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走下神坛

对尸体施以酷刑只会破坏其解剖结构。[1]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33年冬季，19岁的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大学，他希望通过学习盖仑解剖学与病理学为日后从事外科工作奠定基础。然而令维萨里深感震惊与失望的是，不仅大学解剖课的内容荒谬到了极点，而且缺乏可供尸体解剖的专用场地。授课教师进行解剖演示的主宫医院（Hospital Dieu）地下室格外阴森恐怖，他们只能提心吊胆地穿行于腐烂的尸体之间，而野狗就在旁边肆无忌惮地撕咬着人体组织。维萨里在信中写道：“除了8块血肉模糊且顺序错误的腹肌以外，再也没有人向我展示过肌肉或者骨骼标本，更不用说那些神经、静脉以及动脉的走行了。”[2]由于缺少人体解剖学图谱的指引，因此外科医生为患者做手术就如同盲人摸象，仿佛水手在没有海图的情况下就准备去乘风破浪。

维萨里对于这些所谓的解剖学研究嗤之以鼻，他下定决心要绘制出属于自己的解剖学图谱。为了收集人体标本，维萨里跑遍了巴黎附近的墓地去寻找骨骼与尸体。[3]他在巴黎市蒙福孔（Montfaucon）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绞刑场，这里随处可见吊挂在绞架上的死囚尸体。几英里之外，圣婴公墓（Cemetery of the Innocents）里也草草掩埋着那些大瘟疫受害者的残尸。

绞刑场与墓地为中世纪的解剖学家提供了便利，而维萨里也从这些地方收集到了足够的标本。他经常会在同一天之内突然两次来到现场，然后将捆在锁链上的尸体切成块偷偷运回解剖室。尽管维萨里身处这种恐怖的氛围中，但是他却让解剖学从此栩栩如生。1538年，维萨里与提香画室的艺术家合作出版了他精心绘制的素描作品（版画与书籍），其中详细标注出动脉与静脉的走行和神经与淋巴结的分布。在一些版画作品中，维萨里运用分层解剖暴露出组织下方的潜在外科平面。而在另一幅素描里，他巧妙地通过大脑横切面来展示延髓池与脑室之间的关系，其作用与数百年后诞生的CT有异曲同工之妙。

维萨里的研究原本纯粹是为了丰富理论知识，但是这些成果很快就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盖仑的体液学说认为，所有疾病都源自四种体液的病理性积聚，因此只能通过放血与导泻把致病体液排出体外。然而为了保证放血治疗能够立竿见影，该方法必须针对体内的特定部位实施。如果患者准备接受预防性放血（也就是预防疾病），那么穿刺点就要远离可能的病灶部位，以便致病体液排出体外。但是如果患者接受的是治疗性放血（治疗已确诊疾病），那么穿刺点就要靠近那些通向病灶的血管。

为了给这种牵强附会的理论找到依据，盖仑从希波克拉底学说中借用了同样模棱两可的表述κατ’’ι’ξιν（在希腊语中是“直入”的意思），并且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直入”肿瘤深处的血管。然而盖仑创造的术语令医生们更加疑惑不解。他们也想弄清盖仑笔下的“直入”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血管会“直入”某个肿瘤或者器官，哪些血管又负责向外引流呢？总之，此类解释只能让人们身陷误解的迷宫。由于缺乏系统解剖学图谱（正常解剖尚未建立），因此谈不上病理解剖。

为了给外科医生呈现一部完整的解剖学图谱，维萨里决定从绘制全身血管与神经入手来解决这个难题。他曾经在信中写道：“在消化吸收希波克拉底与盖仑这两位先贤理论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随手画下的静脉走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诠释希波克拉底提出的‘直入’概念，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即便是那些知识渊博的学者对于静脉切开（放血）术也存在诸多分歧与争议。”

但是维萨里发现，这项研究在启动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我绘制的静脉素描图令医学院的师生们欣喜若狂，他们诚恳地希望我提供动脉与神经走行的示意图……我当然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4]众所周知，人体内部结构之间的联系盘根错节：静脉跟神经伴行，神经与脊髓相连，脊髓和大脑相通，诸如此类。由于人体解剖学研究涵盖的内容纷繁复杂，因此维萨里还聘请了其他插画师来协助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尽管维萨里在解剖人体的过程中非常仔细，但是他依然没能发现盖仑学说中的黑胆汁。“尸检”一词源自希腊语“亲眼目睹”；现在维萨里已经学会通过双眼辨别真伪，他不再满足于盖仑理论所营造的幻象。维萨里发现，淋巴系统内有苍白色的水样液体，血管内流动着红色的血液，并且肝脏内也随处可见黄色的胆汁。然而盖仑学说中导致癌症与抑郁症的黑胆汁（渗出物载体）在人体中却踪迹全无。

维萨里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尴尬。他不仅曾经系统地接受过盖仑学说的熏陶，并且还研究、编撰与再版了盖仑的著作，可是作为盖仑生理学中核心概念之一的黑胆汁却无处寻觅。维萨里对于自己的发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虽然他也在通过盛赞盖仑这位先贤来表达心中的内疚，但是作为一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维萨里只会根据其肉眼所见绘制图谱，至于结果则交给他人去评判。其实盖仑体液学说中的黑胆汁根本就不存在。维萨里曾经打算借助这项解剖学研究来拯救盖仑理论，不过最终他还是默默地颠覆了统治医学界长达千年的谬误。

※※※

1793年，来自伦敦的解剖学家马修·贝利（Matthew Baillie）出版了一部名为《人体重要部位之病理解剖》（The Morbid Anatom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Human Body）的教科书。虽然这本书的读者也是外科医生与解剖学家，但是其主要内容恰恰与维萨里开展的工作相反。如果说维萨里描绘的是“正常”人体结构，那么贝利反映的就是病态或异常机体状态，这相当于通过某种倒置透镜来解读维萨里的研究。现在盖仑那些主观臆测的疾病理论已经岌岌可危。虽然盖仑学说认为黑胆汁只存在于肿瘤内部而非正常组织中，但是人们从未在病灶中发现过这种体液。贝利通过栩栩如生的版画作品描绘了肺癌（病灶大小与橘子相仿[5]）、胃癌（外观如同海绵[6]）以及睾丸癌（伴有恶臭的深度溃疡[7]）。然而他在肺癌与睾丸癌组织中根本找不到任何胆道结构。假如盖仑学说中的隐形体液网络确实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只能游离于肿瘤组织、病理世界以及正常解剖范畴。简而言之，此类假设在医学上根本不成立。贝利与维萨里一样，只会根据亲眼所见来描绘解剖图谱与肿瘤结构。经过长达数个世纪的等待，那些萦绕在医患双方脑海中的所谓黑胆汁通道与致癌体液终于走下了神坛。

[1] Rack’t carcasses: John Donne, “Love’s Exchange,” Poems of John Donne, vol. 1, ed. E. K. Chambers (London: Lawrence ＆ Bullen, 1896), 35–36.

[2] “Aside from the eight muscles”: Andreas Vesalius,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 [De Fabrica Humani Corporis], trans. W. P. Hotchkiss, preface. See Sourcebook of Medical History (Mineola, NY: Dover, 1960), 134; and The Illustrations from the Works of 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Mineola, NY: Dover, 1950), 11–13.

[3] He needed his own specimens: Charles Donald O’Malley, 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1514–156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4] “In the course of explaining the opinion”: “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Sends Greetings to His Master and Patron, the Most Eminent and Illustrious Doctor Narcissus Parthenopeus, First Physician to His Imperial Majesty,” The Illustrations from the Works of 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with annotations and translations by J. B. de C. M. Saunders and Charles D. O’Malley (Cleveland, OH: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0), 233.

[5] “as large as an orange”: Matthew Baillie, The Morbid Anatom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Human Body, 2nd American ed. (Walpole, NH: 1808), 54.

[6] “a fungous appearance”: Ibid., 93.

[7] “a foul deep ulcer”: Ibid., 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