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登月计划”

战后政府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堪称某种典范。尽管未经太多深思熟虑，但是其严肃性有目共睹，我们仅仅用了10年就将科学在国家政策层面的影响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万事俱备，我们却迷失了方向。[1]

——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1963年

最近圣诞老人“尼克松”又给了我们什么？[2]

——《纽约时报》，1971年

1969年12月9日，在这个寒冷的周日清晨，《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幅整版广告[3][4]：

尼克松先生：您能够治愈癌症。

如果从天堂传来祈祷之声，那么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

“亲爱的上帝，请让癌症远离。”

然而，仅在去年就有超过31.8万美国人死于癌症。

今年，总统先生，您拥有终结这种诅咒的权力。

当您正在为预算苦思冥想时，我们恳请您不要忘记那31.8万美国人及其家庭所承受的痛苦。

……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明天，希望通过更为合理的年度资金分配来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

……美国癌症协会前任主席西德尼·法伯博士相信：“治愈癌症近在咫尺。我们缺少的只是那种将人类送上月球的意志、经费与全面规划。”

……总统先生，如果您没有采取行动，那么就会发生以下情况：

除非找到新型治疗方法，否则目前美国人口的1/6，也就是3400万人将死于癌症。

与此同时，美国人口的1/4，也就是5100万人将会罹患癌症。

其实我们根本无法承受这种现实。

此外，上述文字的配图也颇具震撼力。人们可以看到一堆松散的癌细胞在报纸页面底部聚集形成了肿瘤，同时某些细胞在从肿瘤脱落之后又播散到字里行间。癌症（cancer）这个单词里的字母“e”与“r”已经被蚀穿，这就像是乳腺癌发生转移后在骨骼上形成的微孔。

这张触目惊心的图片令人难以忘怀。几近疯狂的癌细胞遍布页面的各个角落。它们悄然无声地分裂，然后在人们的浮想联翩里转移。当然，这种露骨、残忍与浮夸才是癌症本来的面目。

《纽约时报》上刊登的广告标志着癌症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其影响下，癌症终于从朦胧的医学领域跨入了公众视野，然后华丽转型为举世瞩目的疾病。人们从此不必在谈论癌症的时候左顾右盼。现在癌症已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书籍、剧院以及电影中：1971年，《纽约时报》共有450篇报道涉及癌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癌症楼》里描写了苏联时期肿瘤医院患者的悲惨境遇；[5]1970年，电影《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24岁就死于白血病；[6]1973年，电影《战鼓轻敲》（Bang the Drum Slowly）刻画了一位被诊断为霍奇金病的接球手；[7]《布莱恩之歌》（Brian’s Song）则讲述了死于睾丸癌的芝加哥熊队球星布莱恩·皮可洛（Brian Piccolo）的故事。[8]与此同时，各种报刊的专栏与读者来信也充斥着有关癌症的话题。一位男士在儿子患癌后曾致信《华尔街日报》，诉说其家庭如何“陷入痛苦的绝望”[9]。而另外一位患者在接受乳房切除术后写道：“癌症会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一切。”[10]

如今回想起来，癌症社会地位的改变产生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共鸣，仿佛它已经激发出公众内心深处的焦虑不安。由于这种疾病正好作用于思想深处的隐忧，因此癌症也逐渐融入人们所处时代的想象力。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大规模流行的部分原因就与那一代人受到的性自由困扰有关；当西方国家正在为全球主义与社会感染忧心忡忡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又掀起了人们对于全球传播与蔓延的恐慌。众所周知，每个时代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疾病。社会就像是身心极度疲惫的患者，其病情轻重与心理危机密切相关；当某种疾病触动人们的心弦时，往往是此类情绪早已开始酝酿。

其实癌症也是如此。就像作家与哲学家勒娜特·莎乐塞（Renata Salecl）所描述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于此类恐怖对象的认知发生了巨变”[11]，而这种改变是一种由外到内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正在冷战的煎熬中全力以赴应对来自外界的毁灭性恐惧：例如核武器与核弹头、被下毒的水库、共产主义军队，以及来自外太空的入侵者。因此公众认为社会遭受的威胁均源自外部世界。作为流行文化中反映焦虑程度的温度计，恐怖电影刻画了外星人入侵、脑部寄生虫以及盗墓偷尸的情节，例如《宇宙访客》（It Came from Outer Space）和《X星来客》（The Man from Planet X）。

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焦虑的源头（莎乐塞将其称为“恐怖对象”）已经发生了由外到内的彻底转变。现在腐烂与恐怖（生理与精神衰退）重新在社会主体以及人体内部蔓延开来。尽管美国社会依然处于威胁之下，但是这一次问题是来自意识深处。就连恐怖电影的名字都映射出这种转变，例如《驱魔人》与《毛骨悚然》（They Came from Within）。

其实癌症正是这种内在恐怖的缩影。作为隐藏在人体深处的顽敌，肆意横行的癌细胞就像是占据身体内部后爬出的“异形”（alien）。一位专栏作家写道：“原子弹”（Big Bomb）已经被“癌症”（the Big C）取代。[12]

“我的童年恰好赶上20世纪50年代的核军备竞赛。核武器本应该是战争婴儿[13]的梦魇……但是我们心中的恐惧对象经常发生改变。我们仿佛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就忘掉了核武器恐惧症。现在癌症已经成为这场恐怖袭击的元凶。我熟悉的那些小伙伴似乎都认为肿瘤（并非核武器）才是死亡的原因……对于饱受癌症困扰的寻常百姓来说，他们感到这场灾难并非公共政策有意为之，它看起来更像是某种不经意间疏忽懈怠所导致的结果。”

这些隐喻的作用要比拉斯克派的想象更强大、更普遍且更具影响力。《纽约时报》的广告标志着抗癌运动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拉斯克派则通过代言“数百万美国人”致信总统成功地实现了角色转换。过去他们曾经恳求国家为癌症研究增加拨款，现在他们呼吁国家采取更加协调的机制对癌症发起攻击。与此同时，拉斯克派发现自己在公众的想象中已经被赋予神奇的力量。治愈癌症已经成为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观察员告诉历史学家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反对投入巨资支持抗癌运动就是反对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母亲、苹果派以及国旗）。”[14]即便是美国总统也不敢忽视上述三项要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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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总统比较偏爱符合其性格特点（缺乏耐心、争强好胜、目标导向）的项目，因此将科学作为开放式搜索模糊真理的工具令他备感纠结与困惑。尼克松总统不仅经常抱怨科学家对于科学管理“根本一窍不通”，而且很不情愿为开放式科研项目提供经费。[15]随着联邦政府的资金投入与日俱增，这些科学家会变得非常傲慢与狭隘（往往被“内阁”成员称为“疯子”或“混蛋”）。但是尼克松希望他们能够“好自为之”。

对于尼克松来说，“好自为之”意味着要把科学控制权从这些学术“疯子”手中夺回来，然后移交给那些新型科学官僚（能够严格履行纪律与责任的科学管理者）管理。艾德·戴维（Ed David）接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担任总统科学顾问向科学界释放了“好自为之”的信号。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李·杜布里奇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派原子物理学家，而来自贝尔实验室、工程师出身的艾德·戴维则是一位锋芒毕露且雷厉风行的管理者。戴维是第一位与大学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总统科学顾问。他的任务就是通过提升科学运作效率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科学家与公众需要的不是“永无止境的前沿”（范瓦尔·布什），而是讲求实效且目标明确的学科。

其实拉斯克的工作就是改变人们心中的执念。1969年，玛丽·拉斯克充分展现了其战略天赋，她提议成立一个由“中立”人士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而这个名为“征服癌症委员会”的机构旨在为总统提供最有效的系统治疗癌症的建议。[16]她写道，该委员会应该“包括空间科学家、企业家、管理者、规划者以及癌症研究专家……委托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为国会勾勒出征服癌症的愿景”。[17]

当然，拉斯克也要确保这个委员会（最后被称为顾问委员会）与抗癌运动同向而行。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委员会成员全部是拉斯克的朋友、同事与知音，他们是一群致力于抗癌战争的社会精英。西德尼·法伯与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拉尔夫·亚伯勒（Ralph Yarborough，他与李斯特·希尔都是拉斯克在国会里的铁杆盟友）被选为联席主席。[18]所罗门·戈博的加入则得益于他那本著作。除此之外，委员会成员还包括纪念医院的约瑟夫·伯奇纳尔、罗斯韦尔·帕克癌症研究所的詹姆斯·霍兰德、斯坦福大学的亨利·卡普兰，以及纽约一家著名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同时也是纪念医院的一位主要捐赠者，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作为一名精力充沛的组织者，施密特最终受邀代替法伯与亚伯勒来领导这个委员会。对于施密特来说，共和党人与尼克松总统的密友的身份显然令其增色不少。）现在构建国家级响应机制的政治、科学、医学与金融基础已经成熟。为了加强其中立形象，亚伯勒于1970年夏季致信玛丽·拉斯克，“邀请”她加入（他在信纸的下部潦草地写道：“您的入会申请本应该第一个寄出。您的天赋、精力与使命就是去帮助别人。”）委员会。[19]

1970年冬季，顾问小组起草的《征服癌症国家计划》最终报告正式发布，而其结论也在意料之中：“根据历史经验，当联邦政府希望优先考虑发展某项重大科学工程（例如征服癌症）时，它通常会将其委托给某个独立的机构来完成，并且这种做法有可能会取得巨大成功。”[20]顾问委员会围绕这个想法做文章无非是想创建一个独立的抗癌运动领导机构，其作用就相当于癌症领域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该机构预算中的启动经费为4亿美元，然后政府拨款每年递增1亿~1.5亿美元，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保持在10亿美元的规模。当施密特被问及是否考虑过国家的“承受能力”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我们没有迎难而上，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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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9日，在顾问小组的建议下，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与雅各·贾维茨（Jacob Javits）向参议院提交了S 1828号法案。[22]拟议中的《征服癌症法案》旨在创建一个自主运行的癌症研究机构，也就是美国国家癌症管理局（National Cancer Authority，NCA）。NCA局长将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后任命，当然这也再次凸显了其自主运行的特殊地位。（通常来说，类似于美国国家心脏研究所这类专病研究机构会由NIH实施监管。）NCA将成立一个由18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向国会报告癌症研究的进展情况。其委员会成员将包括科学家、管理者、政治家、医生，以及像拉斯克、富特与博斯特这样饱受争议的“外行”，而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让公众对抗癌战争保持清醒。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资金投入、公众监督以及自主运行的方式在NIH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甚至可以说在美国科学史上都闻所未闻。

于是玛丽·拉斯克开始在幕后为落实肯尼迪/贾维茨法案加紧运作。1971年1月，她通过信函向各界朋友呼吁支持成立自主运行的NCA。2月，拉斯克突然又有了另外一个奇思妙想：她说服了自己的好友，来自芝加哥的著名专栏作家安·兰德斯［Ann Landers，真名是艾碧·莱德勒（Eppie Lederer）］撰写一篇有关癌症与肯尼迪议案的文章，就选在该议案在参议院酝酿投票表决之际发表。[23]

1971年4月20日，兰德斯的专栏文章正式发表。[24]它从开篇就显得非常严肃：“亲爱的读者们：如果你今天只想一笑了之，那么就请略过安·兰德斯。如果你想与我们一起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或许也包括你自己），那么就请和我一起努力……我们中有许多人都会感到迷惑不解：‘如果这个伟大的国家可以把人类送上月球，那么为什么不能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

兰德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与拉斯克派遥相呼应，治愈癌症不仅是一种医疗行为，更是一种政治选择。“如果有足够多的选民让参议员了解他们的心声，那么S–34法案就一定会获得通过……”她用恳请的语气写道，“请签上你的名字为S–34法案投下一票。”

其实就连兰德斯与拉斯克都对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的信件感到震惊。著名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回忆道：“我看见卡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进参议院。”[25]这些成袋的信件大约总共有100万封，都快要把参议院的收发室挤爆了。其中一位参议员声称自己收到了6万封信件。一名负责分拣邮件的秘书恼羞成怒地在办公桌上挂了一块写着“弹劾安·兰德斯”的标牌。[26]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致信兰德斯，请求她再发一篇专栏文章劝说人们不要再写信了。他恳求道：“拜托，艾碧，我已经知道他们的想法了。”[27]

不出所料，整个参议院都获悉了这些内容。1971年6月，修改后的肯尼迪/贾维茨法案被提交给参议院审议。7月7日周三下午，在听取了数十位科学家与医学家的证词后，这项议案终于在当天晚上5点30分付诸表决。投票结果显示：79票赞成，1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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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在参议院一鼓作气取得的决定性胜利非常符合拉斯克派的预期。由于癌症法案还需要提交众议院表决，可是拉斯克派在众议院只有几位人微言轻的盟友，因此他们在那里将会面对更加艰难的挑战。众议院希望能够扩大听证范围，而不只是拉斯克派顾问小组精心策划的一面之词。众议院在征求了医学家、科学家、管理者与决策者的意见之后发现，其结果与拉斯克派提交给参议院的内容大相径庭。前卫生部部长助理菲利普·李（Philip Lee）抱怨道：“癌症并不是一座在沉默中坐等灭亡的孤岛。它与实现人类登月的双子座计划或阿波罗计划完全没有可比性，后者主要是通过资金、人力与物力对现有科学知识进行整合的结果。”[28]作为引领抗癌战争前进的两项重大工程，阿波罗计划与曼哈顿计划均是建立在长期深入的科学发现（原子物理学、流体力学、热力学）的基础之上的。相比之下，人们对于细胞恶变的过程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索尔·斯皮格尔曼（Sol Spiegelman）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癌症科学家，他曾经引用拉斯克派最喜欢的比喻来反驳：“现在全力以赴去攻克癌症相当于在不知道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情况下登月。”[29]此外，DNA结构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也对这项议案进行了口头抨击：“‘心想’未必能够‘事成’。”[30]他后来写道：“如果我们没有摒弃那种侥幸的心理……那么就会目睹出于善意的平庸急速膨胀。”[31]

当然还有人对这场针对特定疾病进行的战争持怀疑态度，他们坚称此类做法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协同效应，从而使癌症研究学者陷入“故步自封”[32]的误区。一位NIH的管理人员曾经抱怨说：“总而言之，尽管该（法案）指出所有NIH下属机构均应一视同仁，但是NCI的地位明显比其他机构高。”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学者认为这种战争隐喻难免会导致负面影响。它不仅会激发人们好高骛远的虚荣，还将在泡沫破灭后导致灾难性的结果。著名科技期刊主编欧文·佩奇（Irvine Page）写道：“我担心癌症研究将会误入歧途。如今人们已经对于这种裹足不前失去了耐心。当众人看到系统分析、定向研究与协作发展可以取得月球漫步这样的伟大成就之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将相同的逻辑套用在征服癌症上。”[33]如果征服癌症项目停滞或失败，那么这种泡沫终将走向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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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的总统选举迫在眉睫，尼克松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同年早些时候，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鲍勃·威德里奇（Bob Wiedrich）为代表的评论员们曾经放出豪言：“如果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能够实现结束越南战争与控制癌症蔓延这两大目标，那么他将作为林肯式的伟人被载入这个国家的史册，其贡献将远远超过载人登月计划。”[34]

尽管彼时结束越南战争还遥遥无期，但是抗癌运动看起来要简单得多。因此尼克松非常愿意促成国会通过任何癌症法案。1971年秋季，当老谋深算的施密特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拜访他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达成妥协），尼克松向施密特保证他会动用一切手段使法案获得通过：“不必担心，我心里有数。”[35]

1971年11月，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保罗·罗杰斯（Paul Rogers）起草了一份经过妥协的癌症法案。[36]与拉斯克派愿景相一致的是，罗杰斯法案也提出了要大幅增加在癌症研究领域的预算。但是该法案与肯尼迪/贾维茨法案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建议严格限制NCI的自主权。当然更不会成立什么“癌症领域的NASA”。考虑到经费大幅增加、政府集中调度以及期待与日俱增，使用“战争”来形容抗癌运动恰如其分。当然这也可以形成拉斯克派、批评人士与尼克松共赢的局面。

1971年12月，众议院终于将罗杰斯法案修订版提交审议。[37]表决结果几乎是全票通过：350票赞成，5票反对。一周之后，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解决了法案中某些细微分歧，并且将最终立法议案提交给总统签署。

1971年12月23日下午，尼克松总统迎着华盛顿的寒风在于白宫举行的一个小型仪式上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38]通往国宴厅的大门敞开着，而总统本人就端坐在一张小型木制办公桌前。与此同时，摄影师在一旁忙着安排机位。尼克松俯身用花体字一气呵成签署了法案。然后他将签字笔作为礼物送给了顾问委员会主席本诺·施密特。玛丽·拉斯克在现场难以掩饰兴奋之情，但是法伯刻意没有参加这次活动。

对于拉斯克派来说，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开始。授权用于癌症研究与癌症控制的经费源源不断：1972年，4亿美元；1973年，5亿美元；1974年，6亿美元（经费总额在接下来的3年里达到了15亿美元）。[39]这在当时已经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如果将资金比喻成一种“冷冻能量”[40]（就像玛丽·拉斯克经常描述的那样），那么他们现在终于找到了让其尽情释放的办法。

然而该法案的通过也面临着现实严峻的考验。绝大多数科学家（顾问委员会以外的专家）认为，对癌症展开全面猛攻为时过早。玛丽·拉斯克对获批的最终法案提出了尖锐批评。她告诉一位记者：“与参议院通过的法案相比，众议院的新法案根本不具有任何实质内容。”[41]

由于这种挫败令玛丽·拉斯克与西德尼·法伯蒙羞，因此他们在众议院投票结束后就退出了抗癌运动的一线。[42]法伯回到波士顿平复自己受伤的心灵。拉斯克则在退休后回到她位于纽约比克曼大厦的公寓（这座博物馆般的白色房子里摆满了白色家具），而其关注的焦点也从抗癌运动转向了城市美化工程。虽然她还会继续在华盛顿为推动与健康相关的立法积极奔走，并且每年为在医学与生物学领域有重大突破的研究人员颁发拉斯克奖，但是她在过去20年为促成抗癌运动展现出的拼搏精神，以及那种在联邦机构中纵横捭阖且攻坚克难的热情已经渐渐消退。1974年4月，一位年轻记者曾经就有关在纽约种植郁金香的提案采访过拉斯克。在访谈结束之际，这位记者向拉斯克问起她对于自身能力的看法：她难道不是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吗？拉斯克立即打断了记者的提问：“影响力？我不知道。不，如果我真的很有影响力，那么就能做更多的事情。”[43]

如今一些原本积极参与的科学家也退出了这场战争，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感到无所事事。众所周知，战争通常意味着工具、武器、军队、目标以及战略均已经准备就绪。然而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只是被动卷入了战火。当务之急是对细胞毒性药物组合投入重金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那些寻找共同病因与普适性疗法的项目（包括癌症病毒研究）将优先得到资金的青睐。1970年，法伯曾经向国会承诺：“我们很快就会在癌症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当这支“队伍高歌猛进”之时，他与玛丽·拉斯克已经黯然离队。

尽管这项匪夷所思的法案明显想取悦所有当事方，但是实际上根本无法满足任何一方的诉求。NIH、拉斯克派、科学家、游说者、管理者以及政治家的立场各不相同，因此他们感觉该法案的内容要么非常有局限性，要么过于宽泛。最糟糕的评价来自《芝加哥论坛报》的社论：“垃圾项目只会产生垃圾结果。”[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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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30日傍晚，代表抢救危重患者的铃声响彻了吉米基金会大厦。[45]这种一阵紧似一阵的声音穿过敞开的儿童诊所大门，掠过墙壁上挂着卡通画像的走廊以及那些躺在白色床单上输液的患儿，然后径直通向法伯曾经实习过的布莱根妇女医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相当于回顾了法伯的人生轨迹）。

此时此刻，一群身着刷手服的医生和护士迅速冲向楼梯。由于他们的目的地位于医院的顶层（八层），因此比平时慢了一些。在那间装有高大通风窗的办公室里，他们发现法伯脸朝下趴在桌子上，已经死于心脏停搏。而几个小时前他还在讨论吉米基金的未来与抗癌战争的方向。法伯的论文整齐地摆放在周围的书架上，包括他的第一部有关尸检的著作以及最近发表的关于白血病治疗进展的文章（正巧那周刚刚收到样刊）。

法伯去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由于玛丽·拉斯克失去的这位挚友也是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来自她的唁电也许最能言简意赅地表达出这种深情厚谊。拉斯克写道：“毫无疑问，世界因你而不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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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在波士顿一个闷热潮湿的清晨，我从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医生办公室打电话给卡拉·里德，这里距离街对面法伯去世的地方仅有百米之遥。一个孩子接起电话，然后让我稍等一下。我可以从听筒里的背景噪声中感受到家里忙碌的情景：餐具、门铃、闹钟以及正在高声播报早间新闻的收音机。卡拉拿起电话听出是我之后，她的声音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我有消息要告诉你，”我赶紧对她说，“好消息。”

她的骨髓活检结果刚刚出来。个别成团的正常血细胞开始零星出现在骨细胞与脂肪细胞之间，这是骨髓再生的迹象。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白血病细胞的踪迹。在显微镜下，原本被癌细胞吞噬的骨髓空间正在逐渐恢复正常。这是我们即将跨越的众多里程碑中的第一座，当然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

我对她说：“恭喜你，卡拉，你的病情已经完全缓解了。”

[1] The relationship of government: William Carey,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the Federal Budget,” Seventeen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search, September 11, 1963.

[2] What has Santa Nixon: Robert Sempl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1971.

[3] On December 9, 1969, on a chilly Sunday: Advertisement from the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71.

[4] 该广告也刊登在12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作者注

[5] in Aleksandr Solzhenitsyn’s Cancer Ward: Aleksandr Solzhenitsyn, Cancer War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8).

[6] in Love Story: Erich Segal, Love Story, DVD, directed by Arthur Hiller, 2001.

[7] Bang the Drum Slowly, a 1973 release: Mark Harris, Bang the Drum Slowly, DVD, directed by John D. Hancock, 2003.

[8] Brian’s Song, the story of the Chicago Bears star: Al Silverman, Gale Sayers, and William Blinn, Brian’s Song, DVD, directed by Buzz Kulik, 2000.

[9] “plunged into numb agony”: Richard A. Rettig, Cancer Crusade: The Story of the National Cancer Act of 1971 (Lincoln, NE: Author’s Choice Press, 1977), 175.

[10] “Cancer changes your life,” a patient wrote: “My Fight against Cancer,” Chicago Tribune, May 6, 1973.

[11] “A radical change happened to the perception”: Renata Salecl, On Anx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4), 4. Also Renata Salecl, interview with author, April 2006.

[12] The “Big Bomb,” a columnist wrote: Ellen Goodman, “A Fear That Fits the Times,” September 14, 1978.

[13] 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婴儿。——译者注

[14] “To oppose big spending against cancer”: James T. Patterson, The Dread Disease: Cancer and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9.

[15] Nixon often groused: For Nixon’s comments, se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513–14, June 7, 1971, tran-scribed by Daniel Greenberg. See I. I. Rabi, quoted in Daniel S. Greenberg, The Politics of Pure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3.

[16] Mary Lasker proposed that a “neutral” committee: Rettig, Cancer Crusade, 82.

[17] The commission, she wrote, should “include space scientists”: Mary Lasker, “Need for a Commission on the Conquest of Cancer as a National Goal by 1976,” Mary Lasker Papers, Box 111.

[18] Sidney Farber was selected as the cochairman: Rettig, Cancer Crusade, 74–89.

[19] Yarborough wrote to Mary Lasker in the summer of 1970: Letter from Ralph W. Yarborough to Mary Lasker, June 2, 1970, Mary Lasker Papers, Box 112.

[20] The panel’s final report: The report was published in two documents in November 1970 and reprinted in December 1970 and April 1971. See Senate Document 92–99, 1st sess., April 14, 1971. Also see Rettig, Cancer Crusade, 105.

[21] “Not only can we afford the effort”: Benno Schmidt, quoted by Alan C. Davis (inter-view with Richard Rettig) in Rettig, Cancer Crusade, 109.

[22] On March 9, 1971, acting on the panel’s recommendations: Ibid.

[23] she persuaded her close friend Ann Landers: “Mary Woodard Lasker: First Lady of Medical Research,” presentation by Neen Hunt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http://profiles.nlm.nih.gov/TL/B/B/M/P/ (accessed January 6, 2010).

[24] Landers’s column appeared on April 20, 1971: Ask Ann Landers, Chicago Sun-Times,April 20, 1971.

[25] “I saw trucks arriving at the Senate”: Rick Kogan, America’s Mom: The Life, Lessons, and Legacy of Ann Lander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3), 104.

[26] An exasperated secretary charged with sorting: “Ann Landers,” Washington Post, May 18, 1971.

[27] Stuart Symington, the senator from Missouri: Ann Landers and Margo Howard, A Life in Letters (New York: Warner Books, 2003), 255.

[28] “Cancer is not simply an island”: Philip Lee. Also see Committee on Labor and Public Welfare Report No. 92–247, June 28, 1971, p. 43. S. 1828, 92nd Cong., 1st sess.

[29] “An all-out effort at this time”: Patterson, Dread Disease, 152.

[30] James Watson, who had discovered the structure of DNA: See James Watson, “To Fight Cancer, Know the Enemy,”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2009.

[31] “Doing ‘relevant’ research”: James Watson, “The Growing Up of Cancer Research,” Science Year: The Book World Science Annual, 1973; Mary Lasker Papers.

[32] “In a nutshell”: “Washington Rounds,” Medical World News, March 31, 1972.

[33] “I suspect there is trouble ahead”: Irvine H. Page, “The Cure of Cancer 1976,” Journal of Laboratory and Clinical Medicine 77, no. 3 (1971): 357–60.

[34] “If Richard Milhous Nixon”: “Tower Ticker,” Chicago Tribune, January 28, 1971.

[35] “Don’t worry about it”: Benno Schmidt, oral history and memoir (gift and property of Elizabeth Smith, New York).

[36] In November 1971, Paul Rogers: For details of Representative Rogers’s bill, see Rettig, Cancer Crusade, 250–75.

[37] In December 1971, the House finally: Iwan W. Morgan, Nixon (London: Arnold, 2002), 72.

[38] On December 23, 1971, on a cold, windswept afternoon: “Nixon Signs Cancer Bill; Cites Commitment to Cur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1971.

[39] $400 million for 1972: “The National Cancer Act of 1971,” Senate Bill 1828, enacted December 23, 1871 (P.L. 92–218),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http://legislative.cancer.gov/history/phsa/1971 (accessed December 2, 2009). Frank Rauscher,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ancer Program, estimated the real numbers to have been $233 million in 1971, $378 million in 1972, $432 million in 1973, and $500 million in 1974. Frank Rauscher, “Budget and the National Cancer Program (NCP),” Cancer Research 34, no. 7 (1974): 1743–48.

[40] If money was “frozen energy”: Mary Lasker Oral History Project, Part 1, Session 7, p. 185.

[41] The new bill, she told a reporter, “contained nothing”: Ibid., Part 2, Session 10, p. 334.

[42] Lasker and Sidney Farber withdrew: Ibid., Part 1, Session 7, p. 185; and Thomas Farber,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2007.

[43] “Powerful? I don’t know”: “Mary Lasker: Still Determined to Beautify the City and Nation,”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1974.

[44] “A crash program can produce only one result”: Chicago Tribune, June 23, 1971, p. 16.

[45] On March 30, 1973, in the late afternoon: Denis R. Miller, “A Tribute to Sidney Farber—the Father of Modern Chemotherapy,”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134 (2006): 20–26; “Dr. Sidney Farber, a Pioneer in Children’s Cancer Research; Won Lasker Award,”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1973. Also see Mary Lasker, “A Personal Tribute to Sidney Farber, M.D. (1903–1973),”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23, no. 4 (1973): 256–57.

[46] “Surely,” she wrote, “the world will never be the same”: Lasker, “A Personal Trib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