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选官中央化和考试制度的进展

中古士族政治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士族门阀的选官特权；但不能认为，中古选官制度可资称说的地方，只是士族选官特权。这时期选官体制的另一些变迁，包括考试的发展，还具有一般制度进步的意义，甚至强化中央集权的意义。

魏晋士族获得了重大选官特权，然而很有意思的是，这种特权的获得也伴随着选官权力的中央化。这个变迁上承东汉。汉人若想做官，其途径有郡县吏员积功升迁，以及州郡察举、公府征辟等。地方长官的自辟掾属和察举属吏权力，曾经是很大的。但随公府掾属成为辟召的重心，以及孝廉科实行了中央考试，选官权力就开始向中央集中了。

在魏晋南朝，“选官中央化”没有停止步伐，而是继续推进着。尚书省吏部成为铨叙的中心。正像魏晋傅嘏所说：“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当时夏侯玄也指出了“铨衡专于台阁”的情况。一份统计显示，两晋南朝由吏部“直接任命”而起家的人，约占入仕者的半数；由察举和学校考试入仕的，占1/4；州郡县吏积功升迁的，占14%；公府掾属入仕的，占1.2%。另一份统计则表明，两晋高级士族子弟由吏部铨选入仕的，占50%。由吏部任命而起家者比例大增，就可以视作选官权力向中央集中的表现。其实察举、学校与公府掾属入仕者，也归吏部掌管；尤其察举和学校入仕者还要经过考试，而考试是由朝廷主持，在首都进行的。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在任用军府僚佐和州郡佐官上，长官个人仍有较大权力。不过这种分散化的、个人性的选官权力，也有各种情况，而且在变化之中。军府僚佐除“板授”者外，也是中央任命的；对州郡佐官的选任，朝廷的干预逐渐多起来了，例如刺史佐官别驾、治中经常由中央除授。梁武帝就曾专门发敕，以朱异为扬州议曹从事史。

九品中正制也具有“选官中央化”的意义。这个制度，是受汉末士林品题的影响而产生的。有人把中正品称为“乡品”，以强调其所代表的是乡里舆论，进而申说中正是受制于乡里豪族的。类似的说法又如：九品中正制“加重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威权”，所以“门阀制度，乃是以家族为基础的地方性的组织”。然而我们不这么看。魏晋中正是由朝官兼任的，这等于把昔日各地的士林品题“中央化”了。地方长官所征辟的掾属，也需要中正品评方能继续迁升，则地方长官选官权力由此而削弱了。西晋刘毅云：中正“其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而且中正“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可见中正品的高下取决于朝廷权势，在“台府”而不在“乡里”；权贵一旦失势，其子弟就被“削下”降品。段灼也说：“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也是说拥有朝廷官爵与权势者，是上品的垄断者。

与九品中正制相关的还有一种“司徒吏”制度，也促进了选官权力的中央化。司徒府的左长史掌管着中正品评，谁获得了中正品第，谁就被记入司徒府的名册，成为“司徒吏”。西晋的“司徒吏”两万多人，半数在京师，半数在州郡，凭着已获得的中正品等候着吏部任用，成了一个候选者群体。那些在州郡家居候补的司徒吏，已归中央管理，与“州国之吏”有别，地方官管不着他们。而且“司徒吏”还得定期到中央服役。因其服役，所以称“吏”。本来官是官、民是民，士人没做官时只是“民”而不是“吏”；而在“司徒吏”制度之下就不同了，未仕的士人成了一种非官非民的“司徒吏”，那么中央朝廷对地方士人的直接控制，也由此加强了。

至于“清途”即“清官起家迁转之途”，其“选官中央化”的意义就更明显了。因为那些“清官”不仅都是中央官，而且还是门下、尚书、中书、秘书之官，及东宫之官。又五等封爵，是获得政治权势的重要途径。西晋曾大封五等爵，受封者都是政权的中坚。“公侯之子孙”不但轻易获得上品，其仕途也呈现了特殊性。据杨光辉先生的统计，魏晋时父祖或本人有爵者在出仕时，由吏部选用者和走其他仕途者的比例是47:34，无爵者的相应比例则是9:174；东晋时父祖或本人有爵者出仕，由吏部选用和走其他仕途的比例是92:38，无爵者是6:102。可见若获爵封，由吏部直接任命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中央显贵是五等封爵的最大受益者，封爵强化了他们的封闭性。在封爵面前，无爵的普通郡县豪右的仕途变狭窄了，而非拓宽了。

选官中央化的直接原因，是战乱对地方造成了巨大破坏，东汉那遍布郡县的生徒士人，大多销声匿迹了，京师成了政治文化重心之所在。汉代的士族多少具有地方性，很多活跃于州郡；而魏晋士族却是“中央化”了的，是在功臣、权贵及其子弟中形成的。这个圈子并不太大，而且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因此不仅普通士人，就连地方豪族也进身艰难，不容易挤上权势的餐桌了。所以士族权势，并没有阻碍选官中央化，甚至依赖于它。即使是在门阀权贵把持方镇、用人自专的时候，形式上那些任命也应由中央吏部发出。

唐长孺先生发现，中古盛门的形成条件是在“魏晋间官位蝉联”，“魏晋显贵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魏晋江左士族的根基在官场不在乡里，不是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或与国家分庭抗礼的土地贵族。我们并没看到琅邪王氏或陈郡谢氏，在琅邪郡、陈郡拥有特殊的地方势力或政治控制权。士族们“寄生”于中央政权之中，其权势是在官僚组织内牟取、由吏部铨衡来获得的。又，祝总斌先生认为，门阀是“长时期内一定的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而形成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士族来自官场和士林的互动。“人品”就是文化。中古士族大多经历过“由儒入玄”，而玄学恰好也是一种贵族沙龙性的学术，学术圈子很小，不像经学那样在各郡县的官私学中展开；名士及其玄谈都趋向于“中朝”，或说以“中朝”为交流中心，所以西晋有“中朝名士”之称。正因为魏晋（及南朝）士族是寄生于官僚体制之中的，那么中央选官权力强化了，他们也将从中受益。所以，中古士族门阀与官僚体制并非截然对立。如果说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的话，士族政治就是“官僚政治的变态”。

因官僚组织的内在进化规律，人员录用逐渐采用考试。汉代太学有考试。东汉顺帝时对孝廉实行考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样，“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的三种选官因素，都获得了制度化的形式。那么哪一种将成为发展方向呢？察举制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曹魏初年，三公府为此进行了一次专门讨论。有人认为孝廉科既以德行为主，就不应限以试经；司空王朗强调“试之以事”，即通过吏职来考核吏能；司徒华歆则坚持经术考试。面对德、能、文三种选择，皇帝认可了华歆的意见。由此“以文取人”的文化考试之法，成了察举制发展的方向。

西晋时，州刺史察举的秀才也采用了考试，实行对策。对策的办法，是君主出五道政论题，由秀才作文回答，答得好授官就高。这样，州举秀才、郡举孝廉两科并立，一个试文词，一个试经学，恰好符合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东汉孝廉考试后，察举便形成了地方举荐和中央考试两个环节，察举重心向中央偏转。此外，西晋太学也有试经之法，考试合格的学生可以做八九品官。西晋的秀才对策和太学试经，进一步强化了“选官中央化”的分量。

考试这种先进的录用制度，是“选贤任能”精神的集中体现，跟门第选官是对立的。魏晋察举为普通士人保留了一条进身之路。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察举制坠入低谷，策试时有时无，但形式上考试制度还在，并没有被扭曲改变。南朝皇权复振，察举随即复兴。南朝皇帝还经常亲策秀才、孝廉，见于史传的秀、孝数量明显增多。由于皇权天然倾向于官僚政治而不是士族政治，所以察举的兴衰与皇权强弱之间，就表现了明显的相关性。王、谢这样的高门，在魏晋时很少屈尊接受察举，而是另从清途入仕；到了南朝他们态度一变，转而纷纷参加考试了，秀才一科充斥着高门才子。考试入仕毕竟不同于“安流平进”，就算你家是文化世家，朝廷也得考一考，不能单凭门第做官。那么高门也去考秀才，就说明他们开始“官僚化”了。魏晋南朝皇权强弱的轨迹是一个马鞍形，魏晋南朝察举的盛衰轨迹，也是一个马鞍形，东晋低，西晋与南朝较高。

南朝的秀才对策，仍然是五道策题，“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只答出两道也能列在下等，不算不及格，还是蛮宽松的。孝廉试经，考题是经义十条。考试日益变成了察举的重心所在，德行和吏能要求越来越轻，士子举前是否有德行可称，是否曾为州郡属吏、有吏能可称，越来越不重要。察举由举荐孝子或举荐能吏之制，逐渐变成了考试文士之制；相应地，地方长官的举荐权力，也逐渐变成搜罗文人以应试的行政责任了。于是，察举制与隋唐科举制越来越接近了。

考试分量的加重，也使察举跟学校的关系密切起来了，使学校培训成为必要。魏晋南朝的学校变迁与察举相似，也曾经历了一个马鞍形。魏晋太学一度曾有生数千，西晋又为五品以上的权贵子弟增设了国子学，形成了二学并立之制。教育体制由此而等级化、身份化了。东晋时高门自有家学，大多不肯到国家学校去学习，所以学校衰落不兴，学生往往来自门第不高的家族，还经常有师无生。南朝皇帝着手兴学，国子学与察举一道复兴。学校规模尽管不大，但由考试而步入仕途的国子生，见于史传的却有数十人之多。而且学校的明经科考试，有取代孝廉科之势。孝廉在设科之初是“以德取人”的，这时却以试经为主，早已名实不符；那么明经科取代孝廉，倒让名实一致了。于是，州举秀才试文、郡举孝廉试经的格局，又变成了州举秀才试文、国学明经试经的格局。国子学生是高门贵游居多，梁武帝又创办了若干学馆，另容寒门才俊，还规定只要考试通过了，“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就是说，试经之科初步向寒人开放了，给普通知识分子打开了入仕之门。南朝学校之外的自学者，也可以依制申请考试，这与王朝设科而士人投考的科举制，已颇为接近了。

唐代科举制是一个重大的行政成就，它最终促成了士族的衰微；而这个进步，又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政治时代累积出来的。通观魏晋南北朝的诸多制度进步，集权官僚制度顽强而富有韧性，士族政治未能阻断它的前进步伐。只盯着门阀现象而不及其余，把魏晋南朝说成“贵族政体”，我们认为是简单化了的。“官僚政治话语”与中古制度进化，限定了“变态”的幅度，构成了“回归”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