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胡汉杂糅与胡化汉化

广大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中，华夏族的文明进化最快，直到进化出了秦汉大帝国。但周边各少数族民族也在发展，他们的人口也在增加，并在尝试扩展其生存的空间。东汉时少数族已不断内徙，魏晋间“杂虏”入塞者“前后千余辈”。华夏政权不足以阻其入塞，一场民族冲突已势不可免，西晋末的“五胡乱华”，使周边少数族的发展线索，对华夏族本来的历史进程造成扰动、发生“叠加”了。

这种叠加和扰动，在南方和北方有不同的表现。洛阳倾覆后，司马氏偏安江左，皇权衰落、政治动荡使政权进一步封闭化，“世家”现象大为浓重了，出现了门阀当道的情况。田余庆先生就把“五胡乱华”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视为门阀政治的三个外部条件之一。而在中国北方，民族仇恨造成各种破坏，旧有秩序解体了。少数族的社会组织、部族风习有异华夏，建立政权后又开始直面农耕区旧有的政治文化遗产。这样一来，中国北方也就成了不同政治传统的交糅碰撞之所了。帝国制度史上的“胡汉”问题初次凸显出来，出现了胡汉杂糅、胡汉分治等等制度“变态”。这与江左士族门阀政治造成的“变态”，可以并列为中古政治两种“变态”之一。在北方，“民族”成了分配权势的主要尺度，形成了“异族皇权—部落贵族—国人武装”体制。北方有异于江左朝廷的政治波动，却也孕育出了有异于江左的新的可能性。少数族的进入既带来了“胡化”因素，他们也在积极学习汉制，又出现了“汉化”潮流。十六国北朝在“胡化”和“汉化”的交替之中，孕育出了强大皇权，并借助军功贵族政治，最终带动了集权官僚政治的全面复兴。北方政权成为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这一事实，推动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北方民族对中国史的宏观影响，及其在帝国政治的“常态”“变态”问题上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