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黯然失色的皇权

东汉后期，帝国大厦出现了深刻的裂痕。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争权夺利，造成了无益的政治损耗；士大夫清流和浊流的党争，导致了朝野的离心；官僚世家，成为朝廷上盘根错节的势力，无形削弱了君主予取予夺的权威；豪右大姓的武断乡曲，侵蚀着朝廷的地方控制能力。世入建安，军阀割据而国家四分五裂。魏晋以来士族门阀蒸蒸日上。意识形态开始多元化了，儒学低落玄学抬头，淡化了皇权的神圣性。五胡乱华，给中原政权以沉重一击。昔日疆土分为南北两系。

图二十五“苍天乃死”字砖，东汉建宁三年（1976年安徽亳县元宝坑出土）

西汉的瓦解还有王莽来做替罪羊，反莽群雄们很多都打着刘氏的旗号。而东汉末就不同了。一段时间中“名节”还能阻滞权臣的窥盗之谋，但汉室将亡却也成了普遍的社会预期，“豪杰之士，竞希神器”，“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人们对“汉室”没多少依恋了。一些起义领袖公然自称“皇帝”“太上皇帝”“阳明皇帝”，这是民间蔑视皇权的表现。

黄巾起义利用了“太平道”，清人王夫之惊为异事：秦末起义者是“悲六国之亡”，新莽起义者是“思汉室之旧”，而黄巾却以“道”为号召，这是前所未有的。宗教的空前发展，为起事者提供了新的组织形式与思想号召。汉魏间五斗米道领袖张鲁，居然在汉中建立了一个宗教政权。他自号“师君”，把基层教区分为“二十四治”，统治了三十多年，倒也造成了局部的安定。在这以后，托名为李弘（或李辰、李脱、李洪等）而起事的人，“岁岁有之”，可统计的不下十多次。所谓“李弘”，被说成是老君的许多化名之一。晋代以下，五斗米道转而向上层传播，世家大族中也不乏信徒。东晋孙氏家族世传天师道，百姓敬之如神，教主孙泰借机作乱。北魏僧侣起事的事件屡屡而有之，并利用了“弥勒下生”的信仰。儒教帝国中的这些宗教异端，一时淡化了民众们辐辏于皇权的传统意识。

寺院还占有大量白徒、养女之类的依附人口，梁武帝时官僚有“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惊呼。这时期的户口亡失，远不只是寺院庇荫造成的。东汉的豪族经济下，豪右“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已使许多依附者脱离政府控制了。三国后期天下户口约767万人，只不过是东汉的六分之一强。西晋极盛时户口1616余万，是东汉的三分之一。刘宋的户口517万，陈朝灭亡时户口只200万，还没北京市海淀区人口多（2004年为224万人）。战乱只是人口衰减的原因之一。两晋间有至少90万北方人口南迁，南方的经济在不断发展，还有不少蛮族融入了汉族，可自吴至陈的三百年中，江南户口几乎没有增长。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大量人口流入私门。有人估计，魏晋南北朝的依附民数量，约略和编户相等；更有人认为，南朝政府最多只能控制实际人口的三四分之一。基层编户组织，被侵蚀得锈迹斑斑、千疮百孔。国家规模与皇权强弱是成正相关的，风雨飘摇的小朝廷之主，无法与秦汉大帝国的皇帝相提并论了。

曹丕效王莽之故智，以“禅让”的方式取代汉朝。虽然曹氏有扫荡群雄之功，但“篡夺”之举对士大夫所珍视的儒教纲常，仍是一次沉重打击。随后司马氏篡魏，其“做家门”时的卑鄙和残酷，让皇权“膺天顺人”的光晕再度黯然失色。权臣屡篡消解了臣民的崇仰和敬畏：皇位哪里是来自天命民意，不过是强者为王罢了！此后宋齐梁陈的更代，“一依虞夏故事”，宣称效法虞舜和夏禹而行“禅让”。禅让的模式，一般是在“做家门”已近成功、实权在握之际，先加“九锡”（九种隆重的赏赐和礼遇），侈陈功德；随后封国称王、建台领录（把持尚书台、领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再经一番装模作样的假辞让，便正式受禅而龙登九五。冠冕堂皇的禅让像是沐猴而冠的闹剧，梁朝的文人袁淑有《鸡九锡文》与《驴山公九锡文》以为讽刺。形似和平的禅让并不和平，也伴随着血腥的诛戮翦除。梁武帝就曾感叹：“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除了对付外部威胁，君主还得时时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甚至疑神疑鬼残杀功臣，“自毁长城”。官员们的动荡险恶之感，也为之大大增加了，他们不能安心事务，还得分出好大的心思来应付党争倾轧。

士大夫今天拥戴这个明天拥戴那个，“将一家物与一家”，对改朝换代熟视无睹，腆事新主不以为耻。只有民族大义，也就是保存华夏文物和北向抵抗五胡，还能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一些支持。东晋王朝衰弱萎靡，然而得以延续百年，吏民还愿意拥戴这个政权，为什么呢？因为它“割疆场于华戎，拯生灵于宇内，不被发而左衽，系明德其是赉”。心怀民族大义者着意北伐，野心家也经常拿“北伐”做号召。东晋桓温北伐灭成汉、破前秦，威望大增，后来差一点当了皇帝。齐武帝萧赜威望不高，后人也说他“智识凡猥”，然而他也知道标榜“北伐”可以自抬身价，所以在十年中举行了5次“讲武”之礼，宣称要效法北击匈奴的汉武帝。汉武帝曾在昆明池练水军，齐武帝东施效颦，“讲武”时把建康的玄武湖改名昆明池。

秦汉三统或五德观念，虽然能为皇权天授提供论证，可也为野心家提供了口实：一个王朝并不能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德运变化了就得改朝换代，谋篡者就可以宣称自己是新的一“统”一“德”。曹丕就是这么做的，他宣传曹魏为土德，取代汉之火德乃是名正言顺。不过曹魏改德之时，却没按规矩改变正朔服色。自魏以下，晋号称金德，宋号称水德，齐号称木德，梁号称火德，陈号称土德，同时正朔服色都仍前代之旧。可知时人对三统五德说并不认真，往往以意为之，它为皇权提供不了太多观念支持了。维系帝王神圣性的礼制也松弛了。蜀国和吴国都没按照礼制给祖宗建立七庙。曹魏的宗庙里，竟然尊奉宦官曹腾为“高皇帝”，此人系曹操父亲曹嵩的养父，大概是古代唯一一位荣获“皇帝”名号的宦官了。秦始皇、汉武帝的陵墓都有巍峨的封土，曹魏皇陵却“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既没坟丘，也不植树。表面上是崇尚节俭实行薄葬，可曹操、曹丕的《终制》还是说出了心里话：害怕掘墓。可见皇帝们对国祚灵长，已全无信心。西晋的帝陵，都不起陵寝；东晋的皇陵，大多凿于山腰，也不起坟。南朝皇陵起坟者略多了一些，但坟丘的高度，一般不过是汉陵七八分之一。皇陵从大到小，正是一幅帝国盛衰和皇权强弱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