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朝：“主威独运”及其限度

北府兵将领刘裕，以其赫赫功业代晋建宋。历史由此进入南朝。刘裕代晋的意义，不止是改朝换代而已，也标志着门阀与皇帝“共天下”局面的结束。

东晋后期的孝武帝，已曾尝试尊君卑臣了。门阀桓玄一度篡位称帝，但也随即就作威作福，没有迹象表明他乐于跟哪家门阀继续“共天下”。换言之，只要有可能，皇权必定寻求集权专制。刘裕来自北府兵武将，是靠着军权和军功夺得皇位的，高门士族中却没能出皇帝。这再度昭示了这个规律：军人、军队和军事活动，是中国皇权的摇篮；军队和战争，是得以激活专制集权的途径之一。南朝皇权强于东晋，盖源于此。学者指出，南朝四朝，都由“次等士族”或在“次等士族”的支持下建立；四朝内部政争，也往往与“次等士族”相关——某些非高门出身的军官，因其祖上有居官记录，被一些学者称为“次等士族”。但“次等士族”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概念。像刘裕这类人，径视为军人就可以了。

南朝皇权重振，改变了东晋君主的萎靡和软弱，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不再与门阀“共天下”了。这样，魏、西晋、东晋、南朝的皇权强弱，呈现为一个中间低、两边高的马鞍形轨迹。南朝史学家称刘宋皇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这个评述显然是把东晋门阀政治视为“乱世”“变态”的，而“主威独运”则被认为理所当然，不过是帝国正常状态的回归而已。

图二十七　齐武帝萧赜景安陵石刻天禄

重振的皇权，随即采取若干措施以自我强化，例如皇子镇要藩、寒人掌机要、武将执兵柄等。刘宋初创，一改东晋的宗室消沉，皇子宗王纷纷出镇荆州、扬州、徐州、江州、雍州等重镇。刘裕定下了制度，荆州以诸子次第镇守；京口要地，与建康切近，自非宗室近亲不得居。宋、齐、梁皇帝，无不如此，各个要州以诸王坐镇。宗王对高官的占有率也在同步上升。魏晋以来三公变成了年高德劭的元老之位，南朝却经常用作少年皇子的加号。宋武帝的次子刘义真，十五岁做了司徒；宋孝武帝的儿子刘子鸾，年方八岁就兼任司徒。陈长琦先生对录尚书事、中书监令、侍中、尚书令仆等八官加以统计，结果显示：西晋氏族占48%、宗戚占19%；东晋氏族膨胀到占78%，而宗戚萎缩至占7%；进入宋、齐，世族降至占64%、55%，宗戚升至占19%、38%。门阀世族与宗室外戚任职比例的互为消长，也就是门阀与皇权在权势分割上的此起彼伏。

一些寒人、寒士得到了君主的特殊恩宠和拔擢。中书省有种官叫中书通事舍人，宋齐以来多任以寒人并委以机要，从而成为皇帝的心腹，迁转诛赏等大事，往往与其计议。那些寒人弄权擅政，势凌朝官，以致有“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人命”之说。寒人戴法兴擅权，人们编排说“法兴为真天子，帝为赝天子”。此外尚书省的都令史，也经常由寒人担任，具体政务往往操于其手。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的原因，是皇帝不肯假权大臣，而高门又不屑于竭智尽心以邀恩宠，然则“希荣切而宣力勤”的寒人，因其最便于君主驱策，就成了君主的心膂。

刘裕的崛起，也就是寒人将帅的崛起。东晋士族生机勃勃，还是有能力掌兵的，像王敦、庾亮、桓温及淝水之战中的谢氏家族，都曾荷国防重任、系一时安危；南朝士族就不同了，不但治国无术，在帅才军功方面已无足称道。赵翼指出“江左世族无功臣”——宋、齐、梁、陈的名将大抵是职业军人，他们“御武戡乱，为国家所倚赖。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

皇权抬头，随即宗室、寒人和武将地位上升，士族的权势空间被相应压缩了。不过士族的雄厚文化、优厚特权和崇高门第毕竟历时已久，他们在社会上依然盘根错节，仍是皇权之下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从皇子镇要藩、寒人掌机要、武将执兵柄诸项措施中，既能看到皇权的重振，同时也看到了其重振的限度。

在宗王问题上，我们认为秦汉帝王超越社会各阶层，也超越了一己皇族的形象，才是高度专制集权的标志；而以宗亲抗衡士族权臣的宗王政治，终归是一种带有“饮鸩止渴”意味的政治措施。宗王政治在西晋招致了“八王之乱”，在南朝也导致了皇族相争和惨烈的骨肉相残。寒人其实就是工具型的官僚，他们掌机要固然给君主提供了得力助手，但这本身依然含有一种扭曲：寒门才俊仍被视为“另类”。正如宋人叶适所论：若在后世，“则（寒人）戴法兴与徐爰、阮佃夫辈，皆士大夫之选，岂得尚为恩癰耶？”被贬抑为“寒人”“恩癰”，无法成为堂堂正正的“士大夫”，这既压抑了其才能发挥，也淡化了其职业荣誉感，使之转而弃名求利：所以“恩癰”不乏贪污受贿、舞文弄法之人，甚至成为动乱的推波助澜者。时人所谓“夫竖人匹夫，济其身业，非世乱莫由也”。再就武将执兵柄而言，南朝的士族权势及其重文轻武之风，仍然堵塞着武将的参政渠道，及其改造政治的可能性。一些武将子弟羡慕文化士族的文采风流，弃武向文，反而导致了家门的衰落。

南朝士族门阀衰而不僵，虽已屈居皇权之下，但仍盘踞在各社会阶层之上，军人、寒人都难以充分发挥其政治活力。南朝的最大困境，就是各阶层、各势力互相纠结抑制、缠腿绊脚，最终没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新兴政治力量从中崛起，进而带动全面的政治复兴。梁朝政权，江左最盛。所谓“逮有梁之兴，君临天下，江左建国，莫斯为盛”。不过梁武帝既扶植宗室，也优容甲族；既任用寒士，也保障旧门；既有意于军功事功，又耽迷于制礼作乐、玄佛文史。他力图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未能造就一支新兴政治势力，其繁荣只是非驴非马、破绽百出的“繁荣”。侯景之乱中，梁朝的外繁荣而内腐朽就充分暴露了。时至陈朝，国土蹙狭而政治萎靡，吴姓士族地位上升，土豪酋帅加入政治角逐，但他们的政治号召力都是很有限的。南朝走入了历史的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