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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十二章 “警告声明”
我们确实倾向于相信该患者可能罹患了肺癌这种致命性疾病的假设……而库珀声称是被告提供的各种广告导致他对骆驼牌香烟产生了依赖。[1]
——陪审团对于库珀案件的裁决，1956年
当然，对于20世纪后半叶生活在美国的人们来说，除非又聋又哑又瞎，否则不会无法判别吸烟的危害性。其实个人选择吸烟……与司机酒后驾车撞电线杆没有什么区别。[2]
——来自烟草行业的公开信，1988年
1963年夏季，也就是在格雷厄姆去世7年之后，有三位学者组团前往新泽西州的东奥兰治（East Orange）参观奥斯卡·奥尔巴赫（Oscar Auerbach）的实验室。[3]谨言慎行的奥尔巴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肺病理学家，当时他刚刚完成了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比较了1552例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肺部解剖标本。
奥尔巴赫文章中对病灶的描述成为人们理解癌变的起点。[4]其实他一直试图在癌症面露狰狞之前就洞察到这种疾病的起源。他没有从已经出现临床症状的癌症入手，而是将研究重点转向癌前病变（癌症的前身）领域。奥尔巴赫发现，在吸烟者表现出肺癌症状很久之前，患者的肺部就已经存在处于各种演化阶段的癌前病变，它们就像史前页岩一样历经了岁月积淀。研究显示，这些病变通常起源于支气管。随着烟雾弥漫至整个肺部，暴露在高浓度焦油下的最外层细胞开始肿胀增厚。在这些增厚的最外层细胞中，奥尔巴赫发现恶性演化已经进入下一阶段：细胞核呈皱褶或深染的非典型细胞开始形成不规则的斑块。在一小部分患者中，这些非典型细胞已经开始表现出癌症特有的细胞学改变（异常增大的细胞核通常在疯狂地分裂）。一旦进入最后阶段，上述细胞簇将突破纤薄的基底膜直接转变为浸润性癌。奥尔巴赫认为，癌症是一种随时间缓慢演进的疾病。它从起病伊始起就行动迟缓，丝毫没有来势汹汹的气焰。
对于那天上午参观奥尔巴赫实验室的三位学者来说，他们这次实地考察就是希望详尽了解癌变缓慢演进的过程。[5]其中，威廉·科克伦（William Cochran）是一位谨言慎行的哈佛大学统计学家；彼得·哈米尔（Peter Hamill）是一位来自公共卫生署的肺内科医生；伊曼纽尔·法伯（Emmanuel Farber）[6]则是一名病理学家。当然他们的来访也开启了一段漫长的科学探索之旅。科克伦、哈米尔与法伯三人来自一个由卫生总监任命的十人委员会（哈米尔是委员会的医学协调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对吸烟导致肺癌的证据进行评估，以便于卫生总监签发有关吸烟与肺癌的官方报告，也就是格雷厄姆长期以来敦促政府发布的“警告声明”。
※※※
1961年，美国癌症学会、美国心脏协会与全国结核病协会联名致信肯尼迪总统，请求他委任国家委员会来调查吸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7]信中建议，该委员会应该寻求“一种对产业发展或个人幸福干扰最小的解决方案”。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解决方案”同时传递出激进与妥协的味道，既要公开指明癌症、肺病、心脏病与吸烟之间的关系，还不能对烟草行业的发展造成明显威胁。因此肯尼迪总统（他在盛产烟草的美国南部政治基础较为薄弱）就把这项棘手的任务迅速交给了卫生总监路德·特里（Luther Terry）。
路德·特里来自亚拉巴马州（曾经在儿时采摘过烟草），他说话轻声细语、态度谦和且不好争斗。特里自幼便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35年，他从杜兰大学毕业后来到圣路易斯实习，并且在这里遇见了正值事业巅峰的埃瓦茨·格雷厄姆。特里在毕业后进入公共卫生署，接着又于1953年加入了NIH。他在临床中心的实验室毗邻门诊大楼，而朱布罗德、弗雷、弗赖雷克就曾在此与白血病展开殊死搏斗。特里在烟草泛滥的阴影下度过了童年，又在癌症高发的背景下开始了学术生涯。
面对肯尼迪总统交办的任务，特里只有三条路径可以选择。首先，他可以避重就轻绕开这个问题，不过这样会招致全美三大医学团体的愤怒。其次，他可以用卫生总监办公室的名义发布烟草健康风险的单方面声明，但是他明白强大的政治力量会迅速收拢并抵消这份报告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早期，鲜为人知的卫生总监办公室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机构；与之相反，种植烟草的各州与烟草销售公司却拥有巨大的权势、财富和影响力）。最后，他可以利用科学的力量重新唤起公众对于烟草与癌症话题的关注。
虽然特里起初有些犹豫不决，但是他很快就充满了信心（NCI所长肯尼思·恩迪克特认为他这样是“投机取巧”[8]），并且选择了第三条路径。特里在项目启动之初貌似采用了颇为保守的策略，他宣布将任命咨询委员会来梳理吸烟与肺癌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9]其实他明白委员会的报告根本就是多此一举：自多尔与温德尔在将近15年前开始该领域的研究以来，已经有大量证据反反复复证实了他们的观点。由于烟草与癌症之间的关系在医学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二手烟的致癌作用。然而特里任命的委员会就是要通过“重温”这些证据使其再次引起关注。这种做法不过是故意摆出真刀真枪的架势，然后把烟草导致的悲剧带回到公众的视野中。
特里任命了十位专家作为委员会成员。其中查尔斯·勒梅斯特尔（Charles LeMaistre）是得克萨斯大学的肺生理学权威；斯坦霍普·贝恩–琼斯（Stanhope Bayne-Jones）是一位留着胡子且头发花白的细菌学家，他不仅是委员会中最资深的成员，还曾经主持过几个NIH的委员会；路易斯·费塞尔（Louis Fieser）是哈佛大学的有机化学家，同时也是化学致癌领域的行家里手；雅各布·福斯（Jacob Furth）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病理学家与癌症遗传学的权威；约翰·希卡姆（John Hickam）是心脏与肺生理学领域的临床专家；沃尔特·伯德特（Walter Burdette）是来自犹他州的外科医生；伦纳德·舒曼（Leonard Schuman）是德高望重的流行病学家；莫里斯·西弗斯（Maurice Seevers）是药理学家；威廉·科克伦是哈佛大学的统计学家；伊曼纽尔·法伯是聚焦于细胞增殖领域的病理学家。
委员会在13个月内共召开了9次会议，地点就选在国家医学图书馆（这座现代化混凝土建筑就位于NIH园区）一个设施简陋、灯光昏暗的房间。当时桌子上胡乱摆放着满是烟蒂的烟灰缸（委员会的10位成员中非吸烟者与吸烟者刚好各占一半。由于后者的烟瘾很大，因此即便是在讨论吸烟致癌的时候依然不为所动）。委员们不仅实地走访了数十家实验室，他们还从大约6000篇文章、1200种学术期刊以及155名生物学家、化学家、内科医生、数学家与流行病学家处获取了各种数据、访谈、意见与证词。[10]统计显示，报告中涉及的试验总共涵盖了112.3万人，其规模堪称有史以来流行病学研究中最大的队列。
委员会的每位成员在破解这个难题时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视角。[11]例如，为了不受到既往研究方法的干扰，细致严谨的科克伦设计了全新的数学算法来评价这些试验。他认为，也许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将相对危险度作为合数来评估所有试验（这种被称为“荟萃分析”的方法将对流行病学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有机化学家费塞尔的工作也同样卓有成效，他对烟雾中化学物质的讨论依然是该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文章之一，而证据则分别来自动物实验、系列尸检、36项临床研究以及7项独立完成的前瞻性试验（至关重要）。
现在一幅无可辩驳的完整画面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委员会发现，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联在癌症流行病学史上首屈一指（这种差异的显著性在人群、时间以及临床试验可重复性上均表现出高度一致）。因为动物实验最多只能得到某些似是而非的结果，所以没有必要采用这种方法来验证吸烟与肺癌的因果关系，或者说至少不需要传统意义上在实验室里完成的操作。委员会的报告非常倾向于肯定希尔之前的论述：“‘病因’传递的观点表达出宿主体内病原与相关失调或疾病之间举足轻重的关系……既然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已经明确，那么在某些有关吸烟与健康的结论中，委员会就应该考虑使用‘病因’或‘主要病因’的措辞。”[12]
最终，该报告以一句言简意赅的表述平息了300年来的怀疑与纷争。
※※※
1964年1月11日，以皮面精装的路德·特里报告（他将这部378页的报告称为“炸弹”）正式在华盛顿与媒体见面。[13]那是个寒冷的周六上午，委员会之所以精心挑选了这个日子，是因为周末股市休市（避免金融市场随着报告发布产生动荡）。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等记者们到齐之后，国务院会议厅的大门随即落锁。现在特里走上了主席台，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们则身着带有名牌的深色西装坐在他身后。当特里小心谨慎地介绍报告内容时，整个大厅内只能听到记者们匆忙记录的沙沙声。第二天早晨，特里回忆道：“这份报告已经成了美国等许多国家电台与电视台的头条新闻。”
可想而知，在这个面临癌症威胁的国家里，如果将某种主要癌症归结为单一可预防病因，那么很有可能会引发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响。尽管这份报告占据了头版头条，但是华盛顿方面的行动异常迟缓。公关经理乔治·韦斯曼（George Weissman）自鸣得意地在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总裁约瑟夫·库尔曼（Joseph Cullman）的信中写道：“虽然媒体宣传的效果非常轰动，可是我感觉公众的反应并不激烈，也没有让我产生恐惧的情绪。当然，这与禁酒主义者挥舞斧头去捣毁酒吧的性质完全不同。”[14]
即使这份报告暂时激起了科学界的辩论，禁酒主义者的立法“斧头”也早已失去了锋芒。禁酒令在颁布期间屡屡受挫，国会已经下令废止任何联邦机构干预某个产业的能力。当时只剩下极少数的机构还可以直接对产业产生影响。［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便是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特例。尽管药品受到FDA的严格管控，但是香烟没有被定义为“药品”。］因此，就算卫生总监的报告为管控烟草产业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华盛顿当局也并不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做些什么，或者更为直白地说，他们也不能做什么。
于是最后向烟草行业发起挑战的重任就阴差阳错地落在一家意想不到的政府机构身上。本来成立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初衷是管理各种产品的广告与投诉：例如卡特制药厂生产的肝丸是否真的含有肝脏组织，或者某种生发剂是否真能让人长出新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FTC就是一个死气沉沉、反应迟钝、无足轻重、行将就木的官僚机构。例如，1950年，也就是多尔/希尔与温德尔/格雷厄姆的报告在医学界掀起波澜的那一年，FTC在立法领域的亮点只是强调要使用正确的词语来描述保健品，或者（也许更迫切）在描述地板蜡的时候如何恰当地使用“防滑”、“抗滑”或“阻滑”等措辞。[15]
1957年夏季，FTC的命运迎来了重大转折。[16]20世纪50年代中期，吸烟与癌症之间的关系已经使香烟制造商高度警觉，许多企业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型过滤嘴的功效，它们声称这种装置能够滤除致癌物，使香烟变得“安全”。约翰·布拉特尼克（John Blatnik）是一位明尼苏达大学化学教师出身的国会议员。1957年，他责问FTC疏于就上述说法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布拉特尼克十分清楚，联邦机构并不能直接管控烟草产业。但是既然FTC的职责是管理烟草广告，那么它当然要调查“过滤嘴”香烟是否像广告里标榜的那样安全。虽然这种锐意进取的尝试颇有新意，可是就像许多烟草领域的法规一样，接下来的听证会又变成了一场闹剧。克拉伦斯·利特尔被邀请参会作证，而他也一如既往地发扬了厚颜无耻的风格。利特尔声称，由于根本不存在需要被滤除的有害物质，因此测试过滤嘴有效性的问题无关紧要。
尽管布拉特尼克听证会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并未产生什么效果，但是它在经过了6年的卧薪尝胆之后终于一鸣惊人。1964年，卫生总监的报告在发布之后使布拉特尼克的观点再次引起了关注。与此同时，FTC也被改组成为一个年轻高效的机构。就在该报告问世的那几天里，一批年轻的国会议员在华盛顿集会，要求重新规范烟草广告。[17]1964年1月，也就是一周之后，FTC正式宣布启动调查。[18]鉴于近期发布的卫生总监报告已经明确了香烟与癌症之间存在“因果联系”，那么香烟制造商就必须直接在其产品广告中承认这种风险。FTC认为，警告消费者存在这种风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产品包装上印上此类信息。因此香烟包装上必须标明警示语：“吸烟有害健康。它可能会导致吸烟者死于癌症或其他疾病。”此外，相同内容的警告标签也必须附加在所有平面媒体的香烟广告中。
当FTC提议采取行动的消息传遍华盛顿后，烟草行业陷入了恐慌。香烟制造商竭尽全力试图通过游说与民调阻止任何类型的警告标签投入使用。为了与FTC拼死一搏，烟草行业主动投靠了约翰逊总统的朋友兼法律顾问艾毕·福塔斯（Abe Fortas，即将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和肯塔基州前任州长厄尔·克莱门茨（Earle Clements，1959年他接替了利特尔在TIRC的位置）。在克莱门茨与福塔斯的领导下，香烟制造商精心策划了一个表面上有悖常理的阴谋：它们主动要求由国会替代FTC对烟草行业进行管控。[19]
其实这种以退为进的做法是一种深谋远虑的选择。众所周知，国会本来就比较同情香烟制造商的利益。作为美国南部各州的经济命脉，烟草行业多年以来在贿赂政客与资助竞选方面不遗余力，而它们扶植的势力也不可能采取任何负面的政治行动。与之相反，由于FTC对于烟草行业采取的单边行动已经让这些政客进退维谷，因此他们希望国会至少可以让委员会象征性地高抬贵手（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放烟草行业一马），并且最终达成互利共赢的结果。为了实现回归国会管控的目的，烟草行业在玩弄政治手段上使尽了浑身解数，希望彻底避开FTC的锋芒后委身于国会的温床。
事实证明，它们确实如愿以偿。FTC的提案在国会中经过各种听证会与委员会的层层稀释后，其法律效力与最初提交的版本相比已经被大大削弱。1965年颁布的《联邦香烟标签与广告法案》（FCLAA）将FTC的警告标签改为“注意：吸烟可能有害健康”，原始标签上那些触目惊心的警示语，尤其是“癌症”、“导致”以及“死亡”等表述直接被删除了。[20]为了确保步调一致，各州的相关立法也要在《联邦香烟标签与广告法案》的框架之内制定。这是为了防止美国各州再自行发布更为严厉的警告标签。正如新闻记者伊丽莎白·德鲁（Elizabeth Drew）在《大西洋月刊》中所言，这就是“一个赤裸裸地保护私营企业不受政府监管的法案”。相对于公众健康的广大利益来说，政客们更愿意保护烟草行业的狭隘利益。德鲁嘲讽地写道，香烟制造商根本无须去发明什么防护装置，因为国会现在已经成为它们的“金牌过滤嘴”。
※※※
虽然《联邦香烟标签与广告法案》令人失望，但是它对禁烟力量产生了激励作用。把一部默默无闻的贸易法拧成管控烟草行业的套索本身就兼具象征性与战略性：即便目前烟草行业只是部分就范，但是这种脱离监管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1966年，刚刚离开法学院不久的年轻律师约翰·班茨哈夫（John Banzhaf）成功地将该战略大幅推进。班茨哈夫为人傲慢、自信且叛逆。1966年感恩节假期，当他正懒洋洋地躺在家里的时候（满眼全是无所不在的香烟广告），脑海中突然闪过一条模模糊糊的法律条款。1949年，国会曾经颁布“公平原则”，即公共广播媒体要为辩论争议话题的双方提供“公平”的播放时段。（国会的理由是，由于广播媒体占用的电波频道是公共资源，因此他们就应该发挥公共职能，为争议话题提供对等信息作为回报。）尽管很少有人知道或使用过这一条款，但是班茨哈夫开始考虑能否将其用在对付香烟广告上。既然FTC已经抨击过烟草行业在广告投放中言不由衷的行为，那么类似的平行策略是否可以被用来遏制比例失调的媒体形象呢？
1967年初夏，班茨哈夫匆匆致信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负责落实“公平原则”的机构，投诉一家纽约电视台在大肆播放烟草广告之余却没有相应的禁烟内容。[21]由于这则针对烟草广告投诉的切入点与众不同，因此班茨哈夫并未指望能得到实质性的回应，于是他便开始了一段为期四周的海上旅行。然而没想到班茨哈夫的信件居然落到了有心人的手中。FCC的总法律顾问亨利·盖勒（Henry Geller）不仅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改革者，而且长期以来以推广公益广播为己任，他私下里也在琢磨遏制烟草广告泛滥的可能性。当班茨哈夫从巴哈马群岛巡游归来，他发现了盖勒的回信：
信中提及的这些广告显然在宣传吸食某种香烟可以带来乐趣与享受。当然，它们的这种做法无可厚非。我们认为播放此类广告的电视台有义务告知观众这种涉及公共健康的争议话题的另一面，也就是说，无论吸烟的感觉多么令人愉悦，它都可能危害吸烟者的健康。[22]
在盖勒的支持下，班茨哈夫将这家电视台告上了法庭。可想而知，烟草公司对于此举表示强烈抗议，它们认为法律诉讼会严重危害言论自由，并且誓言要为此案抗争到底。班茨哈夫预见这场官司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因此他联系了美国癌症协会、美国肺脏协会以及其他几家公共卫生组织以寻求帮助。但是所有这些机构均拒绝了他的请求。
无论如何，班茨哈夫还是选择用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1968年，他走上法庭独自面对“一群全美薪酬最高的律师，他们排排就座，全都身着细条纹西装并且戴着袖扣”[23]。然而令烟草行业感到十分震惊的是，班茨哈夫居然胜诉了！法庭判定电视台要给予鼓励吸烟与禁止吸烟的广告“均衡时段”。现在终于轮到FCC与盖勒正式登场了。1969年2月，FCC发布公告，宣布将严格监督“均衡时段”条款的实施，同时鉴于烟草对公众健康的危害，FCC将争取全面禁止电视播放香烟商业广告。尽管香烟制造商开始一次又一次地针对班茨哈夫案的判决提起上诉，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拒绝重审并维持了原判。
与此同时，烟草行业也在积极准备发起绝地反击。1969年，面对FCC禁止香烟广告的潜在威胁，一份未曾公开的内部报告指出：“我们要把怀疑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因为这是与‘事实证据’竞争的最佳手段。”[24]但是禁烟运动的倡导者也掌握了博弈的技巧，如果香烟销售商能够在公众的思想中播下“怀疑”的种子，那么禁烟运动的阵营就可以把恐惧，特别是对绝症的恐惧用作对付他们的绝招。于是各种禁烟广告开始频繁出现在电视栏目中。威廉·塔尔曼（William Talman）是一位有着多年烟瘾的老牌演员。1968年，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的塔尔曼在黄金时段的广告上现身，他宣布自己即将死于肺癌。由于止痛药的麻醉作用，他的言辞含混不清，但是塔尔曼还是向公众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如果你正在吸烟，那么还是趁早戒掉吧，不要毁了自己的身体！”[25]
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负面宣传旷日持久的冲击下，制造商主动从广播媒体中撤回了香烟广告（从而使禁烟广告对“均衡时段”的要求失效）。最后一则香烟广告于1971年1月1日晚间11点59分播出，那天也正好是新年的第一个夜晚，维珍妮牌的广告词“宝贝，你辛苦了！”在电视屏幕上一闪而过，然后永远地消失在夜空中。[26]
可惜塔尔曼未能活着见证香烟广告的末日。1968年，他死于肺癌广泛转移（肝脏、骨骼与大脑）。[27]
※※※
对于烟草行业来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标志着其黄金时代开始走向终结。卫生总监的报告、《联邦香烟标签与广告法案》以及遏制香烟广告联手向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几乎坚不可摧的行业发起了连续猛攻。虽然我们很难量化其中某种策略产生的确切影响，但是这些努力与烟草消费的轨迹变化高度一致：在历经了将近60年的持续攀升后，美国人均香烟消费量保持在大约4000支/年。[28]
现在禁烟运动尚需奋力一击来巩固这些胜利果实并让其惠及千家万户。新闻记者保罗·布罗德尔（Paul Brodeur）曾经写道：“统计数字浓缩了人类历经的艰难困苦。”[29]迄今为止，尽管禁烟运动已经收集了大量统计数据，但是不知何故抹去了香烟受害者的信息。诉讼与监管似乎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联邦香烟标签与广告法案》与公平原则案例应该代表香烟“受害者”的利益，可是到头来他们却成了不为人知的孤魂野鬼。当国会还在反复权衡附在香烟包装盒上的那句警示语的利弊之时，禁烟法律诉讼的最后乐章将要带领美国公众了解那些悄然死于肺癌的真正的香烟受害者。
※※※
生于纽约的罗斯·西波隆（Rose Cipollone）原名罗斯·德弗朗西斯科（Rose DeFrancesco）。1942年，当她还是一名花季少女时就初尝了香烟的滋味。西波隆见证了香烟消费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1940年至1944年，美国女性吸烟者的比例成倍增加，已经从15%上升至36%。[30]这种惊人的增长号称是美国广告史上最成功的“精准营销”（说服女性吸烟）产物。在此期间，烟草行业恰逢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由于女性所面临的世界愈发动荡，因此她们需要进行多种劳动，例如照顾子女、料理家务以及外出工作。于是烟草被赋予了平复心态、稳定情绪，甚至是解放思想的强大力量。骆驼牌香烟的广告曾经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当一位海军军官在公海发射鱼雷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家中用香烟来安慰自己紧张的心情。广告文案写道：“（这是）勇敢者的游戏。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有哪个行业可以独善其身？我们所有人都常年在快节奏下战斗、工作与生活。”[31]众所周知，铆钉女工萝西曾是战时女性的典型代表，然而如今在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的广告中，这种偶像已经化身为夹着烟卷的“吸烟女郎萝西”。现在吸烟已经成为一种国民生活方式，或许就连萝西在巨大压力之下表现出的淡定（正如广告曲所唱的那样，“从不烦恼、紧张或惶恐”[32]）也会被归功于香烟的镇静作用。
就像头顶上那个大型广告牌（20英尺宽）上引人注目的萝西一样，西波隆也选择了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来安抚自己紧张的心情。其实她在学校期间就已经开始吸烟，经常好奇地在课后偷偷点上几支。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经济形势的恶化，西波隆被迫放弃学业，来到一家围巾厂打工（先做包装工，后做票据员）。只用了几年时间，她的烟瘾就达到了每天数十支。
如果说西波隆确实曾经有过焦虑不安的话，那就是当她看到“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之时。在她结婚以后，丈夫安东尼·西波隆（Anthony Cipollone）开始对她进行规劝，并且整理了很多说明吸烟危害健康的剪报。罗斯·西波隆也曾试图戒掉烟瘾，但是每次复吸都会产生更强的依赖。她甚至会在香烟抽完之后去垃圾桶里搜寻已经废弃的烟蒂。
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困扰西波隆的不是烟瘾，而是她对过滤嘴的选择。1955年，利格特集团推出了名为“L&M”的新型过滤嘴香烟，于是西波隆满心期待地换了这个品牌，希望广告中宣传的“更柔和、低焦油、低尼古丁”会对健康更有利。从此以后，追求“安全香烟”成为她心中的执念。西波隆就像一位身陷情场的女人，她不停地在各种品牌的香烟之间做出选择，希望找到一种可能会保护其健康的香烟。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换成了维珍妮牌女士香烟，或许原因就在于这款专门为女士打造的香烟所含的焦油较少。1972年，她换成了百乐门牌香烟，它承诺这种加长的凹陷滤嘴可以“隔离”吸烟者的嘴唇与香烟的末端。两年之后，西波隆又换成了真实牌香烟，原因就是“医生推荐它们……他对我说，‘既然你戒不了烟，那么还不如用这种’，话音刚落，医生就从白大衣口袋中掏出了一包烟”。后来，她在法庭上陈述这段经历的时候震惊了陪审团。
1981年冬季，西波隆开始咳嗽。常规胸部X射线检查在其右肺上叶发现了一个肿块，而接下来进行的外科活检则确诊这个病灶就是肺癌。1983年8月，肺癌转移至西波隆的全身（双肺、骨骼与肝脏）。尽管她接受了化疗，却没有什么效果。当癌细胞侵入骨髓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大脑与脊髓）时，她只能蜷缩在病床上靠注射吗啡来缓解疼痛。1984年10月21日早晨，西波隆不幸病逝，享年58岁。
※※※
马克·埃德尔（Marc Edell）是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律师。[33]他志向远大、谦虚谨慎且精力旺盛，在侵权诉讼领域具有很深的造诣（20世纪70年代，他曾经为石棉制造商免受产品责任的诉讼进行辩护）。当时埃德尔正在寻找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吸烟“受害者”作为向烟草行业发起诉讼的突破口。在西波隆去世前11个月，埃德尔听说了她的病情。1983年夏季，他来到宁静的郊区城镇小渡口市（Little Ferry）探访罗斯·西波隆与她的家人。由于意识到西波隆即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埃德加敦促她向三家最常使用的香烟生产商（利格特、罗瑞拉德与菲利普·莫里斯）提起诉讼。
埃德尔于1983年提出的诉讼可谓用心良苦。既往有关烟草公司的诉讼模式都非常刻板：原告会强调他们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吸烟的危害，香烟制造商则会说受害者除非“又聋又哑又瞎”[34]，否则不会不知道吸烟的风险，而陪审团通常会站在香烟制造商这边，认为包装上的标签已经向消费者提供了明确的警示。对于原告方来说，这种诉讼记录确实令人心灰意懒。1954年至1984年的30年间，虽然针对烟草公司提出的产品责任诉讼案件已经超过了300起，但是只有16起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35]其中不仅没有一起案件使法院做出对烟草公司不利的判决，而且也没有任何一起案件实现了庭外和解。烟草行业几乎取得了完胜——“原告律师可以看看墙上的公告，”一份报告得意扬扬地写道，“罪名不成立。”[36]
但埃德尔拒绝接受这种结果。他公开表示罗斯·西波隆意识到了吸烟的危害。是的，她看过香烟包装上的警告标签以及丈夫煞费苦心整理的大量剪报，可是她无法改掉这个习惯，始终沉溺于烟瘾中无法自拔。埃德尔承认，西波隆并非没有责任。但重要的不是罗斯·西波隆对于香烟的危害知道多少，而是“香烟制造商了解多少”，以及他们向西波隆这样的消费者披露的致癌风险有多少。
不出所料，这个论点让烟草公司猝不及防。埃德尔在本案中坚持认为，他需要知道香烟制造商对于吸烟的危害了解多少，而这也使他可以向法庭申请史无前例地获得三大烟草公司（利格特、罗瑞拉德与菲利普·莫里斯）的内部文件。埃德尔通过法院强制令调阅了这些非公开档案，结果挖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世纪丑闻。许多香烟制造商不仅知道烟草的致癌风险与尼古丁强烈的成瘾性，并且还刻意打压能够证实上述事实的内部研究。大量文件显示，烟草行业内部为了隐瞒致癌风险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斗，甚至就连他们自己的员工都经常对此深感内疚。
弗雷德·潘泽尔（Fred Panzer）是烟草研究所的一位公关经理。他在给总裁霍瑞斯·柯尼盖（Horace Kornegay）的信中阐释了该行业三管齐下的营销策略：“在不否认的基础上让公众对吸烟有害健康的说法产生怀疑；在不鼓励的情况下积极倡导公众具有选择吸烟的权力；将客观科学研究作为解决健康危害的唯一途径。”[37]在另一份内部备忘录（标记为“机密”）中，香烟制造商的自以为是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烟草行业可以被认为是制药工业一个高度专业且非常规范的分支。烟草制品中所包含与释放的尼古丁其实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理作用的灵丹妙药。”[38]
随后尼古丁的药理学研究揭开了罗斯·西波隆这类女性戒烟困难的原因。这并不是由于她们意志薄弱，而是因为尼古丁本身就能够破坏自制力。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的一名研究人员写道：“可以把烟盒想象成存储尼古丁的容器，将香烟视为尼古丁单位剂量的分配器……把烟雾当作传播尼古丁的载体。”[39]
在一场令人难忘的激烈交锋中，埃德尔质询利格特集团总裁金斯利·范·伦斯勒·戴伊[40]（Kinsley van Rensselaer Dey）为什么公司花了将近500万美元来证明烟草可以导致小鼠背部成瘤，然后又刻意选择忽略这种致癌作用对人体所造成的任何影响：
埃德尔：这项（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戴伊：设法缩小鼠背部的肿瘤。
埃德尔：这和人类的健康与福祉毫无关系？是这样吗？
戴伊：是这样的……
埃德尔：那么这是在拯救大鼠，对吗？或者小鼠？你们花了这么多钱就是让小鼠免受肿瘤的困扰吗？
类似这种交锋集中体现了烟草行业所面临的困境。当烟草行业的专家在埃德尔的反复诘问下阵脚大乱之时，它们自己的律师也对此类弥天大谎不寒而栗。所有那些荒谬的统计数据与谎言只是为了进一步掩盖事实真相。埃德尔获准调阅香烟制造商的内部文件开创了法律先河，其他诉讼也可以将突然“袭击”时发现的资料（隐藏于恐怖密室的肮脏档案）作为日后侵权案件的呈堂证供。
1987年，经过4年漫长的缠讼之后，西波隆吸烟致癌一案终于正式开庭。[41]尽管许多观察家满心欢喜地对结果充满了乐观预期，但是判决让埃德尔与西波隆的家人大失所望。陪审团认为罗斯·西波隆要为自己罹患癌症负80%的责任，她在1966年之前（也就是在警告标签强制使用之前）所吸品牌的香烟制造商利格特集团需要承担剩余20%的责任。与此同时，菲利普·莫里斯与罗瑞拉德烟草公司被判无罪。此外，陪审团还裁定安东尼·西波隆获得40万美元的赔偿金，可是这笔钱几乎都不够支付4年以来的诉讼费。如果这种结果算得上胜利的话，那么烟草行业就会欣喜若狂地指出，这只是一次不自量力的挑衅！
其实西波隆案件的真正意义与法律上的胜负并没有什么关系。虽然罗斯·西波隆在法庭上遭到了冷嘲热讽（辩方认为正是由于她意志薄弱、固执己见且愚昧无知才导致自己无视烟草的“明显”危害而成瘾），但是她还是变成了一位与自身疾病不懈斗争的抗癌英雄（即便已经去世）。
在西波隆案盖棺定论之后，一系列针对香烟制造商的诉讼纷至沓来。烟草行业竭尽全力为自己进行辩护，它们主动展示香烟包装上的警告标签以规避其责任。但是这些案例引发了更多的侵权诉讼。遭遇妖魔化负面宣传的香烟生产商士气低落、岌岌可危，它们发现自己不仅身陷重围，而且成为众矢之的。
1994年，美国人均香烟消费量实现了连续20年下降（从1974年的4141支到1994年的2500支），成为有史以来吸烟率大幅下降最为明显的典型。[42]当然这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虽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单枪匹马地击溃烟草行业，但是在科学证据、政治压力与法律进步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10余年的时间，这个行业就一蹶不振。
不过旧罪的阴影并未远去，尤其是致癌物的影响很难消除。研究显示，从接触烟草到罹患肺癌大约需要30年。即便是在美国人的吸烟率下降之后，肺癌还会流行很长一段时间。据统计，男性肺腺癌的年龄调整后发病率（经过年龄校正）已经从1984年的102/100000下降至2002年的77/100000，但是上述发病率在女性中没有降低。[43]在罗斯·西波隆的年代，女性吸烟者的激增仍然在肺癌发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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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7年前马克·埃德尔在新泽西州法院提交西波隆案以来，针对烟草公司的侵权诉讼已经一发不可收拾。1994年，另一个在烟草诉讼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出现了。密西西比州政府将数家烟草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因吸烟致病（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肺癌）造成的大约10亿美元医疗费用。[44]州检察长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对烟草公司的责任进行了概括：“既然你们造成了健康危机，那么就要为此付出代价！”[45]此后，以佛罗里达、得克萨斯与明尼苏达为代表的其他几个州纷纷效仿密西西比州的做法。[46]
1997年6月，面对接二连三的类似诉讼，烟草公司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方案。[47]1998年，46个州与4家最大的香烟制造商（菲利普·莫里斯、雷诺兹、布朗·威廉森以及罗瑞拉德烟草公司）签署了《总和解协议》（MSA）。（1998年之后，又有47家香烟制造商加入了该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严格限制香烟广告、解散行业协会与游说团体、允许自由调阅内部研究文件、提议创建旨在教育公众理解吸烟有害健康的全国性论坛。MSA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责任清偿协议之一，而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它也是烟草行业在历史上首次全面公开地承认共谋与罪行。
那么MSA就是罗斯·西波隆期待已久的法律胜利吗？从某些方面来看，MSA根本没有达到这种效果。MSA只是匪夷所思地重述了20世纪70年代的《联邦香烟标签与广告法案》，相当于为烟草行业提供了另一个安全的避风港。那些已经签署了MSA的公司实质上获得了垄断地位，它们不仅会在未来的法律诉讼中得到相应的保护，还可以限制香烟广告并允许签署协议的公司定价。[48]由于小型独立制造商不敢进入或竞争，因此大型烟草公司的势力日渐强大。此外，香烟制造商每年缴纳的和解金也造就了一些依赖这笔钱来补偿医疗费用上涨的“附庸国”。事实上，这项协议的实际成本已经由那些成瘾的吸烟者分摊，他们不仅要花费更多的钱买烟，最后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
MSA并没有宣告烟草行业在全球的终结。虽然万宝路牛仔在美国遭到围攻，但是它也在积极开辟新的疆域。由于香烟生产商的市场与利润逐渐萎缩（诉讼费用却持续攀升），因此它们逐渐将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市场，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吸烟者数量迅速增加。如今在印度与中国，吸烟已经成为一种可预防的主要死因。牛津大学流行病学家理查德·皮托是理查德·多尔的亲密合作伙伴（直到多尔2005年去世），多年前他就曾估计印度成年人中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到2010年左右会增至10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还将在之后的10年里继续攀升。[49]此外，吸烟导致的肺癌已经成为中国男性的主要死因。[50]
其实烟草行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稳中求进的背后伴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2004年，烟草公司与墨西哥卫生部签署了一项鲜为人知的协议：香烟制造商将对公共健康保险计划慷慨“解囊”，作为对大幅减少香烟包装上的警示语和广告监管的回报。正如最近发表的一篇社论所言，这实际上就是“拆东墙补西墙”。[51]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项研究指出，英美烟草公司（BAT）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就实现生产垄断签署了一份相似的协议，然后四处游说，打算推翻近来颁布的烟草广告禁令。[52]当英美烟草公司注资之后，乌兹别克斯坦的吸烟人数每年大约增加8%，1990年到1996年，香烟销售量飞涨了50%。[53]
在《英国医学杂志》近期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流行病学家斯坦顿·格兰茨（Stanton Glantz）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另一场正在酝酿的灾难：“跨国烟草公司就像病媒一样把疾病与死亡传遍世界。众所周知，这主要是因为烟草行业利用其财富来影响政治家，随后再通过他们为推广吸烟创造有力的环境。烟草行业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外部环境对其广告与营销的限制，防止在烟草管控领域出现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例如高税收、包装上醒目的警示标签、无烟工作场所与公共场所、积极抵制香烟销售的媒体宣传以及广告禁令。然而与蚊子这种全球性病媒的不同，烟草公司能够迅速把在世界某个地方学到的经验与教训应用到其他角落。”[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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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在肿瘤病房里目睹的那些吸烟直接导致的人间悲剧。有一位精力充沛且衣着得体的年轻广告主管称，他起初吸烟是为了平复紧张的心情，现在却由于罹患侵袭性舌癌被切除了下颌骨。另有一位曾经教授孙辈们吸烟并与其分享快乐的祖母被诊断为食道癌。还有一位身患晚期肺癌的牧师誓言吸烟是他唯一无法战胜的邪恶。即便这些患者正在为其烟瘾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其中某些人执迷不悟的程度依然令人震惊。我主管的许多患者在治疗期间仍是烟不离手（通常是偷偷摸摸地抽），我在他们签署化疗知情同意书的时候可以从其衣服上闻到刺鼻的烟味。20世纪70年代，肺癌发病率已经上升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一位在英国执业的外科医生回忆起在病房度过的首个夜班，那些癌症患者在从手术中苏醒之后就会像僵尸一样穿过走廊去找护士讨要香烟。
尽管吸烟成瘾对于健康的长期危害极大，但是时至今日，香烟的消费量依然居高不下。几十年来曾经趋稳的吸烟率在某些人群中再度上升，而持续低迷的禁烟运动也让公众感到索然无味。与此同时，烟草威胁与社会响应之间的分裂正在日益扩大。令人震惊与不安的是，美国现行体制会把几乎每种新药都当成潜在的致癌物进行严格审查，即便是不实传闻都会导致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媒体的惊慌失措。但是作为人类已知最强烈且最常见的致癌物之一，香烟居然在街角的小店里用几美元就可以自由买卖。
[1] Our credulity would indeed be strained: Eva Cooper v. R. 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256 F.2d 464 (1st Cir., 1958).
[2] Certainly, living in America in the last half: Burson Marsteller (PR firm) internal document, January 1, 1988. Cipollone postverdict document available at the UCSF Legacy Tobacco Documents Library.
[3] In the summer of 1963, seven years after: See Richard Kluger, Ashes to Ashes, 254–55.
[4] Auerbach’s paper describing the lesions: O. Auerbach and A. P. Stout, “The Role of Carcinogens, Especially Those in Cigarette Smoke, in the Production of Precancerous Le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ancer Conference 4 (1960): 297–304.
[5] Auerbach’s three visitors that morning: See Kluger, Ashes to Ashes, 254.
[6] 与西德尼·法伯没有血缘关系。——作者注
[7] In 1961, the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The 1964 Report on Smoking and Health,” Reports of the Surgeon General, Profiles in Scienc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http://profiles.nlm.nih.gov/NN/Views/Exhibit/narrative/smoking.html (accessed December 26, 2009); U.S. Surgeon General. “Smoking and Health,”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Surgeon General of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Public Health Service publication no. 1103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64).
[8] “a reluctant dragon”: Lester Breslow, A History of Cancer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6–1971 (Bethesda, MD: U.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1979), 4: 24.
[9] he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appoint an advisory committee: U.S.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Smoking and Health, 1964.
[10] Data, interviews, opinions, and testimonies: Ibid.
[11] Each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Ibid. Also see Kluger, Ashes to Ashes, 243–45.
[12] “The word ‘cause,’ ” the report read: U.S.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Smoking and Health.
[13] Luther Terry’s report, a leatherbound, 387-page: “1964 Report on Smoking and Health.”
[14] “While the propaganda blast was tremendous”: George Weissman memo to Joseph Cullman III, January 11, 1964, Tobacco Documents Online, http://tobaccodocuments.org/landman/1005038559–8561.html (accessed December 26, 2009).
[15] the commission’s shining piece of lawmaking: Annual Report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Printing Office, 1950), 65.
[16] In 1957, John Blatnik, a Minnesota chemistry teacher: “Making Cigarette Ads Tell the Truth,” Harper’s, August 1958.
[17] The FTC had been revamped: “Government: The Old Lady’s New Look,” Time, April 16, 1965.
[18] A week later, in January 196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dvertising and Labeling of Cigarettes. Notice of Rule-Making Proceeding for Establishment of Trade Regulation Rules,” Federal Register, January 22, 1964, 29:530–32.
[19] they voluntarily requested regulation by Congress: “The Quiet Victory of the Cigarette Lobby: How It Found the Best Filter Yet—Congress,” Atlantic, September 1965.
[20] Entitled the Federal Cigarette Labeling and Advertising Act: Cigarette Labeling and Advertising Act, Title 15, chap. 36, 1965; “Quiet Victory of the Cigarette Lobby.”
[21] In the early summer of 1967, Banzhaf: John F. Banzhaf III v.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et al., 405 F.2d 1082 (D.C. Cir. 1968).
[22] “The advertisements in question”: Ibid.
[23] “a squadron of the best-paid lawyers in the country”: John Banzhaf, interview with author, June 2008.
[24] “Doubt is our product”: “Smoking and Health Proposal,”1969, Brown ＆ Williamson Collection, Legacy Tobacco Documen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25] In 1968, a worn and skeletal-looking William Talman: A video of the ad is available at http://www.classictvads.com/smoke_1.shtml (accessed December 26, 2009).
[26] The last cigarette commercial: See Brandt, Cigarette Century, 271.
[27] He had already died: “William Hopper, Actor, Dies; Detective in ‘Perry Mason,’ 54,” 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70.
[28] cigarette consumption in America plateaued: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obacco Situation and Outlook Report, publication no. TBS-226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Commodity Economics Division, April 1994) table 2; G. A. Glovino, “Surveillance for Selected Tobacco-Use Behaviors—United States, 1900–1994,”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CDC Surveillance Summaries 43, no. 3 (1994): 1–43.
[29] “Statistics,” the journalist Paul Brodeur once wrote: Paul Brodeur, Outrageous Misconduct: The Asbestos Industry on Tri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30] She represented the midpoint: See “Women and Smoking,” Report of the U.S. Surgeon General 2001, and prior report from 1980.
[31] “[It’s] a game only for steady nerves”: See, for example, Popular Mechanics, November 1942, back cover.
[32] “never twittery, nervous or jittery”: Redd Evans and John Jacob Loeb, “Rosie the Riveter” (New York: Paramount Music Corp., 1942).
[33] Marc Edell, a New Jersey attorney: For details of Cipollone’s case see Cipollone v. Liggett Group, Inc., 505 U.S. 504 (1992).
[34] “deaf, dumb and blind”: Ibid.
[35] In the three decades between 1954 and 1984: Burson Marsteller (PR firm), Position Paper, History of Tobacco Litigation Third Draft, May 10, 1988.
[36] “Plaintiff attorneys can read the writing”: Burson Marsteller (PR firm), internal docu-ment, Cipollone postverdict communication plan, January 1, 1988.
[37] In one letter, Fred Panzer: David Michaels, Doubt Is Their Product: How Industry’s Assault on Science Threatens Your Heal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 Also see Brown and Williamson (B ＆ W), “Smoking and Health Proposal,” B ＆ W document no. 680561778-1786, 1969, available at http://legacy.library.ucsf.edu/tid/nvs40f00.
[38] “In a sense, the tobacco industry may be thought”: “Research Planning Memorandum on the Nature of the Tobacco Business and the Crucial Role of Nicotine Therein,” April 14, 1972, Anne Landman’s Collection, Tobacco Documents Online, http://tobaccodocuments.org/landman/501877121–7129.html (accessed December 26, 2009).
[39] “Think of the cigarette pack as a storage container”: “Motives and Incentives in Cigarette Smoking,” 1972, Anne Landman’s Collection, Tobacco Documents Online, http://tobaccodocuments.org/landman/2024273959–3975.html (accessed December 26, 2009).
[40] Edell quizzed Liggett’s president: Cipollone v. Liggett Group, Inc., et al., transcript of proceedings [excerpt], Tobacco Products Litigation Reporter 3, no. 3 (1988): 3.2261–3.268.
[41] the Cipollone cancer trial appeared before the court in 1987: See Cipollone v. Liggett Group, Inc., et al., 893 F.2d 541 (1990); Cipollone v. Liggett Group, Inc., et al., 505 U.S. 504 (1992).
[42] By 1994, th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cigarettes in America: “Trends in Tobacco Use,” 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 Research and Program Services Epidemiology and Statistics Unit, July 2008, http://www.lungusa.org/finding-cures/for-professionals/epidemiology-and-statistics-rpts.html (accessed December 27, 2009).
[43] Among men, the age-adjusted incidence: “Trends in Lung Cance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 Epidemiology and Statistics Unit, Research and Program Services Division, September 2008, http://www.lungusa.org/finding-cures/for-professionals/epidemiology-and-statistics-rpts.html (accessed December 27, 2009).
[44] In 1994, in yet another landmark case: “Mississippi Seeks Damages from Tobacco Companies,” New York Times, May 24, 1994.
[45] “You caused the health crisis”: Ibid.
[46] Several other states then followed: “Tobacco Settlement Nets Florida $11.3B,” USA Today, August 25, 1997; “Texas Tobacco Deal Is Approved,”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1998.
[47] In June 1997, facing a barrage: The Master Settlement Agreement is available online from th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California, http://www.ag.ca.gov/tobacco/msa.php (accessed December 27, 2009).
[48] Tobacco smoking is now a major preventable cause: Gu et al., “Mortality Attributable to Smoking in Chin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60, no. 2 (2009): 150–59; P. Jha et al.,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Case-Control Study of Smoking and Death in Indi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8, no. 11 (2008): 1137–47.
[49] Richard Peto, an epidemiologist at Oxford: Ibid.
[50] In China, lung cancer is already: Gu et al., “Mortality Attributable to Smoking in China.”
[51] In 2004, tobacco companies signed: Samet et al., “Mexico and the Tobacco Industry,” BMJ 3 (2006): 353–55.
[52] In the early 1990s, a study noted,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Gilmore et al., “American Tobacco’s Erosion of Health Legislation in Uzbekistan,” BMJ 332 (2006): 355–58.
[53] Cigarette smoking grew by about 8 percent: Ibid.
[54] In a recent editorial in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Ernesto Sebrié and Stanton A. Glantz, “The Tobacco Indust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332, no. 7537 (2006): 3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