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引人入胜的真实世界

天则研究所的这批研究成果首先显示，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经过经济学家的精心整理，可以变得如此引人入胜。首批九个天则案例，个个精彩，虽然不同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它们精彩的程度各不相同。

细究起来，使真实故事引人入胜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往往与“大家公认”的逻辑相抵触。在这种场合，“公认”会发生的没有发生，而“公认”决不会有的事却偏偏来了。在这类“与常理不合”的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要数那些与“权威”的预言或断言不相一致的真实了。任何一个喜欢探究的人不免要问：为什么“反常”？这样的故事读着就会来精神。

举几个天则提供的例子吧。比如人们曾经公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不会（或不应该）允许任何一种计划额度（票证）的买卖合法化的。这种共识的合理性在于，计划额度（票证）乃政府发出的分配凭证，并不是“由劳动创造”，本身“无价值”，要是官方容许计划额度买卖，岂不就是纵容“不劳而获”？迄今为止，上述公认的逻辑在绝大多数场合依然有效，因为官方对为数不少的计划额度（票证）的地下买卖，从来采取禁止、打击和取缔的立场。但是，有一个却是例外：外汇额度交易。盛洪抓住这个例外细说从头，研究其何以从非法买卖演变成官方许可的合法交易，并且成为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这样的故事当然引人入胜：政府在什么条件下承认并保护“权利的交易”？又比如，人们公认“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从几十年前宣传计划经济优越性，到近几年批评经济建设中的时弊，“无政府竞争造成的浪费”总是一个基本的论据。但是，刘世锦、江小娟深入冰箱行业的调查，却表明恰恰是这种伴随着“浪费”的竞争，推动了冰箱行业的质量进步和规模经济，同时还有效地缩短了满足市场需求的时间。在这个冰箱的故事里更为有趣的是，那些以废除竞争、“计算起来更优”为特征的所谓“产业政策”，不是根本无从实施，就是浪费更为严重。这些事实与“常识”如此不一致，人们总会有兴趣多看一眼“不应该有的”事实吧。

本书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要数成都和上海两地股票市场的案例了。这两个故事堪称“上品”，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记录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一个重要进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很好地表明，比较复杂的交易形式所需要的那些支持系统，可以怎样“反常地”在中国形成。不少学者相信，应该在初级市场改革（如产品市场放开）的成果稳固之后，应该在企业改制见效之后，应该在一系列法规建立健全之后，特别应该在政府有条不紊的周全安排下，才可以考虑开放比较高级的市场（如股票交易和期货交易）。这或许正是耶鲁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警告中国政府在20年内不要开放股市的原因之一（见吴敬琏的转述，1995，P9）。但是，杨维关于成都“红庙子”股票交易自发成市的出色研究，却表明在某种条件下（一个足够强的盈利预期、政府放宽管制和其他），个人和自愿团体也有可能主导“为完成复杂交易不断界定产权”这样似乎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品的供应。“红庙子”发生的事的确是一个“倒爬楼梯”的个案：在初级交易还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大体靠自发势力实现了股票这样符号化产品的高级交易。这个故事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不合已有逻辑”的真实。你看，在法规、服务和什么都不健全或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这些四川人居然用钱买“纸头”——早期的股票——而使交易达到“每天10万—30万人、成交额1000万元”的规模！

相比之下，陈郁提供的上海股市的故事就不像“红庙子”那样大起大落。不过，上海的真实也同样引人入胜：无论政府如何努力“规范”股票的柜台交易和场外交易，这种交易的“私人契约”特性——自由成交——总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在“合法”、“非法”或“半非法”条件下实现私人契约的交易费用）。这场“规范”与“（持股人）牟利本性”之间的博弈，一直到上海证交所——一种把股票自由竞价制度化的组织——成立才算告一段落。陈郁的故事说明，那些试图“消灭”千千百百股民卑微的牟利动机的“规范”根本不会成为“秩序”之源，因为它们总是无法实行。相比之下，上海的公开和私下的股票柜台交易落得了一个比成都“红庙子”自发股票买卖更长远的制度结果。不过这一点不重要。制度演化史并不以成败论英雄。重要的是这两个故事共同揭示了在真实世界里制度和组织变迁的动力机制。伦敦、纽约和香港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有许多因素共同起了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成文的规范条款里去探查，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因为在每一条成文规范的底部，都熔铸着深厚的由利益驱动的自发努力、创新尝试、出了格的想像力和“家伙们”的看似疯狂。对自发性毫无理解的人要称懂得市场经济，恐怕只是他在那里自说自话。

引人入胜的故事，得来却不容易。天则所的同仁看来直接秉持了科斯的作风：“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制度变迁的问题和答案。这种工作在哪里都不容易，但由于以下几点更加显得困难。第一，天则所项目确定的研究对象——制度变迁——本身比一般的研究科目更难以观察；第二，几乎任何一个领域、方面或组织的实际情况的累积性报告，在我国好像都特别稀缺，加之有限的一点资料还因为部门、地区分割以及“保密”等等而变得更为零碎；第三，成果评价系统对事实含量高的研究的激励不足。因此回过头去看，天则所组织这么一个立足真实个案的大型研究，没有很大的一股劲要去实践自己选定的方法论，恐怕做不下来。在张曙光关于这个项目的说明和“课题计划书”里（见这本书的附录），我们就可以读出这么一股“气”来：“本项研究不仅要补上案例研究的空缺，而且要从中探索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道路”。为了多读到引人入胜的故事，我愿意在此高喝一声：此志当贺，愿君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