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电流

现代脑神经理论已经发现了惠特曼诗歌中掩藏的解剖学知识。它的实现不仅得益于惠特曼的诗性假想——“感觉滋生于肉体”这一观点，还得益于他精确地找到了与之相连的相关神经和大脑区域。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在相关的“感觉病原学”（etiology of feeling）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把这个过程叫作身体循环（body loop）。在他看来，精神暗中跟踪着身体，我们从自己的身体中窃取着自身情绪的情报。

大脑是如何通过我们的物质躯体生成那些具有形而上性质的感觉的？据达马西奥解释，在一个“情感刺激物”（比如说一只熊）被觉察后，在身体准备行动的瞬间，大脑将自动在“身体的内部脏器”中激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波澜——心脏开始怦怦跳，动脉血管开始扩张，肠道开始收缩，肾上腺素涌入血管。然后，这些身体上的变化才能被脑皮层觉察到。脑皮层会把以上这些生理感觉与精神层面上的恐惧连通起来，而更有意思的是，最开始引起这些生理变化的东西正是这一恐惧。想法与肉体、身体与灵魂的融合——这最后的综合性精神景象才是我们所完整感觉到的。因此可以说，这一观念是一种在身体血管中流动的思想。

在达马西奥杰出的事业旅程上，他的病人有的大脑受过伤，并因而失去了身体与大脑的协调性。达马西奥记录了这些人的生活。尽管他们还保持了完整的感官能力，但是却不能把这些感官感受转化成情感。心脏的剧烈跳动从不能在他们那里转化成恐惧感。因为精神已经与肉体分离，病人如在蚕茧的束缚中麻木度日——他们对自己的这个悲剧甚至都麻木了。

达马西奥的研究详细地说明了我们世俗情感的必要性。他的结论保持了惠特曼的一贯风格。“身体的贡献并不仅仅是单纯地维持生命，”达马西奥写道，“它为生命提供了一个具体内容，这个内容既是精神运作的一部分，也是精神耕耘的田地。”事实上，就算身体没有产生什么真正的变化，大脑也会潜移默化地诱导出一种身体变化，进而催生情感。达马西奥把这叫作“拟身体循环”（as-if body loop），因为大脑会作出反应，就如同身体真的经历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外界事件。通过对某一特定身体状态的想象，比如快速的心跳、肾上腺素一阵上涌，精神可能会萌发出某种专门对应于它的情感。

达马西奥最惊人的一项发现就是身体是理性思想的根源。尽管我们往往认为情感会干扰理智，但是事实证明，达马西奥的那些失去情感能力的病人同样也没有能力做出理智的决定。经受过脑损伤的折磨后，所有患者都开始在行为上显示出让人忧虑的变化。有些人做了非常糟糕的投资决定，结果以破产告终；其他人变得不诚实，并且危害了社会安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把大把时间花在仔细斟酌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达马西奥的观点是，他们失意的生活是理智需要情感、情感离不开理智这一相互依赖关系的鲜明例证。（正如尼采所说：“你身体中所蕴含的判断力要比你最佳的智慧中所蕴含的更多。”）

当然，基于几位神经症患者的例证就对大脑做出概括肯定是以偏概全的。为了理解身体循环在一个正常的大脑中是如何正常运转的，达马西奥构思了一个独特巧妙的实验，并把它命名为“博彩测验”。实验的过程如下：实验对象——也就是赌博的玩家，会得到四副纸牌，两黑两红，还有价值2 000美元的玩具币。每张牌都会告诉他，他不是输了钱，就是赢了钱。这个实验对象得到指示，他要从四副牌的一副中选一张翻过来，目标是以这种方式挣到尽量多的钱。

但是纸牌并不是随机分配的。达马西奥暗中操纵了这场赌局。其中的两组纸牌中充满了带有高风险的牌。这两组牌的报酬更丰厚（100美元），但是同时也包含了极重的金钱惩罚（1 250美元）。相比之下，另外两组牌则比较稳妥保守。尽管它们的报酬少一些（50美元），但选择了这两组牌的任何玩家都很少会受到惩罚。如果这些赌博者只选择这后两组中的牌，那么从逻辑上说，他们会在赌局中领先。

一开始，选牌的过程完全是随机的。玩家没有任何理由对任何一组特定的牌持有偏好，于是他们为了寻找赚钱的规律而尝试了抽取每一组的牌。平均来看，人们在通过摸索确定了盈利更多的那一组牌之前，要尝试翻起大约50张牌。在平均概率上，一位普通的实验对象一般会在翻起大约80张牌之后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偏爱那组牌。由此看来，逻辑的彰显过程是缓慢的。

但是达马西奥对逻辑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在于身体。他在实验对象的手上连接了电极，这样就可以测量出他们皮肤的导电率。（就如惠特曼在《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所写到的，“身体是带电的，我们的神经伴随着微量电压的起伏在歌唱”。）^[15]总之，导电率更高的部位位于皮肤电反应信号最为“紧张”的区域。达马西奥发现，仅抽过10张牌以后，每当伸向那组牌时，实验对象的手就会变得“紧张”。当大脑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明白这场游戏到底是如何运作时（而且对接下来的40张牌还很摸不着头脑），实验对象的手就预先“知道”了从哪一组中抽牌。而且更甚的是，当抽牌的手越来越充满电流时，实验对象就开始频繁地从“划算”的那组中抽牌。通过身体生成的无意识感觉会先于有意识的决定而产生，这似乎表明，是双手领导了大脑。

若是惠特曼还在世，他一定会喜欢这项实验。在他那首《我歌唱带电的肉体》的诗歌里，他还感叹：“一个人用手抚摩时所引起的奇异的感觉。”但在达马西奥很久之前，惠特曼就懂得“精神从身体中所获取的就如同它给予身体的一样多”。这就是他细心聆听自己肉体的原因：这是他诗歌的发源地。

但是惠特曼还知道，他的诗歌不仅仅是对肉体的单纯歌颂。这一误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批评家所犯的错误：这些批评家仅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他诗歌中涉及的性高潮和各种器官，而忽略了惠特曼真正的诗性哲学。惠特曼的诗歌寓意是，身体不仅仅是身体。就像草的叶子从泥土中生长出来一样，人的情感是从肉体中生长出来的。惠特曼想揭示的是，草和泥土、身体和精神，这两组不同的东西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你不可能为其中的一方面作诗，而不去承认另一个的存在。就像惠特曼所宣称的那样：“我会让诗歌建立在物质根基上，因为我觉得这些诗歌充满了灵魂的气息。”

惠特曼怀有一份信念，相信万物皆有灵性，甚至包括那些底层的东西。这份信念最终引领了他对科学中的那些事实进行质疑。当与他同时代的那些物质主义者宣布身体只不过是进化了的机器，内部没有任何灵魂可言时，惠特曼则以他通常特有的怀疑主义精神对这一观点表示了反对。他相信无论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解剖知识了解多少，事物都还会保持一定的神秘，很难以说清。这就是他作诗的原因。“为实用科学欢呼吧！”惠特曼写道，“绅士们哟！最崇高的敬意永远属于你们！/你们提出的事实是有用的，但它们并不是我的‘住所’，/它只不过是我走进住所所在的一块场地而已。”

1891年，沃尔特·惠特曼逝世几个月前的一张照片，由画家托马斯·伊肯斯（Thomas Eakins）拍摄

爱默生对米歇尔·蒙田（Michel Montaigne）^[16]的评论同样适用于惠特曼：如果你割掉他的文字，它们会流血，“因为它们有血有肉，是活生生的”。惠特曼的诗歌描写了我们解剖学意义上的真相。在他的艺术之镜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自身存在的偶然性。从肉体中产生的情感？从灵魂中产生的肉体？我们的存在真是毫无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体之中。惠特曼暴露了这一真理或这一真相，然后，在紧接着的诗句中，似乎又接受了这个矛盾。他唯一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我和这神秘之谜，我俩就站在这里。”惠特曼曾这样说。这句话似乎道尽了玄机，也道尽了无奈。

而接受矛盾却有它自己的后果。正如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在关于惠特曼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当你把矛盾的元素从艺术作品中排除出去后，你所摆脱的不仅仅是所谓矛盾，而是连带着把包裹这一矛盾体的整个东西都抛弃了。是矛盾让这些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们、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这是逻辑分明、井井有条的顺畅结构所达不到的真实，因为我们自身就充满了矛盾”。不管一件事情看上去充满了多少悖论，惠特曼始终都相信自己的感受，于是他发现了我们解剖学意义上的真相。尽管要求审查惠特曼诗歌的呼声从未停止过，但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艺术中所蕴含的智慧。“以前我所猜想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被证实了。”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写道。他所猜想的当然是：灵魂是由肉体构成的。

作为一位自诩为身体作诗的诗人，惠特曼的体质却很差。尽管他一直在吹嘘“我的健康状况十分完满”，但在1892年早春时节——惠特曼去世之前，他的健康已经被多年的缺乏保养和疾病缠身所摧毁。托马斯·伊肯斯刚为过世的惠特曼做完模制遗容（death mask），医生们就为他做了尸体解剖。惠特曼身体内部的情景把他们都惊住了。他左部的肺叶已经罢工了，右部的肺叶只有1/8的部分似乎还能勉强工作。他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做护理时染上的肺结核让他的胃、肝、肾长期处于一种灼烧的状态。他患了肺炎，他的心脏都是肿大的。实际上，惠特曼最后唯一能够正常运转的器官就是大脑。就在两个月以前，惠特曼完成了《草叶集》最后一版的汇编工作——这成了他的“临终版”。像往常一样，他修改了以前的旧诗，又作了一些新诗。

当惠特曼感到他的肉体——他那最为信任的缪斯渐渐抛弃了他时，会想些什么呢？惠特曼已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可是他还是以一篇新的序言开始了最后的这版《草叶集》：

来吧，我的“灵魂”说，

让我们来为我的“肉体”写几句诗吧，（因为我们是一体。）

Come, said my soul,

Such verses for my Body let us write, (for we are one).

这两句刀一样锋利的诗句，就写在惠特曼唯一诗集最终版本的开篇，代表了从惠特曼诗性哲学中浓缩出来的精华：我们就是诗歌，我们就是那从身体和精神的结合中萌生出来的诗歌。那脆弱的结合——这段仿若简短插曲似的存在，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为它庆祝吧。

^[1] 本书中所有惠特曼《草叶集》的诗文译文都出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的《草叶集》，该书的译者为著名翻译家赵萝蕤。——编者注

^[2] 《薄伽梵歌》（Bhagvat Ghita），印度教的重要经典与古印度瑜珈典籍。它是唯一一本记录神而不是神的代言人或者先知言论的经典，共有700节诗句。——译者注

^[3] 颅相学最大的失误就是不能够兼容并蓄那些不符合它预测论断的数据。例如，在颅相学家测量笛卡儿的颅骨时，他们发现的是一个极小的前额。这在他们的预测论断中本来应对应着“有限的逻辑和理智运用能力”这一特点。然而，这并没有让那些颅相学者怀疑他们原创出来的假说，反而去削足适履地讽刺笛卡儿，公然宣称笛卡儿配不上他“伟大思想家”的美誉。

^[4] 奥利弗·霍姆斯（Oliver Holmes），美国著名法学家，1897年发表演讲《法律之道》（The Path of the Law），被誉为美国法律史上最令人惊奇的神话。——译者注

^[5] 尽管惠特曼热爱学习科学，但他却从来不会不加审视、不加批判地去接受科学发现。在笔记中，惠特曼提醒自己，一定要不断地对科学实验的可靠性保持怀疑态度。他说：“在科学或是类似领域的引用过程中，要记住，地质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一直都在不断变化。要小心谨慎，注意只能把在未来几个世纪中也必然适宜的东西放进去。”

^[6] 参加颅相学测试的不仅是惠特曼一人，从马克·吐温（Mark Twain）到爱伦·坡（Allan Poe）几乎每个人都参加了这类测试，乔治·艾略特甚至为此剃了头发，因为这样才能让颅相学者更加准确地诊断她的颅骨凸起。

^[7] 惠特曼似乎缓和了他对颅相学的意见是有原因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按照颅相学的理论来说，惠特曼拥有一个非常优秀的颅骨。他在几乎每一项颅相学的特征上的得分都近乎完美。而奇怪的是，他得分最低的两项却是曲调感和语言能力。

^[8] 明轮船（Side-Wheeler），在船的两侧安有轮子的一种船，由于轮子的一部分露在水面之上，因此得名。——编者注

^[9] 出自《草叶集》第29篇，意为“盖覆着的尖牙利齿的接触呀”。——译者注

^[10] “unloosing”、“preluding”、“unreeling”是惠特曼自创的词汇，分别由“loose”（放任，松散）、“prelude”（预兆）、“reel”（卷起）加前、后词缀构成。——译者注

^[11] “肺的海绵体、胃囊、芳香洁净的肚肠，在头盖骨里面的脑子的褶壁，同情、心瓣、腭瓣、性爱、母爱……”

^[12] 在生命的后半段，威尔·米切尔想要完全抛弃医学，全心投入到小说与诗歌的写作中去。他的小说《休·怀恩》（Hugh Wynne）描述的是一位辉格党人在美国大革命中的经历与体验，这本小说尤为畅销。

^[13] 遗憾的是，又过了30年，在经历了又一场血腥的战争后，感官幻灵学说才被重新发现。1917年，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残害的士兵的状况，神经学家巴宾斯基（J. Babinski）描述了自己那个版本的感官幻灵。但他既没有提到赫尔曼·梅尔维尔，也没有提到威廉·詹姆斯或威尔·米切尔。

^[14] 作为一位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斯还相信，支撑我们大多数信念的动机是感情，而不是纯粹笛卡儿式的理性。在《信念之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中，威廉·詹姆斯提出：“我们对真理或谬论所持有的责任感总归都是我们激情生活的种种表达……客观的论据和必然性无疑是使我们在上面尽情蹦跳嬉闹、无忧而眠的好床垫和好枕头，然而在这月色朦胧、梦想萦绕的星球上，它们又能在何处找到根基呢？”尽管威廉·詹姆斯激起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争论，但他所做的也只不过是把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理论——“理智是，并且就应该是激情的奴隶”转化成一个逻辑结论而已。

^[15] 在惠特曼写作的那个时代，还没有身体随着带电离子产生脉动的例证。路易吉·伽伐尼（Luigi Galvani）在1786年发现蛙腿在受惊时会产生痉挛，这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实际上，直到1875年，即惠特曼写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的20年之后，利物浦市的一位医生理查德·卡顿（Richard Caton）发现惠特曼是正确的，神经系统事实上是能够传输电流的。通过反射镜式电流计（一种新发明的能够感应低压神经元的设备）直接探索了动物裸露的大脑，卡顿向人们展示了这个以往看似不大可能的事实。

^[16] 蒙田（Montaigne）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期、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随笔全集》（Les Essais de Michel de Montaigne）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他还是启蒙运动以前法国的一位知识权威和批评家以及研究学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