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空话不空：官僚政治话语

帝国体制的维系，要以一种政治文化秩序为基础；魏晋江左的士族文化和玄学思潮，把这个基础侵蚀得锈迹斑斑。然而与之同时，维系君权、礼教和法制的说法和做法，让我们看到了问题另一方面。那些申说尊君卑臣、名教礼法、选贤任能、信赏必罚的言论，依然经常出现在君主诏书、臣工奏议之中。它们构成了另一种“官僚政治话语”。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变得空洞了，在士族名士那里较少回响，似乎只是套话、废话、空话；不过空话不空，说跟不说还是不一样的。只要它们经常被重述申说，就表明秦汉帝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不绝如缕；眼下它们只停留在纸面上或口头上，但在可能的时候，就将显示真正的影响。

对清谈放诞造成的法纪弛坏，在曹魏就不乏抵制谴责。夏侯玄等人号称“四聪”“八达”“三豫”，以“浮华”著称，而魏明帝“以为构长浮华，皆免官禁废”。董昭、刘萛等人也挺身而出，要求朝廷循名责实、抑制“浮华”。西晋士族蒸蒸日上，然而这时又有刘颂、刘毅、李重、傅玄等一批事功派官僚，发出了“清议”呼吁。面对“纲维不摄”“清议不肃”的风纪颓败，他们主张“肃风论而整世教”“立吏课而肃清议”。这是对萎靡苟且的官场弊习的回击。其时还有王昶、杜恕、刘萛、刘颂、杜预，试图强化考课，以期改变无所事事、虚谈妨务的局面。九品中正制造成了选官重门第、中正操铨柄，而李重、卫馞、司马亮、段灼、潘岳、孙楚、王沈等，都对之提出了尖锐批评。刘毅的《请废九品疏》，直斥九品中正制为“奸府”“弊政”。后人经常引证的那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出自《请废九品疏》。

有人说玄学家不反对名教，玄学理论是为了巩固统治，然而当时很多政治家并不这么看。与玄学家的“贵无”论调针锋相对，裴写作了《崇有论》。这不只是一篇单纯的哲学论文而已，它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所针对的是玄学名士，是他们的“口谈虚浮，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洛阳倾覆、北方沦陷，又引发了东晋士人对“清谈误国”的痛切反思。范宁把王弼、何晏比于桀纣：“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卞壶、应詹、熊远、陈等也有类似议论。还有多年致力北伐的权臣桓温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他们对玄学清谈的斥责是否公允，是另外的问题；但将那些斥责归结为“官僚政治话语”，应无疑问。

士族的风气是“望白署空，是称清尚。恪勤匪懈，终滞鄙俗”，勤政敬业的人遭其鄙视。然而精勤吏职、效忠国家的官员仍有人在。有个历史小花絮：清谈家王濛、刘胟与支道林去看望何充，何充照旧埋头公文。王濛约其拨冗谈玄，问他何必埋头不起？何充的回答颇为辛辣：我不看公文，你们这些人靠什么生存！无独有偶，有一次桓温全副武装，冒雪围猎习武，刘胟又加以嘲笑，桓温回答说：我不如此，你们哪有机会闲坐清谈呢！自江左以来，宰相多以文辞自娱，对政务马马虎虎，而南朝何敬容感于“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原”，不畏讥笑、独勤庶务，由此得到了史家姚察、王夫之、李慈铭的赞扬。

高门华族在仕途上“平流进取”，自以为理所当然。然而其时的君主诏书中，通行的仍是“选贤任能”论调。仅以刘宋为例，宋文帝《遣大使巡行诏》：“愿言傅岩，发想宵昧”；《求贤诏》：“遗才在野，管库虚朝”；宋孝武帝《举才诏》：“四方秀孝，非才勿举”；宋前废帝《求才诏》：“结梦庖鼎，瞻言板筑”……又宋明帝《求贤才诏》《搜括隐逸诏》，宋后废帝刘昱的《广荐举诏》，宋顺帝的《求贤才诏》，大抵都有举用“隐身牧耕”“草泽遗才”一类指令。尽管那些话往往只是一纸空文，然其背后却是一个悠久的传统——秦汉的“选贤任能”传统。同样的话语也见之于臣工奏议。南朝的孔宁子主张“才均以资，资均以地”，把才能、资历的选官标准置于门第之上；周朗主张“当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禄重，能薄者官贱，官贱者秩轻”，把德行、才能当作授予禄位的依据；又裴子野《宋略》：“道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士族！”这些言论，都不认可士族的居官特权。

值得注意的还有法术之学。法术是一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的理论。战国秦汉时，儒法两派一主礼治、一主法治，形同水火；但魏晋以来，源于道家的玄学兴盛起来，恪守经义者被蔑称“俗生”，擅长文法者被蔑称“俗吏”，所以法术转而与儒术联手了，以共同抵制道术。三国曹操、诸葛亮、孙权等，都有浓厚的法治倾向。葛洪是个道教徒，然而也有这样的言论：“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错刑。……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晋元帝不愿忍受权臣跋扈，试图“用申韩以救世”，“任刑法”，还赐给皇太子一本《韩非子》让他去念。东晋的李充、王坦之崇尚“刑名”，有人把他俩算成玄学家，然而他们的意图却是排抑虚浮，跟玄学家不一样吧。南朝齐武帝策试秀才，试题公然采用法家论调，扬言要先务“耕战”，等到收复失地、国富民强之后再谈文学不迟。起草这份策题的王融，自称“习战阵攻守之术，农桑牧艺之书，申商韩墨之权，伊周孔孟之道”，儒法兼综的倾向灼然可见。于是我们看到，就是在崇尚靡丽浮华的南朝，仍有人读法家之书，崇法术之学。

政治学理论表明，集权官僚体制的演生动力，必定首先来自君主，来自其谋求专制集权的意向。魏晋以来皇权低落，但君主的集权意向并未消弭。魏氏三祖，即曹操、曹丕、曹轈、都有法治倾向，都曾打击“浮华”。司马氏政权一向被说成是门阀的政治代表，然而晋武帝在维系专制官僚制度上，绝不是无所作为。清人王夫之这样概括：“晋武之初立，正郊庙，行通丧，封宗室，罢禁锢，立谏官，征废逸，禁谶纬，增吏俸，崇宽弘雅正之治术，故民藉以安；内乱外逼，国已糜烂，而人心犹系之。”对事功派官僚的“清议”呼吁、对九品中正制的斥责言论，晋武帝均加赞扬优慰，从而显示了他的两面性。东晋桓玄篡权称帝，随即就让百官为大政献策，当时官员们提出了修庠序、恤典刑、审官方、明黜陟、举逸拔才、务农简调等建议。而这类建议，无论在前朝、在后代都屡见不鲜。就连一向优容权贵士族的梁武帝，也有如下言论：“设官分职，唯才是务”，“人无贵贱，道在则尊！”

中华帝国的典型政治形态，是专制君主与官僚政治的结合，而不是与士族政治的结合。在上述“官僚政治话语”中，能看到一个“政治文化模板”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中华帝国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模板，它是各种波动、变态所最终趋向的东西。在“阶段论”或“分期论”的主导下，人们全力发掘士族政治的特殊性；然而阐释某时代的“个性”之时，不该忽略了各朝代的“共性”。那个政治文化模板，事实上也是时代特征的重要方面，它昭示了什么才是中华帝国的“常态”，并预告“变态”最终将回到“常态”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