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朝政治文化风尚：重军功、重吏治、重法制

钱穆先生曾论述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陈寅恪先生有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文化病”和“新生的希望在北朝”的说法，“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与“中原文化颓废之躯”的对举，都发人深思。

若用一种简练表述，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史。南朝的皇权重振，得力于所谓“次等士族”，即军人势力；但南朝军人仍受文化士族的压抑，未能发展为一支新兴政治力量，所以“次等士族”重振皇权、重振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之大。骑马民族的天性就是强者为王、崇尚军功；在建立政权之后，“重军功”的精神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重吏治、“重事功”了。军功是要付出生命与热血做代价的，若军功贵族居强势地位，那么文化士族只凭“冢中枯骨”、只凭文采风流而“坐享天禄”吃白食儿，就不太容易了。军人们将理直气壮地提出这样的政治要求：老子的名位可是拿命换来的，那你们士人呢？你们士人至少也得有事功可称可考，才算公平吧？由此，鲜卑军功贵族不仅支持了一个强大皇权，而且以其发扬蹈厉的军功精神，为官僚体制注入了蓬勃活力。

中古士族的典型形态是文化士族，即贵族化了的士人。士人就可能寻求一己的政治理想，寻求个性自由，可能为寻求文化成就而旁置了行政职守；而军功贵族却是“军事化”的，军事化的组织编制以“命令”和“服从”为基础。所以，以士人为支柱的政权和以军人为支柱的政权，其运作模式和政治形态都相当不同，前者容易流于散漫宽松。不妨这样比方：中国官僚政治以“吏治”为支柱，左右各有“崇文”和“尚武”两条绳子拉着它。在江左政权因过度“崇文”流于政治松弛，甚至出现政治萎靡，“吏治”支柱倒向一侧、摇摇欲倾之时，北朝的“尚武”那根绳子把它拉了回来，令其再度巍然矗立。士族在江左的形象是“精神贵族”，在北朝则“官僚化”了，向秦汉那种职业吏员“回归”。简言之，“尚武”对“崇文”之病，有一种“矫枉”之功。

南北都存在着门第观念和门第制度，但南北仍有不同。魏孝文帝实行了门阀化政策，但那不是其全部宗旨。有一次孝文帝策试秀才孝廉，要他们揭发地方官是否苛虐；秀孝们未敢如实陈述，孝文帝便勃然大怒，宣称要“按以大辟，明罔上必诛”。南朝秀才策试，大抵被看成名士们驰骋文藻的机会，而北朝对“文”的要求则是“文治”而非仅文藻。孝文帝还说过“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有人曾问他：设置官位是为了给膏粱子弟提供进身之阶呢，还是为了“益治赞时”呢？孝文帝的回答相当干脆：“俱欲为治！”可见孝文帝的士族化政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北朝异族皇权的存在和功绩制精神的浓厚，北朝的士族门第并不稳固。魏孝文帝之后没多少年，就出现了“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的情况。宣武帝还对“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提出过尖锐批评。可见北朝的门第观念，淡薄脆弱得多。江左中正大抵以士族名流担任，北朝就不是这样了，很多武卒小吏厮役恩癰，“蕃落庸鄙”之人，甚至被华夏士人视为贱人的宦官，都堂而皇之地高踞中正，承担“清定门胄，品藻高卑”之职了。像宦官平季，做了幽州大中正，同时又兼摄燕州、安州、平州、营州中正。这些人能有多少维护士族之功，真该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五胡”对汉式门第，当然不会有汉人那种高山仰止之感了。按部落观念，大家都是同胞、都是人。在艰难求生的奋斗中，谁能沙场平敌、谁能建功立业、谁有权有势，谁就是老大。比如说北朝宦官，北人没觉得他们怎么下贱，他们也是人。只要宦官能弄权擅政，大家就争着跟他联姻认亲。又如北魏的工商皂隶，也经常是战后班赐掠夺物时的受惠者。王朝让吏民“上书极谏”时，把工商皂隶也算在里头。南朝的工商皂隶，可曾得到过“上书极谏”的权利么？

魏晋玄学的弥漫，侵蚀了专制官僚体制的观念基础。北方玄学不盛，法术之学却为人所重。公孙表曾向魏道武帝献上《韩非书》二十卷，劝其“以法制御下”，道武帝一见倾心。北方治法术的学者还有刘昞、李先、崔昂等。勃海封氏世传律学，“好刑名”“好法律”的官僚更不乏其人。史称北齐士人“多晓法律”。宇文泰与苏绰的君臣投契，“申韩”曾是其间纽带：苏绰向宇文泰“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宇文泰“不觉膝之前席”，两人一气儿聊到天亮。史叙北朝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风气一直持续到隋，隋文帝“不敦诗书，不尚道德，专任法令，严察临下”。

北朝重法制，与部族传统有关。华夏族早期“兵刑不分”，刑法源于军法。而据史载，拓跋部早期也曾“以军令从事”。拓跋猗卢做首领时，刑法严酷，民众以违命而死者以万计；各部集会之日，迟到者“举部戮之”，惨遭族灭的部落老少，只能相携赴死，没人敢于违抗。这种严刑酷法，倒也为后来的法制贯彻创造了条件：统治者一旦认真起来，法律真能雷厉风行。史称北魏“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以前，朝法尤峻”。北魏前期官僚的贪污现象曾很严重，然而制裁也颇峻厉。明元帝校阅守宰们的资财，若不是上任时带来的，一律看成赃款；献文帝规定，长官接受一只羊、一斛酒，就要大辟处死；孝文帝颁行俸禄后，赃满一匹即死。在这样的严厉打击下，一时“赇谒之路殆绝”。

北魏迁洛后一时“文雅大盛”，但至宣武帝以降，“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以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孝明帝之后“天下多务，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陈寅恪先生说，魏孝文帝的文物风流复炽于北齐邺都。然而另一些记载又谓：“白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蕴藉者为潦倒。”“容止蕴藉”即标榜文采风流，是社会看不上的。轻文士而重吏治的风气，还不止北齐而已，北周也是如此：“近代左右邦家（指周、齐二朝），咸取士于刀笔。”汉代有儒生、文吏之争，而北朝后期“刀笔吏”们再度崭露头角，其事颇堪寻味。那意味着与汉政相近的那种政治文化模式，正在回归。

魏与西晋事功派官僚曾抨击名士“浮华”，而北朝又有其事。史称“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宇文泰）欲革其弊”，西魏宇文泰为抑文辞浮华之病，下令采用《尚书》周诰的文体。而且无独有偶，隋文帝同样“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宪台执法，屡飞霜简”，是说御史台对词藻淫丽者屡加弹劾。文人喜欢淫丽还是喜欢古朴，关朝廷什么事儿？北周苏威云：“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术”；隋朝李谔云：魏晋江左“竞骋文华”，结果“文笔日繁，其政日乱”。江南的“学术”淡化了“世务”，“文华”造成了“政乱”，他们反对的就是这个。

十六国政权迭起迭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残酷世界中，北方士人不大好找世外桃源，能让他们像五朝名士那样玄谈放诞。后秦有个叫韦高的，崇拜阮籍，居母之丧而弹琴饮酒。这事被古成诜知道了，就拿着剑去杀韦高，“以崇风教”，吓得韦高终身躲着古成诜走，阮籍算是学不成了。北朝的文教体制也不同于南朝，律学、书学和算学一类实用学科，地位明显高于江左。学校中还有军事教育。例如后赵石勒的学校，“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前秦苻坚的太学里有“教武堂”，由明兵法的太学生负责培训将领。这也是江左罕见的。幽深的玄理、精妙的诗句、玄远的风神……都是有闲文人消受的奢侈品，在那个“生存至上”的时代必须停产；将才和吏才，才是应该加班加点生产的必备物资。

比较南北史传的人物描写，其差异也历历可见。魏晋史传赞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之词；南朝史传赞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之词。都是以“文”为尚的。而十六国北朝的勋贵传记，却以军功为尚，以吏治为尚。赞扬军功的评语，如“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之类；赞扬吏才的评语，如“明解律令，议断平允”，“详练故事，有几案才”，“明练时事，善于断决”，“敏于从政，果敢决断，案牍虽繁，绰有余裕”之类。北朝士人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还有这样的豪言壮语：“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

南北风气之异，还体现在文学之上。以宫体诗的香艳柔媚为标志，中国文学在南朝走进了靡靡之音的死胡同；只有北朝民歌，能令我们呼吸到爽朗、清新、刚健、辽阔的气息。源于北朝民歌的《木兰诗》，有人们熟悉的飒爽英武的诗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革命烈士王若飞对这样的句子爱不释手，其名字“若飞”二字，就是从这儿来的。虽然近体诗在形式上承南朝，但盛唐诗歌的刚健风骨，廓大意境和恢宏风格，不会是来自“六朝金粉”吧。甚至连南北士人对容貌的美感，也出现了明显歧异。王瑶先生说：“在魏晋，其风直至南朝，一个名士是要他长得像个美貌的女子才会被人称赞的。一般士族也以此相高。……病态美是最美的仪容。”这“病态美”的判断，与钱穆先生“文化病”的说法，相映成趣。而由北朝史传，可以知道北人所赞扬的仪态，却是男子汉式的“雄豪”。这似乎也在提示人们，为什么北朝士族在唐代依然名人辈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江左高门却黯然无闻了。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名句，说的就是这个历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