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尚和左拉

1858年，塞尚18岁。他最好的朋友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刚刚离开塞尚所在的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只身前往巴黎。左拉已经决意成为一位作家，但是谨遵父令的塞尚则正在忙着法学院的退学事宜。左拉对塞尚大发雷霆，生气地质问道：“难道作画对你来说只是一时兴起吗？只是一种消遣、一个谈资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能理解你的所作所为了——你避免给家里找麻烦是对的。但是如果绘画是你的职业，那对我来说你可真是个谜了，是个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Sphinx），是个不可理喻、令人费解的人。”就在这次对话的第二个夏天，塞尚逃往巴黎。此时，他决定成为一位艺术家。

城市生活十分艰辛。塞尚过着孤独而贫穷的日子，但说他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4]那是言过其实了。白天，他会溜进卢浮宫，在那里耐心地临摹提香（Titian）和彼得·鲁本斯（Peter Rubens）的画。晚上，他也会像当时巴黎的每个文化人那样光顾当地的小酒馆，烂醉如泥地谈论着政治和艺术。

塞尚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在抽象画方面的最初尝试就被误当成了偶然的错误，这些被认为没有力度、毫无才情的现实主义作品被一次次地拒绝了。他用手推车装着画作围着城里转了一圈，可是没有一个画廊愿意买他的作品。唯一的慰藉就是，现实的文化大气候终于开始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了，沉闷的巴黎艺术世界终于开始有所改变了——波德莱尔开始攻击安格尔；马奈正研究委拉斯贵兹（Velazquez）^[5]的画；作品表面上充满砂砾般质感的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也正渐渐地赢得尊重，而他信奉的真言是“让我们表现得更真实吧，即使我们是丑陋的”。

到了1863年，所有这些新的“丑陋”都不再受到压制，因为它到处都是。于是，拿破仑三世决定在艺术年展上展出这些被正规艺术学院所拒收的绘画作品。就是在这个画展——落选者沙龙中，塞尚才第一次看到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The Luncheon on the Grass）。这是一幅令人震惊的作品，画的是一位似乎毫不自知的裸体女人坐在公园草地上的情景。塞尚为之着迷。他对马奈情色意味浓重的野餐进行了重新想象，并开始为此画创作了一系列作品。马奈笔下的女人有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淡漠，与马奈不同的是，塞尚则把自己绘入了作品中间——凌乱的胡子和秃头泄露了他的行踪。这回鄙视马奈的评论家又开始残酷地批判起塞尚了。一位评论者写道：“人们都对他的艺术嗤之以鼻，塞尚先生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位在迷乱状态中作画的疯子。他必须停下画笔！”

20年后，一切都变了。法国皇帝在法兰西—波斯战争中战败，被扫地出门。为了避免服役逃出巴黎的莫奈在伦敦目睹了特纳充满预言性的抽象画作。他带着新的灵感回到了法国。到了1885年，莫奈的印象派风格已经是真正的前卫派了。以迷蒙光线著称的画家现在也有了自己的艺术沙龙。

那纷纷扰扰的岁月同样对左拉很友善。他那所谓“卢贡–马卡尔家族式” （Rougon-Macquart）小说让他一跃成为文坛名人，信心十足地享受着当时的争议。自然主义是文坛上的新流派，有志写出所谓“科学的小说”。而左拉正是自然主义骄傲的创始人，他宣称，“小说家必须真正成为科学家才行”，而且应该将实验方法应用于对人的研究上。

成功使左拉意气风发，他决定写一本关于画家的图书。他给这本书取名为《杰作》（L’Oeuvre），因为他说自己再也想不出一个更贴切的名字了。出于写作方法的需要，左拉将自己的小说取材于从真实生活中直接窃取的故事——来自他最好朋友塞尚的生活。该小说于1886年春天出版，此后塞尚和左拉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杰作》的主人公是克劳德·朗梯尔（Claude Lantier）。像塞尚一样，他是一个大胡子、秃头的普罗旺斯人，是一位画家，可是画作却因太古怪而无法展出。左拉甚至为克劳德虚构了与塞尚一模一样的处境：两个人都患有无法治愈的眼疾，被自己的父亲讥讽，在当地的杂货店用画换食物。克劳德是一位典型的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而他最好的朋友——浅薄的作家皮埃尔·山度士（Pierre Sandoz）却获得了巨大的文学声誉，写下了20本系列丛书，记录了“微缩世界里人类的真性情”。

然而，左拉对克劳德艺术的描述才是对塞尚真正的冒犯。左拉这样写道：“他的抽象艺术只不过是‘野蛮的精神活动……是吞食自己大脑的一场可怕的戏剧’。”另一方面，作家山度士却“如实地描述了人”，他的作品是“与将要来临的科学新世纪相匹配的新文学”。

显然，左拉背叛了自己那热爱印象派风格的朋友们。莫奈、毕沙罗和象征派诗人斯特芳·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还因此组织了会议谴责此书。莫奈写信给左拉说：“我们的敌人会利用你的书将我们贬为愚蠢的人。”但是左拉并不在乎，他已经旗帜鲜明地反对了一切抽象的艺术手法。如果说塞尚的绘画作品描绘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观性，那么左拉的小说就是决意要把人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左拉认为，艺术家必须“隐藏自己，只展示出他看见的东西就行了。就连作家温柔的介入都会削弱一部小说的力量——在事实中带入一些奇怪的元素，从而破坏了小说的科学价值”。

左拉的风格并没能持续多久。而他那自诩很科学的小说，伴随着对遗传学和生物决定论的纯真信仰，从此一蹶不振，再没有半点儿优雅可言。他的作品没有成为自己期望中的“人类真理不朽的《百科全书》”。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言的，“左拉坐着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关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画卷，但是现在谁还关心第二帝国呢？它过时了。生命的脚步远比现实主义的发展快”。更坏的是，左拉《杰作》中抨击的前卫艺术的地位开始上升了。接下来的前卫运动又让后印象派篡夺了王位。直到1900年，左拉被迫承认他曾错误地评判了塞尚的抽象艺术。“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他的绘画作品了，”左拉道，“我很久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原以为它很夸张。可实际上，它是真诚的，而且真实得让人难以置信。”

不过，最终让左拉和塞尚分道扬镳的并不是《杰作》。左拉从来没有向塞尚道过歉，但是道不道歉都一样—— 一声抱歉并不能够愈合他们哲学立场上的分歧。他们是发小儿，后来各自对现实的本质下了彼此冲突的结论。如果说左拉设法在艺术中逃避着内心，最终逃到了科学事实冰冷的王国中去的话，那塞尚对现实的寻找则是通过在自己的内心中冒险——他知道是大脑创造了世界，正如画家创造了画作。

这一启示传遍世界后，塞尚便成了现代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画作非常有新意：为了展现视觉过程的法则，他打破了绘画的法则。如果他遗漏了一些细节，那也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思考而付出的一点代价。当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想要打破法则的新一代现代派画家在巴黎应运而生，接踵而至。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领导的立体主义（Cubist）将塞尚的技法升级，并得出了与之大相径庭的结论。（毕加索曾经宣称塞尚和水牛比尔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尽管立体主义喜欢开玩笑说自己提前预测到了量子物理学中那些奇怪的事实，可是塞尚的大脑却还是无人能敌。他的抽象展现了人类本性构造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