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禄秩到官品

帝国初期庶事草创，在等级安排上，各种显性及隐性的位阶，新旧杂糅，不无错综支离之处，一体化程度不高。前述二十等爵和禄秩的疏离，就是其表现之一。此外就禄秩而言，它最初也没有覆盖到所有的王朝官号拥有者。像侍从之官、军官、文学之官、大夫之官，不属行政吏员，本来是无秩级的；后来这些官通过“比”形成了“比秩”，但“比秩”本身仍是一个“另类”的标志。“吏”在正秩，“非吏”之官在“比秩”。所以汉代“比秩”与后世“从品”（如从一品、从二品之类）不同，“比秩”兼有区分职类的意义，而“从品”没有。又如源于周代的上公、公、上卿、卿、大夫、士概念，仍被用以区分官职层级。例如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东汉的太傅、三公，都无秩名，只用上公、公、上卿概念以区分之。公卿大夫士概念也被用于礼制场合，用以牵合礼书所记礼遇，但这时候往往又与秩级不合。又如八号常设将军常被用为辅政者的加号，从而具有了品位意义，此外还有战时任命的杂号将军，也没有与禄秩序列一体化。秦汉的朝位，即官员在朝会时的席位，也具有重要的等级功能，王朝往往通过调整某官的朝位来升降某官资望。但朝位既不与禄秩完全一致，也不与爵级完全一致。

与后世相比，秦汉位阶体制呈现出了较大的松散与疏离。帝国位阶体制的松散与疏离，既是行政结构不够完善，即诸官署、诸官职的分等分类尚较粗糙造成的；同时位阶的背后是“人”，各色位阶的松散和疏离，也是各种传统政治群体和新兴政治群体尚未充分一体化的表现。“爵—秩体制”及其所立足的政治结构和官贵成分，在两汉四百年处在不断的变迁波动之中。就品位结构而言，存在着一个“禄秩的中心化”的进程；就影响等级结构的政治背景而言，存在着“文吏的官僚化”和“官僚的士人化”的进程。这些变化推动着帝国品位结构的缓慢进化，最终进化到了官品体制。

首先来看禄秩的中心化。“爵—秩体制”的基本结构是爵级与禄秩并立。但随时光推移，“爵禄”不断退缩而“吏禄”不断扩张。王朝给官僚新增的很多特权和礼遇，被配置在秩级之上，而不是爵级之上。依爵授田宅的办法，因土地私有制的稳定化，而无形自废。朝廷赐爵、卖爵越来越滥，除了列侯（及关内侯）还有不小含金量外，第十八级以下的爵级，其价值日益贬值缩水。到东汉末就成了这个样子：“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爵位是个人品位，很容易变得猥滥，因为爵既无权责又无职事，皇帝不用担心授爵影响行政。西汉的晁错就说过：“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所以皇帝授爵，总比授官慷慨得多。一套品位因滥授而越来越不值钱，在各王朝都是经常现象，可称“品位趋滥律”。凡此种种，都使“爵”越来越轻、“官”越来越重了。有爵无官者虽比平民尊贵，毕竟比不上有官有秩者手操实权，“县官不如现管”。封侯还算位望较高，至于一般的有爵无官的人，权势没法儿跟在职官僚比。官僚行政是帝国大厦的顶梁柱，官僚是社会政治的支配者，所以“爵禄”的退缩和“吏禄”的扩张，势所必然。

作为禄秩来源的周代稍食，因其所面向的是胥吏层次，所以从结构说，稍食处在公卿大夫士的爵列之下，周爵与稍食是上下承接关系。战国秦汉间，爵列与秩级却双峰并峙，变成并立关系了，是所谓“爵—秩体制”。进而等级秩序的重心逐渐向禄秩偏转，禄秩为主、爵级为辅，禄秩成了主干，爵级成为旁枝了。爵与秩一退一进，其背景就是贵族制残留影响的继续淡化，官僚政治的继续发展，以及官僚充分取代贵族，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

那么话题就已触及文吏的官僚化了。“文吏”之称所指示的是一个“职业吏员”群体；“官僚”所指示的则是一个权势阶层。文法吏的前身，是周代卑微的胥吏。在文法吏刚刚步入政治舞台的中心之时，他们的特权还很有限。所以其等级管理手段——禄秩，也体现出了“职位分等”的特征，重事不重人，忽视官吏的个人资位。然而秦汉四个多世纪中，官员的各种特权在一点点积累着，其地位和权势一天天稳固，他们本身也逐渐身份化了。昔日的“文法吏”，开始向阶层意义和身份意义的“官僚”转变，由“职业吏员”群体变成“官僚阶层”了。在这时候，各种等级安排就将更多地围绕官职与官僚而展开，与官职相疏离的二十等爵只好退居侧位。“爵—秩体制”的二元性趋于淡化，一种新的等级秩序将要取而代之，它将以“官”即行政职位占有者为中心，而不再是官、爵并立了。

再看官僚的“士人化”。汉武帝“独尊儒术”，带来了官僚成分的重大变化。儒生或士人，在政府官员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了。儒生在最初只是与文吏并立朝廷，但随后就显示了巨大的政治竞争力，逐渐占据了上风，并进而影响到了帝国的选官制度和位阶安排。秦汉小吏迁至高官，本来是没有仕途阻碍的；然而东汉后期两大仕途——州郡察举与公府征辟，往往都以儒生或“名士”为对象，单纯文吏的仕途逐渐狭窄了，百石以下的小吏爬到高官越来越不容易。士大夫居上而胥吏居下的格局，初显轮廓；选官上“士”与“吏”作为两个流品被区分开来，进而将影响到王朝的品位安排。

魏晋时一个新事物——九品官品问世了。最初九品官品与禄秩是并行的，一直到南朝都是如此。不过官品又逐渐排挤了禄秩，北朝基本只用官品，而由俸额构成秩级的早期等级样式，消沉了，退出了历史舞台。

九品官品与禄秩有什么不同呢？九品官品的结构性特点，就在于其总体性和一元性。它把禄秩、封爵、公卿、将军号和朝位等等各种位阶要素，都纳入其中，使之一体化了。魏晋官品除了列有各种官职之外，引人注目地把封爵也纳入其中。爵号分布一至六品：公爵在第一品，侯伯子男爵在第二品，县侯第三品，乡侯第四品，亭侯第五品，关内名号侯第六品。魏晋的将军号发展到了一百多号，且由军职变成了军阶，并被纳入了官品的一至五品：黄钺大将军在第一品，骠骑等将军在第二品，诸征镇安平等将军在第三品，宁朔等将军在第四品，鹰扬等将军在第五品。魏晋还有各种散官、名号，如大夫、郎官和各种侍从，其品位意义大于职能意义，当然也列在官品之中。至于诸公及“诸位从公”者，列在第一品，汉代上公、三公没有级别的情况，由此而变。官品还遵循“同类官职以居前居后定高下”的原则。例如诸公和“诸位从公”同在第一品，然而诸公在前，“诸位从公”在后，则前者高于后者。这就是吸收了朝位的因素。魏晋南朝的禄秩与官品尚未完全一体化，等于是双轨制；但北朝弃禄秩而专用官品，俸禄发放依官品而定，禄秩和官品并轨了。

汉代的禄秩、封爵、将军号、公卿位、散官、军号等位阶的搭配组合，本来不无错综支离之处；但九品官品作为一个共同尺度，把它们汇为一体，在九品官品中各得其所，相互有了明确的可比性，等级关系一清如水了。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变迁呢？这要从“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两方面看。从职位结构说，战国秦汉间的剧烈变革，各种新兴官署、官职和官号大量涌现，与旧有官署、官职、官号杂糅并存，其间的指挥、从属、监管、协作关系，其职类划分和等级认定，一时还不够精致化。从人员结构说，各种新兴群体与传统势力变迁不定，其利益分割、权力分配和名位占有的方式莫衷一是。但随官僚帝国的不断进化，组织架构不断完善，各种身份、各种名号的拥有者逐渐融入“官僚阶级”的队伍，各种位阶也必然趋于一元化，采用“官本位”的尺度。作为综合性尺度的九品官品，就应运而生了。周代爵级和稍食本是一元性的；战国秦汉出现“爵—秩体制”，其基础是传统贵族政治和新生官僚政治的二元性；而随官僚政治日益成熟，这种二元性逐渐淡化了。

官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于官僚的“士人化”，士大夫与胥吏的分途在选官已初现端倪，而九品官品加快了“士—吏”分途的趋势。九品官品所容纳的官职，最低到台省令史为止（第八九品），魏晋太学的毕业生所获官资，就可以做这种九品令史之官；九品以下，就是不入流的小吏了，事实上就构成了“流外”。这就为流内士大夫与流外胥吏的区分，提供了前提。同时魏晋还实行九品中正制，中正依德才高下评价士人，为吏部提供任官依据。除特殊情况（如宦官职类），流内九品文官的任用都应依据中正品。这就进一步促成了官僚的“士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