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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脑最神秘的事情就是，我们对它知晓得越多，它的奥秘就会变得越深奥。自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然而却控制着我们非凡的注意力。身份是我们最贴心的一种体验，可是同时，它却会从细胞电流的震颤中显现出来。另外，为什么自我并不真实存在，但却让人感觉如此真实？伍尔夫最初提出的这个问题无人能够解答。看来，我们的现实似乎只能依赖于奇迹了。

神经学以一种典型的执拗习性，试图凭借那些可验证论据的惯性，重新定义那些人们无法理解的事物，这种执拗搅乱了神秘。毕竟，对精神的简化承诺并不需要援引更高级别的功能。就像原子一样，神经细胞会解释一切，知觉必须自下而上地渗透开来。

关于意识问题最实用的科学方法就是探究意识的物理基础。神经学认为，经过足够努力的查找，科学方法是能够找到自我的秘密源头的，也是能够找到将注意力播散在何处的肉身基本元素的。这个部位的术语是“意识的神经相关”（neural correlate of consciousness， NCC）。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神经学家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f Koch）是这场科学探寻派对的领头人。科克将“NCC”定义为“神经元最小的一组事件，意即生成意识知觉的一个特定方面”。例如，当拉姆齐夫人对着桌子中间的果盘冥想时，她意识中的神经关联（至少科赫是这样定义的）就是生成她对梨子的意识的细胞网络。他认为，如果科学发现了意识的神经关联，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自我是如何从感觉中浮现出来的。我们自我的“泉眼”就会显现出来。

这听上去似乎足够简单了（科学擅长揭示物质的偶然性）。但是在现实中，意识的神经关联像魔鬼般难以捉摸。科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找到一个实验的瞬间——在那个瞬间，我们意识的整体都暂时破碎了，因此在简化的质疑面前，便显得十分脆弱。科克的主要实验范例取自于被称为双眼竞争（binocular rivalry）^[4]的光学幻觉。从理论上来说，双眼竞争是一个简单现象：每个人都有两个眼球，于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直都是稍有不同的两个独立的世界。利用无意识层面上的一点点三角学原理，大脑就会暗中抹掉这种不一致，将多重视角融化成同一个画面。（正如割裂脑患者所展示的，我们生来就习惯将自身的前后不一忽略掉。）

科克决定扭转这一视觉过程。“如果你左右眼的相应部分能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且很容易用镜子在鼻子前摆出分割的单元，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在通常的情况下，大脑会将我们两只眼睛所看到的独立图像叠加起来。例如，如果左眼前展示的是横条，右眼前展示的是竖条，那么这个人的意识中看到的则会是方格。然而，有时候自我会感觉很混乱，它会决定只留意一只眼睛的视觉输入。几秒钟之后，自我意识到了这个错误，于是开始留意另一只眼睛。正如科克所观察到的，“两种知觉会无限期地以这种方式轮换交替”。

这种实验诱发混淆的最终结果就是，也许在一瞬间，主体会察觉到知觉下隐藏着的技巧。他意识到两只眼睛都有视觉输入，会分别看到两份事物。科克想知道，视觉主导发生在大脑的什么地方？是哪些神经细胞决定了我们会留意哪只眼睛呢？又是哪些细胞统一了感官上的混乱呢？科克相信，只要他找到了这些地方，就会找到我们意识的其中一条神经关联，就会发现自我的藏身之所。

尽管这种实验方法在观念上十分优雅，可是其中却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方法论的。大脑是宇宙中最大的难题。每一个脑细胞都与上千个其他神经细胞相关联。意识从这种递进的连接中汲取力量。毕竟，自我并不是在离散的大脑中显现出来的，而是从大脑的整体互动中显现出来的。正如伍尔夫所写的，“生命不是一系列对称排列的路灯，而是明亮的光环意识，且自始至终都环绕着我们”。此时，将意识简化为单个神经关联的简约形式——将这光环简化成一盏盏路灯，应该是一种抽象。意识通过神经的关联，可能会描述某种知觉体验发生的位置，可它并不会告诉你注意力在哪里起源，又是如何解释自我的。因为那些并不确切的属性是没有单一源头的。因此，伍尔夫写下的不可预测的奥秘还是未解之谜。神经学必须面对现实并且承认，实验只能够对有限的问题做出解释。

单纯得过于天真，是把意识的神经关联作为探索方法的另一大缺陷。这种做法也就是力图将所有简化方法都应用于对大脑的解释上。自我意识这个东西，至少在人的内在感觉上要比细胞总和的层次更高。单凭神经细胞描述我们的经历根本无法解释我们的体验，因为我们根本感受不到自己的神经细胞。伍尔夫早就知晓了这些。她认为，单从物理属性去描述大脑（科学史上这种失败的理论层出不穷）注定是片面的。伍尔夫写道，这种简化主义理论“所做的是简化而不是复杂化，是削减而不是丰富”。简化主义理论否定了我们最本质的个性，将“我们所有人都转化成了案例”。伍尔夫提醒我们，如果将每个大脑都用来同化那些不能解决的大脑理论问题，而且只依据前额皮质的震荡来考证人类的意识，那就会失掉我们主观上的真实。自我所感觉到的是整体，而所有科学看到的似乎都是局部。

这正是我们需要艺术的地方。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说的，“大家很有可能——极有可能会猜到，我们从小说中了解到的人类生命和人格要比从科学心理学中了解到的多得多”。如果科学将我们拆分开来，艺术则可以将我们重新组合起来。在《到灯塔去》中，莉莉描述了自己的艺术抱负：“我渴望得到的不是知识，不是碑上的铭文，不是任何人类已知的语言能够写下的东西，而是一种统一感，或者说亲密本身。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像伍尔夫一样，莉莉想要表达我们的体验，她知道这才是我们能够表达的所有东西。真正与我们亲密的只有我们自己。

艺术家们描述了科学家们不能描述的东西。尽管我们的自我不是闪烁着微光的化学物质或稍纵即逝的电压，可自我却仿佛是真实的。面对这一不可能的悖论，伍尔夫相信科学必须撤销它对绝对知识的所有权。体验战胜了实验。因为伍尔夫在她的现代主义小说中写道，从根本上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新型心理学虽然历经着跌宕起伏，但自我意识却一直和科学密不可分，以至于其过于真实，甚至无法被测量出来。从伍尔夫的理解看来，自我是一种虚构，它不能被当作事实来对待。除此之外，将自己作为虚幻的作品来看待，是我们尽己所能去理解自己的最可行的方法。华莱士·史蒂文斯曾写道：“最后的信仰是相信虚构，而且你要知道，这里除了虚构别无他物。”

尽管神经学与将意识宏观化的理论相去甚远，但它还是证实了伍尔夫艺术中的一些观念是正确的。意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什么空间位置。自我会莫名其妙地从注意力的瞬间浮现出来。可以说，没有虚幻的自我，我们就完全失明了。

虽然自我的本质是无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不去尝试理解它的理由。《到灯塔去》是描写认识过程具备何种困难性的一部小说，它以一次新的探索结尾。在那举足重轻的结尾中，伍尔夫通过主人公莉莉向我们揭示——尽管我们理性的源头之处充满悖论，但我们还是能够了解自身的真理。在小说的开头，当莉莉开始作画时，她试图描绘自己感觉到的客观事实。伍尔夫写道：“她（莉莉）想要抓住的是神秘的震动，亦即事物被加工成其他东西之前原始的样子。要抓住它，重新开始；要抓住它，重新开始……她稳稳地俯向画架，不顾一切地这样重复道。”

但是，其实我们从未见过未经自我过滤的那个真实世界。经过了一番艺术挣扎的莉莉明白了这一点。“她之所以自嘲地笑了笑，不就是因为在刚开始时，她已经想过了，并且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直到小说的结尾处，莉莉才知道她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人们既无法逃离自我，也无法拆解现实。因此莉莉设想：“与之相反，存在的只是日常的小奇迹、小启示，而这些只是那黑暗中意外擦亮的火柴的微弱之光。”她的绘画作品尽管堆满了不和谐的笔触，但却没有大张旗鼓地发出任何惊世骇俗的宣言。她知道这只是一幅画而已，它注定逃不过挂在阁楼里的命运。它什么都解决不了，可是世间又有什么事情能够真正地被解决呢？真正的奥秘永远都还是奥秘，“伟大的启示也永远不会到来”。莉莉渴望的只是自己的画作能“与日常体验站在同一高度，只是感觉到这是一把椅子，那是一张桌子，可与此同时，它还有可能是一个奇迹或一种狂喜”。

然后，随着笔触勇敢地落在画布中央，莉莉看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即使只是在一瞬间。她并没有将形式强加于我们，而是接受了我们所经历的脆弱现实，并从中寻找到了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她的艺术描绘了我们——我们真正的样子是“梦与现实的混合物，是花岗岩与彩虹的永久结合”。莉莉明白，奥秘就在于我们真正的样子是什么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她所做的只是提出问题。小说用下面振聋发聩的文字做了结尾：

在突如其来的激情之下，她仿佛刹那间清楚地看到了它，她在画布的中央画上了一条线。画完了，结束了。是的，她在极度疲乏中放下了画笔，心里想道：我已看到了最美好的景象。

^[1] 这指的不是美学上的疾病。这种疯狂是真实的：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把石头放在大衣口袋里，走进一条河中，溺水而亡。

^[2] 并不该这样。1908年，德国神经学家库尔特·戈尔德斯坦（Kurt Goldstein）描述了一位遭受多重痛风的患者。后来的解剖表明，这位患者同时也受到了皮层胼胝体损伤的折磨。戈尔德斯坦观察到了她行为的怪异表现：“又一次，她的手掐住了自己的脖子，要把自己掐死，别人只能用强力才能让她住手。与此相似，患者的手违背了她自己的意愿将被单撕了个粉碎……”

^[3] 脑侧有特定损伤的人证实了这个发现。这些患者遭受到了一种被称为偏侧空间忽视症的疾病。在一些重病例中，这项综合征的患者连视觉世界的一半都无法留意到。例如，一个人只能读书页的左侧部分，一个女人可能只会抹嘴唇的右半边。然而，就算患者实际上不承认这种刺激的存在，通常情况下他们还是能够在自己所忽视的接受域中对刺激作出反应。

^[4] 双眼竞争，当为观察者双眼呈现不同图像时，这两个图像会相互竞争，以获得眼球的青睐，最终观察者会看到两个图像交替出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