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义的意义

晦涩文章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晦涩性。T. S.艾略特曾说过，诗人就应该是晦涩难懂的，文字的晦涩性通过他的话语表现出来时会显得更加魅力非凡，但是艾略特所说的可能并不是斯泰因的文章《美国人的本质》。这篇文章由1 000多页重复的非叙事性文字构成。要想理解（更不用说欣赏了）斯泰因写下的这些句子，读者们首先要具备一种坚韧的恒心。阅读这些句子需要很多很多时间，甚至即使付出了如此多的时间后，整个段落可能还是会令人费解。尽管斯泰因常常很风趣，但是她很少让人开心。甚至有时候，她对自己才华的自信让人觉得她很不可一世。

即便如此，斯泰因的文章还是为并非始终晦涩的前卫思潮打造了一个舞台。斯泰因在《艾丽斯自传》中坦承：“当你构建某个东西时，即使它注定会是一个丑八怪，但其过程如果相当复杂的话，那么这种开创性劳动本身一定会赢得后继者的膜拜，因为那些跟在你后面做的人就能够绕过摸索建造方法的艰难过程，而把他们的产品做得漂漂亮亮的了。”

文学史证实了斯泰因的美学理论。没有她原创作品中近乎丑陋的滞涩，很难想象会有海明威作品中简练的美感。当海明威还是巴黎的一位记者时，斯泰因曾劝他辞职写小说。她说：“如果你一直做这份工作，那么你看到的永远就是文字，而不是事物本身。”后来，斯泰因还吹嘘海明威是通过修改她的初稿才学会如何写作的。海明威的作品剥落了句子成分，使之变得十分朴实无华（要不这些句子就是又长又不符合语法规范的），以此回应了斯泰因更加高标准的实验。海明威曾与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开玩笑说：“格特鲁德·斯泰因就像我的亲兄弟一样。”

斯泰因留下的文学遗产的价值离不开她作品的晦涩性。但当海明威的小说启发了好莱坞影片和无数的效仿者时，斯泰因的艺术却一直在学术界漂浮不定。如果现在的人们在大学校园和立体主义历史之外的地方提到她，那就会是那句已经被传烂了的话，同时也是那句几乎让人无法忘记的话：“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9]尽管斯泰因把这个谚语用作餐盘上的装饰，但这句话却代表了她所写过的一切，这就是一位作家在写作中回避故事情节所带来危险的象征性谚语。

未能拥有广泛影响的事实肯定会让斯泰因很失望。作为一位雄心勃勃的女士，她希望自己的文学作品能够挽救英文这门语言。“文字在19世纪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她叹息道，“它失去了多样性，我觉得如果我不能重获每个词语的价值的话，就无法继续下去。”她的计划很简单。第一，她会展示给我们看文字本身并没有固有的意义。例如，当她写下“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时，她真正想要展示的是“玫瑰”这个词并不是一朵玫瑰。斯泰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词语是想要把能指与所指分离开来，从而提醒我们，每一个词语只不过是偶发噪声所组成的一个音节。（正如丁尼生所观察到的，只要快速地重复几遍自己的名字，我们就会觉得这些名字变得很奇怪。）根据斯泰因的计划，这种解构行为会让我们重建语言体系，能够防止我们在写作中不自觉地滑向陈词滥调。她曾用 “玫瑰”那句话作为这个过程如何运作的一个例子。“听着吧！我不是一个傻瓜，”1936年她对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这样说，“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但是我觉得在这100多年来，那句话让玫瑰在英文诗歌中第一次定义了红色。”

但是斯泰因的宏伟计划最后却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斯泰因非常努力地尝试着，然而不管她如何艰难地尝试，她的言语总是无法变成无意义的。“玫瑰”一词从来甩不掉它那陈腐的含义。《软纽扣》也永远抹不掉它的“软”与它“纽扣”的意象。英文词源轻松地躲过了斯泰因现代主义的强势攻击。几年以后，她的革命以一种虎头蛇尾的方式销声匿迹了，作家们重新回到了原来讲故事的老样子。（当然，这也于事无补，她的书很少在左岸的艺术家圈子之外流传。）

为什么斯泰因不重新编写一部词典呢？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困难？想要得到答案就让我们回到斯泰因先前的一个发现——语言结构。因为词语总是通过语法相连的，它们只要出现就不可能什么都不表达。意义是有语境和整体性的，没有什么词语能够形单影只地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斯泰因最蠢的句子一直都会引发各种各样严肃的阐释的原因。正如威廉·詹姆斯在他《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所观察到的，“任何一组词语的组合都有可能会言之成理，就算是梦中那些最荒廖的词语也一样，只要某人对这些词语共同归属在一起的理由深信不疑即可”。在1946年斯泰因死前几个月对她的采访中，她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她再也不会以解构的方式试图挽救语言了，因为语言是无法被拆解开的。“我发现根本不可能在把它们（词语）放在一起的同时去掉其含义。根本不可能既让它们在一起，又把它们组合的意义过滤掉。任何将词语码在一起的人就是注定要用它们讲些什么才对。”

讽刺的是，虽然斯泰因无法将自己的文字变得完全无意义，但她语言实验的失败本身就是其最大的成就。尽管她的目标含糊不清，但她的艺术效应之声还在回响着。为什么呢？因为她的文字所揭开的语言结构正是大脑结构的一部分。不管斯泰因将文学作品写得多么抽象，她还是从我们语言游戏的内部出发进行写作的。这种语言游戏无处不在，被一种深层的本能圈定着。乔姆斯基后来发现的内层语法是斯泰因在写作时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的一种本能。“语法怎么能这样呢？”她在《如何写作》（How to Write）一书中问道，而她的答案是：“尽管如此，还是要顺应它。”

^[1] 1896年9月， 斯泰因与利奥·所罗门（Leo Solomon）发表了早期共同编写的一篇科学报告《通常的自发无意识举动》（Normal Motor Automatism）。但是，她可能只写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2] 在她的科学报告付梓时，斯泰因正准备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在霍普金斯医学院中，她想要在富兰克林·玛尔（Franklin Mall）的神经解剖实验室工作，成为一位脑解剖医师。

^[3] 斯泰因给一位教授写了封信，详述了她关于脑干的解剖图，这封信里充满了斯泰因式典型的语言古怪和“错误”——“它们（画图）清除了细枝末节，扫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教材所述的情景让我难以理解，我觉得清理头绪的过程十分必要。并不是说某某书说的与我已知的事实不相吻合，让人感到困惑的其实是它们说了太多关于某某事情的东西……”

^[4] 蓝色时期，这一时期受前辈运用蓝色调子的启示，毕加索一直在蓝色中追求艺术所要表达的一种真谛，其作品以传统的写实技巧来表现现实生活，充盈着孤独、荒凉和悲怆之情，代表作品有《弹吉他的老人》（Old Guitarist）、《两姊妹》（Two Sisters）等。——编者注

^[5] 斯泰因后来把詹姆斯的想法融入了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在她那首长诗《父系氏族诗歌》（Patriarchal Poetry）中，斯泰因设法让人们留意曾被自己忽略的语言中的各个部分。于是，她写了一段纯粹描写副词和介词的诗。

^[6] 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观察到，我们“对那无形的空气视而不见/ 只是习以为常外加一个名字”。

^[7] 像往常一样，威廉·詹姆斯是第一位演讲者。实验工具是一把玻璃球。其实，詹姆斯早在60年前就展示了这一观点——大脑只能装下有限的信息。实验很简单：他拾起一把数目未知的玻璃球，将它们投入纸盒。当玻璃球凌空的时候，他尽力去猜自己到底扔了多少。他发现，只要他扔的不超过6个，不用有意去数就能够真实地看见自己所扔玻璃球的数目。

^[8] 内层语法的另一个有力的例子来自对种植园奴隶的研究。在研究中，成年劳动者的多种语言混合进化成了一种可以帮助他们彼此交谈的共同交流系统。最初，这些劳动者说洋泾浜语，这是一种不含有多少语法的基本语言。然而，出生在种植园里的孩子们很快超越了洋泾浜语的限制，形成了一种多样化的混合语。这些语言与洋泾浜语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的差别在于混合语有着所有健全语言的语法特征。

^[9] “我窗下的玫瑰与从前的玫瑰或更美的玫瑰并无关系；它们就是它们自己……玫瑰就那样在那里。”爱默生如是说。他的思想也许源自于莎士比亚——莎翁笔下的朱丽叶曾思索过言语的意义：“名字又算什么呢？虽然我们用其他名字来称呼玫瑰，但它的香气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