇聯的占領區。但杜魯門憂慮的程度，也足以令他差遣小羅斯福的心腹顧問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前往莫斯科勸服史達林。霍普金斯向來支持與蘇聯合作，此際由於癌症已性命垂危，前往俄羅斯的旅途舟車勞頓，更是令他氣力放盡。但他仍然勉力與蘇聯獨裁者溝通。「我告訴史達林，」霍普金斯向杜魯門彙報，「我個人覺得我們之間的關係受到了威脅，老實說，我對此頗為不滿。依我對時局的知識來看，老實說，我對正在發生的某些事感到困惑。」²²史達林並不讓步。他指控英國在美蘇關係上攪渾水。杜魯門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贏得歐戰後旋即對蘇聯終止《租借法案》，儘管主要是為了削減戰後美國的開支，但也讓史達林確信華府的態度有異。他不知道是歐洲終戰還是新總統就任所致。史達林在波茨坦已盡力自持，但他已開始狐疑。「波蘭！有什麼大不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一九四五年二月注意到，「我們並不知道比利時、法國、德國等政府是如何組織的。」他繼續說道，「也沒有人向我們徵詢，儘管我們並沒有表示偏好哪個政府。我們並未加以干預，因為那是英軍和美軍的占領地！」²³

在東歐其他蘇占區，史達林對盟軍強權的憤懣更是溢於言表。一九四五年年初，他接受保加利亞當地的共產黨人更為激進的路線；數百人因反對（在紅軍入侵之後統治國家的）共產黨領導的保加利亞祖國陣線（Fatherland Front）而遭到處決，上萬人遭判刑入獄。這些人大都在戰爭期間的保加利亞政府述職，而戰爭期間的政府與希特勒的德國結盟。因此，同盟國與保加利亞的大眾對此多默不作聲。但這些並不像在西歐發生的審判協力者那樣。在保加利亞，根據蘇聯與當地的共產主義者確立下的模式，所有反對共產黨掌政的人，都由於被定義為法西斯主義者而獲刑，甚或遭到更慘烈的處境。在蘇聯內部，終戰之際，逾百萬名波羅的人、高加索人以及包括車臣全部的人口都遭流放到西伯利亞和俄國的極東。蘇聯政權不願冒險讓任何不可信賴的人口組成存在於其邊境地帶。

戰爭結束時，史達林對於要如何處置東歐，並未擘劃一套遠大的宏圖。但要是與美、英的關係生變，當地的共產主義者只效忠於他，並提供蘇聯統治最穩固的靠山。一九四五年春，史達林逐漸回到馬克思主義那套對他前盟友的敘述。早在元月，他就警告不能輕信莫斯科與西方之間還剩下什麼共同利益。「資本主義的危機從資本主義者分裂為兩個派別已昭昭可見——一個是法西斯主義的，另一個是民主的，」他告訴一群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來訪的人士，「我們自己與資本主義的民主派別之所以結盟，是因為後者須防止被希特勒宰制，那種慘酷的狀態將會把工人階級逼入絕境，並且會推翻資本主義自身。我們現在與一派結盟，對抗另一派，但將來我們也會與第一派的資本家對抗。」²⁴

蘇聯在一九四五年最大的驚奇就是工黨在英國大選中勝選。史達林也許不信任邱吉爾，認為他代表英國上層階級統治，但至少他對邱吉爾知之甚詳，一如他也透過間諜得知，與他自己一同挺過二戰、取得勝利的保守黨「老邱」也對自己產生了一些感情。此外，英國工黨與蘇聯布爾什維克之間也已經開始有些嫌隙。工黨領袖艾德禮如今官拜首相，另一位領袖貝文（Ernest Bevin）則出任外交大臣，他們蔑視自己工會運動當中的共產主義者，因為他倆都認為支持莫斯科的黨員造成了二、三○年代運動的分裂。貝文過去是一名非技術性工人，卻一躍成為英國最大工會——運輸和工聯會（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的頭目，並不遺餘力地在工會內外打擊共產勢力。貝文在戰後與史達林和莫洛托夫交涉時，把這些戰役看成是在國際規模上重複過往這些戰鬥。貝文後來曾表示，莫洛托夫就像工黨地方分部的共產黨人一樣，如果你虧待他，他就會利用申訴的管道；如果你待他不薄，隔天他就會漲價擺你一道。一位內閣成員認為貝文「聰明絕頂、接地氣，但對共產黨人執迷到了危險的地步」。²⁵

蘇聯對英國工黨痛恨的程度也不遑多讓。從當時蘇聯的文件看來，幾乎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們能預料到左翼的政黨能贏得英國大選，即便左翼政黨當中不乏重要的工會領袖及知識分子長期與莫斯科互通聲息。史達林及其中尉認為，工黨致力於建立一個社會民主福利國家，對於共產主義的抱負而言恐怕是最糟糕的挑戰，不只是在英國——他們還沒有不切實際到認為共產主義革命短期內能在倫敦實現的地步——在西歐其他地方亦然。蘇聯的國際事務專家假設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後會遭到一波經濟危機打擊，因此，各國彼此之間的競爭會愈演愈烈，就像在一戰之後所發生的那樣。歐洲共產主義政黨遂可從接踵而來的工人貧困狀況中獲益，因為這將證明資本主義體系不能滿足工人階級的需求。因此，在蘇方看來，社會民主黨人企圖改革資本主義無關痛癢，甚至可能有百害而無一利。唯有有意識地追隨蘇聯經驗的那些國家，才能從終戰中獲得經濟上的成就，因為蘇聯已經證明了他們可以提供完整的就業以及經濟成長。

對於戰爭結束後歐洲的狀況，美國的觀點與蘇聯幾乎南轅北轍。美國人害怕歐洲經濟崩潰、長期貧困所產生的效應，可能會擴散至全球。由於一戰之後促成了俄國革命，蘇聯預期二戰後也會發生革命，但美國人大都害怕這樣的革命前景。在他們的心目中，一戰和經濟大蕭條導致了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兩者都是美國的敵人。一九四五年秋天舉行的投票結果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希望國家出手緩解困苦貧窮問題，因為那曾經製造出美國人所反感的意識形態。

但美國的輿情也顯示與這種參與全球事務截然相反的潮流。戰後初年，大多數美國人覺得國家為了阻止歐亞的事態惡化，已經犧牲了太多的鮮血。如同歐洲人和亞洲人一樣，戰後的美國人也希望政府專注在提升國內的生活環境。基本上，他們希望讓服役的男丁返家，愈快愈好。這種一戰後浮上檯面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t）思維令人憂心，且美國在受到日本攻擊之前並沒有投入二戰，杜魯門政府意圖在戰後參與國際事務的顯著需求與平息國內選民兩者之間達成平衡。美國總統自己相信，只要透過龐大的經濟資源來幫助其他地方紓困，讓外國的經濟再次運轉，他們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二戰造成全球經濟全盤轉型。如前所見，自從二十世紀初，美國已開始躍居為全球經濟的中心，在戰間期更是加速發展。然而是二戰讓此一長期變化的過程急遽轉型。在戰爭期間，美國的經濟成長幾乎翻倍。相較而言，幾乎所有其他地方都遭到摧殘殆盡。日本全國有四分之一的建築物被炸個稀爛——在東京，半數以上的建物盡成斷垣殘壁。其工業產出數值是戰前的三分之一以下。在中國，工業生產與一九三七年相比下降逾六○％。在全亞洲被摧殘得最嚴重的菲律賓，經濟產出的總量只比一九四一年的二○％多一點點。

戰爭期間，羅斯福政府知道需要運用自己的獨特地位打造一個讓美國在戰後更好運作的世界。小羅斯福的重點是要貫徹戰爭期間聯手對抗德、日的盟軍關係，同時也成立一個所有國家都能參加的全球組織。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成立，總部先是設在倫敦，後設於紐約。在羅斯福的用語中，聯合國一詞時而與同盟國混用，時而用來指稱他希望集結起來的諸國。在形式上，聯合國是先總統想法當中的兩股思潮之間的妥協。一是理想主義的：打造一個真正全球的論壇，可以協助各地的進步改革，同時維持和平。另一個是現實主義的：打造一個論壇讓同盟國的強權可以彼此合作，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強迫其他國家配合。第一個目標是透過聯合國大會（UN General Assembly）實現，起初有五十一個會員國，當中有二十個拉丁美洲的共和國。第二個目標是透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 Security Council）實現，只有五個常任理事國——美國、英國、蘇聯、法國、中國——當中任一國都對任何議案有否決權。只有安理會可以發布能約束所有會員國的議案，包括制裁或軍事行動。史達林和英國對這個新的組織都信心不足，但仍雙雙參與，以取悅美國老大哥。一九四五年，還沒有人能預見冷戰生根時聯合國在全球扮演的角色。

這個新的世界組織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處理全球的經濟議題。作為最強大的經濟體，美國想要自由貿易以及通往海外市場的管道。但美國也希望全球的經濟體系日趨穩定。一九四四年七月在新罕布夏州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主要的同盟工業國簽署若干協議，致使後來成立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提供貸款來彌補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不平衡，以及成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後來成為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一部分。但後世所稱的布列敦森林體系的基本元素，是要將所有其他主要的兌換貨幣與美金之間以固定平價綁定。布列敦森林協定給予美國從事國際貿易以及影響他國經濟的良機。不過也別忘了，就像在歐亞的政治分野，這些協定是戰爭已經奠定的結果。長期而言，美國並未得到他希望從布列敦體系獲得的機會或穩定。但無論如何，這些協議仍然提供了一套體系，讓美國以全球的經濟巨獸之姿登場。

有鑑於其特殊地位，美國是否能夠多做點什麼，以避免二戰之後的國際爭端？許多不同的國家對美國崛起後造成的結果感到忿忿不平，但為了政治與經濟的考量，也學會與之和平共處。一九四五年，有一首曲子在英國外交部傳誦，歌詞大概是這樣的：

在華盛頓，哈利法克斯伯爵

在凱恩斯伯爵的耳畔嘀咕：「他們固然

有一袋袋的錢

但我們有腦子」²⁶

但到了一九四五年，倫敦不得不接受已被華府大幅超越的事實。如今華府才是全球權力的中心，英國需要美國的金援。如果可以，也需要美國防止蘇聯勢力在歐亞崛起。一九四五年，與莫斯科關係變質的杜魯門政府，已經不需要特意將自己的觀點加諸西歐和英國的領導人，他們自己憂心史達林政策的程度，不亞於在華府的任何團體。英國外交大臣貝文於一九四五年告訴所有願意聽他說話的人——包括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是蘇聯政府讓情況變得窒礙難行」。²⁷

儘管美國與蘇聯在戰爭期間是盟軍，但戰後幾乎無可避免要以某種形式爆發爭端。兩國領導人自從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來（或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就視彼此為寇讎。史達林優先考量對東歐的控制，勝過與盟軍維持良好關係，在戰事告終之際，這項政策以及他在戰爭期間的暴行（例如對波蘭）和他剛愎自用的傾向，在在削弱了同盟關係。蘇聯的意識形態也成為同盟關係的絆腳石，因為它認為未來與資本主義世界發生衝突是勢不可免，並預測戰後將會發生革命風暴。美國這邊，對於蘇聯遲遲不願承認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優勢，頗感不耐。杜魯門總統缺乏政治上的敏銳，也沒有羅斯福總統的個人魅力，他的主要顧問長期以來都倡導對蘇強硬的路線，這也讓他做出圍堵而非涵納蘇聯的決定。如我們所見，正是圍堵政策讓戰後的爭端變成了冷戰。杜魯門未能理解小羅斯福企圖以國際協定與條約綁住莫斯科的政策。作為強權之首，美國理應力保溝通、貿易、文化科學交流的管道暢通。可能史達林終究會選擇孤立，但若是強權的那方更努力吸引莫斯科加入合作，那麼衝突的強度以及後來雙方陣營內部的偏執程度，也許可以大大銳減。

當然，這種判斷只是後見之明。毫不意外，儘管美國取得了絕對的宰制地位，許多人（尤其是在歐洲）仍害怕蘇聯的勢力。一九四五年紅軍在歐陸上仍有大批駐軍。就數量與能力來說，他們比其他任何人都還裝備齊全。蘇聯在東歐的行徑讓恐懼蔓延。有些人說史達林確實對自家人民多行不義，但在對外方針上卻頗為畫地自限。也許在某些方面是如此，但及至一九四五年，史達林的個人行徑已經深入了歐洲的心臟地帶以及中國、伊朗。蘇聯在這些地方的作為加速了美國政策的變遷，也讓從遠方管窺蘇聯的人驚駭不已。就這些行為本身，也許還不足以加速冷戰，但也確實使得戰後更有可能採取圍堵蘇聯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