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癌症协会

所有这些都说明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难以在公益信托中担当重任。由于身陷细枝末节，他们只能管中窥豹，因此我们需要高瞻远瞩之士来推动科学发展进步。[1]

——迈克尔·希姆金（Michael Shimkin）

我注意到科学界发出了某些警告，如果将癌症法案单独作为一项总统倡议提交讨论，那么最终可能会导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解体。我对于这种做法不敢苟同……我们正在与阴险狡诈、冷酷无情的敌人短兵相接。（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开始行动，而不是把时间都浪费在会议、文字以及辩解中。[2]

——李斯特·希尔（Lister Hill）

1831年，法国贵族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游历美国之后对美国人的结社热情感到震惊。托克维尔写道：“不论年龄大小、家境优劣以及脾气好坏，美国人都非常热衷于结社……这些社团组织的分类标准可谓五花八门：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专业学术、休闲消遣、门槛高低以及规模大小。美国人通过社团开展娱乐、创办学校、修建旅馆（教堂）、分享知识以及传播福音……如果想要在思想或情感上凝心聚力，那么他们就要组成社团。”[3]

在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结束一个多世纪后，当法伯正在着手改变癌症研究停滞不前的现状时，他本能地意识到了托克维尔所闻所见背后的真理。如果普通百姓组成的社团就能够推动历史变革，那么法伯也需要这样一种同盟来发起全国性的抗癌运动。但是仅凭他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上述梦想。法伯必须给自己的事业找到某种强有力的支撑，而这个组织的实力、规模以及资金要远超吉米基金会。众所周知，资金与政策均掌握在国会手中。如果能够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那么便可举全国之力来推进抗癌运动。法伯心里十分清楚，这种影响力已经非他力所能及。

其实法伯心中已经有了一位合适的人选（具备相应的能力、资源与激情）：这个坚韧不拔的纽约人致力于通过结社、游说以及运动来改变美国民众的健康状况。她不仅是财富、地位与人脉的宠儿，还是洛克菲勒、杜鲁门以及肯尼迪夫妇的座上宾，甚至对第一夫人伯德·约翰逊（Bird Johnson）都直呼其名。法伯在波士顿时就已经从自己的朋友与捐赠者口中听说过这位女士，并且之前也曾经与她在华盛顿的社交圈子里邂逅。无论是在华盛顿的政坛还是在纽约的沙龙，她那迷人的微笑与蓬松的秀发都非常引人注目。当然这位女士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玛丽·伍达德·拉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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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玛丽·伍达德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沃特敦。她的父亲弗兰克·伍达德是当地一名成功的银行家。其母莎拉·约翰逊于19世纪80年代从爱尔兰移民至美国，并且凭借自身能力很快晋级为芝加哥卡尔森百货公司的高薪售货员之一。就像拉斯克写到的那样，销售技巧是她母亲的“天赋”。约翰逊后来辞去了百货公司的工作，转而致力于慈善事业与公益项目（从卖衣服到卖概念）。拉斯克曾经这样评价母亲，她“能够实现……任何她想做到的事情”[4]。

20世纪20年代早期，玛丽·伍达德自己开始在商业领域崭露头角。当时伍达德刚刚从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毕业，她在纽约的一个画廊找了一份售卖欧洲油画赚取佣金的工作。其实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对于从业者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均构成严酷的挑战。20世纪30年代中期，伍达德离开画廊创办了一家名为“好莱坞经典”的公司，其商业模式就是将简单的服装设计打版后卖给连锁商店。而她也凭借敏锐的直觉与良好的时机再次一鸣惊人。20世纪4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大军，伍达德名下公司生产的职业装也找到了更大的市场。经过不懈的努力，伍达德从美国大萧条与战后金融复苏中脱颖而出。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她已经成长为一位出类拔萃的女性商界精英，同时也是纽约社交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1939年，玛丽·伍达德邂逅了阿尔伯特·拉斯克（Albert Lasker），时年60岁的阿尔伯特是芝加哥广告公司洛德与托马斯（Lord and Thomas）的董事长。[5]与玛丽·伍达德一样，阿尔伯特·拉斯克也是业界公认的天才。他在洛德与托马斯公司创立并完善了一套名为“纸上推销术”[6]的新型广告策略。拉斯克认为：“成功的广告并不是通过文字与图片的组合来吸引顾客购买商品，与之相反，优秀的广告文案可以告诉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理由。”由于广告只是商品信息与购买理由的载体，如果想让公众感受到它的影响力，那么就必须从信息中提炼精华，因此拉斯克打造的每一款热门广告（新奇士橙、白速得牙膏以及好彩香烟等等）都强调了上述原则。根据拉斯克的逻辑，广告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润滑剂，它还是展现内容精华的形象载体，而这种宣传工具也将对抗癌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玛丽与阿尔伯特享受着爱情的浪漫与炽热，他们在相识仅15个月之后就结为了夫妻。[7]这是玛丽的第二次婚姻，阿尔伯特的第三次婚姻。玛丽·拉斯克当时年仅40岁。虽然玛丽已经拥有了财富、高贵与胆识，但是她准备开始在慈善领域里大显身手，循着母亲的足迹实现从企业家到社会活动家的晋级。

对于玛丽·拉斯克来说，这种探索很快就触动了她内心尘封已久的记忆。玛丽在成年之前有三段回忆始终令其无法释怀。在第一段回忆中，她记得自己从某场重病（重症细菌性痢疾或肺炎）中苏醒过来时，无意中听到家人的朋友对母亲说这孩子可能没救了，“莎拉，我觉得你就别在她身上浪费时间了”。

在第二段回忆中，拉斯克陪着母亲到威斯康星州沃特敦看望家里的洗衣女工。她当时正处于乳腺癌术后（双侧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的恢复阶段。当拉斯克走进这间昏暗的木屋时，恰好看到7个孩子正在围着一张小床嬉戏，而她见此情景后顿时感到一阵凄凉。难道想治愈癌症就必须要“切除”乳房吗？拉斯克疑惑地追问着母亲。好在这位洗衣女工最后活了下来，拉斯克也意识到，“虽然癌症非常残酷，但是未必一定致命”。

第三段回忆与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暴发有关，那时拉斯克还只是一名十几岁的在校大学生，而她也不幸染病住进了医院的隔离病房。这场致命的流感疫情愈演愈烈，迅速蔓延至全美各地。尽管拉斯克非常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那年却有60万美国人死于流感，同时全球有近5000万人失去了生命，并且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场浩劫。

其实这些回忆都拥有相同的脉络：疾病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威胁近在咫尺，而医学滞后的现状根本无法拯救生命。拉斯克憧憬着能够发现一种可以推动医学研究向攻克疾病转化的力量。1939年，也就是她遇到阿尔伯特的那年，拉斯克的生活再次与疾病产生了交集：她的母亲在威斯康星州接连遭遇了心脏病与中风，最终导致身体瘫痪并丧失了行动能力。拉斯克曾经致信美国医学会负责人咨询有关治疗此类疾病的方法。她对医学领域知识匮乏与发展迷茫的现状感到震惊甚至是愤怒：“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令人匪夷所思。现在许多疾病都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磺胺类药也已经问世；维生素缺乏症引起的坏血病（维生素C缺乏症）与糙皮病能够被治愈。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对中风束手无策，既然中风患者并非都会死于这种疾病……那么就应该存在某些影响转归的因素。”

1940年，拉斯克的母亲在经历了一段漫长无效的康复治疗后于沃特敦去世。对于拉斯克来说，母亲的逝去点燃了她心中积压已久的怒火。她现在终于发现了自己应该肩负的使命。拉斯克后来告诉一位记者：“我会把心脏病与癌症作为主攻方向，而这就像是人们在与罪恶做抗争。”[8]玛丽·拉斯克希望能够像传播福音、消除罪恶一样来征服疾病。如果人们不相信国家疾病防治战略的重要性，那么她将想方设法来改变他们的观念。

如今她的先生成了第一位受众。阿尔伯特·拉斯克非常支持玛丽的决定，并且毫不犹豫地成为妻子的搭档、顾问、智囊以及同道。阿尔伯特告诉玛丽：“不要担心资金的问题，我会告诉你如何争取。”这种通过政治游说与募集资金（史无前例的规模）来改变美国医学研究现状的方法令玛丽为之一振。就像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与运动员一样，拉斯克夫妇也是社交领域的风云人物，他们不仅人脉丰富、能言善辩、左右逢源、谈笑风生且诲人不倦，同时还擅长借助信函、举办酒会、协商谈判、抬高身价以及撮合拉拢达到目的。拉斯克夫妇在募集资金或者说在结交朋友方面具有天赋，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这些人脉关系说服个人捐赠者与政府机构慷慨解囊。

玛丽·拉斯克认为：“如果就连牙膏……也值得每年花两三百万甚至是四百万美元做广告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对那些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投入更多的研究资金。”[9]正如《商业周刊》曾经报道的那样，拉斯克仅仅用了几年就化身为“医学研究领域的救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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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清晨，这位“救星”突然风驰电掣般地闯入了世界癌症研究的舞台。1943年4月，玛丽·拉斯克拜访了时任美国控癌协会（ASCC）会长克拉伦斯·库克·利特尔（Clarence Cook Little）博士位于纽约的办公室。[11]她希望了解协会在推动癌症研究方面的具体举措，并且准备就其基金会未来可能参与的项目进行沟通。

但是这次会面令拉斯克非常失望。[12]这个由医生与科学家组成的专业学术团体更像是某种循规蹈矩的曼哈顿社交俱乐部。ASCC的年度预算只有区区25万美元，而最终用于癌症研究的经费更是捉襟见肘。[13]ASCC将募集资金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名为“妇女野战军”的组织，但是其志愿者居然不是ASCC的董事会成员。对于拉斯克来说，她更习惯于通过大规模广告轰炸与“纸上推销术”来吸引媒体关注，因此ASCC的整体工作在其眼中一无是处。拉斯克毫不客气地指出：“医生根本不懂得如何管理大额资金。其实他们不仅患得患失……而且还缺乏专业素质。”[14]很明显，这些人对于癌症研究缺乏系统规划。因此她在给ASCC捐款5000美元的同时承诺以后还会再来。

拉斯克迅速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行动，当务之急就是要将癌症变成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话题。拉斯克特意规避当时的主流报纸与知名期刊，将最能触动美国民众心扉的《读者文摘》作为媒体出口。1943年10月，拉斯克通过在《读者文摘》出版方工作的朋友刊发了一系列有关癌症筛查与检测的文章。[15]仅仅在几周之内，这些文章就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各种明信片、电报与信件如潮水般涌向编辑部，人们还往往会在其中附上少量零钱、个人故事以及照片。一位饱尝丧母之痛的士兵在捐赠附言中写道：“我的母亲于几年前因癌症去世……尽管我们正蜷缩在太平洋战场的掩体中，但是非常愿意贡献一点微薄之力。”[16]除此之外，一位祖父死于癌症的女孩也在信中附上了1美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读者文摘》编辑部收到了数以千计的信函以及30万美元的捐款，其金额甚至超过了ASCC的年度预算。[17]

在这些社会反响的鼓舞下，拉斯克准备彻底改变ASCC的现状，重振学术组织在抗癌运动中的雄风。1949年，一位朋友在信中写道：“由于政府对于公众的健康状况视而不见，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打造专业互补的长期合作模式……同时组建短期压力集团。”[18]阿尔伯特·拉斯克加入ASCC董事会之后，决定聘用广告经理爱默生·富特（Emerson Foote）来梳理协会的组织框架。[19]与拉斯克夫妇的感受一样，富特也被ASCC迂腐陈旧的工作模式震惊，于是马上草拟了近期行动计划：把这个死气沉沉的社交俱乐部转变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游说团队。富特的计划吸纳了各路社会精英，包括企业家、制片人、广告人、制药公司高管以及律师等。这些朋友与关系均源自拉斯克夫妇广博的人脉网络，而不是什么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研究人员或医生等专业人士。到了1945年，ASCC董事会中非医学背景的代表数量已经明显增加并超过了原有的规模。现在这个被称为“非专业团队”的组织正式更名为“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ACS）。[20]

与此同时，协会的工作内容也在发生微妙的改变。在利特尔担任会长期间，ASCC曾经在制定癌症临床诊疗指南上耗费了大量精力。（由于可供参考的治疗方案乏善可陈，因此这些指南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而在拉斯克夫妇的管理下，协会的重点毫无悬念地转变为广告宣传与募集资金。ACS在一年之内就制作出900万份培训材料、5万张海报、150万张窗贴、16.5万个存钱罐、1.2万份车内广告以及3000个展示橱窗。[21]当然负责募集资金的妇女野战军（某位拉斯克的合伙人曾经嘲弄地将其称为“女士园艺俱乐部”[22]）也被更为高效灵活的机构取代。改革效果立竿见影，来自全美各地的捐款如雪片般飞来：1944年仅有83.2万美元，1945年达到429.2万美元，1947年攀升至1204.5万美元。

经济地位与社会影响的提升不可避免地导致协会新老会员之间出现矛盾纷争。时任会长克拉伦斯·利特尔曾经一度欢迎拉斯克加入组织，然而他现在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这个“非专业团队”边缘化。尽管利特尔抱怨这些游说者与筹款人“不择手段、图谋不轨且野心勃勃”[23]，但是他内心也十分清楚大势已去。1945年，利特尔在协会年会上与拉斯克派发生激烈交锋后被迫辞职。

随着利特尔卸任以及董事会改选完毕，富特与拉斯克终于彻底放开了手脚。为了顺利完成交接，他们迅速重新拟定了协会的规章制度，并且再次强调了游说与募捐职能的重要性。[24]在发给玛丽·拉斯克的电报中，标准公司董事会主席（同时也是“非专业团队”的一位主要成员）吉姆·亚当斯（Jim Adams）为协会制定了新规，其内容公开挑战当时学术团体的底线：“董事会中具有医学与科学背景的成员数量不得超过4人。董事长应该由非专业人员担任。”[25]

亚当斯只用了两句话就概括出美国癌症协会发生的巨变。这个由“非专业”社会活动家领导的协会正在开足马力为疾病防控筹款造势。拉斯克就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她在凝心聚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随后媒体逐渐将上述社会活动家称为“拉斯克派”，而他们也对这个称谓引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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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拉斯克只用了5年时间就让岌岌可危的癌症协会起死回生，同时她领导的“短期压力集团”也在全力以赴开展工作。现在拉斯克派已经将游说国会作为其努力方向。如果他们能够得到联邦政府对抗癌战争的支持，那么其规模与范围都将会实现天文数字般的增长。

罗斯·库什纳（乳腺癌患者与社会活动家）曾经在信中对玛丽·拉斯克赞赏有加：“您或许是第一个意识到抗癌战争必须依托国会支持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科研院所与医疗机构砥砺前行。”[26]但是拉斯克却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更为关键的事实：抗癌战争在提交国会讨论之前首先要拿到临床证据。现在她还需要一位具有专业背景且懂得募集资金的合作伙伴。除了那些广告精英与政治说客之外，“抗癌战争”也需要一位志存高远的学术精英，或者说一位能够引导舆论的医学专家。这位拟议中的人选不仅能够理解拉斯克派的政治抱负，同时还可以成为他们坚不可摧的学术后盾。理论上来说，他（她）应该非常熟悉癌症研究，并且还愿意走出围城，登上更为广阔的全国性舞台。总而言之，恐怕只有西德尼·法伯能够胜任这个角色。

实际上，双方的想法不谋而合：法伯需要一名政治游说者，拉斯克派需要一位科学战略家。他们就仿佛两位各持有半张地图的游客在迷途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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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期，也就是在法伯凭借叶酸拮抗剂在国内声名鹊起之际，他曾经于华盛顿和玛丽·拉斯克有过一面之交。1948年冬季，在法伯有关叶酸拮抗剂的文章发表仅仅几个月后，NCI所长约翰·海勒（John Heller）就致信拉斯克向她介绍了化疗理念，以及这位在波士顿实现上述梦想的医生。拉斯克对化疗理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新手段也许可以彻底治愈癌症（纪念医院的肿瘤学家科尼利厄斯·罗兹将其形容为“癌症治疗领域的青霉素”[27]）。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她经常给法伯写信询问这些药物的确切疗效。[28]与此同时，法伯也在回信（他将其称为“科学论文”[29]）中向拉斯克详细介绍了自己在波士顿取得的进展。

对于法伯来说，他与拉斯克之间的交往迅速发展为某种志同道合的默契（他称之为“心灵升华”）。更为重要的是，法伯不仅通过自身掌握的科学知识影响了拉斯克，他还将学术与政治抱负传递给了这位知己，并且欣慰地从她的眼中看到了其理想正在变为现实。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在信中讨论的内容更加广泛：法伯与拉斯克颇为大胆地提出要对癌症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法伯在信中写道：“目前这种组织模式的发展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迅速。”[30]除此之外，法伯还谈及自己到访华盛顿呼吁改组NCI的经过，他希望该机构能在抗癌战争中发挥更为强大的示范作用。

其实拉斯克早已成为“国会的常客”[31]。一位医生曾经这样形容拉斯克：她身着一袭灰色套装，戴着珍珠项链，发髻高高挽起，奔走在与健康保健相关的委员会和焦点小组之间。现在法伯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他穿着干净笔挺的深色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学究式的老花镜，看上去与那些国会议员没什么两样。某位评论家回忆道，他对于医学事业有一种“传播福音般的执着”，如果将铃鼓放在（他）手里，那么他就会立即“演奏”。[32]

现在拉斯克在法伯传播福音的节奏中又加入了自己激昂的鼓点。她不仅在言语间对这番事业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与自信，而且非常注重通过旁征博引来支持其观点。回到纽约之后，拉斯克专门聘请了多位助理从报刊中剪辑整理有关癌症的文章（即便是过时的报道）。她会在空白之处就疑问认真进行标注，然后每周将这些资料在“拉斯克派”内部进行传阅。

法伯在给拉斯克的信中诚恳地写道：“我通过心灵感应（正在成为我最喜欢的方式）给你写过很多信，只是这些信件从未被寄出去。”[33]从萍水相逢到风雨同舟，法伯与拉斯克的伙伴关系数十年历久弥新。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法伯开始用“十字军东征”来形容他们正在进行的抗癌战争。其实这种描述极具象征意义。对于西德尼·法伯与玛丽·拉斯克来说，他们为之奋斗的抗癌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十字军东征”，而上述带有宗教色彩的比喻也恰好反映了这场科学之战的残酷本质。法伯与拉斯克仿佛已经看到治愈癌症的曙光，同时他们还要想方设法引导这个迟疑观望的国家走上正轨。

[1] All of this demonstrates why: Michael B. Shimkin, “As Memory Serves—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1937–57,”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59 (suppl. 2) (1977): 559–600.

[2] I am aware of some alarm: Senator Lister Hill, “A Strong Independent Cancer Agency,” October 5, 1971, Mary Lasker Papers.

[3] “Americans of all ages”: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296.

[4] a woman who “could sell”: Mary Lasker Oral History Project, Part 1, Session 1, p.3, 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nny/laskerm/transcripts/laskerm_1_1_3.html.

[5] In 1939, Mary Woodard met Albert Lasker: Ibid., p. 56.

[6] “salesmanship in print”: Stephen R. Fox, The Mirror Makers: A History of American Advertising and Its Creator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4), 51.

[7] they were married just fifteen months after: Mary Lasker Oral History Project, Part 1, Session 3, p. 80.

[8] “I am opposed to heart attacks and cancer”: J. Michael Bishop, “Mary Lasker and Her Prizes: An Appreci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94, no. 11 (2005): 1418–19.

[9] “If a toothpaste”: Mary Lasker Oral History Project, Part 1, Session 7.

[10] “the fairy godmother of medical research”: “The Fairy Godmother of Medical Research,” BusinessWeek, July 14, 1986.

[11] In April 1943, Mary Lasker visited: Mary Lasker Oral History Project, Part 1, Session 5, p. 136, and Session 16, pp. 477–79.

[12] The visit left her cold: Ibid., Session 16, pp. 477–79.

[13] Of its small annual budget of: Ibid. Also see Mary Lasker interview, October 23, 1984, in Walter Ross, Crusade,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Westminster, MD: Arbor House, 1987), 33.

[14] “Doctors,” she wrote, “are not administrators”: Mary Lasker Oral History Project, Part 1, Session 7, p. 183.

[15] In October 1943, Lasker persuaded a friend: Reader’s Digest, October 1945.

[16] “My mother died from cancer”: Letter from a soldier to Mary Lasker, 1949.

[17] Over the next months: Richard A. Rettig, Cancer Crusade: The Story of the National Cancer Act of 1971 (Lincoln, NE: Author’s Choice Press, 1977), 21.

[18] “A two-pronged attack”: Letter from Cornelius A. Wood to Mary Lasker, January 6, 1949, Mary Lasker Papers, Box 210.

[19] Albert Lasker … recruited Emerson Foote: Ibid.

[20] The “Lay Group”: Letter from Mary Lasker to Jim Adams, May 13, 1945, Mary Lasker Papers.

[21] In a single year, it printed 9 million: these numbers are culled from letters and receipts found in the Mary Lasker Papers.

[22] “Ladies’ Garden Club”: Charles Cameron, Cancer Control, vol. 3, 1972.

[23] “unjustified, troublesome and aggressive”: James T. Patterson, The Dread Disease: Cancer and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3. Also see Rettig, Cancer Crusade, 22.

[24] The society’s bylaws and constitution were rewritten: Letter from Frank Adair to ACS members, October 23, 1945.

[25] “The Committee should not include”: Telegram from Jim Adams to Mary Lasker, 1947, Mary Lasker Papers.

[26] “You were probably the first person”: Letter from Rose Kushner to Mary Lasker, July 22, 1988, Rose Kushner Papers, Harvard University.

[27] “a penicillin for cancer”: “Doctor Foresees Cancer Penicillin,” New York Times,October 3, 1953.

[28] By the early 1950s, she was regularly: See, for instance, letter from John R. Heller to Mary Lasker, October 15, 1948, Mary Lasker Papers, Box 119; and Memorandum on Conversation with Dr. Farber, February 24, 1952, Mary Lasker Papers, Box 76.

[29] “scientific treatises”: Letter from Sidney Farber to Mary Lasker, August 19, 1955, Mary Lasker Papers, Box 170.

[30] “An organizational pattern is developing”: Ibid.

[31] a “regular on the Hill”: Robert Mayer, interview with author, July 2008.

[32] “Put a tambourine in [his] hands”: Rettig, Cancer Crusade, 26.

[33] “I have written to you so many times”: Letter from Sidney Farber to Mary Lasker, September 5, 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