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儒·法与儒·吏

中国在很早期的时候就累积了丰厚的古文化，同时又滋生了专制官僚组织的萌芽。它们的累积和发展，在战国时就孕育出了两样东西：百家争鸣的灿烂文化和任法选贤的官僚组织。承载它们的是两大群体：学士与文法吏。战国秦汉的学士儒生与文法吏的双峰并峙，是战国秦汉的主要政治景观之一，其矛盾构成了此期一条重要的政治线索；而且这个线索，与其时的学术思想变迁，如法术、道术和儒术的关系变迁，也是缠绕纠结在一起的。

秦汉还处在帝制早期，政治文化的波动还很剧烈，相当一段时间中起伏不定。帝国政治体制之奠基，先于帝国政治文化模式之定型。秦王朝的设范立制足以垂范后世，“百代多行秦政法”；然而秦用法术，具有浓厚的“文吏政治”色彩，汉初一度实行黄老政治；直到汉武帝时，才确立了儒术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此后儒生源源参政，与文吏并立朝廷。西汉末事情又向另一极偏转，有了王莽变法的事件。经种种波折，东汉儒法合流，儒生与文吏合流，帝国政治文化才初步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形态，确立了它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就是“外儒内法”，即：在显示、标榜的层面上，或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尊崇儒术；同时在实用层面，用法律保障专制集权，让日常行政建立在合理化的法律故事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