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晋：门阀政治

中古时期皇帝神圣性的下降及其权势的弱化，与“中古士族门阀”是密切相关的。中古士族门阀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所谓“贵族化”，是就其高贵身份、家族特权和政治自主性而言的。

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在贵族较为强大的时候，王权就不会太强；而当君主寻求专制集权之时，他多半要出手打击贵族。商鞅变法谋求尊君，同时就以削弱贵族为务。英国的培根说过：“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土耳其是也。因为贵族是调剂君权的，贵族把人民底眼光引开，使其多少离开皇室。”梁启超也看到了同样现象：“贵族政治，为专制一大障碍。其国苟有贵族者，则完全圆满之君主专制终不可得而行。”

官僚本来是专制集权的重要条件。虽从概念说，“专制”不必定与官僚相关，但在存在专制主义的地方，一般都同时存在着一大批官吏。但官僚权势与君主集权，也存在矛盾的方面。因为随官僚权势的扩展，官僚将出现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自主化，甚至贵族化，那就将分割君主权势了。所以中古门阀与皇权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门阀强了，皇权就弱了；皇权强了，门阀就弱了。那不一定是某皇帝与某人某族发生了个别冲突，而是指一种总体上的权益分配格局。

东汉士族已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影响。汉末动乱中，名士官僚也是活跃于政坛的实力派，而在秦末、西汉末，我们就没看到类似现象。魏晋以降的国家分裂、政治动荡，倒为士族提供了发展空间。首先，战乱摧残了社会文教，只有少数官僚家族保存着文化，出现了“教育的家族化”；那些保存了文化的家族成员及其子弟，当然是朝廷珍视的政治资源了。进而是“统治集团的封闭化”。因政局凶险莫测，皇帝要尽量从看上去较为可靠的心腹家族中选官用人，统治集团就趋于封闭化了。不光在魏国、吴国，就连偏居一隅的蜀国也是如此。尽管诸葛亮治蜀，后人盛赞其“选贤任能”；然而功臣子弟们居官执政的趋势，在蜀国同样昭然可见。就《蜀书》传主做一粗略统计，80多位官僚中有半数以上，其子弟继续做官，有的还延续到了第三代。蜀汉不过四五十年，但“官族”在这里照样源源而生。这是动荡不稳的小型政权的一种本能反应，可称“退行性政策”，意思是从大帝国的“法理型”政治形态后退，而更多依赖于私人性、依附性或团伙性的政治结合。

“禅让”形式的政权转移，也给士族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中国的王朝更迭，也可以看成另起炉灶、清洗腐败的一种自我更新机制。西晋的刘颂，就把改朝换代看成一个“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然而刘颂随即指出，由于魏晋更迭用“禅让”，未能“洗心整纲”；晋廷所依靠的仍是“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即曹魏的高官及子弟。那么前朝所积累的腐化、老化和世家化因素，就原封不动地带入了新朝；对他们，王朝只能优容、纵容以换取其效忠。由于缺乏一个经战火洗礼而生机勃勃的全新统治集团，所以西晋的腐朽来得分外迅速。“禅让”所造成魏晋间官僚家族权势的连续性，是促成门阀发展的催化剂。

西晋皇室司马氏，本身就是河内大姓。在司马氏政权中，几十家大士族垄断权势。如陈国何曾、颍川荀勖、太原王浑、泰山羊祜、琅邪王祥、河东裴秀等等，都是当世名门。其下还有一批二三流的士族。官僚们开始依门第而分化为不同层次，“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各有各的特权。

西晋时还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宗王政治。本来，秦汉帝国是靠法治来维系专制的，不靠宗亲，并以严厉的“削藩”措施抑制诸侯王的离心倾向。可魏晋间“封建”的呼声，忽然高涨了。司马氏决意重用皇子宗王，令其在外都督一方军事，在朝担任要职，所谓“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唐长孺先生认为，重用宗王表明，在贵族政权下，皇室是作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的。这种“第一家族”的形象，比起秦汉帝国的皇帝来，无疑是一种降格；因为任用宗亲，靠亲缘维系皇权，实是一种非法制化的政治手段，也属“退行性政策”。宗王所招致的“八王之乱”，就显示了这种政策的弊端。

西晋政局其实处于一个微妙的关口，它可能维持优容士族的现状，但也可能逐渐回归集权官僚政治的“常态”。然而此时，北方少数族的发展轨迹，与士族的发展轨迹发生了交叉。“五胡乱华”使洛京倾覆，北来的琅邪王氏等百余家士人，在江左拥戴宗室疏属司马睿为帝。江左微弱的小朝廷，随即成为南渡士大夫发展家族权势的沃土。他们构成了五朝侨姓门阀的基本阵容。东晋由此出现了门阀政治。

参照田余庆先生的概括，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和“流民御边”。东晋的建立，全靠琅邪名族王导、王敦兄弟，二人一主政、一掌兵，成为江左的军政支柱。晋元帝司马睿即位之时，竟然强拉着王导同登御座；王导推辞再四，说是太阳若屈尊与万物并列，苍生就没法儿仰望了，司马睿方才作罢。以致当时有句民谣：“王与马，共天下。”晋成帝见了王导要行拜礼，给王导写信要加上“惶恐言”三字；王导死，丧葬参用天子之礼。东晋与皇帝“共天下”的门阀，先后有琅邪王氏、新野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成帝、康帝之时，庾亮、庾翼兄弟号称“冠冕当世”。庾翼将死，请求让儿子庾爰之镇荆州，而何充请用桓温。有人表示担心：庾爰之肯避让桓温么？后来桓温上任，庾爰之不敢与争。可见门阀政治下往往子承父势，政治举措受制于各大族的平衡和盛衰，不是皇帝所能独断的。从晋穆帝到晋孝武帝初，桓温一直占据着上流荆州重镇，“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还曾把皇帝司马奕给废掉了。孝武帝时谢安为相，是谢氏最盛之时。晋安帝时桓玄作乱，竟然篡夺了皇位，国号为“楚”。史称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

图二十六　东晋王兴之墓志

东晋的扬州、荆州、徐州、豫州等重镇，大抵由各家门阀把持瓜分。尤其是扬州和荆州，号称“二陕”。下游扬州是中央所在，又是“谷帛所出”的重要经济区；上游荆州“为国西门”，兵强将猛，镇守的统帅有时兼督七八州。东晋经常出现“荆、扬之争”，其背景就是门阀跋扈、蔑视中央。王氏、庾氏、桓氏家族，都曾长期把持荆州。

北来士大夫称为“侨姓”，江东的本土士族如朱、张、顾、陆等，则称“吴姓”。在江左政权中，吴姓士族的地位一直低于侨姓士族，他们曾为此耿耿于怀，但为长远利益考虑，最终仍接受了这一现实。高官要职，南士们只能分享侨姓的余沥。齐高帝萧道成想用吴郡张绪做尚书右仆射，王导的五世孙王俭很不乐意，说是“南士由来少居此职”，不能坏了规矩。

宦官、外戚、太后、宗室专权的现象，在东晋却偃旗息鼓了。宦官、外戚、太后、宗室都是皇权的附属物，靠着皇帝才能作威作福；在皇权自身难保的时候，他们也无权可弄了。权臣庾亮执政时，就对数位宗王下辣手制裁，翦除了皇帝赖以自重的羽翼。晋成帝时庾太后一度临朝，不过此时权归庾亮、庾翼兄弟，与其说是外戚擅权，不如说是门阀专政。晋穆帝、哀帝及废帝海西公时，褚太后曾四次临朝称制，那只是权臣擅权时的装饰物。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门阀政治下，动乱通常并不来自宦官、外戚或宗室的专政。软弱的皇权下这种人无所凭依，难以兴风作浪。

支撑东晋半壁江山的文化士族们不足以负起全部军事责任。不少非高门、非士族的将领承担着江左小朝廷的国防。晋室南渡前后，还有很多千百为群、以宗族乡党相结聚的流民，也由北而南。东晋朝廷任用流民帅为将领，但又对他们心怀疑忌，而流民帅自己也不愿脱离部曲，所以这些人大多停滞在江淮之间。尽管流民武装有时也称兵作乱，但他们强悍善战，构成了江左政权的军事屏障，并成为北府兵的主要兵源。淝水之捷，北府兵之功居多。上游的江陵、襄阳得以成为重镇，也离不开流民之力——这里聚集了秦州、雍州、司州的南迁流民。流民武装是东晋政权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并将在条件具备时就寻求表现自己。

总之，东汉的士族现象发展到东晋，终于因“门阀政治”而达到了顶点。此期的士族权势之大，人们用与皇帝“共天下”来形容。有人把这种政治状态，定性为“贵族联合专政”或“寡头政治”。不过照田余庆先生的看法，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就是说它并没在皇权政治之外，另行造成一种贵族政体。权臣擅政，一人得势而家族鸡犬升天的现象，其实在很多朝代都能看到。西汉的霍光、西汉末的王莽、东汉的梁冀，皆是。东晋权臣现象更突出，也跟“乱世”有关，跟那个偏安的小朝廷风雨飘摇有关。又如明末清初的若干南明政权中，也存在着权臣专政的情况。东晋权臣专政的时间较长，其时的官僚确实也门阀化了，形成了一个相对特殊的阶段。但说到底，士族并没有变成完全意义的贵族，也没有造成政体的根本性转型。不妨说对东晋门阀政治，我们一半从士族门第权势来理解，还有一半是从“乱世”来理解的，并不把它视为“常态”、视为一种稳定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