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乔姆斯基

1956年9月11日，在麻省理工大学举办的一场无线电工程学院大会上，三种新观念成了新的科学准则。其中每一个观念都可以拓展成一个新领域。三种观念都会不可扭转地改变我们对自己思维方式的认识。

推出第一个观念的是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简短的演讲中，他们宣告了一种能够解决逻辑难题的机器的诞生。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编写的程序能够找到与三段论和“如果……那么……”这类逻辑把戏相对应的定量化数值，从而将一种逻辑性语言转化成一种计算机能够读取的语言。实际上，他们所发明的机器非常高效，在怀特海（A.N.Whitehead）和罗素（Bernard Russell）所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matica）的前52个逻辑论证中，这个机器甚至能解开38个。它甚至发现了解决罗素难题的一个更有力的例证。智能变得“人工化”了。心智就这样出现了仿制品。

那天，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呈献了第二个观念，并把它聪明地概括为一个题目“神奇数字7，加减2”。米勒的观点很简单——大脑是有限的。他认为，人生的短期记忆只包含了随机的7比特，而后遗忘便接踵而至。^[7]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中所有随意的标签，从电话号到执照号再到社保号都限于7个数位之内（加减2）的原因。

但是米勒的观念并不仅限于此，因为他知道大脑并不真的凭借比特处理数据。我们一直在给自己的感受重新编码，在混沌中发现范式。我们是这样看待现实的——不是以比特为单位，而是以一块块厚厚的元素混合体为单位。在文章的结尾，米勒提出的几乎是一种事后反思：“传统的实验心理学家对于（重新编码的）分析几乎没做出什么贡献，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贡献。”科学忽视了大脑运行的真正模式，忽视了我们将各个部分综合起来对现实加以解释的方式。在米勒随意的观察中，认知心理学诞生了。

诺姆·乔姆斯基给当时在座的那些幸运的电气工程师们呈献了最后一个观念，他是一位对伟大观念有着强烈追求的27岁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论文题目是《语言描写的三个模型》（Three Model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但是这篇论文其实意在证明有一种模型错得离谱，而其正是从行为主义中衍生出来、适用范围有限的一种阐释方法。这种语言学理论试图将语法缩减成某种统计学法则——句子的每一个词语都从前一个词语中生成；一个名词可以引发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又会带动另一个名词。（加上一些形容词添点料。）概率法则决定了特定的词语选择。因此，“玫瑰是红的”要比“一种粉红切开的粉红”更像一个句子。（根据这一理论，格特鲁德·斯泰因写出了历史上最不可能出现的一些句子。）

在技术演讲中，乔姆斯基解释了为什么语言不仅仅是按照统计学罗列在一起的词语清单的原因。他的论证围绕着两个独立的例子展开，这两个例子听上去都很有一种斯泰因的风格在里面。

乔姆斯基的第一个例子是“无色的青翠思想激烈地安睡着”。根据语言学的统计模型来看，这个句子实际上是不可能出现的。没有一种固有的语言机制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句子。思想不能够安睡，而“无色”后面紧跟着“青翠”的概率完全是零。尽管如此，乔姆斯基向我们展示了，荒唐的句子从语法角度来看依然是可行的。像《软纽扣》中的斯泰因一样，乔姆斯基用一些可疑而又意味深长的胡话来证明，统治词语的结构完全可以独立于词语本身而存在。而且，这些结构来自人的大脑。

乔姆斯基的第二个论证更加具有破坏性。他意识到，内在语法结构与统计学是对立的，任何依赖于统计学的语言学家都会被一项致命的缺陷所损害——它没有记忆力。因为有限态模型在造句时每加一个词语，就只会记住句子中的前一个句子，而忘掉前面的一切。但是乔姆斯基所察觉到的是，特定的句子会包含一种长距离的依赖关系，在这样的句子中，任何一个词语的安排都源于句中更早先的词语。乔姆斯基用“不是……就是……”与“如果……那么……”句式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如果语言是真实的，那么有限态模型就是错误的”这句话中包含了一个“不能够”语法结构，它并不能从左至右逐字解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看到了“如果”，就会知道要等着一个“那么”出现，但它并不是紧接着就会出现。对于有限态模型来说不幸的是，等到统计机到达了“那么”的时候，它已经把“如果”忘到脑后了。尽管乔姆斯基的论证中充满了语言学的行话，但他却清清楚楚地交代了自己的宗旨：“语言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这是语言的初步模型（有限态模型），这是靠内在的自我平衡所无法解决的。”因为不是每一个句子都单纯是独立词语的总和。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中，词语被句法间的联系所包围，他将之称为“语言的深层结构”。

在斯泰因的艺术中到处都可以找到先行于乔姆斯基例证的句子。例如，斯泰因曾说“我喜欢单一的重复”，她的许多冗长的重复实际上反映了句子的深层结构，反映了词语全部纠缠在一起的状况。在《软纽扣》中，斯泰因冥思苦想着要给蔬菜下定义，她想知道：“切什么？用它切什么？用什么把它切进去？”

可见，这些句子证明了同一组词语可以代表许多不同的意思。在“切什么”这个问题里，“什么”指的是什么东西被切掉了。然而，当斯泰因想知道，“用什么把它切进去”时，她的“什么”指的是切东西所在的地方。她展示了一个距离较远的词语可以修饰一个先前出现的语语，就像“进去”修饰了“什么”那样。当然，有限态模型不理解这个句子，因为它只会以单向的方式从左至右推算句子的含义。就像乔姆斯基的“如果……那么……”句型一样，斯泰因的句子完全依赖于其潜在的句法，依赖于将孤立的词语连接在一起的长距离关系。只有真正的人类大脑才能读懂斯泰因的语言。

乔姆斯基的语言模式转换就是从那天开始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模式转换需要时间，尤其是当它们是用语言学那些折磨人的术语写出来的时候。乔姆斯基知道在人们接受他的言论之前，他必须证明其他人都是错误的。他下一个要驳斥的目标是斯泰因在20年前批评的一位人物——行为主义者斯金纳。1959年，在乔姆斯基技术版风格的洋洋巨著《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出版两年后，他将对斯金纳《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的评论变成了一篇32页的宣言。乔姆斯基的分析清晰而大胆，这篇文章标志着他作为一位公众学者事业的开始。

在评论中，乔姆斯基指出行为主义者对语言和规范探究过程中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乔姆斯基说，语言是非限定性的。我们能够创造出任意长度的新句子，创造出其他人大脑想都没有想过的表达。斯泰因不拘一格的文字就是这无限创造力的明证，也正是这一创造力使人类语言区别于所有动物其他形式的交流。除非我们具有一组无限的反射系统，否则行为主义根本无法解释句子结构中那些数不胜数的可能性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构想出语言最合适呢？像斯泰因一样，乔姆斯基坚持认为语言学要将重点放在研究语言结构的层面上，而不是纯粹研究单个词语和语音的学问。乔姆斯基之前的语言学家满足于分类和观察，他们把自己看作语言的植物学家。而乔姆斯基则试图证明，他们搜集到的所有数据都没有落在点子上。要想看到乔姆斯基看到的景象，我们必须得将眼前的事物缩放。从高屋建瓴的结构主义视角来看，我们的视野会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从英文到粤语，一切语言其实都是一样的。词语可能会不同，但它们的底层结构都是一样的。因此，乔姆斯基假想大脑中有着某种普遍的语法存在。（正如《圣经·新约》中所宣扬的，“就这样，语言变成了肉体”。）这种内在的语言装置使得我们能够遣词造句，用一种微妙且疏而不漏的结构将词语编织在一起。

虽然乔姆斯基语言学的一些细节仍然备受争议，但是语言深层结构这一概念却明确地成了一种被发掘出来的人类潜在的本能。这项普遍语法规则最有力的证明来自对尼加拉瓜失聪者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尼加拉瓜失聪的公民还饱受着“与世隔离”的悲惨命运。整个国家都没有文字语言，熙攘人群中失聪的孩子们相当于被囚禁在一所无法飞越的孤儿院中。然而到了1981年，第一所聋哑学校建立后，情况立即好转起来。孩子们从来没有受过文字语言方面的教育（学校里没有老师），但是他们却忽然开始用手“说”起话来。那些本来为一时之用的词汇自然地得到了进化。

当这种新发明的形象性语言被传授给聋哑学校失聪的新学生时，真正的转变发生了。虽然原来的学生不得不用相对来说不那么精确的术语来交流，但是第二代新学生却开始赋予这种语言以一种结构。没人教过他们语法，他们也不需要人教。乔姆斯基的理论预言过，小孩子会将内在知识套用在日益增长的词汇量中。从此，动词产生了曲折变化；形容词与名词区别开来。先前的语言使用者用单个符号表达的概念现在则使用句子中包含的多重符号来表示了。尽管这些尼加拉瓜的孩子们从来不晓得任何语言，但他们却发明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它的语法就像其他人使用的语法一样。斯泰因是正确的：“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其实都可以被归为同一种语言。”^[8]

早于乔姆斯基50年以前，斯泰因就已经意识到语言不可避免地要包含某种结构，她决心让这种结构凸显出来。先于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斯泰因鞭辟入理地发现：“每个人都一遍又一遍地以无穷的花样重复诉说着同样的事情。”斯泰因想要看清楚这殊途同归的源头，想切开词语看看它们的骨架结构。

当然，语言的深层结构并不会轻易现身。它们生来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隐者，是句子中秘密的骨架。斯泰因的见解是，只有在语法遭到颠覆时，读者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斯特拉文斯基通过摒弃音乐传统从而将之展露出来，同理，斯泰因通过摒弃语法传统展示了语法的原始力量。在文学作品中，她常常设法想要看到自己能够将糟糕的句法、构词法以及语义学推行至什么样的极限。如果以词语的声音而不是词语的含义来构建她的文字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她能够“用像段落一样长的句子”来写完整本小说吗？句子若是没有一个标点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我们这样写作，而不是那样写作？

斯泰因发现的是一种赞美语法错误的写作风格。在她最激进的文章中，斯泰因能够让我们发觉所有在正常情况下悄无声息地进行的语言学运作。我们会发现动词是如何随机产生变化的（甚至是不规则动词），名词是如何自然地转化为复数形式的，我们又是如何在主语前加上相应的冠词的。斯泰因总是说阅读她作品的最好方式就是校对式的读法，即在阅读时敏锐地留意和审视她所触犯的所有规则。在“我们的内在被外化”时，通过她的错误我们会追踪到自己看不见的语法结构。斯泰因通过忽略某些东西来展示出的是，我们在语言中曾相应地加入过的原料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