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出于蓝：官僚行政的全面复兴

在十六国的纷繁乱象中，皇权、官制、法制和文教的进步，就已隐约可见了。异族政权的政治制度，本是从魏晋南朝学习而来的，但北魏孝文帝改制后，北朝政治制度的发展水平已不逊色于南朝；考课、选官、文教、法律、监察、中央官制和地方控制各方面都显示，北朝集权官僚政治，全面复兴而蒸蒸日上，甚至青出于蓝。

图三十九　北魏冠军将军印、高城侯印、怀州刺史印（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

军功贵族与国人武装支持了一个强大的军事专制皇权，而皇权是官僚组织的权威来源。在帝制时代，一个铁腕的皇权，通常比较利于维系官僚秩序与官僚法制；皇权软弱的时候，就往往会出现法纪松弛的情况。较之东晋门阀政治，南朝的皇权已有所振兴了，可士族政治积重难返，所谓“主威独运”是打了折扣的；北朝皇权却拥有真正的专制权威，其所支持的官僚政治，也呈现了反超南朝的前景。

官僚考课是行政运作的基本保证。魏晋的事功派官僚曾致力于强化考课，南朝君主时有督励考课之诏，其效果却不好恭维，没能改变士族的平流进取和无功受禄。北朝就不同了。部族的重军功传统，在建立政权后就发展为重事功、重吏绩的精神。北魏太武帝曾“亲考内外，大明黜陟”。孝文帝颁布了《外考令》等法令，六品以下的官儿由尚书主考，五品以上的官儿自己亲临朝堂考核，其场面之严肃，绝非南朝所能有。虽然北朝考课也常流于形式，但“贵贱内外、万有余人”“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统统考课的情况，仍然给人强烈印象。“众人竞称考第，以求迁叙”的记载，更反映了“门第”之外，“考第”日益成为官员升迁的常规依据了。孝文帝时内官三年一考，散官四年一考，此外还有例行的岁考。考课采用正负记分的量化办法，北齐还按工作的繁忙程度，把官署分为闲局、平局、繁局三类。繁局容易出错，所以计分也较宽松。北周每年一考，四考黜陟，隋朝的“四考受代”制度，应是上承北周的。隋朝的考课相当频繁、频频见于史料，与江左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了帝国行政已全面振作。

图四十　北齐娄睿墓仪卫图局部

唐代科举是“以文取人”的，有人认为这是南朝传统。然而就考试选官的规模和范围来看，无视北朝很不公平。十六国很多政权实行了察举。北魏的察举，大约是从太武帝开始的，孝文帝以降趋于兴盛，“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约有1/3的秀才被任命为博士，成为文教官员的重要来源；其中4/5的人最终做到了五品以上官，仕途前景是蛮不错的。北朝后期，察举的门第限制日趋松弛了，“儒生寒宦”也能由此入仕。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贫寒学子，“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荫，动逾千数”。这与东汉的游学求宦景象相仿佛，在江左诸朝却不常见。它显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化：普通知识分子在悄悄抬头，考试为他们提供了入仕通道。北朝举秀才对五策，孝廉试经十条，同于南朝。北齐的地方官还对秀才进行初试，这是后世“乡试”制度的青萍之末。

北魏后期到北齐，考试选官日益普及，御史台、东西省、尚书省的官职，往往都用考试竞争的办法来录用。魏孝明帝有一次选拔御史，参试的竟达八百余人。魏孝庄帝、节闵帝时政局大乱，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即令在这时候，朝廷在选任散骑常侍和散骑侍郎时，依旧一丝不苟地采用考试。北齐文宣帝有次选拔东西二省官员，参试者竟达两三千人！这种成百上千人考试公职的壮观景象，不仅东晋南朝看不见，甚至汉代都未曾有过。可见北朝的考试规模不仅反超南朝，而且超迈秦汉。

十六国的国家学校规模，时或在东晋之上。北魏迁都洛阳后，设立了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小学三学，按父祖官品高下确定入学资格。国子生给予从六品下的出身，他们最终做到了三品以上官的，约3/5强。此外北朝还有律学、书学和算学三学，属专科教育。这样北朝就形成了“六学”体制。南朝刘宋一度设立了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个学馆。这“四馆”体制，体现的乃是士族名士的文化偏好；北朝的律学、书学和算学则更富实用性，事关国计民生。南朝学校主要是国子学，那么隋唐“六学”之制——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就是上承北朝的。

十六国君主重视法学的传统，被北魏君主继承下来了。拓跋皀建立北魏，随即就开始了立法活动。孝文帝时立法活动达到了高潮，多次更订律令，削繁复而从简明，删严酷而尚宽轻，罢门房之诛，废族刑之法。程树德先生予以盛赞：“君臣聚堂，考订之勤，古今无与伦比！”宣武帝颁布了《魏律》二十篇，这是拓跋政权一个世纪立法事业的结晶。陈寅恪先生既指出“律学在江左无甚发展”，又大力赞扬“元魏之刑律取精用宏”。北魏的立法成就，也超越南朝了。东魏有《麟趾格》，西魏有《大统式》，“格”“式”形式对唐代的律令格式体制的形成，应有直接推动。北齐修成《齐律》十二篇，又较《魏律》更上一层楼，代表了北朝法律的最高成就。程树德云：“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唐律》十二篇，上承《齐律》。《唐律》向来被视为中华法系的里程碑，而北朝的立法者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北朝的监察，也较南朝为优。魏文成帝和孝文帝时内外“候官”，多达千人。候官的职能类似国安局，他们微服刺探，“奸巧弄威”。这种监察虽不规范，却显示了皇权的强大。江左就没这种候官。南朝的司法监察之职，一向是士族名士瞧不起的。北朝却不相同。北魏御史中尉（即御史中丞之又名）地位相当之高，出行时可以与皇太子分路，连王公也得逊避一旁。御史之官号称“高选”，“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御史之资望轻重，就反映出了南北法制之轻重。北朝的廷尉与御史台之间，还形成了“寺署台案”（御史台断案，须经廷尉审核签署）的制衡关系，有人认为，这开了唐代“三司推事”制度之先河。北朝遣使出巡州郡之事，远比南朝频繁。孝文帝分设东西道大使，宣武帝又增设畿内大使，有人认为是唐代分道巡行之滥觞。

北朝三省制度，在孝文帝时就很完备了。北齐的尚书与诸曹的隶属关系，比起南朝来，又有很多合理化的地方。唐代的六部与九卿建立了清晰合理的“下行上承”关系，这个进步，被认为与北周的“六官”改革相关。北朝门下省负责诏敕的审核与发出，也拥有对尚书章奏的封驳权。北齐还有覆奏之制，重要的政令需经门下覆奏（即重新上奏）。这在后代发展为三覆奏、五覆奏的制度。

南朝州郡县的畸形增殖现象，北朝同样存在着，人们很形象地称之为“十羊九牧”，即官多民少。然而北齐在天保年间，一举废除3州、153郡、589县，这种大刀阔斧的气魄，南朝未见。西晋因士族不乐意做地方官，曾制订过一个“甲午制”，规定先做县官才能做朝官，以图纠矫，不过不久就成了一纸空文。有趣的是，北齐袭用了西晋“甲午制”法，实行“士人为县”，以强硬手段迫使士族就任地方官，居然一举成功。东晋南朝的地方军政长官，往往拥有大量部曲，甚至动辄拥兵向阙；这类情况在北朝就少得多了，显示了中央朝廷的更大控制力。

魏晋以来，王朝控制编户的能力大为低落。但北方就不同了。十六国战乱也许给人这样的想象：社会凋敝，人烟稀少……可那只是北方的部分景观，不是全部。早在后赵时，北方户口就显示出了增长趋势；前燕的户数，更超过西晋同一地区的户数一倍多。这也许会让一些人大感意外吧。北魏末年户数500余万，推知其口数当在2000—2500万。北齐北周在籍人口合计，也许能到达2700万。而江左的陈朝不过200万口，与十几倍于己的北朝抗衡，像是以卵击石。北方依附农所占人口比例要小得多，国家的括户能力则相当强大。前燕一次括户，“出户二十余万”；北魏末年河北括户，“所括得丁，倍于本帐”；东魏一次括户，凡获逃户60余万。隋朝再接再厉，再创新高，通过“大索貌阅”“输籍定样”，进丁44万，得口164万！北朝在重建地方控制和编户齐民体制上的成就，南朝无法望其项背。北朝的户口增加，不能仅仅归功于中原较高的生产水平，还要归功于国家的强大，归功于均田制和三长制。学者或认为，大土地所有制才是中国古代生产关系发展的主流，而均田制不过是北朝所带来的一个曲折而已。这说法虽然不错，但我们还想作一补充：东汉魏晋豪族大土地所有制和依附关系的发展，削弱了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体制，而北朝却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将之重建和强化了；当唐朝大土地所有制再度发展、均田制趋于衰落时，强大的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体制——它们是皇权和帝国的柱石——先已矗立在那里了。换言之，从土地关系变迁看，北朝的均田制也许只是个曲折；但从政治发展看，均田制和三长制，却是北朝隋唐中央集权重新振兴的必要环节。

图四十一《北齐校书图》

总的看来，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往往就比南朝运行得更好。而且北朝还不仅是学习汉晋南朝制度而已，还能转徒为师、青出于蓝，提供若干新鲜的制度成就。尽管江左五朝才是华夏正统，然而隋唐制度有很多来自北齐北周。鲜卑异族政权，居然也构成了隋唐制度的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