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兄弟

斯泰因总是在晚间写作。此时，巴黎的街道会沉静下来，这让她可以忘掉一切，只剩下自己，“挣扎着写句子，必须要把那些长句精确地传达出来”。在修改文章之前，她会用铅笔在小纸片上写下一些词语，然后再把文章誊写下来。某些晚上，她会奋笔疾书，几乎每两分半钟就会写满一张纸。当然，还有一些什么都写不出来的漫漫长夜，她只是呆呆地望着空白的纸。尽管如此，斯泰因还是要坐在书桌旁，固执地等待着这种沉默一点点退去。她总是在“黎明破晓前”停笔，因为自然光会让事物显得太过真实，它们的“物质感”强烈得让人难过。夜的笼罩会让斯泰因忽视这些干扰，而是专注于写作，专注于写作是以何种方式铺展的。然后，她会一直睡到午后。斯泰因并不是第一位将句子从现实主义的表述中抽离出来的作家。在她把立体主义变成一种文学形式之前，亨利·詹姆斯冗长而多义的小说就已经让他的写作事业飞黄腾达了。詹姆斯后期的小说中没有一处是直接描述现实的。相反，他的文章一直在质疑现实本身的意义。一切都限定在层层叠叠词语的管辖之内，直到最初的描述对象在形容词、修饰语和从句的云雾缭绕中消失。整个世界都被如此的风格吞噬了。

格特鲁德·斯泰因会喜爱亨利的文学作品一点儿都不奇怪。她一次又一次地重读了他的小说，在他文风隐晦的修改手稿中寻找灵感。斯泰因曾对亨利·詹姆斯发表评论说：“你知道，他营造出了一种氛围。最重要的不是对人物的现实主义描写，而是作品的真实性。”她在《艾丽斯自传》中说道：“亨利·詹姆斯是第一个在写作中为20世纪文学寻找出路的人。”她把他称为“先驱”。

斯泰因为什么说亨利的晚期作品开创了现代文学的先河呢？因为他是打消了读者传统幻觉的第一位作家——他认为语言一定会直接反映现实。在他的小说里，语言是一些含糊的符号，需要人们谨慎地阐释。所以，他笔下的每一个句子的含义都不是从文字中显现出来的，而是从读者的主观判断与充满未知性的作品之间的互动中滋生出来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永远无法捕捉到完美的真理或作品的最终定论。至于对现实的反映，亨利写道：“那窗不是一扇，而是万千……每扇窗边都站着一个人、一双眼睛。”

亨利的文学哲学观折射出了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观点。在1890年出版的教材《心理学原理》中，威廉宣布：“语言违背了我们对真实的感受。”语言让现实变得好像是由不相干的部分组成的一样——比如形容词、名词、动词，在真实的经历中，所有这些不同的部分都同时运作。威廉喜欢提醒读者，这个世界是一个“膨胀混乱的大谜团”，我们强加给感觉的整齐划一的观念和种类划分都是某种幻觉。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道：“简而言之，我不得不忧虑地注意到，那份模糊感回到了我们的精神世界。”那时候，评论家们一直在嘲笑说威廉写心理学著作时更像个小说家，而亨利写小说时则更像个心理学家。

不幸的是，在斯泰因陷入沉静的巴黎中开始写作时，现代文学和现代心理学已经分道扬镳了。现代主义作家推崇亨利式的写作实验，更加质疑自己和笔下的那些句子了，而现代心理学则对威廉关于心智的观点置之不理。此时，一种新型心理学诞生了，这种严谨的科学可不需要詹姆斯式的模糊，其认为精准才是时尚。心理学家们则忙着计算各种不切实际的事情，譬如感觉从手指传到大脑的时间是多少。他们希望通过量化意识而削足适履地让大脑符合科学的框架。

威廉对这种新型心理学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这种方法过于简单——将大脑的运行机制凌驾于大脑意识中“内在的多彩多样”之上，这显然与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根本不贴边儿。这一精确测量人类感觉的执迷风潮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一种感觉都应该被看成整个思维过程的一部分。（威廉写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纯地感到一种感觉。”）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威廉拿语言方面的例子做了个比喻，他写道：“就像我们总是会用形容词描述自己有‘忧伤’或者‘冷’的感觉一样，我们同样应该也可以用其他词性形容自己有一种‘并且’的感觉、‘倘若’的感觉、‘可是’的感觉、‘随着’的感觉……”^[5]我们总是会专注于句子的“实质性部分”，而忽略连词，与此相似，新型心理学拥护者也忽视了大脑中运行的“过渡过程”。他们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就像句子需要冠词和副词一样，大脑也需要一些能够将其他想法连接在一起的想法。

斯泰因不会忘记威廉的哲学思想。她告诉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我所知道的全部都是威廉·詹姆斯教给我的。”直至斯泰因生命最后的日子，威廉还一直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她说：“我所拥有的大部分都来自一位伟大的老师——威廉·詹姆斯。他说，‘一切都尚未被证实’。”詹姆斯曾拜访过斯泰因在巴黎的住所，看到了她满墙挂着的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的画。斯泰因描述了那时的情景：“他看了看，深深吸了口气。他说，我告诉过你，我一直就告诉你，你应该要开放思想的。”

斯泰因的文学作品是威廉的心理学和亨利的文学的混合物。像詹姆斯两兄弟一样，她意识到句子是实物的抽象化。我们通过命名来使世界变得清晰。不幸的是，我们所命名的名字只是一种妄想。在《软纽扣》一书里，当斯泰因问道：“云量是什么样的呢？是朵朵衬底、团团滚动，还是随风消散？”在这里，她要问的其实是“云量”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意思。^[6]毕竟，云是渐渐消散的那一缕缕痕迹，没有两朵是一样的。那么，同一个词语又怎么能描绘如此不同的事物呢？斯泰因之前的现实主义作家们竭力想把词语定位成这个世界上的一块块精确的地图。而斯泰因则让人们注意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词语是主观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工具而不是镜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一个词语的意思在于它在语言中的用处。”在她对词语实施解构的文章中，她设法让词语变得完全无用。她想看看，当词语失去意思时，语言究竟还有哪部分能够留存下来。

威廉·詹姆斯所极力抵制的新型心理学并没能走多远。大脑拒不泄露自己微妙的秘密，而心理学家们也渐渐厌倦了测量神经系统的速度。直到1920年，在实验观察的角度上，科学家们开始急切地想从外部出发对大脑做出解释——在他们看来，大脑相当于一个暗箱。这种新方法被称为“行为主义”。行为主义者认为，行为就是一切。没有一种想法、观念、情感不能用行动来重新加以解释的。世界充满了促使我们反应的刺激，就像电子设备一样。

这个伟大假设的实验依据获得于两位心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和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巴甫洛夫在俄国工作，桑代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两个人都表示，鼠、猫和狗都能接受训练。利用正面巩固（positive reinforcement）——少量食物就办得到，巴甫洛夫和桑代克就能让他们所训练的饥饿动物做出各种愚蠢的把戏——老鼠会没完没了地按杠杆，狗一听到铃声就会淌口水，猫能学会如何从迷宫中逃出来。行为主义者认为这种实验结果就能够解释学习过程。

不久，科学家们就把行为主义的逻辑应用在了人类身上。很久以前，人与这些鼠啊狗啊没有什么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脑逐渐进化成了一个精妙的反射仪，一个对刺激反应极其敏感的器官。在这种简化主义理论的框定下，大脑只不过是一张由本能组成的网。我们对环境影响没有任何抵抗力。

显然，这种诠释人类本性的新方法遇到了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语言的。孩子们是如何学会这么多词语和语法规则的？（例如，一个两岁的孩子每两个小时能学一个新词。）尽管我们生下来时并不会语言，但过了几年之后我们的大脑就会被语言迷住。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个错综复杂的符号系统是如何劫持了人类的大脑的呢？

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行为主义者太久。到了1940年，他们就已经把语言解释成了另外一种刺激的产物了。根据行为主义的理论，家长提供了格式化的反馈，以引导孩子记住正确的动词搭配、复数形式，还有词语的发音。婴儿开始时会把事物与声音联系起来，然后随着时间的积累，才能把那些声音连成句子。如果有人看到一朵红玫瑰说“红”，那么这种“话语行为”只是由红色刺激激起的反射，是他父母教他把现象与适当的形容词联系起来而形成的。如果他说“玫瑰”，那只不过是概括出了玫瑰各种特性引发的刺激总和。孩子学会如何说话就像老鼠学会如何按杠杆一样，言语反映的是感官联系的“图谱”。语言之谜就这样被解开了。

斯金纳（B. F. Skinner）是最虔诚地将行为主义规律应用在人和动物身上的心理学家。他甚至设法将“刺激—反应”理论用于对文学的阐释。1934年，斯金纳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格特鲁德·斯泰因是否隐藏了一个秘密？》（Has Gertrude Stein a Secret?）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斯泰因的实验文学作品其实是对行为主义的实验演示。根据斯金纳的说法，斯泰因发表的文字，其实就是我们对那些特定刺激所产生的无意识言语的反应。她的艺术只不过是不由自主的潜意识反应，是“未经开垦、没有学问的大脑”的喃喃自语。

斯泰因强烈反对斯金纳的批评理论。她坚信自己的作品恰恰证明了相反的心理学理论。“不，这些作品并不是他（斯金纳）想的那样出于无意识，”她给《大西洋月报》的编辑写道，“如果有任何秘密可言，那么它也正好相反。我想我是靠着一种额外的意识、一种超越的意识完成这部作品的，但是告诉他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斯金纳认为斯泰因写下的所有句子都在“一种既定感觉刺激的控制之下”，她的大多数描述都在颂扬着一个荒诞不经的世界。在《软纽扣》中，当斯泰因将“红玫瑰”定义为“一种粉红切开的粉红，一次猛跌和一个卖掉的窟窿，略少一点儿热情”。她知道自己笔下没有一个词语指的是任何实际的东西——粉红不能被切开，窟窿也不能被卖掉，纽扣也一点都不软。

斯泰因故意使自己遭遇荒唐是想要迫使我们承认斯金纳所忽视的东西——语言内在结构的独立功能。行为主义者认为，语法只是由小规则构成，是我们通过家长不断地唠叨纠正以及老师的反馈所学到的。而斯泰因则意识到，人类的心智并没有受到如此大的限制。没有一种语法会让我们把玫瑰说成是红色的，更别说把它写成“粉红切开的粉红”了。毕竟，把词语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成了斯泰因养活自己的本领。或者说没人教她如何写作，她却有无穷无尽的能力来发明充满原创性的荒唐句子。这种新举措带来的震惊是行为主义者所解释不了的。

但是这种新意从何而来？语言结构的表达是如何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呢？斯泰因洞察后的结论是惊人的——我们的语言结构是抽象的。尽管斯金纳争辩说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对微观的词语发出指令的是语法，但是斯泰因却知道他犯了错误。在斯泰因的文学作品中，她向我们展示了，只有在某种特定的上下文中，我们才会用语法调遣某种特定的词语。在《软纽扣》中，当斯泰因将“一顶红帽子”描述成“一种暗灰，一种十分暗的灰”时，她展示的其实是一种认知本能。尽管我们很少会说红得发灰，但是并没有哪项语言学规则明令禁止人们写这样的句子。只要名词、动词、形容词按照正确的语法顺序排列好，那么任何名词、动词或者形容词都可以各司其职。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来描写红帽子。同样一种语法能支撑无数句子，尽管许多句子从来都不承载任何意义。

这是对语言的一种极其古怪的想象。毕竟，语言的目的是交流。那么，为什么语言结构（语法）会独立展示语言意义（语义）呢？结构和功能难道不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吗？斯泰因的达达主义艺术（dadaisticart）宣布，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斯泰因的作品很少能以常理讲得通，她心目中语言最重要的特性并不是它所表达的内容，而是其中隐藏的结构。脱去了所表达内容的意义，所剩的就是那结构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