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C.P.斯诺宣称我们的两种文化——艺术与科学惨遭了一种“相互茫然不解”的折磨。斯诺说，由于这样，知识成了一片孤独领地的集合，每一块领地都被它的习惯和词汇所淹没。科学家们研究的是宇宙的初级微粒，而“文学知识分子”研究的却是T.S.艾略特和《哈姆雷特》。斯诺写道：“他们彼此之间的偏见态度如此相同，以至于他们根本找不到任何共同的研究土壤。”

斯诺针对这一认识上的对立提出的解决方法是营造出一种第三种文化。他希望这种新文化能够弥合科学家与艺术家之间“交流的鸿沟”。诗人思索爱因斯坦理论或物理学家阅读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作品，每一方都会在理解对方的过程中受益。关于我们的虚构和事实，这两方面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另外，第三种文化会牵制前两种文化，使之不至于陷入各自的极端。

最后的结果显示，斯诺是具有先见性的。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三种文化现已成了一种真正的文化运动。然而，虽然这种新型的第三种文化借用了斯诺的说法，可是却偏离了他最初的计划。第三种文化指的并不是艺术家与科学家之间的某种单纯的对话，而是一个共享的文化空间，也就是说，今天的第三种文化指的是直接与大众交流的科学家，他们将真理翻译成了大众的语言。

一方面，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发展。促使当前致力于第三种文化的许多科学家们都设法增进了大众对科学前沿的了解。从理查德·道金斯到布赖恩·格林（Brian Greene），从史蒂芬·平克到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这些取得重要科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们都写下了优美的科普文章。就因为他们的科普作品，黑洞、模因和自私的基因已经成了我们文化词典中的常用词汇。

然而，往更深的层面看，就能看出第三种文化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一方面，它并没有在两种现存的文化即科学和艺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两者间并没有展开平等的对话。科学家们和艺术家们依旧继续使用着不对等或不通用的语言描绘着这个世界。

另外，这些科学思想家们公布的观点总是将科学事业一维的视角和关系带入到人文学科中。爱德华·威尔逊的《论契合》（Consilience）常被誉为第三种文化的运动宣言，他声称，善于运用简化法的科学应该矫正人文学科“实证元素匮乏”的缺点，从而使它变得更加“理性化”。威尔逊写道：“大融通世界观的核心思想就是所有有形的现象——从星球诞生到社会建制的运行都建立于最终能够被简化成物质过程中的相应物理学法则，无论这个简化过程有多么漫长，多么荆棘丛生，都是一条必由之路。”

威尔逊的思想体系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是到头来还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一个治学严谨的人会否定重力的现实或者简化法的成就。威尔逊忘记的是，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用量子理论学解答。当某些东西破碎了的时候，它们就这样破碎了。在这本书中，这些艺术家们揭示的是，描绘现实有很多不同方式，每一种方式都能够提炼出真理的元素。描述夸克和星系的时候，物理能派上大用场；描述大脑的时候，神经学不可或缺；而艺术则在我们描述自己真实的经历时非常有用。虽然这些层面间的互相联系十分明显，但是它们也是独立自主的——艺术并不能简化成物理学。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所写的，“诗歌即是那些翻译中失去的东西”。第三种文化正应致力于此，它应该是建立在对多元论加以赞颂的基础之上的。

不幸的是，我们现有的拥护第三种文化的许多名人却对任何非科学化事物都持极为敌对的态度。他们争论说，艺术是我们基于生物属性所产生的一种症状，任何不能用实验验证的东西都只是玩乐罢了。更坏的是，我们的第三种文化沉迷于这种态度中，而不去试图理解和支持自己想要囊括艺术的尝试。史蒂芬·平克的书《白板说》（The Blank Slate:The New Sciences of Human Nature）是这个习惯最好的例证。

平克决心摧毁由这三种错误构成的旧知识信条——白纸一张（相信大脑主要是由环境塑造成的）；高尚的野蛮人（相信人本善，但是却为社会所玷污）；机器幽灵（相信意识中潜伏着某种非生物性的存在）。当然，对于平克捍卫的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来说，由于他们对理性不断进化的宣传深信不疑，所以这些信仰浪漫主义神话的艺术家们和人文学者们无疑是他们的大敌。

平克写道：“从弗吉尼亚·伍尔夫很有名的一句话中可能会找到一个漏洞，‘大约在1910年的12月，人类的本性会顿然改变’。”对于平克来说，伍尔夫代表了那些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将要主导精英艺术和批判文化的现代主义哲学，她对人类本性的否定则被后现代主义变本加厉地传承了下来”。平克断定说，伍尔夫错了，因为“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在1910年或者其后的任何一年发生改变”。

平克误解了伍尔夫的意思。她的这句话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引自伍尔夫一篇题目为《小说中的人物》的文章。在其中，她批评了一些早期的小说家，因为他们忽视了大脑内在的运转。伍尔夫想要写下反映人类本性的小说。她懂得，像平克坚信的那样，意识的某些特定元素是持续而普遍的。每一个大脑天生都是碎片式的，然而每一个自我都以相同的方式从碎片中显现出来。伍尔夫就是想要把这种心理状态转换成一种新的文学方式。

但是，如果说平克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不加思考就大肆攻击是错误的（他看到的本该是同盟，而不是敌人），那么他训诫那些被自己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卫道士”的行为则是正确的。后现代主义——这种最无法确切地加以阐释的“主义”，沉迷于对科学和科学方法草率的否定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世上根本没有真理，有的只是不同的描述，所有描述也都是同样无效的。显然，这种观念不久便自生自灭了。的确，没有什么真理是完美无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真理都同样没有存在的权利。我们总需要某些方式去廓清自己的各种说法。

因此，在当下的文化中，我们有两种认识论总是以极端的姿态自发地攻击着对方——后现代主义者无知地将科学化归为另一种文本；而许多科学家们则竭力将人文学化归为不可救药的错误之列。我们的第三种文化没有建立起一种有效的沟通，而只是煽动起了这种悲哀的对峙现象。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始写《达洛维夫人》之前，她在新小说中写道：“我们应该十分现实地去对待心理学。”她想让这本书抓住大脑最真实的状态，表达我们存在系统中最喧嚣的运行过程。因为伍尔夫很久以来都相信，多数小说都沉迷于一种对意识的单一看法中。她决心让事物变得复杂。

对大脑的艺术探索并没有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那里停止。2005年，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将《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定格在了一位上层社会伦敦人生活中的一天，从而给这部小说做了科学意义上的提升。这本名为《星期六》（Saturday）的小说重新调整了伍尔夫的叙事结构（伍尔夫小说本身就是对《尤利西斯》的再创作），从神经外科手术的角度出发。这样写作的结果就是让心理描写变得非常真实。像《达洛维夫人》一样，《星期六》同样被战争与疯癫所笼罩，小说中包含了对战争中飞机和首相的模糊暗指。生活中的平常时刻，从逛杂货店到做壁球游戏都立体地呈现了生活的全部场景。《星期六》描写的故事在黎明破晓前便开始了。主人公亨利·佩罗恩医生（Dr. Henry Perowne）突然醒来。尽管“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清醒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自己睁开了眼睛，他存在着，周围是一个具体可见的、仿若非物质的现实。“这就好像在黑暗中站立着，他从一片虚空之中化成了实体。”

当然，作为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亨利知道的比这多得多。他对大脑皮质非常熟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的家乡”。他相信，大脑就是大脑，只是一堆髓质裂缝和褶皱。在写这部小说期间，麦克尤恩花了两年时间跟踪记录了神经外科手术，他对人类在解剖结构上奇异的和谐状态充满欣喜。他坚持要向我们展示我们自身神经源头的怪异性。

但是，麦克尤恩同时也将他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物质世界复杂化了。尽管主人公亨利对哲学很不屑一顾，对小说也没有什么兴趣，但却常常不由自主地陶醉在形而上的随想之中。当为了晚菜买鱼时，亨利会想知道“那鱼群中的这条鱼是怎么落到这页纸中的？不，这条鱼是怎样出现在《每日镜报》（Daily Mirror）的包裹中的？它集无限于一身。与之相似，沙滩上的沙粒就那样存在着，不为所动。世界中的随机次序和面对任何特定情况的那些不可想象的困难亦是如此”。可是尽管很奇怪，现实却凝聚在了一起——鱼就在那里，报纸包着它放在塑料袋里。存在真是一种奇迹。

同时，这种奇迹也潜藏着一定的风险。伍尔夫通过赛普蒂默斯向我们展现了这些，他的疯癫更凸显了神智正常的状态是多么脆弱。麦克尤恩选择了巴克斯特（Baxter）—— 一位深受亨廷顿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折磨的患者达成与之相似的效果。神经外科医生觉得，巴克斯特的疾病是“一种纯粹的生物决定论”。这种不幸潜藏于一个单个的基因中，潜藏在单一CAG三核苷酸的重复序列中。谁都逃不过这种微小的“印刷错误”。

但是，巴克斯特并没有犯逻辑错误，也没有相信这种决定性关系适用于普遍的生命。亨利知道，组成我们的物质拥有让我们高于这些物质本身的才能。在做脑手术的过程中，亨利在翻找着意识的奥秘。他知道即使科学“解决了大脑的问题”，也“还是会有奇迹发生”。“那潮湿的东西能让思想、视觉、听觉和触觉光辉四射的内部影院汇聚成当下的一个鲜活的幻觉，而自我这另一种光亮而精致的幻觉则像幽灵一样盘旋在它的中央。物质是如何成为意识的？这能解释得清楚吗？”

小说《星期六》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相反，它一遍遍地提醒我们，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们从来不会知道大脑是如何将细胞中的水变成意识之酒的。甚至巴克斯特这个有着悲剧基因缺陷的人最后也被一首诗歌改变了。当亨利的女儿背诵起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多佛海滩》（Dover Beach）—— 一首表现物质主义者惆怅的诗歌时，巴克斯特被慑住了。文字“引发了一种他几乎不能够确知的渴望”。小说《星期六》的情节就在这桩纯属偶然的事件上展开，在小说中，没有比那富有韵律的文字更能打动大脑的了。诗歌动摇了大脑的物质属性。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容易的事情吗？

巴克斯特以他开始《星期六》的方式结束了小说——生在黑暗中，在现在进行时态里，亦即在亨利卧床时。这一天过得好长。随着亨利慢慢进入梦乡，他最后的思绪并不是关于大脑，或者手术和物质主义的。所有那些似乎都很遥远。相反，亨利的思想回到了我们所知晓的唯一现实中去了：我们的感受——意识的感觉，亦即对感觉的感觉。“感受总会存在，是他恒久的想法。之后便是——有的仅是感受。”

巴克斯特作品的潜在元素昭示出的是：即使是在这崇尚使人眩晕的科学细节的时代，艺术家们的声音还是有必要聆听的。通过小说这个媒介，巴克斯特在肯定了科学的效用和雄辩力的同时，也探索到了科学的极限。尽管他对我们存在的物质属性从不怀疑（这也是手术能够治疗我们伤口的原因），但巴克斯特还是抓住了大脑可以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悖论。每个自我都是一个大脑，都是一个思索自身源头的大脑。

小说《星期六》是一种珍奇的文化商品，这不仅仅是因为巴克斯特拥有的艺术气息。也许，它象征着一种新型第四种文化的诞生，这种文化想要发现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第四种文化更类似或更接近于斯诺“原创”的概念（像《星期六》这样的作品便代表了它）。这种第四种文化会忽略专横的知识边界，而且目的就是要化解那条边界线。它会自由地移植科学和人文，会专注于将科学简化的事实与我们真实的经历连接起来。它会用实用的观点看待什么是真，即以用途衡量它，而不会受其源头属性所约束。这本小说、这个实验、这首诗歌或者这个蛋白质教会了我们什么呢？它们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是谁的？它们又解决了什么长期存在的问题呢？

如果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回答时的思路够宽阔的话，就会发现诗歌与缩略词一样真实有用。尽管科学是我们探究宇宙的主要方法，但是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的想法则是天真的，而觉得一切都能被解决的观念也同样是天真的。现代科学产生的讽刺之一就是，某些最深刻的发现（比如海森伯格的不确定性原理^[1]，或是意识的新兴属性）都是用来证实科学的局限性的。正如小说家兼鳞翅目昆虫学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曾说过的，“我们的科学越伟大，神秘感就会越强”。

我们现在知道得够多了，就连“我们永远都不会知晓一切”这一点也心知肚明。而我们需要艺术的原因是，它能够教会我们如何与神秘相伴相生。只有艺术家才能在不允诺给我们答案的前提下去探索那些不可言状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没有答案。约翰·济慈（John Keats）把这种浪漫主义冲动称为“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他说，像莎士比亚那样的诗人拥有一种能力，他们“虽然置身于不确定、神秘以及怀疑的状态中，但却能够凝神静气地去追逐事实和真理”。济慈意识到，某些东西虽然不能被解决，或不能被简化为物理学法则，但并不意味着它就不真实。当我们在知识的领土之外冒险时，艺术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但是在我们获取第四种文化之前，现存的两种文化——艺术与科学必须改变自己的习惯。首先，艺术必须真诚地与科学结合起来——亨利·詹姆斯曾将作家定义为完美之人；艺术家们必须留意他的号召，不去忽视科学对现实那鼓舞人心的描述——每一位艺术家都应该读一读《自然》（Nature）这本杂志。

同时，科学也必须认识到自身所提倡的真理并不是唯一的真理。没有什么知识能够垄断所有知识。那种单纯的思想会是任何第四种文化的最初条件。正如杰出的科学拥护者卡尔·波普尔所写的，“我们必须放弃一种思想——不要觉得知识总会有终极来源，必须承认所有知识都是人类的知识：它们夹杂着我们的失误、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去探索真理，尽管这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但是要知道，所有权威都无法逃离批判主义的藩篱”。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展示出，艺术和科学是如何重新融合在一种广阔的批评疆域范围中的。艺术和科学两者都很有用，都是真实的。在我们的时代中，面对科学简化主义的荣耀和泛滥，艺术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尤其是当它被应用于人类的感受时。这就是艺术家们的目的——让我们的现实驻足于存在的日程上，尽管它不乏脆弱和质疑，但正如惠特曼所说的，“世界很大，它无所不包”。

^[1] 这是一种量子物理学说，意即一个人不是知晓一个粒子的位置，就是知晓它的动量（质量乘以速度），但并不会同时确定这两种变量。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知晓关于任何事情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