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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十二章 本末倒置
虽然我并不反对乐观主义精神，但是我担心自欺欺人的假象。[1]
——马文·戴维斯（Marvin Davis）谈及癌症“治疗”，载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趁热打铁的时候到了。[2]
——西德尼·法伯致信玛丽·拉斯克
1965年9月
如果说一次是巧合，那么两次就是奇迹了。到了1968年秋季，当NCI（贝塞斯达）与圣裘德（孟菲斯）宣布临床试验取得了重要成功之后，癌症研究领域就迎来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巨变。德维塔回忆道：“（在20世纪50年代末）成为化疗医生不仅需要具备极大的勇气……而且应该拥有药物最终能够战胜癌症的信心。当然我们也需要得到证据的支持。”[3]
然而仅仅过了10年，癌症化疗领域就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尽管采用大剂量化疗治愈淋巴细胞白血病曾经被嘲笑为生物学研究的旁门左道，但是这种方法在治疗霍奇金病上取得的成功却令其跻身普遍真理。德维塔写道：“一场革命已经开始。”[4]此外，NCI所长肯尼斯·恩迪克特对此也表示赞同：“接下来很可能会实现彻底治愈的目标。”[5]
听闻上述消息之后，法伯就在波士顿以他最擅长的方式（举行大规模社交聚会）进行了庆祝。其实为派对挑选一个良辰吉日并非难事。1968年9月，恰逢吉米基金会运行进入第21年[6]。于是法伯便将本次活动的日期象征性地作为“癌症患儿”吉米的21岁成人礼。这次盛典的场地就选在装饰一新的斯塔特勒酒店的帝国宴会厅，华洛迪俱乐部曾经于20世纪50年代将基金会的棒球形捐款箱摆放在其门外。受邀参加的嘉宾包括许多与法伯志同道合的医学家、科学家、慈善家以及政治家。虽然玛丽·拉斯克未能参加本次活动，但是她委托美国癌症协会的埃尔默·博斯特（Elmer Bobst）作为代表。此外，朱布罗德与肯尼斯·恩迪克特也分别从NCI和贝塞斯达赶了过来。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吉米（埃纳·古斯塔夫森）本人居然没有出现在嘉宾名单里。其实法伯知道吉米的下落（法伯含糊其词地告诉媒体，吉米现在身体情况良好），但是他却刻意选择回避这些内容。法伯认为，吉米只是某种抽象的符号。真正的吉米已经回归远离尘嚣的个人世界，他正在缅因州某处偏僻的农场与妻子和三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众所周知，吉米能够恢复健康是抗癌运动胜利的象征。尽管吉米彼时已经32岁，但是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见过他或为其拍过照片。
当侍者在晚宴结束前撤下咖啡杯之时，法伯迎着炫目的灯光大步流星地走上了舞台。他说，如今吉米诊所正处于“科学与医学史上最幸运的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机构与个人（华洛迪俱乐部、电影行业、波士顿勇士队、红袜队……体育界、新闻界、电视界与广播界人士）都紧密地团结在抗癌运动的一线。法伯特意强调，今天晚上在宴会厅举行活动不是为庆祝某个人的生日，而是代表了一种以攻克疾病为目标的共同体浴火重生。
现在这个共同体已经临近突破的边缘。就像德维塔描述的那样：“人们已经发现对癌症这种系统性疾病进行有效化疗可以弥补治疗领域的空白。”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化疗药物组合方式，那么大剂量联合化疗就可以治愈全部癌症。一位作家写道：“如今内科医生笔下的处方相当于威力巨大的化学武器库……他们像20世纪初那些英勇无畏、以手术征服癌症的外科医生一样。”[7]
这种系统性治愈癌症的解决方案令肿瘤学家们为之陶醉。当然它也让各种关注癌症研究领域发展的政治力量兴奋起来。由于“战争”这个词具有强势、迫切与扩张的意思，因此这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抗癌运动的本质。众所周知，战争胜负取决于武器以及人员（对手、士兵、伤员、哨兵、幸存者、旁观者、合作者与战略家）等因素，而我们要在抗癌运动中找到某个对应的比喻并非难事。
战争需要我们对敌人有清醒的判断。由于癌症这种变幻莫测（多样性巨大）的疾病总是寓无形于有形之中，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将其视为单一整体进行考虑，甚至可以认为所有癌症均是一种疾病。来自休斯敦的肿瘤学家以赛亚·菲德勒（Isaiah Fidler）曾经言简意赅地指出，人们通常认为癌症具有“相同的致病因素、发病机制与治疗方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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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临床肿瘤学家将多药细胞毒性化疗作为治疗癌症的统一解决方案（相同的治疗方法），那么癌症科学家就是根据他们的理论研究从病毒身上找到了统一致病因素。佩顿·劳斯（Peyton Rous）是一位满头白发且佝腰驼背的病毒学家，作为病毒致癌理论的鼻祖，他一直默默无闻地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工作。[9]直到20世纪60年代，劳斯才被人们从遗忘的角落中发现。
1909年（请注意这个时间点：霍尔斯特德刚刚完成了有关乳房切除术疗效的研究，尼利则尚未推广他的抗癌运动“奖励”计划），30岁的科学家佩顿·劳斯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新实验室正好投入使用。此时有人给他带来了一只背上长有肿瘤的母鸡，这种黑白相间的品种学名叫作洛克鸡（Plymouth Rock）。尽管这种长在洛克鸡身上的罕见肿瘤并未引起其他人的重视，但是坚韧不拔的劳斯还是争取到了一笔200美元的经费。很快，他就将这种源自结缔组织的肿瘤归入肉瘤范畴，并且发现此类弥漫分布的梭形细胞通常会侵犯肌腱与肌肉。
其实劳斯在研究早期认为鸡肉瘤与人类癌症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20世纪20年代，医学界已知的唯一致癌因素就是环境致癌物，例如金属镭（玛丽·居里因此罹患白血病）或有机化学品（石蜡与染料副产品可以导致实体瘤）。18世纪末期，英国外科医生帕西瓦尔·波特（Percivall Pott）认为，烟囱清扫工中常见的阴囊癌是长期暴露于油烟与烟尘的结果。
人们根据这些观察结果总结出了癌症的体细胞突变学说。该理论认为环境致癌物（例如油烟或金属镭）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永久性改变细胞结构从而导致癌变发生。但是出现这种变化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显而易见，油烟、石蜡与金属镭具有某种从根本上促使细胞发生恶变的能力。可是为什么如此众多的致病因素都会产生同一种病理结果呢？或许我们还缺少某种更系统的解释（某种更深刻、更基础的癌症发生学说）。
1910年，劳斯无意间令体细胞突变学说遭到了严重质疑。劳斯在研究梭形细胞肉瘤的时候发现，将一只鸡身上的肿瘤细胞注入另一只鸡体内就可以诱发肿瘤。[10]他写道：“我已经把普通家禽中的梭形细胞肉瘤繁殖到了第四代。目前其快速生长与浸润转移的生物学行为没有任何改变。”[11]
尽管上述结果令人震惊，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理解。由于癌症是一种源自细胞的疾病，因此它可能随着细胞在生物体之间转移而传播。不过随后劳斯又发现了一个更为离奇的事实。为了研究肿瘤在鸡之间的转移情况，他开始将研磨过的肿瘤组织反复过滤（这些过滤器由许多孔径非常微小的细胞滤网组成），制成无细胞滤液。劳斯原本以为肿瘤传播会就此停止，然而肿瘤像幽灵一般继续蔓延，甚至于有时细胞数越少，传播性越强。
劳斯断定，这种携带癌症的载体不是细胞或环境致癌物，而是某些潜伏于细胞内部的微小颗粒。由于这些颗粒的体积非常微小，因此它们能够轻易穿过多层滤网，继续在动物体内产生肿瘤。综上所述，目前已知唯一具有这些属性的生物微粒就是病毒。后来人们将这种病毒称为劳斯肉瘤病毒（Rous sarcoma virus），简称为R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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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致癌病毒RSV的发现不仅严重动摇了“体细胞突变学说”的地位，还在学术界掀起了寻找更多致癌病毒的狂潮。人们似乎已经找到了致癌元凶。1935年，劳斯的同事理查德·斯科普（Richard Schope）报道了一种能够在棉尾兔中引发疣状肿瘤的乳头瘤病毒。[12]20世纪40年代中期（10年之后），虽然传来了在猫鼠体内找到致白血病病毒的消息，但是医学界并未在人体内找到确切的致癌病毒迹象。
1958年，人们在经过将近30年的艰苦努力之后终于实现了重要突破。爱尔兰外科医生丹尼斯·伯基特（Denis Burkitt）注意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疟疾流行地区的儿童容易罹患一种侵袭性较强的淋巴瘤（现在被称为伯基特淋巴瘤）。[13]同时该肿瘤的分布模式也提示上述疾病与感染因素密不可分。两位英国病毒学家分析了来自非洲患者体内的淋巴瘤细胞，然后他们在其中发现了一种致病性微生物（不是疟原虫，而是某种人类癌症病毒）。这种新型病毒被命名为EB病毒或者EBV。（由于EB病毒可以导致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因此我们可能对EBV这个称谓更熟悉。）
现在人类致癌病毒研究实现了零的突破。尽管目前从数量上看还微不足道，但是病毒致癌理论已经深入人心（部分原因在于病毒研究代表了医学发展的新方向）。几个世纪以来，致命的病毒性疾病终于有了预防的可能，例如1952年夏季问世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就具有里程碑意义，而感染性疾病与癌症殊途同归的病理结果则令人们浮想联翩。
1962年，一期《生活》杂志的封面标题宣称“癌症可能具有传染性”[14]，随后劳斯便收到了数以百计的公众来信，人们纷纷询问暴露在致癌细菌或病毒中的危害。然而这种臆测很快就演变为歇斯底里与极度恐惧。有些人想知道，如果癌症具有传染性，那为什么不把患者隔离起来防止播散呢？为什么不把癌症患者送进隔离病房或者专科机构（就像集中治疗结核病与天花患者那样）呢？一位女士在接触了出现咳嗽症状的肺癌患者后写道：“我要怎样才能杀死癌症细菌呢？可以采用熏蒸消毒房间的办法吗？难道我应该退租后搬出去吗？”[15]
如果说“癌症细菌”确实已经造成人体感染，那么受累最严重的部位就是公众与学者的想象空间。就连法伯也成为支持病毒致癌学说的狂热信徒。20世纪60年代早期，NCI在他的坚持下启动了一项“特殊病毒癌症计划”[16]，人们准备借鉴化疗研究的成功模式来系统性地寻找人类癌症病毒。这项计划迅速引起了公众关注并且获得了巨大支持。数以百计的猴子在NCI资助的实验室里接种了人类肿瘤，医学界希望它们能够成为疫苗研发的病毒孵化器。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猴子未能产生任何一种癌症病毒。不过人们的乐观情绪并没有受到影响。在接下来的10年里，癌症病毒计划的支出比例超过了NCI预算的10%（将近5亿美元）。[17]相比之下，对于NCI内部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另一个项目来说，旨在评价饮食在癌症中作用的“癌症营养计划”只获得了预算配额的1/20。
现在佩顿·劳斯重新回到了主流科学界并被奉为科学圣徒。1966年，他在被遗忘整整55年后终于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2月10日晚上，他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就像一位复活的救世主。劳斯在他的致辞中坦承，病毒致癌学说尚需进一步完善与细化。他讲道：“目前与肿瘤直接相关的病毒数量还非常有限。”[18]由于固执己见的劳斯根本不愿妥协，因此他严厉抨击了那些癌症源自细胞内部的观点（例如基因突变）。“目前有一种比较时髦的解释，那就是癌基因可以导致体内的细胞发生改变，术语则称之为体细胞突变。但是在无数事实汇聚在一起之后，我们就可以断然排除这种假设。”[19]
劳斯对此到处抱怨：“这种体细胞突变假说有什么（成果）？……体细胞突变假说产生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令研究人员想入非非。它对于那些信徒来说不过是一针镇静剂。”
现在劳斯给出了自己的镇静剂，也就是经过整合的病毒致癌假说。但是许多听众根本无暇考虑其中的危险与问题，他们只是渴望吞下这位科学圣徒提供的灵丹妙药。现在癌症的体细胞突变学说已经走到了尽头。研究环境致癌作用的科学家们需要为镭或油烟致癌找到其他解释（或许病毒学家认为，这些环境因素激活了内源性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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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两种幼稚的理论居然堂而皇之地融合为一体。其中一方解释了病因：病毒致癌（尽管绝大多数病毒尚未被发现）。另一方则提供了治疗：特定的细胞毒性药物组合可以治疗癌症（尽管用于治疗绝大多数癌症的特定组合还没有问世）。
病毒致癌作用显然还需要某种更为合理的解释：病毒（游走于细胞之间的基本微生物）是如何导致细胞生理紊乱之后发生恶变的呢？此外，细胞毒性化疗的成功也引出了同样的基本问题：为什么这些作用强大的化疗药只能治愈某些类型的癌症，可是对其他类型的疾病完全束手无策呢？
显然所有这些问题背后还隐藏着某种更为复杂的逻辑，只有深入研究才能理清病因与治疗之间的关系。因此部分学者呼吁耐心、勤奋与时间才是成功的基础。1963年，NCI所长肯尼斯·恩迪克特承认：“NCI主持的项目被人们嘲笑为本末倒置（在病因明确之前就开始寻觅治疗方法）。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一种治愈癌症的方法。尽管我们拥有的化疗药物种类要比项目开展前更为齐全，但是其中却没有哪个表现出过人之处。它们对于延长患者生命多少有点作用（让他们感觉舒服一点），但是仅此而已。”[20]
然而拉斯克派却没有时间纠缠于这些学术之争，抗癌运动必须抓住机遇。法伯在给拉斯克的信中写道：“趁热打铁的时候到了。”[21]现在展开全面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需要做的就是向国会施压获取资金支持。1969年，玛丽·拉斯克在一封致国会的公开信中宣称：“从来没有任何组织为这项规模宏大且目标明确的行动（抗癌运动）提供过充足的资金支持。”[22]
拉斯克的想法得到了密苏里大学药理学教授所罗门·戈博（Solomon Garb）的呼应。虽然戈博此前在学术界名不见经传，但是1968年出版了《治愈癌症：国家目标》（Cure for Cancer :A National Goal）一书之后便声名鹊起。[23]戈博在开头写道：“这本书旨在进一步审视目前癌症研究的进展，以及巩固在癌症治疗或控制上取得的成果……影响抗癌运动的主要障碍就是资金长期严重匮乏（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形成广泛共识）。然而仅仅指出或重复上述问题并无实际意义，我们还需要解释如何使用追加资金、具体投入哪些项目、为何资助这些项目，以及从事此类工作的科研人员的来源问题。”[24]
戈博的这部作品被形容为“进步的跳板”，而拉斯克派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就像法伯一样，只有专家的意见才具有终极权威性。由于戈博倡导的观点与拉斯克派提出的战略不谋而合，因此他很快就化身为这群社会精英眼中的救世主，其作品也成为他们的《圣经》。
宗教运动与教派团体通常由四种要素构成：“先知”“预言”“圣经”“启示”。到了1969年夏季，“抗癌十字军”已经获得了四种基本要素中的三个。其中“先知”是玛丽·拉斯克，她曾经带领团队摆脱了20世纪50年代的黑暗旷野，并且在仅仅20年之后就让这项运动在全国备受瞩目；“预言”是治愈儿童白血病，它以法伯在波士顿的试验为开始，以平克尔在孟菲斯的成功为终结；而“圣经”则是戈博的作品《治愈癌症：国家目标》。现在唯一缺失的要素就是“启示”（某种能够预测未来并吸引公众想象力的标志）。就像所有伟大启示的精神一样，它也会在意料之外突然神秘降临。毫不夸张地说，它的确是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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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7月20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点17分，一艘15吨重的宇宙飞船悄然穿过月球上方冰冷稀薄的大气，降落在月球表面一处崎岖不平的玄武岩环形山上。[25]飞船四周是一片广袤荒芜的景象（“华丽的苍凉”[26]）。两名宇航员中的一位回忆道：“眼前的画面突然令我感到震撼，那颗美丽的蓝色豌豆就是地球。我在竖起拇指的同时闭上一只眼睛，然后我的拇指就完全遮住了这颗行星（地球）。”[27]
目睹这颗蓝色星球在地平线上闪烁着微光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时代周刊》于1969年7月报道：“对于一种仅在地球上存在了几百万年（在进化年表上不过是转瞬之间），就从原始森林走出并且登陆月球的生物而言，这绝对是一项无与伦比的科学与智力成就。不管怎样，这都是对人定胜天这一乐观假设的再次肯定。”[28]
现在“抗癌十字军”终于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登月是另一种“计划性”科学（精心策划、有的放矢、目标导向、重点突出）的产物，同时该项目的完成时间还打破了纪录。马克斯·费格特（Max Faget）是阿波罗计划中一位以沉默寡言著称的工程师，当费格特后来被问及如何评价登月面临的主要科学挑战时，他只是勉为其难地挤出一个词：“推力。”[29]这番言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人类在月球漫步从技术上来说易如反掌，其难度也不比建造一架超级喷气式飞机（体积增大几十倍，可以径直飞向月球）更为复杂。
就在登月成功的那天晚上，各地（华盛顿、波士顿与纽约）的拉斯克派成员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闪烁的电视屏幕，他们已经做好了从中汲取经验的准备。与费格特一样，拉斯克派也相信“抗癌十字军”运动中缺失的成分就是某种推力，而这种源自内生的垂直推力能够令他们在治愈癌症的努力（规模与范围）上事半功倍。
事实上，他们认为已经找到了这种缺失的推力。医学界在抗击儿童白血病（以及最近的霍奇金病治疗）领域取得的成功均验证了上述原理，并且开启了人们对某个巨大未知空间的初次探索。其实癌症世界就像月球景观一样广袤荒芜，这里也属于亟待开发的处女地。玛丽·拉斯克在信里将计划中的抗癌战争称为征服“内太空”（与“外太空”相对），而这也旋即把两项非比寻常的事业紧密联系到一起。[30]
登月计划横空出世成为“抗癌十字军”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拉斯克派过去曾经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华盛顿的政治游说上，即便是那些直接呈现给公众的广告或海报也是以宣教为主。相比社会参与来说，他们更喜欢身居幕后得到政府的支持。
可是到了1969年，政坛风云突变。玛丽·拉斯克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李斯特·希尔在参议院工作了几十年后告老还乡。[31]除此之外，法伯在波士顿的盟友，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因深度卷入查帕奎迪克丑闻[32]（Chappaquiddick scandal）而失去了在立法机构中的影响力。[33]现在拉斯克派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拉斯克回忆道：“我们处在最糟糕的时刻，仿佛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参议院里没有朋友的阶段。我们在不断地努力，但就是没有任何回应。”[34]
由于昔日的盟友在华盛顿集体噤声，因此拉斯克派失去了白宫与参议院的支持。现在他们被迫改变了“抗癌十字军”的战略，从后台政治操控转为前台公众动员。现在回想起来，拉斯克派的战略转型恰逢其时。阿波罗11号的成功可能只是戏剧性地影响了拉斯克派对于自身计划的态度，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它同样给公众的科学意识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毋庸置疑，癌症迟早会像月球一样被人类征服。于是拉斯克派便为抗癌运动冠以“登月计划”的名号。
[1] I am not opposed to optimism: P. T. Cole, “Cohorts and Conclusion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78, no. 20 (1968): 1126–27.
[2] The iron is hot and this is the time: Letter from Sidney Farber to Mary Lasker, September 4, 1965.
[3] In the late fifties, as DeVita recalled: Vincent T. DeVita Jr. and Edward Chu, “A History of Cancer Chemotherapy,” Cancer Research 68, no. 21 (2008): 8643–53.
[4] “A revolution [has been]”: Vincent T. DeVita Jr.,“A Selective History of the Therapy of Hodgkin’s Disease,” British Journal of Hemotology 122 (2003): 718–27.
[5] The next step—the complete cure: Kenneth Endicott, quoted in “Cancer Wars,” Mary Lasker Papers, Profiles in Science, National Libraries of Medicine. Also see V. T. DeVita Jr., “A Perspective on the War on Cancer,” Cancer Journal 8, no. 5 (2002): 352–56.
[6] 吉米基金会于1948年5月正式成立。到了1968年9月，基金会运行已经进入第21个年头。其“生日”实际上是法伯自行指定的日期。——作者注
[7] “The chemical arsenal,” one writer noted: Ellen Leopold, A Darker Ribbon: Breast Cancer, Women, and Their Docto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99), 269–70.
[8] “one cause, one mechanism and one cure”: “Fanfare Fades in the Fight against Cancer,”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une 19, 1978.
[9] Peyton Rous: Heather L. Van Epps, “Peyton Rous: Father of the Tumor Viru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201, no. 3 (2005): 320; Peter K. Vogt, “Peyton Rous: Homage and Appraisal,” Journal of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ocieties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10 (1996): 1559–62.
[10] Peyton Rous’s work on sarcomas in chickens: Peyton Rous, “A Transmissible Avian Neoplasm (Sarcoma of the Common Fow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12, no. 5 (1910): 696–705; Peyton Rous, “A Sarcoma of the Fowl Transmissible by an Agent Separable from the Tumor Cell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13, no. 4 (1911): 397–411.
[11] “I have propagated a spindle-cell sarcoma”: Rous, “A Transmissible Avian Neoplasm.”
[12] Richard Schope reported a papillomavirus: Richard E. Shope, “A Change in Rabbit Fibroma Virus Suggesting Mutation: II. Behavior of the Varient Virus in Cottontail Rabbi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63, no. 2 (1936): 173–78; Richard E. Shope, “A Change in Rabbit Fibroma Virus Suggesting Mutation: III. Interpretation of Finding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63, no. 2 (1936): 179–84.
[13] Denis Burkitt, discovered an aggressive form of lymphoma: Denis Burkitt, “A Sarcoma Involving the Jaws in African Children,” British Journal of Surgery 46, no. 197 (1958): 218–23.
[14] “Cancer may be infectious”: “New Evidence That Cancer May Be Infectious,” Life, June 22, 1962. Also see “Virus Link Found,”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30, 1964.
[15] “Is there something I can do to kill the cancer germ?”: Letter from Mary Kirkpatrick to Peyton Rous, June 23, 1962, Peyton Rous papers,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quoted in James T. Patterson, The Dread Disease: Cancer and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37.
[16] the NCI inaugurated a Special Virus Cancer Program: Nicholas Wade, “Special Virus Cancer Program: Travails of a Biological Moonshot,” Science 174, no. 4016(1971): 1306–11.
[17] the cancer virus program siphoned away more than 10 percent: Ibid.
[18] “Relatively few viruses”: Peyton Rous, “The Challenge to Man of the Neoplastic Cell,” Nobel lecture, December 13, 1966, Nobel Lectures,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63–1970 (Amsterdam: Elsevier, 1972).
[19] “Relatively few viruses”: Peyton Rous, “Surmise and Fact on the Nature of Cancer,” Nature 183, no. 4672 (1959): 1357–61.
[20] “The program directed by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Hunt Continues for Cancer Dru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1963.
[21] “The iron is hot and this is the time”: Letter from Sidney Farber to Mary Lasker, September 4, 1965, Mary Lasker Papers, Box 171.
[22] “No large mission or goal-directed effort”: Mary Lasker, “Need for a Commission on the Conquest of Cancer as a National Goal by 1976,” Mary Lasker Papers, Box 111.
[23] Solomon Garb, a little-known professor of pharmacology: Solomon Garb, Cure for Cancer: A National Goal (New York: Springer, 1968).
[24] “A major hindrance to the cancer effort”: Ibid.
[25] At 4:17 p.m. EDT on July 20, 1969: “The Moon: A Giant Leap for Mankind,” Time, July 25, 1969.
[26] “magnificent desolation”: Buzz Aldrin, Magnificent Desolation: The Long Journey Home from the Moon (New York: Harmony Books, 2009).
[27] “It suddenly struck me”: “Space: The Greening of the Astronauts,” Time, December 11, 1972.
[28] “It was a stunning scientific and intellectual accomplishment”: “The Moon,” Time.
[29] When Max Faget, the famously taciturn engineer: Glen E. Swanson, Before This Decade Is Out: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the Apollo Program (Washington, DC: NASA History Office, 1999), 374.
[30] In her letters, Mary Lasker began: Lasker, “Need for a Commission.”
[31] Lister Hill, the Alabama senator: “Two Candidates in Primary in Alabama Count Ways They Love Wallace,” New York Times, May 27, 1968.
[32] 1969年7月，载有肯尼迪与一位助选员的车辆突然从玛莎葡萄园大桥坠入海中，导致一人溺水身亡；肯尼迪承认离开了犯罪现场并且被判处缓刑。——作者注
[33] Edward Kennedy, Farber’s ally from Boston: “Conflicted Ambitions, Then, Chappaquiddick,” Boston Globe, February 17, 2009.
[34] “We’re in the worst,” Lasker recalled: Mary Lasker Oral History Project, Part II, Session 5, p.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