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门阀的选官特权与品位特权

秦汉文法吏的晋升，采用“吏道”方式和功能标准；由小吏迁至大吏，本来是没有多大阻隔的。士人参政后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郡国察举孝廉、公府辟召掾属，都越来越偏重士人了，单纯文法吏的仕途日益狭窄，往往滞留在低级吏员的层次。汉末魏晋，士人阶层的主体逐渐变成士族，发生了“士人的士族化”；选官上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和清途起家迁转等制度。官僚人员管理上，“贵—贱”“文—武”和“士—吏”的区分，显著强化了。

保障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是曹丕在篡汉前夜创立的。这制度的内容，是为各州各郡设置中正，由本籍的朝廷官员兼任，负责定期品评本籍士人。品评的标准是德行和才能，品评形式则是“品”与“状”。“状”是一段评语，有类今天的个人鉴定；“品”，是把人品分为从上上到下下共九品。一品是很高峻的，近乎圣贤之品，实际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所以二品就算最高一级了。吏部任命士人为官时，必须依据中正提供的品、状；中正品较高者，则所任官职也相应较高；各种官职需要多高中正品的人去做，都一一规定之。士人的中正品若有升降，则其所任官职也得相应调整。比如某人德行有亏，被降品了，那么官也得跟着降。

图二十八　晋“位至三公”铭文铜镜

察举是推荐之制，科举是考试之制，而九品中正制是一种评议之制，被认为源于汉末名士的月旦品题，即人物评价风气。这种名士品题是“士人化”的，其评价标准，不同于政府吏员的文法功能尺度；在选官权力上，它使王朝选官决于士林名士，士人一旦获得士林好评，则公府州郡礼命不绝，是所谓“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从标准和运作两方面说，都对官僚政治造成了扭曲。士人阶层在魏晋发展为士族阶层，九品中正制也在两方面适应了这个变迁。

首先“德才”的评价标准，在形式上依然是“士人化”的，以儒家礼法甚至玄学名士风尚，而非职业吏员的要求作标准。在实际运作中，则以家族权势和士族门第为准，势族高门照例给予上品。再者，从选官权力看，中正不是正式官职而是兼官，被认为是代表社会舆论而非政府部门的，大抵由士族名士担任，那么皇帝予取予夺的权力，有司依法用人的职能，都被削弱了。曹魏西晋士族初兴，中正往往依父祖权势而定子弟之品，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情况；东晋以下，直依门第而定品，士族大抵皆是二品，三品以下即为寒士、寒人。“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不是以严格的考功课能，而是以空洞的“状”、抽象的“品”来决定居官资格，这很适合于士族的“平流进取”、坐享天禄的政治需要。九品中正制恰好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共始终，就因为它是送给士族的一道特色菜。

中正提供给吏部的士人资料，还有“簿世”，即士人的家世情况。汉代做官的人也得提供父祖情况，好比今天的干部登记表也有父母职业一栏一样。但在门第社会中，“簿世”的作用不止于此。各家士族的门第有异，甚至一族内的各个房支也高下不等，当局在任官时，就得弄清楚士族谱系以确认其门第，于是东晋南朝谱牒之学大兴，出现了贾氏、王氏等专门研习谱学的世家，出现了《百家谱》《十八州士族谱》一类专著。吴姓士族低于侨姓，所以另作《东南谱集抄》以记吴姓。朝廷专设“谱局”以修订和保管谱牒；精通谱学的人，才能在吏部做官。正如唐人柳芳所说：“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士族家谱竟然成了王朝任官依据，这是士族政治的直接反映。

与中正制相配合的还有“清途”制度，“清途”就是“清官起家迁转之途”。秦汉官制，有职类之别，却没有“清浊”之分。而魏晋以来，有一些特定的起家官被视为“清官”，成了士族偏爱的进身之阶，寒门卑贱很难染指，占据其位者“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自晋以下，清官、清位、清职、清选、清途之类说法，越来越多了；官位清浊有异、起家途径有别的观念，也发达起来。贵游子弟往往先依门第获得上品优状，再由“清官”起家，沿各种清官升迁上去。于是就有了“二品清宦”的说法。

什么官能成为“清官”呢？一是“清要”，即近侍或要职；二是“清闲”，很少或没有日常职事；三是“清华”，也就是文翰之职。五品的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并称“黄散”，即属“清官”。“清官”还有给事中、奉朝请、中书郎、尚书郎、著作郎、秘书郎等官，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舍人、太子先马，等等，因时而异。南朝最重“起家官”，它最能反映门第高下。虽然偶尔也有少数寒人武人奋斗了大半辈子，靠皇帝恩宠或个人功绩跻身二品清官，但那跟高门起家就是清官相比，依然大不一样。还有若干“清官”，寒人武人根本无缘问津，如号称“甲族起家之选”的著作郎和秘书郎。为让贵游子弟利益均沾，著作郎、秘书郎只干百十来天就会升迁，好给其他贵游子弟腾地方。所以著作郎、秘书郎只是个标榜门第的资格，士族子弟要的就是这个资格。梁陈选官“唯论清浊”，由“浊官”转为“清官”，在人们眼中往往胜过官品的上升。有个叫杜幼文的，本是四品的步兵校尉，却谋求五品黄门侍郎之职，因为黄门侍郎比步兵校尉更“清”。可见官职的“清浊”程度，与官品并不一致。

安排官品高下就不能不考虑行政需要，让官品与职权大小、统属关系相适应；而中正品和“清浊”与权责统属无关，只是用于维系士族身份。早在汉末，“清”就成了士人自誉之词了，士人称“清流”，士人的言论称“清议”，士人的文才称“清才”，士人的家族称“清族”。中古士族用“清”来形容其高贵身份与文化教养，所以他们习居的官位，也就被称为“清官”了。若某种“清官”被非士族染指，则此官之“清”随即减色，好像弄脏了似的。士族重文轻武、重士轻吏，把恪勤吏事的吏员蔑称为“俗吏”，把执干戈而卫社稷的军人蔑称为“将种”，所以武职、吏职，多属“浊官”。武职、吏职本来是职类之别，可在士族政治下，它们又有了区分社会身份的意义。所以中正品、“清浊”之制，既区分“贵—贱”，又区分“士—吏”，又区分“文—武”，与秦汉禄秩大不相同了，禄秩是没有身份性的。

“清官”中有很多是无职事的散官。魏晋以降，散官、加衔、名号大大繁衍膨胀了。秦汉大抵是一人一官，而魏晋情况一变，官僚头衔叠床架屋，往往一人就拥有一堆官号。不是说这时的官儿特别能干、一人能胜任几个官职，那些头衔往往是散官加号，与职事没多大关系。它们的主要用途，是提供起家之位，提供迁转之阶，提供一份荣耀，提供一份平白消受的俸禄等等，简言之，其所发挥的是品位功能。中古朝廷的冗官充斥，跟秦汉宫制的简练明快，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传统官僚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的不对称。朝廷颁授了大量官号，使“官人”队伍变得非常庞大；但承担行政职事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若把职位定义为职事与权责的话，那么官号多于职位的冗余部分，主要是作为品位发挥作用的。而人员结构明显大于职位结构的情况，主要是在魏晋以下严重起来的。

士人和文吏，在东汉后期，已初步呈现为两个身份性层次，州郡察举，公府征辟大抵以名士为对象。魏晋以来的中正品和清浊官制度，从制度上再度强化了士、吏之分。南北朝又出现了“流外”制度。流外制度，是受九品中正制影响而来的。在中正制下，中正品二品者属于“士流”，三品以下的卑品之人为“吏门”。北魏孝文帝在九品官品之下，又设流外七品，把中正三品以下的寒人所任之官，安排在流外七品之中，称之为“小人之官”（中正品的三品到九品共七等，所以最初的流外品为七品）；中正二品以上官，则留在官品九品之内，还宣称九品之内“人咸君子”。官品的流内、流外之别，发源于中正品的高品、卑品之别，也就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士族与寒人之别。南朝梁武帝又创建了一种十八班制，以“班”之高下定官之高下，流内十八班专容中正二品以上官职，“位不登二品者，又为七班”，是寒微人士的任官层次。仅从技术层面看，流内流外也有区分高级文官和低级吏员的功能；不过在南北朝时，设流外是为了区分士庶。行政等级被拦腰斩断，在士流与寒人、君子与小人之间划出了鸿沟。身处流内，不仅意味着官阶更高，还意味着门第的优越，甚至教养的优越。

王莽变法时曾恢复了周代的五等爵，一时之事而已。而西晋朝廷，又再度启用五等封爵的制度了。“五等封爵，皆录旧勋”，其封授对象，都是西晋的开国功臣及其后嗣，实际就是一次政治大分赃。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其食邑总户数多达50多万户。相形之下，司马氏诸王的封户约是57万，可见士族与皇族在瓜分权益上，平分秋色。东晋初又有一批新出门户获封五等爵，加上西晋已有旧封者，就构成江左门阀的基本队伍。东晋初拥有封爵者的49人中，只有13人为南士，又反映了侨姓族与吴姓士族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此外，汉代的常设将军只有八号，魏晋时将军发展到一百多号，并由军职发展为军阶——其功能类似今天的军衔。不仅武官，文职也经常用军号标志位阶。

秦汉的等级序列只有爵级和禄秩，而世入魏晋，各种位阶迅速繁复起来，变得叠床架屋了。中正品、清浊官、散官、加号、封爵、将军号……这些位阶所发挥的，主要是品位功能，即用以安排官僚个人的资格、薪俸、特权和礼遇，而不是安排职位等级。汉代禄秩基本上只是职位的等级，属于“职位分等”。“职位分等”类型的文官等级，是“以事为中心”的。而魏晋以降，官僚等级制高度品位化了，转向“品位分等”，这种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认为，在身份被制度化了的时候，它就将体现为个人的品位。在传统中国，品位性安排的分量，与官员的特权化、身份化、自主性和贵族化程度，是成正比的。赘言之，中古官阶体制的“品位化”，其原因在于中古官僚阶级的身份化和士族化。

官僚的身份化和士族化，还导致了国家教育体制的变化。汉代的太学，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精神，入学无身份限制，所以容纳了很多贫寒学子。有些穷学生还要靠“勤工俭学”为生，替有钱的学生做饭或外出打工。但西晋的国家学校就身份化了，太学之外另设有国子学，国子学、太学二学并立。东晋南朝，太学进一步衰落，一般只设国子一学。“国子”一词出自周代，指“国之子弟”，即贵族子弟。西晋的国子学专收五品以上官的子弟，南朝“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皇帝的兴学诏书中，往往有“博延胄子”“广延国胄”之辞。周代“学在官府”，战国秦汉“学下民间”，魏晋南北朝转而“学在家族”了。士族门阀家学深厚，其子弟对入学读书不感兴趣。然而国子学的出现，毕竟是文教制度贵族化的反映。

魏晋南北朝时，察举制度依然存在着。汉代察举是“选贤任能”的，由于这种传统影响，中古的察举相对较多地体现了“选贤任能”精神。秀才科和孝廉科都实行考试，要对策、射策；察举员额平均分配到各州郡，郡有士族，员额并不为之增加；郡无士族，员额也不为之减少。所以察举制并不适合士族口味，不像九品中正制那样便于保障士族特权。在门阀最盛的东晋，察举就徒有其名了，举荐和考试若有若无。一流门阀自有“清途”，一般不从察举入仕。察举衰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