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

除了选官制度和品位结构之外，魏晋南朝的官僚政治更多方面都出现了扭曲变态。

皇权不稳，权臣屡出，所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相国之职，从曹操就“多非寻常人臣之职”了。也就是说，这时候见了丞相、相国之官，就得留神那可能是一位擅政的权臣或野心家。除了汉初之外，汉朝的异姓通常不封王；而曹操自封魏公、魏王，重开了异姓封王之例。在曹操的魏国之内，另设有类似朝廷的一套“魏官”，御史大夫、诸卿、尚书令仆等无不具备，“汉官”即汉献帝的朝官反而成了摆设。此后的“禅代”者，纷纷东施效颦。桓玄封楚王，建“楚台”；刘裕封宋公，建“宋台”。还有，此期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中外大都督”，有的学者比于后代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往往也是权臣的官衔，凡出现了大臣都督中外诸军事、兼录尚书事的时候，皇帝多半已是傀儡了。刘裕就曾给自己加了一个“中外大都督”。一度乱梁的侯景最有创意，竟然自封为“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已事属狂谬了。

门阀势力愈强，则对高级职位的占有率愈高。祝总斌先生的研究显示，西晋的录尚书事一职不算特别重要，东晋的各大门阀，则极力发挥录尚书事的作用，而且“职无不总”，以便居辅政之位而操纵朝政，所以东晋百余年中，此官很少空缺。又如中书监、中书令掌管机务，所以东晋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中书监令兼录尚书事。学者认为，这是“主弱臣强”在官制上的表现。

图二十九（唐）阎立本《晋武帝司马炎》

魏晋以来形成了都督区制度。都督区本来是一种军区，逐渐兼管民政。其长官官衔的主要形式，是以某将军都督若干州（郡）诸军事，并兼领州牧、刺史。以东晋初王敦的一组头衔为例：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都督所督之州多寡无常，有二三州的，有四五州的，有十余州的，但基本的都督区却相当稳定。曹魏的都督区，合时有六，分时有十；西晋都督区，主要有八。地方由此形成了两套班子，一套是军府僚佐，一套是州府掾属；若以诸王来兼都督、州牧，则其下属还将包括王国属官，形成国官、府官和州官三驾马车。秦汉的中央集权相当强大，朝廷直接号令百余郡国，没有中间层次，可称简洁高效。若逢战乱，就有必要在较大地域内统筹军政了，所以都督区的产生也是时势所需。不过在皇权衰落时，大军政区经常为权臣把持，成为对抗皇权的分权因素，成为个人势力的温床。西晋“八王之乱”中的诸王相争，也表现为各方镇之主的相争。动乱的胜利者司马越，把名流俊异、精兵强将都罗致到其府中，使朝廷成了空壳。东晋著名的“荆扬之争”，也是各军区的都督之争。刘宋皇权重振，宋孝武帝为抑制方镇计，分割荆州、江州、豫州而建郢州，目的是削弱荆、扬，“削臣下之权”。虽然这做法导致了“荆、扬并因此而虚耗”的恶果，也在所不惜。这也是个制度扭曲的例子，为应付政治争斗，一种缺乏行政合理性的措施被采用了。

魏晋以来的“州”，由监察区发展为一级行政单位，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制。若加上都督区则为四级。帝国衰微、编户剧减，但行政层次和州郡数量，不减反增。东汉有州13，郡国105；魏晋户口只是汉朝之几分之一，州郡之数却超过东汉。江左五朝不过半壁江山，户口数百万而已，可东晋安帝时有郡235，宋文帝时有州20、有郡233。刘宋豫州的陈留郡，下辖4县，总共只196户；北上洛郡下辖7县，总共只254户。这么点儿人如何管理，不得而知。较之汉代数十万人的大郡，万户的县，真不可同日而语。萧梁后期，州达到了104个，郡达到了586个，有20余州竟然“不知处所”，连在哪儿都说不清楚，其实就是个刺史头衔而已，无土无民。州郡之大量增殖，跟冗官散号的大量增殖，其原因颇有相近之处：在那个动乱年份，多送出一顶官帽子，就等于多了一名朝廷的拥戴者，政权的风雨小楼多了一根柱子。不过弊端也接踵而来了：“州郡虽多，而户口日耗矣”。其实君主心里也明白，官僚队伍之“游惰实繁”，乃是政治大弊；不过“若闲冗毕弃，则横议无已（官僚们将怨言横生）；冕笏不澄，则坐谈弥积”，仍是左右为难，束手无策。

侨州郡县制度，为此期之一奇特现象。东晋初年，朝廷为安置北来的流民，专门设置与其旧籍同名的州郡以处之，并为之另立白籍，免其赋调作为优待。为了有别于北方原先的同名州郡，就在那些州郡名称上冠以“南”字。例如北方有琅邪郡临沂县（在今山东），而晋成帝在江东侨置了南琅邪郡，并在江乘侨置了南临沂县。据统计，江左先后设置的侨州有10，侨郡62。侨州郡县可以维系流民的乡里之思，然而同时也是为了维系士族郡望。王仲荦先生指出：倘使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因流寓而变成了丹阳王氏、会稽谢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高贵标志。不过这给地方行政造成了很大混乱，后来不得不实行“土断”以整齐之。

自西晋以来，贵游们大抵贪恋京都的风物繁华，不乐意外出担任地方官，“竞内薄外，遂成风俗”。西晋试图改变这一情况，制订了一个“甲午制”，规定士人都要先仕郡县，有了治民的功绩，才能内补。然而不久就成了一纸空文。江左政权中，出任郡县又成了搜刮求富之途，谁觉得自己太穷了，就请求去做地方官。例如，罗企生以家贫亲老，求为临汝令；王僧达自诉家贫，宋文帝就让他去做秦郡太守，以便脱贫。做交州、广州刺史所榨取的财物，俗称“南俸”；做益州刺史所榨取的财物，俗称“西资”。地方官如此捞钱，皇帝都眼红了，也来分一杯羹，向地方官勒索“资献”。地方官的搜刮之举，成了半合法的官俸补充。

秦与西汉的官俸是钱币，到东汉变成了半钱半谷。魏晋南北朝以下，力役和禄田二者，又构成了官员俸禄之大宗。力役就是配给干活的人，禄田就是直接给地种。官员配给的力役，有驺卒、恤、吏、兵、干等名目，不下十多种。至于禄田，中央官给菜田，地方官给职田和公田。陶渊明做彭泽令时，得到了公田3顷，“悉令吏种秫”。这位诗人好酒，想全种上能酿酒的秫；后因妻子抗议，改为二顷半种秫，半顷种粳。而那些给陶渊明种地的“吏”，就是配给官员的力役。此期的官府，还通过直接控制劳力、直接经营来保证财政。孙吴、曹魏都曾实行屯田，让屯客、屯兵从事耕作。江左的军府、州府中，都有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吏”，他们单立为吏籍，终身乃至世袭地为官府承担各种劳务，包括耕作。刘宋诸郡有“大田武吏”，年满16岁，即课米60斛。凡此种种，都是官府通过税收提取资源的能力大大下降的结果。让官员直接占有人手和经营职田，就将淡化其行政雇员意识：他行政服务的报酬，反而靠他自己经营，靠自己去挣。政府直接经营便意味着政府的异化：说明它由行政机构变成了一个“生活组织”。打比方说，假如公安部开酒店，教育部办餐厅，以此给公务员发奖金，那还是个纯粹行政部门么？

行政的法理化程度下降，还体现在故吏、门生、部曲、私兵等现象之上。“故吏”观念盛于汉末，魏晋以来其势不减。士人若曾被某官辟为府属、做过他的“入幕之宾”，那么就是府主的故吏、义故了，成了府主个人势力的一部分。权臣桓温先后开设四府，所辟僚佐大多是才子名流。江左所谓的“门生”往往就是权贵的僮仆，动辄成百上千，而朝廷居然允许这种人以“门生”的身份入仕。很多武将拥有数量巨大的部曲，即私人武装。萧恢由荆州而改任益州刺史，离任上路时携带五万人自随！可见当时私属、私兵的数量之大。这也是汉帝国所看不到的。

皇帝内侍和太子东宫官，在汉代是一种起家之途，然而范围很小，不算重要。魏晋以下，这种起家途径的重要性大为上升，而且更制度化了。魏文帝设置了一种叫“散骑常侍”的侍从之官，“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显然，皇帝想通过与士人建立直接关系，来维系他们对皇帝的向心力。当时士人如有一两次内侍经历，则高迁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晋代的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仍是权贵瞩目的“清官”。此外太子东宫的中舍人、洗马、舍人，其品阶比汉代大为提高，成了入仕迁转途径。西晋还有不做东宫官就不能做尚书郎的制度，其用意，就是强化士人与太子的个人关系，以增加对未来的皇帝的忠诚度。在我们看来，这也是一种“退行性政策”：在法制无法保证专制之时，转而乞灵于个人化、私属性的效忠。还有一点与秦汉情况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晋廷为东宫配备了强大禁军，总共五个卫率，精兵在万人以上。皇权不稳，太子的护卫也得特别留神，不敢含糊了。东晋门阀政治下，皇权低落，禁军编制也随着衰减；南朝皇权重振，一度又曾有东宫“至实甲万人”的情况。这些禁军算是太子的部曲了。

秦汉帝国的“律令秩序”，在魏晋以下大为松弛了。曹魏时就有人指出，“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秦汉“明法”传统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士族的文化偏好造成的。程树德先生指出：“自晋氏失驭，海内分裂，江左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故其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与胡族占据的北方相比，江左政权乃是中华文化之所在，但其律学的水准居然不如北朝。东晋权臣当国，实行“镇之以静”方针，对官僚尽意宽纵优容，把“宁使网漏吞舟，不必察察为政”奉为指南。监察制度，也往往是宪纲具在而形同虚文。文化士族很看不起司法监察之职，不愿意到御史台做官，所谓“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然而法网宽弛，倒也使专制主义的残酷性淡化了不少——像捶扑朝士、廷杖大臣一类事情，历朝往往而有；江左朝廷却不太一样，政治宽松，待臣以礼，小贪小罪不深究，颇有“和谐社会”景象。对犯罪官员的杖罚之法制订得较轻，行杖往往只是做样子，被描述为“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正从朱衣上过”。意思是装腔作势不真打，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只从衣服上擦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