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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五章 “新生力量”
生命逝去就像是帝国走向毁灭，
它也曾拥有雄师、领袖与先知，
以及富庶的港口与强大的舰队，
但如今它已无法解救受困城市，
并且它也根本不想与别人结盟。[1]
——切斯瓦夫·米洛什（Czeslaw Milosz）
《毁灭》（“The Fall”）
我最近开始注意到许多社交活动都与科学政策制定有关，例如玛丽·拉斯克的鸡尾酒派对或是西德尼·法伯的吉米基金会。[2]
——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ison）
1951年，就在法伯与拉斯克紧锣密鼓地策划抗癌运动之时，突然传来了阿尔伯特·拉斯克被诊断为结肠癌的消息，而这个噩耗也极大地影响了行动计划的力度与节奏。虽然纽约的外科医生竭尽全力希望切除肿瘤，但是由于结肠周围的淋巴结已经广泛受累，因此手术治疗根本起不到什么效果。1952年2月，阿尔伯特在纠结中住进了医院，然后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死亡降临。[3]
然而这个突发事件并没有让拉斯克派惊慌失措。20世纪40年代末期，拉斯克派在提高癌症防控意识的广告中经常提到，他们认为将会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罹患癌症。现在阿尔伯特不幸成为这“四分之一”，他被自己曾经努力征服的疾病击倒。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好友曾经非常含蓄地写道：“对于为了此项事业殚精竭虑的人来说，这种被迫亲身经受磨难的结局似乎并不公平。”[4]
在玛丽·拉斯克留下的海量文献资料（大约有800箱自传、信件、笔记与采访稿）中，她对于这场令人心碎的遭遇几乎只字未提。尽管拉斯克正在全神贯注于疾病防控领域，但是她对于死亡的威胁却表现出特有的沉默。其实拉斯克偶尔也会在某些场合流露出内心的悲痛，例如她曾经去纽约的哈克尼斯治疗中心探视已经陷入昏迷的阿尔伯特，并且还曾致信包括法伯在内的肿瘤学家遍寻良方。就在阿尔伯特去世前的几个月，人们开始从拉斯克的字里行间感受到焦躁与忐忑。即便是在阿尔伯特已经出现肝转移的情况下，她依然四处寻觅任何可能缓解其病情的治疗手段。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拉斯克只是默默地沉浸在无边的寂寞中，她宁愿选择独自面对这种心灵深处的悲恸。
1952年5月30日清晨8点，社会活动家阿尔伯特·拉斯克因病与世长辞。[5]拉斯克的家人在纽约为他举行了一场小型的私人葬礼。《时代周刊》在讣告中写道：“阿尔伯特不仅是一位贡献出物质财富的慈善家，他还为人们分享了经验、才智与力量。”
玛丽·拉斯克在丈夫去世后逐渐恢复了正常公众生活。她的身影又开始出现在各种募捐活动、社交舞会以及慈善活动中。拉斯克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密，例如各种医学基金会的舞会，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告别晚宴，以及为关节炎患者举办的募捐活动。神态自若的拉斯克彰显出过人的激情与活力，并且很快就成为纽约社交圈一颗璀璨的明星。
1953年，拉斯克重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纽约社交圈，现在她已经不是一年前黯然离去的那个女人了。拉斯克的灵魂已然浴火重生。尽管阿尔伯特的去世给抗癌运动蒙上了阴影，但是玛丽·拉斯克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她不再高调宣传这场抗癌运动，而是转为抓紧落实此项计划。就像其好友、参议员李斯特·希尔后来说的那样：“我们正在与阴险狡诈、冷酷无情的敌人短兵相接。”[6]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也需要我们不惧艰险前赴后继。灵感不仅可以激发科学进步，还能够成就未来。为了抗击癌症，拉斯克派想要彻底改组NCI，并且使其摆脱官僚作风、资金匮乏的现状以及监管缺位的制约，然后坚定不移地以目标导向为原则寻觅治愈癌症的手段。玛丽·拉斯克认为，虚无缥缈的国家抗癌响应机制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为了重现活力，他们需要继续弘扬阿尔伯特·拉斯克的成功经验：借助商业与广告业的目标导向战略快速推进。
但令人意外的是，法伯自己却与癌症狭路相逢，而他也许从10年前就有预感。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就莫名其妙地患上了慢性炎性肠病（症状与溃疡性结肠炎类似）。研究发现，这种迁延不愈的癌前病变会导致结肠与胆道发生癌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具体日期不明），法伯在波士顿奥本山医院切除了病变的结肠。之所以选择查尔斯河对面的这家小型私立医院（位于剑桥市），是因为他不想让朗伍德医疗圈那些同事与朋友知道自己的病情。其实医生在手术时就已经发现问题不是“癌前病变”那么简单了。几年之后，玛丽·拉斯克曾经间接提到法伯也是一位“癌症幸存者”。由于法伯自视清高且低调内敛，因此他明确拒绝公开谈论其病情，不愿将个人遭遇与抗癌运动相提并论。（其子托马斯·法伯也对这个话题三缄其口。他说：“我既不会承认也不会否认。”尽管托马斯坦陈父亲在“晚年一直饱受疾病的折磨”，但是他更愿意选择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本次手术唯一留下的不便之处是结肠造瘘袋，然而法伯会在查房时巧妙地将其隐藏在白色法式衬衫与四扣西装下面。
虽然法伯对自己的病情讳莫如深，但是这场变故却彻底影响了抗癌运动的进程。与拉斯克一样，法伯意识到癌症已不再是某种抽象的概念，他感觉这种疾病就像是笼罩在头顶的乌云。法伯写道：“（患者）也没必要等到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解决全部问题之后再提出治愈癌症的最佳方案……在医学史上，这种治疗手段先于作用机理数年、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问世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
法伯强调：“那些今年即将死于癌症的患者已经等不及了。”而他与玛丽·拉斯克同样迫不及待。
※※※
玛丽·拉斯克深知这种尝试面临着许多艰难险阻：拉斯克派提出的抗癌策略与20世纪50年代生物医学研究的主流模式截然不同。众所周知，美国科学家范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是上述主流模式的总设计师。这位身材瘦高的工程师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培训，并且担任过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OSRD）主任。成立于1941年的OSRD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主要职责是引领美国科技精英研发新型军事技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OSRD曾经招募基础研究科学家参与“项目研究”。顾名思义，基础研究就是对基本问题进行广泛、持续的探究，而此类工作也是和平年代的“奢侈品”。但是战争的需求往往更为紧迫与现实，例如制造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与提高士兵作战效率的新型技术。现在这场战争已经逐渐成为比拼军事科技实力的“天才之战”（就像当时报纸描述的那样），美国也亟须这些科学天才的帮助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不出所料，这些天才的确在科技领域演绎出了惊天魔法。物理学家发明了声呐、雷达、无线电引信炸弹以及两栖坦克。化学家制造出威力巨大的致命性化学武器（包括那些臭名昭著的军用毒气）。生物学家则致力于研究高海拔生存效应与海水淡化技术。就连数学家这样的基础学科精英都被派去破译军用密码。
在所有这些科技成果中，OSRD领导的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被公认为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1945年8月7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次日清晨，《纽约时报》对该计划取得的非凡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些反对按照工业实验室来组织、策划与指导研究的大学教授……现在轮到你们好好反思了。这项最重要的军事研究成果恰恰采用了工业实验的模式。其结果就是：美国在3年之内就成就了一项世界之最。如果放任那些傲慢的科学家去单打独斗，那么我们也许还要等上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个问题说明成功的关键在于团队合作、规划设计以及正确引导，而并非满足欲望的好奇心。”[7]
这篇社论充分肯定了当时美国社会崇尚科学的热情，同时“曼哈顿计划”也颠覆了传统科学探索的主流模式。《时代周刊》嘲讽地写道，只有心无旁骛、目标明确的专家团队才能够制造出原子弹，而那些衣着考究、态度傲慢的大学教授只会纸上谈兵（其动力“仅是为满足好奇心”）。曼哈顿计划催生出全新的科学管理模式，形成了以特定任务、时限与目标（某位学者曾经将这种策略形容为“正面攻击”）驱动的研究体系，并且在战争期间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科技繁荣。
然而范瓦尔·布什不为所动。1945年，布什撰写了一篇名为《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8]的报告给杜鲁门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其中提出了与战时研究策略完全不同的战后科研思路：“基础研究并不需要考虑实际问题的结果。它可以增进人们对于日常知识以及自然规律的理解。虽然这些常识为解决许多重要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方法，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在具体实操中做到尽善尽美……
“基础研究在产生新知识的同时还带来了科学资本。它在知识的实际应用过程中会创造出社会价值……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的领跑者。19世纪，以欧洲基础研究为蓝本的美式机械创造力极大地推动了科技进步。可是目前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如果某个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只能依靠其他国家生存，那么它不仅会在工业化进程中贻误发展先机，而且还将在世界贸易中丧失竞争实力。”
布什认为，虽然简明扼要的“计划性”科学在战争年代风靡一时，但它并不能成为未来美国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模式。正如他预见的那样，即使是广受推崇的“曼哈顿计划”也是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否认，原子弹的确是美式机械创造力的产物，但科学发现（原子的基本属性与其内部蕴含的能量）才是美式机械创造力的源泉。显然这些基础研究与制造原子弹没有直接联系。众所周知，原子弹诞生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可是从理论上来讲，它的横空出世得益于战前欧洲科学家在物理与化学领域的深厚积淀。其实这个战时美国科学界引以为豪的国粹不过是某种舶来品罢了。
布什从上述所有此类研究中获取的教训是，战争时期举足轻重的目标导向战略在和平年代毫无建树。虽然“正面攻击”的方法在战争前线行之有效，但是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会唯命是从。因此布什致力于促成另一种完全相反的科技发展模式，他不仅提倡研究者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同时还确立了开放式研究的优先地位。
这项计划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就是以鼓励科学自主为目的的。[9]就像一位历史学家评论的那样，只有布什真正实现了“此类协调政府资金与科学独立的创举”。于是这种新型科研文化（“侧重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而不是仅关注疾病治疗与预防”[10]）很快就在NSF与NIH中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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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拉斯克派来说，这种文化反映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他们感觉，抗癌运动也需要像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那样行之有效的专注与奉献。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推动了医学研究的发展（包括新型复苏技术的开发，血液与冷冻血浆的研究，肾上腺激素在休克、大脑与心脏循环中的作用），这在医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美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主席阿尔弗雷德·牛顿·理查兹（Alfred Newton Richards）阐述的那样：“医学与科学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统一。”[11]
这种志同道合的感觉让拉斯克派眼前一亮：他们也需要打造抗癌领域的“曼哈顿计划”。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拉斯克派不必等到基础问题彻底解决之后再向癌症发起全面进攻。毕竟法伯在尝试早期白血病临床试验时对于氨基蝶呤在正常细胞中的作用机制一无所知，当然也就更别提这种化学物质杀伤肿瘤细胞的原理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数学家奥利弗·赫维赛德（Oliver Heaviside）曾经戏谑地描述了某位在餐桌前沉思的科学家：“我是否应该因为不了解消化系统的运行机制而拒绝晚餐呢？”[12]按照赫维赛德的思路，法伯也可以对自己这样设问：我是否应该因为不清楚细胞工作的基本原理而放弃抗癌运动呢？
其实别的科学家对于这种困惑也深有感触。来自费城的病理学家斯坦利·莱曼（Stanley Reimann）直言不讳地写道：“从事癌症研究的人必须要明确自身工作目标，他们在考虑问题时不仅是出于‘兴趣’，也是要解决实际问题。”[13]但是布什推崇的开放式与鼓励式研究（“兴趣”科学）已经僵化为教条。为了与癌症做斗争，就必须颠覆这种思维方式。
首先，最具开创性的一步就是组建专业抗癌药物研发团队。1954年，经过拉斯克派一番激烈的政治游说之后，参议院终于授权NCI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方式来遴选化疗药物。到了1955年，承担上述职能的癌症化疗全国服务中心（CCNSC）[14]正式投入使用。1954年至1964年，该机构共检测了82700种合成化学品、115000种发酵制品与17200种植物衍生物，同时每年还使用不同的化学品对大约100万只小鼠进行实验以寻找理想的药物。
然而法伯在欣喜若狂之余也感到焦虑不安。[15]1955年，他在给拉斯克的信中写道：“这些新生力量对化疗研究热情高涨……他们的工作基础看起来也非常扎实。实际情况却是举步维艰。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只是抱着发现新大陆的心态参与项目就会觉得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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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法伯在波士顿也开始加大药物研发力度。20世纪40年代，土壤微生物学家塞尔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在系统研究土壤菌群的时候纯化出了一系列不同种类的抗生素。（就像青霉菌能够产生青霉素一样，细菌也可以制造向其他微生物发动化学战的抗生素。）例如，一种叫作放线菌的杆状微生物就可以产生此类抗生素。[16]瓦克斯曼将其称为“放线菌素D”。放线菌素D的分子结构巨大，其外形就像是古希腊时期那些伸展双翼的无头雕像。后来人们发现放线菌素D可以与DNA结合并破坏其功能。尽管放线菌素D具有杀伤细菌细胞的强大作用，但是很可惜，这种抗生素对正常人体细胞的毒性也非常突出，因此限制了它作为抗菌药在临床上的应用。
不过细胞毒素的问世总会引起肿瘤学家的关注。1954年夏季，法伯想方设法说服瓦克斯曼给他寄送了一批抗生素（其中就包括放线菌素D），然后通过各种小鼠肿瘤模型来筛选抗肿瘤药物。法伯发现，放线菌素D对于小鼠肿瘤模型的疗效非常显著。他只需要使用小剂量放线菌素D就可以让许多小鼠体内的肿瘤（例如白血病、淋巴瘤以及乳腺癌）消失。法伯满怀期待地写道：“或许人们还在犹豫能否将这种现象称为‘治愈’，但是除此之外很难找到其他更恰如其分的表述了。”
1955年，在成功“治愈”动物肿瘤模型的鼓舞下，法伯启动了一系列旨在评估药物疗效的临床试验。尽管放线菌素D对于儿童白血病没有疗效，但是法伯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他继续使用这种药物来治疗其他肿瘤（包括淋巴瘤、肾肉瘤以及神经母细胞肿瘤）患儿（共计275名）。这项临床试验对于参与其中的药剂师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放线菌素D具有很强的细胞毒性，使用前必须在盐水中充分稀释；哪怕只有微量的药物渗出静脉，其周围的皮肤也会坏死变黑。由于儿童的外周血管比较纤细，因此经常需要通过头皮静脉来输注药物。
在这些早期开展的临床试验中，有一种名为肾母细胞瘤（Wilms’ tumor）的罕见肾脏肿瘤产生了应答。研究显示，肾母细胞瘤常见于低龄幼童，治疗方法主要是手术切除病变肾脏，然后再辅以X射线照射受累的肾床。但是上述局部治疗方法并不能治愈所有的肾母细胞瘤。对于一小部分病例来说，肿瘤在确诊之时就已经出现了远处转移（通常是肺转移），因此人们只能采用放疗与其他药物来勉强维持。
法伯发现，静脉注射放线菌素D可以明显抑制肺转移灶的生长，并且还经常能为患者带来持续数月的缓解。[17]于是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果X射线与抗生素能够分别对肾母细胞瘤转移灶起到抑制作用，那么将这两种方法联合起来会产生何种疗效呢？1958年，法伯安排年轻的放射科医生伉俪朱利奥·丹吉欧（Giulio D’Angio）与奥德丽·埃文斯（Audrey Evans）和肿瘤学家唐纳德·平克尔（Donald Pinkel）加入这个项目。只用了几个月，他们就证实X射线与放线菌素D具有显著的协同作用，每一种治疗方法均可以成倍增强彼此的毒性效应。于是这种起效迅速的联合方案常被用于治疗那些出现远处转移的患儿。丹吉欧对此回忆道：“患者满肺的转移灶在大约3周之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你也许可以想象出当年人们首次充满自信做出承诺时的兴奋之情，‘肾母细胞瘤已不再是绝症’。”[18]
这些成果激发的热情令人心潮澎湃。尽管放化疗联合应用取得的效果未必长久，但肾母细胞瘤依然是首个在发生转移后对化疗产生应答的实体肿瘤。与此同时，法伯也终于实现了从治疗血液肿瘤到实体肿瘤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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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法伯对化疗治愈肿瘤的前景愈发充满信心。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凡是来过法伯诊所的访客都会察觉到某种颇为冷酷的现实。1956年，索尼娅·戈德斯坦（Sonja Goldstein）2岁的儿子戴维因肾母细胞瘤在这里接受化疗。对于她来说，法伯诊所只会让人们在两种极端之间左右摇摆（“悲喜交加……彻底绝望与满怀憧憬”）。戈德斯坦后来写道：“当我踏进肿瘤病房之时，心中那股兴奋的暗流就开始涌动，仿佛这一切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尽管途中反复受挫，但是依旧充满希望。”
“我们先要穿过墙边装有玩具火车（纸板搭成）的大厅，然后会在半路上遇到一个颇为逼真的停车标志，它还可以发出红、绿、黄三种颜色的光。此外，孩子们也可以爬进火车头并拉响汽笛。病房另一端则摆放着一个实物大小的汽油泵，上面居然还记录着加油量与价格……我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就是过分浮夸，像精神病院一样矫揉造作。”
其实肿瘤病房就相当于禁锢癌症患者的精神病院，它也是某种承载着疾病、希望与绝望的密闭空间。珍妮（4岁）正在墙角摆弄着一套崭新的蜡笔，可是她那楚楚动人的母亲则显得有些紧张，目光始终牢牢盯着女儿的身影不放，即便是珍妮俯身挑选蜡笔时也不敢错过。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任何事情都可能代表了某种信号、症状或者预兆。戈德斯坦突然意识到，珍妮“是一位因黄疸入院治疗的白血病患儿，而眼球黄染通常预示着暴发性肝功能衰竭”。与病房里其他患儿相同的是，珍妮对自己的病情也一无所知。她现在唯一关注的就是那只令人着迷的铝制茶壶。
“露西（2岁）正在大厅里的童车中玩耍，我刚开始还以为她被什么人打成了黑眼圈……其实这是某种侵犯眼眶后部的肿瘤出血所致。露西是个相貌平平的小姑娘，她从入院之时起就哭个不停。旁边那个面色苍白、眉头紧锁的女孩叫作黛比（4岁），可惜疾病也无情地夺走了她天使般的美丽。年幼的黛比与露西同病相怜，她们均被诊断为神经母细胞瘤。还有骨瘦如柴的泰迪，他正独自一人躺在病房里苦苦挣扎。由于肿瘤已经导致其双目失明、面部畸形，因此我过了好长时间才敢靠近他的身旁。肆无忌惮的肿瘤自泰迪的耳后开始生长，然后逐渐向一侧头部组织蔓延，并且最终导致面部结构毁损。尽管他只能通过鼻饲管进食，但是其意识完全清醒。”
为了方便身体虚弱的患儿活动与治疗（白天连续给药），病房里随处都可以见到法伯精心设计的各种创意（例如装有静脉输液架的小型木制童车）。戈德斯坦写道：“患儿与童车相依为命是我见过的最悲惨的情景，其输液一侧的手脚会被绷带牢牢固定以防止针头移动，而陪伴他们的只有高耸的输液架与输液管。患儿仿佛一叶失去动力的小舟，在苍茫的苦海中绝望地漂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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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伯每天晚上都会来到病房巡视患者，仿佛驾驶无帆之舟勇闯禁地的船长。法伯会在每一位患者的床前驻足，然后一边认真记录，一边与随行人员（住院医师、护士、社工、精神科医生、营养师以及药剂师）讨论病情，当然他在给下属发号施令时经常显得很不客气。法伯认为，癌症是一种全面影响身心健康的疾病。它不仅会让患者的身体备受折磨，同时还将在精神、社会与心理方面产生负面作用。只有齐抓共管多学科协作才有可能战胜这种疾病。于是他把这种治疗理念称为“全面照护”。
然而尽管“全面照护”的理念得到了应用，但是死亡依然在病房里无情地蔓延。1956年冬季，也就是在戴维入院几周之后，法伯诊所的肿瘤患儿突然接连出现死亡。第一个夭折的孩子是罹患白血病的贝蒂，随后是那个喜欢铝制茶壶的珍妮，接下来是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泰迪。仅仅一周之后，另一位白血病患儿阿克塞尔也因口腔大出血去世。戈德斯坦注意到，“死亡在这里似乎已经成为某种无可逃避的宿命。患儿的父母从病房里走了出来，似乎他们只是像以往一样稍事休息。护士会把他们带到狭小的医生办公室，然后等待医生前来交代后事。接下来，护士会送来煮好的咖啡。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护士会递给患儿的父母一个棕色的大纸袋子，里面装的全是孩子生前的各种杂物。几分钟以后，当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会发现另外一张床空了。一切就此终结”。
1956年冬季，在经历了一番艰苦卓绝的抗争之后，索尼娅的儿子戴维·戈德斯坦在法伯诊所死于肾母细胞瘤广泛转移，而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还在氧气面罩下挣扎与啜泣。现在终于轮到索尼娅·戈德斯坦带着装有孩子遗物的棕色纸袋黯然离开医院了。
但是法伯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与之前几个世纪不同，人们已经在化疗药物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同时这些发现也给治愈癌症带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例如药物的排列与组合，不同的剂量与方案以及临床试验中两种、三种或四种药物的联合应用。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某种药物（组合）在治疗癌症时无效，那么我们还可以有其他药物（组合）作为备选。法伯始终坚信，眼前遭遇的挫折并不是抗癌运动的“终点”。所有这一切只是他们向癌症发起全面进攻的起点。
※※※
此时，卡拉正躺在医院十四层的病床上，处于被“隔离”的状态。她被困在这间冷清的无菌病房里，呼吸着经过多重过滤的层流空气。卡拉的衣服上满是抗菌皂刺鼻的味道，房间里的电视则忽明忽暗。虽然病号饭食谱融入了乐观豁达的元素，例如餐盘上会注明“大块土豆沙拉”或者“基辅鸡肉卷”，但是这些菜品的口味实在是不敢恭维。（由于饭菜在被送入病房之前需要经过消毒，因此出现这种情况在所难免。）卡拉的丈夫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他每天下午都会赶到医院陪床。母亲金妮则终日坐在椅子上茫然地摇摆，就像我在那天清晨首次见到她时一样。当卡拉的孩子们戴着口罩与手套前来探望时，她会下意识地把脸转向窗外，任由泪水静静地滑落。
对于卡拉来说，这些与世隔绝的日子已经化为某种更加刻骨铭心的寂寞，而心理上的孤独要远比身体上的禁锢更为痛苦。她说：“我在入院之初的那两周简直完全变了一个人。或者说住进隔离病房与回到普通病房的我根本判若两人。”
“我认真思考过自己能活下来的概率有多少。答案是30%。我经常在夜里重复着这个数字。居然还不到1/3。我晚上失眠的时候会凝视着天花板发呆：30%意味着什么？在这段时间（一生的30%）里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当时只有30岁，假如人均寿命能够达到90岁的话，那么我才走过人生的30%。如果有人告诉我某场赛事的胜率是30%，那么我是否要放手一搏呢？”
在卡拉住院后的次日清晨，我带着一沓化疗知情同意书走进了病房，而这也是正式开始化疗之前必须履行的义务。
化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概会持续一个月。尽管这种快速持续给药可能会使白血病得到缓解，但是化疗药物也会不可避免地杀伤她体内的正常白细胞。因此卡拉体内的白细胞计数将像自由落体一样骤降至零。与此同时，她的免疫功能也将在那段危险期内处于最脆弱的状态：机体失去了免疫系统的保护，无法抵御外界危险因素的入侵。
如果白血病患者在接受化疗后确实得到了缓解，那么我们将在之后几个月“巩固”并强化这种疗效。当然这意味着需要继续进行更多疗程的化疗，只不过药物剂量会降低且间隔时间也会延长。卡拉可以先行出院回家休息，然后每周到医院进行化疗。通常来说，巩固与强化阶段至少要持续8周或更长时间。
不过我在最后也向她介绍了化疗可能遭遇的窘境。研究发现，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具有侵犯中枢神经系统的特点。由于血脑屏障实际上使脑组织成为白血病细胞的“庇护所”（这意味着你自己的身体可能为癌症提供了便利），因此无论静脉化疗药物的药效多么强大都无法进入脑池与脑室中。为了让化疗药物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发挥作用，需要通过反复腰椎穿刺将其直接注入卡拉的脊髓液。当然必要时我们也会应用全脑放疗（高能X射线可以直接穿过她的颅骨）来预防白血病侵犯脑组织。如果药物能够让卡拉的病情得到缓解，那么她在之后的两年里还要接受多次化疗来“维持”疗效。
诱导、强化、维持、治愈。我在白纸上用铅笔画出箭头将化疗的4个节点连接起来，一旁的卡拉也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当我向卡拉介绍今后两年所需的各种化疗药物时，她就像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一样，在我说完后小声重复着以下药物的学名：“环磷酰胺、阿糖胞苷、泼尼松、天冬酰胺酶、阿霉素、硫鸟嘌呤、长春新碱、6–巯基嘌呤、氨甲蝶呤。”
[1] The death of a man: Czeslaw Milosz, New and Collected Poems: 1931–2001 (New York: Ecco, 2001), 431.
[2] I had recently begun to notice: K. E. Studer and Daryl E. Chubin, The Cancer Mission: Social Contexts of Biomedical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0).
[3] By February 1952, Albert was confined: Mary Lasker Oral History Project, Part 1, Session 9, p. 260.
[4] “It seems a little unfair”: Letter from Lowel Cogeshall to Mary Lasker, March 11, 1952, Mary Lasker Papers, Box 76.
[5] Albert Lasker died at eight o’clock: “A. D. Lasker Dies; Philanthropist, 72,” New York Times, May 31, 1952.
[6] “We are at war with an insidious”: Senator Lister Hill, “A Strong Independent Cancer Agency,” October 5, 1971, Mary Lasker Papers, Columbia University.
[7] “University professors who are opposed”: “Science and the Bomb,” New York Times,August 7, 1945.
[8]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Vannevar Bush,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Vannevar Bush,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July 1945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5).
[9]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founded in 1950: Daniel S. Greenberg, Science, Money, and Politics: Political Triumph and Ethical Ero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167.
[10] “long term,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bid., 419.
[11] “so great a co-ordination of medical scientific labor”: Stephen Parks Strickland, Politics, Science, and the Dread Diseas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Medical Research Poli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
[12] “Should I refuse my dinner”: Ernest E. Sellers, “Early Pragmatists,” Science 154, no. 3757 (1996): 1604.
[13] The outspoken Philadelphia pathologist Stanley Reimann: Stanley Reimann, “The Cancer Problem as It Stands Today,” Transactions and Studies of 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 13 (1945): 21.
[14] the Cancer Chemotherapy National Service Center: C. G. Zubrod et al., “The Chemotherapy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Cancer Center Institute: History, Analysis, and Plans,” Cancer Chemotherapy Reports 50 (1966): 349–540; V. T. DeVita, “The Evolution of Therapeutic Research in Canc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98 (1978): 907–10.
[15] Farber was ecstatic, but impatient: Letter from Sidney Farber to Mary Lasker, August 19, 1955, Mary Lasker Papers, Box 170.
[16] One such antibiotic came from a rod-shaped microbe: Selman Waksman and H. B. Woodruff, “Bacteriostatic and Bacteriocidal Substances Produced by a Soil Actinomyces,”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45 (1940): 609.
[17] Farber and actinomycin D: Sidney Farber, Giulio D’Angio, Audrey Evans, and Anna Mitus, “Clinical Studies of Actinomycin 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ilms’ Tumor in Childre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89 (1960): 421–25.
[18] “In about three weeks lungs previously riddled with”: Giulio D’Angio, “Pediatric Oncology Refracted through the Prism of Wilms’ Tumor: A Discourse,” Journal of Urology 164 (2000): 2073–77.
[19] Sonja Goldstein’s recollections: Jeremiah Goldstein, “Preface to My Mother’s Diary,” Journal of Pediatric Hematology/Oncology 30, no. 7 (2008): 481–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