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学门与士族

“士林”与“世家”的积累是什么关系呢？对“世家”现象，士人的态度中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儒家主张“人皆可为尧舜”，父祖的门第官爵并不代表子孙的才能品德，所以对“任子”一类选官特权，对“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做法，对一人显贵则家族俱荣的现象，汉儒都是有批评的。但另一方面，士林本身也存在着“世家”，借用时人用语，这种世家可称“学门”。

在先秦诸子那里，“家学”现象不怎么突出。至于汉代，学者曾有一个说法：西汉经学以“师传”为主，东汉经学转以“家传”为主。然依近年一份对两汉约1500名儒生的统计，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两汉经学“师传”和“家传”的比例无重大变化；但因东汉儒生数量大大增加了，所以“家传”的绝对数量，仍是大大增加了。

东汉有一些家族世传经术，又恪守儒家道德。如世传《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孔融称赞其“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张超称赞其“我汉杨氏，作世栋梁”。由于杨家一门经术传世、忠烈成风，此族虽然世居高位、四世为三公，海内士林却认为官得其人。家世三公的，还有世传《孟氏易》汝南袁氏，自袁安以下四世五公，比杨氏更多一公。连清人赵翼都感叹说：“古来世族之盛。未有如此二家者！”对这种儒学家族的世代居官，士林舆论不但不视为弊政，反而给予了崇高赞扬。名士为人推重，屡出名士的家族自然也为人推重了。荀淑有子八人，“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贾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号称“贾氏三虎”；许劭、许虔兄弟，并称“二龙”；陈萛、陈纪、陈谌父子三人，“并著高名，时号三君”。这些名士家族负海内盛誉，公府州郡礼命不绝。这意味着，在新一轮的世家积累之中，那种兼具官僚与士人身份的家族，将展示最大的发展潜力。

士人接受教育、“经明行修”，就可以入仕居官；猎得官场权势，反过来又能强化财富的占有；雄厚的家族财力，又足以保障子孙继续接受教育、成为士人。东汉以来，这种“教育—权势—财富”的循环占有，越来越多地围绕“族”而展开了，就是说呈现为一种“学门—官族—豪右”的循环。在这里，乡里、官场、士林都可能成为循环的起点，甚至仅仅靠官场和士林的互动，就能形成士族；“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豪右身份，不是必要条件。东汉士族，大多同时具有学门、官族和豪右的特征，可以视为三者的三位一体；至于魏晋以下的新出门户，大抵就是名士与官僚的综合，其来源和形成与豪右的关系并不很大。

图二十四　汉代石砚（1978年山东临沂金雀山出土）

“士人官僚”在后代依然存在着，为什么汉晋间他们发展为士族门阀呢？秦汉处历史前期，原生性的社会关系，宗法性、依附性、封建性、私人性因素比后代浓厚得多。人们更习惯于把家族、宗族视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单位，对“以族举德，以位命贤”也有更大的容受度。给官僚子弟以入仕特权，人们觉得那是人之常情；屡出贤官的家族，被认为能继续提供德才兼备的子弟。而这时的官僚政治尚较原始。察举制以“推荐”为主要手段，比科举制散漫多了，相对不利于抵制士族现象。东汉有很多“家世孝廉”的例子，例如某张氏家族“七世孝廉”，某雍氏家族五世五孝廉，范阳祖氏“九世孝廉”，敦煌曹氏五世四孝廉，等等。科举考试则能造成更大的社会流动，对门阀现象是一个有效的抑制。科举制下“家世进士”的比例，小得多了。至于汉代的辟召制，其随意性比察举制更大，为士族子弟的蝉联冠冕留下了更大空间。

汉代官僚政治的不成熟性，还可以从“故吏”“门生”“同岁”等现象看到。东汉的长官与其所辟召的掾属之间，存在着“策名委质”关系，即个人依附。掾吏称长官为“朝”，双方形同君臣；掾吏或长官调迁后，双方仍保持着“故主”和“故吏”关系，即“老上级”“老部下”的关系。故主有罪，故吏要尽力营救、周旋于生死之间；故主死掉了，故吏要服三年丧；那三年丧，是与君主、父母同等隆重的丧礼。

“门生”顾名思义，本来是门徒、学生。汉代经师的门徒动辄成百、上千以至上万，他们都要“编牒”（登录于名册）。经师与门生俱损俱荣。门生得尽力侍奉师长；师长死，门生弟子要为之服丧、立碑。当时很多官僚同时又是经师，拥有众多门生，那也构成了他的社会势力。后来不教书的人也有“门生”了，连外戚、宦官都有“门生”。顾炎武干脆说：“愚谓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汝南袁绍正是凭着家族“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政治优势，转眼间就成了最大的军阀。官渡战前，其家乡“门生、宾客布在郡县，拥兵拒守”。

汉末还流行着孝廉“同岁”的现象，这是一种同年举孝廉者的互相交结行为。“同岁”孝廉们一起宴饮以结恩好，编制《同岁名》一类名册，名册“上纪先君，下录子弟”，包括家庭成员。由此，来自一百多个郡国的孝廉们建立了密切的私交，尽力互相提携。“同岁”死了，别的“同岁”得为他立碑服丧。

故吏、门生、同岁现象都是在“官场”中滋生的，是以官僚政治的存在为前提的，然而它们是依附性、私人性的，具有非官僚制性质。汉代的故吏、门生、同岁现象比后代浓重得多，其滋生和蔓延，显示汉代的官场和士林是“早熟”的，“近代性”和“原生性”并存。若是“官场”和“士林”很不发达，那么豪右的社会分量就会很重，也许会在汉晋间发展出一种强大的土地贵族来；而如官僚政治和文化建制高度发达了，那么官场和士林的“准入”规则，就足以排除家族和门第因素，或将其负面影响抑制到较小，后代的科举制就是那种情况。东汉处于两种情况之间：此期的政治文化体制，不足以充分抑制新一轮“世家”的积累；然而它毕竟大大超越了“古老的农村结构”，豪右首先得进入士林、进入官场，转化为士人、转化为官僚，才能获得政治文化权势。

当然，所谓“秦汉的政治文化体制，不足以充分抑制新一轮世家的积累”这句话中，只说到了“不足以充分抑制”，却没有说它全无抑制。事实上，东汉政权在稳定运作的时候，大致还能保证“选贤任能”的正常进行，东汉后期还出现了孝廉考试之制，它其实就是科举制的先声。然而随后汉末动乱、王朝解体、三国分裂、五胡乱华，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皇权低落、政权不稳，风雨飘摇之中，各政权都出现了体制上的“退行”现象，士族门阀便在其间迅速崛起。这就是后面的叙述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