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奉天法古”与王莽改制

战国法家从“设身处地”的立场，来规划国家的兵刑钱谷事务，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其“法治”体现了一种“理性行政”精神。战国儒生就不同了，他们是体制外的文化人、思想家，自可驰骋思绪，想象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其对国家行政的理解，远不如法家深刻。汉儒的政治浪漫主义，在西汉末掀起了一个“奉天法古”巨大浪潮，迎来了王莽的复古改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变法，其中王莽变法鹤立鸡群、不同凡响。它是汉代儒学的内在倾向性的一种极端化表现。

汉儒的大量参政，为帝国政治加入了新鲜因素，但“汉承秦制”，承秦而来的政治架构并未立即改变；汉家政治精神其实是“杂霸”，是“儒表法里”的。汉武帝在意识形态上独尊儒术，在帝国行政中却重用酷吏张汤、赵禹和杜周，他们都是法律专家。汉宣帝很喜欢读法家申不害的《君臣》篇，还公然声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表明帝国的“指导思想”并未最终定型，因为最高统治者明言“王道”并非至高无上，我们就是要参用“霸道”。

汉儒最初主要是齐鲁的一些民间学者，他们对帝国行政本来是相当生疏的。参政后，不少儒生在努力适应实际政治，使自己官僚化。另一些儒生则不相同，他们对承秦而来的各种制度，对承秦而来的崇奉法律、重用文吏的做法，都看不上眼，觉得汉政汉制与其宏大的理想社会相去甚远，进而提出了“奉天法古”的政治诉求。

图十四　汉代皇帝冕服

“奉天”反映了汉代儒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神道化”。“天”被说成是能赏善罚恶的主宰，能用符瑞或灾异来奖惩君主。这固然有以神权压皇权的意思，但也使得神秘因素得以干扰政治。汉儒还吸收阴阳家的说法，以五德终始、三统循环说解释王朝更代，每一“德”、每一统都要跟一整套礼仪制度相配合，改朝换代了就得“法古”，就要“改制”。改制主要是针对秦制的，秦政之失被认为是秦制之过；秦制不合古礼，儒生呼吁实行经典所记载的古制，把现行的祭礼、音乐、服饰、官名、祭祀、井田、货币、历法、明堂等，照礼书上记载的样子都改过来。

儒生的改制要求，与儒者的来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儒”来源于商周司掌礼乐之官，所以他们特别重“礼”，而且将其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都寄托于和具体化于一大堆礼乐仪制之中。在此他们表现出一个很特别的思维方式：特定样式的礼制，不仅是文明的结晶，而且还是仁政的象征，以至太平的途径。有人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是这样回答的：用夏朝的历法，乘殷朝的车子，戴周代的礼帽，乐舞采用韶舞，就是了！让古礼复兴了，自然就天下太平了。而且那些礼制大多是主观编排的，具有形式上的整齐性。例如天子官制，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祭祀冕服，是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士三旒，等等。这种思维方式，可称“制度浪漫主义”和“制度唯美主义”。它是从象征意义而不是实用意义上思考制度的。

西汉文景之时，儒生就开始倡言“改制”了。汉武帝还真当回事儿，太初年间改了一次，确定汉王朝为士德、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尚五，官印用五字，等等，还改了许多官名。汉成帝时，何武倡议把丞相制改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的三公制，刺史也改称州牧。为什么这么改呢？因为经书说“天子三公”，“十有二牧”。符瑞灾异、图箓谶纬之说，也弥漫于社会。有个方士甘忠可和他的弟子夏贺良，鼓吹“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到了汉哀帝，居然就试了一次，搞了一次“再受命”，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年号为“太初元将”。坚守“汉家法令故事”的法家文吏，基于理性行政精神，曾努力抵制儒生们盛称的“古制”。可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再受命”和复古改制，才是摆脱危机的出路。这种改制思潮，在王莽变法中达到了顶峰。

王莽的信念是“制定则天下自平”，其“制礼作乐”的改革举措，几乎都是汉儒的一向呼吁，并且是以《周礼》《王制》为本而花样翻新的。他重定三统、五德系统，以汉为黑统、为火德，以新莽为白统、为土德；依五德说而排定古帝王次序，寻访其后代，让他们奉祖先祭祀；用阴阳说确定天地郊祀之制，又立九庙以祭祖；建立明堂、辟雍，扩建太学；改革“地里”，以王畿为中心分天下为五部，每部各25郡，天下共计125郡，五部之外还有五域，是为蛮夷之地；按《尧典》的“十有二州”说法而设十二州，后来又根据《禹贡》改为九州；长安改名为“新室西都”，洛阳改名为“新室东都”，以合乎周朝两都之制；又大改官名爵制，设四辅、三公、四将、四少秩、四羲和等，设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还创造了好多光怪陆离的官称；恢复五等爵，大封公、侯、伯、子、男；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屡次改革货币，实行“五均六筦”等经济措施。

对王莽轰轰烈烈的“制礼作乐”，儒生倍觉欢欣鼓舞。明堂、辟雍之制千载莫明，而王莽几个月就建成了；“周礼”崩坏已久，王莽居然把它发扬光大了。文学家扬雄喜而挥毫，写成一篇《剧秦美新》盛赞王莽，说是秦朝“刮烧诗书，弛礼崩乐”；汉承秦制，依然“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而今王莽新政，“帝典阙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从孔夫子以来，儒术总算得到了一个彻底贯彻之机会，太平盛世从天而降了。

图十五　新莽铜斛（河南中牟出土）

东汉初班固总结说：“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南朝的沈约亦云：“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他们都是有感于历史的奇妙：秦政、新政构成了两个极端。从纯用文吏、遵循“法治”而儒生仅为点缀的秦政，经兼用儒生文吏、“霸王道杂之”的汉政，直到充分贯彻“礼治”理想，而文吏仅为陪衬的王莽“新政”，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奇妙的两极转向。然而王莽“新政”没比“剧秦”长命多少，新莽不久就在混乱动荡中倒台了。秦用法术，其绝对专制和专用法律的做法，与古代文化传统不能完全调适；至于原始儒家的礼治追求，也含有空想性和非理性的因素。王莽变法，就是早期儒家空想性和非理性因素极端膨胀的结果。秦汉律令故事，毕竟是战国秦汉间法家和文吏数百年政治建设的结晶，其中蕴含的理性行政传统，已成为帝国体制的生存基础。王莽全盘抛弃秦汉法制，全力推行“乌托邦”式的变法改制，其失败乃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