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官场与官族

在古老的农村结构形成的“乡里”场所之外，专制官僚政治提供另一个活动空间——“官场”。它构成了滋生“世家”的又一个场所，而且能不依赖乡里条件（大地产、强大宗族和众多依附农等）而独立形成“世家”。这类世家可称“官族”。这类“官族”有哪些类型呢？

外戚家族的煊赫在汉代特别突出。像西汉之吕氏、霍氏、王氏，东汉之窦氏、邓氏、阎氏、梁氏，都是一旦专权，则子弟亲党布列于朝廷。这是历史早期“家天下”传统的一种表现。此外功臣也能形成世家。西汉的军功阶层到汉武帝时就衰败凋零了，而东汉则不一样，从龙的元勋中有不少人权势蝉联，甚至与王朝共始终。拿耿氏做例子：“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共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战国秦汉“世家”传统一度中断之后，外戚和功臣家族的延绵和显赫，首先就让我们看到了“世家”因素的又一轮积累。

进而，新兴官吏中也逐渐积累着官族因素。这也有不同的情况。某些专业性很强的官职常常子孙相袭。早在周代就是如此了，例如史官、贞人。汉初仍有这样的情况。张家山汉简《史律》中，就有“史、卜子年十七岁学”的规定，由此可知史与卜的儿子，满十七岁即有义务学习其父的技能，做“史学童”或“卜学童”。太史掌管着天文历算，需要高深的天文和数学知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承做太史，爷俩儿并称“太史公”。又如汉代法律浩繁，法学也是很专门的学问，所以法官往往出自“律家”，即法学家族。颍川郭氏自郭弘以降，“数世皆传法律”，子孙中出了7位廷尉；还有不少担任刺史、侍御史、廷尉正监平的，这些官都是司法监察之职。又如沛国陈氏家族，也是“世典刑法”的律家。

作为官吏基本行政技能的“文法”，也有家世相传的情况。酷吏张汤，自幼就跟着做长安丞的父亲学“书狱”；于定国之父是县狱史、郡决曹，于定国“少学法于父”，后由来狱史、郡决曹仕至廷尉，当上了最高法官。这都是子承父业之例。除了朝廷，州郡县也不乏这样的“世吏”。一些学者拿“世仕州郡”的例子，证明“豪族大姓垄断郡县”。然而他们很多不过是“世吏”而已，未必有多高门望，不宜都看成名族著姓。像刘备，其父祖“世仕州郡”，但他幼年时父亲就死了，跟母亲贩履织席为业，没人把他家看成名门；孙坚家族号称“世仕吴”，但田余庆先生依然认为，孙氏是“孤微发迹”，“孙氏门寒，家世不详”，“无强大的乡土势力可言”。

然而世代居官，毕竟有可能形成门望。新式吏员逐渐变成了社会的支配者，变成了一个官僚阶级，那么世代居官，就意味着世代占有权势、利益、地位和声望。一些家族虽世代居官也没能建立门望，但总会有些家族赢得了社会推崇；一些官员家族两三代就衰落了，但总有些延绵得较为长久。于是，先秦“世家”传统一度断裂之后，汉代又围绕着“官”，开始了新一轮“世家”的缓慢积累。像李章“五世二千石”，羊续“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都是最值得夸耀的事情。东汉墓碑吹捧墓主时的“奕世载德”“银艾不绝”“牧守相亚”“将相不辍”等用词，都反映了汉代门第观念所崇尚的，就是官阀。统计显示，东汉三公的家世连绵情况，也是超过西汉的。

概而言之，“官场”中滋生着“世家”，而且能在独立于“乡里”的条件下滋生“世家”，而且是更有影响力的“世家”。西汉张氏居“金、张、许、史”四族之一，此族始于张汤。然而张汤之父不过是长安丞而已，张汤本人以文法为吏，所以这个家族，基本是在朝廷上发展起来的。东汉大士族，史家多以弘农杨氏、汝南袁氏为称。杨氏虽在汉初就有禄位，但西汉末就已衰落了。到了东汉，杨震年至五十才仕州郡，汉安帝时举茂才，由此百余年无禄位的杨氏，才发展起来。汝南袁氏家族的袁良，西汉末不过是二百石的太子舍人，其孙袁安以县功曹起家，后来官至三公，袁氏由此崛起。无论杨氏还是袁氏，都不是先成为乡里豪右才变成当朝士族的。其家族后来在乡里的权势，倒是从朝廷权势派生出来的。中常侍樊安的例子也很有意思。樊氏乃南阳、湖阳豪姓，而且还是光武皇帝的母家，“封宠五国”、屡居要职。后来樊家一度中衰，弄得地方官都敢上门欺负。为扭转颓势，樊安毅然决然地屈身去当宦官。这一招果然奏效，“是以兄弟并盛，双据二郡，宗亲赖荣”。朝廷势位对维系门望，就是如此重要。

那么，仅仅从“古老的农村结构”中寻找士族的起源，就是很片面的。“官场”构成了另一个世家的摇篮。复杂发达的专制官僚组织，是这个社会中无可匹敌的“巨无霸”，它提供了一个更高级的政治角逐空间——“官场”，它更为组织化、专门化，从而超越了原生的农村结构。官场中人可以获得更大权势声望，可以调用更多政治资源，建立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从而以更精致的方式寻求利益。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豪右，只有与“官场”建立联系之后，才有指望获得更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