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谎言

时间存在，记忆亦存在。普鲁斯特的那些非虚构故事大部分都探索了时间是如何让记忆产生变化的——所以，时间和记忆就这样以相互依赖的方式存在着。就在普鲁斯特抿了一口椴树花蜜茶（lime-flower tea）之前，他对读者们发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心灰意冷的警告：“重拾记忆只是白费工夫——我们所有的才智都是徒劳……”为什么普鲁斯特认为旧日难寻？而重拾记忆亦是“白费工夫”呢？

这些问题正切中了普鲁斯特记忆理论的核心部分。简单地说，他相信我们的记忆是不可信的。尽管人们感觉这些记忆很真实，但其实它们只是一些经过精心设计的虚构之物。以玛德琳蛋糕为例，普鲁斯特意识到在我们吃完点心的那一刻，瓷盘上留下的那一小撮点心渣儿就开始促使我们歪曲对点心的真实记忆了，其目的就是让这种记忆符合埋藏在我们潜意识中的个人叙事情结。因为“智力总是会重新加工我们的感受”，我们也总会因此篡改事实，使之适合自己所认定故事的需要。普鲁斯特因此警告我们，要以一些怀疑主义精神来谨慎地判断我们记忆中所含有的真实成分。

因此，普鲁斯特书中的叙述者也经常改变自己对人生百态所持记忆的描述，这种游移在对小说主人公的恋人艾伯丁（Albertine）的描写中尤其显著。在整部小说中，艾伯丁的美人痣从下巴移到了唇边，再就是到了眼睛下面的颧骨上。在其他任何一部小说中，这种“粗心”都会被看成是一个错误。但是在《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小说中，记忆的不稳定性和不精确性恰恰成了小说的灵魂所在。普鲁斯特想让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也无从确定艾伯丁的美人痣到底长在哪里。普鲁斯特在一封写给雅克·里维尔（Jacques Riviere）的信中写道：“我有义务去描绘这些错误，而在同时却不认为有必要挑明它们错误的性质。”因为任何记忆都会存在些许错误，所以没有必要把这些错误一一记录在案。

这则故事中奇怪的转折点是，现有的科学在普鲁斯特理论的背后发现了分子领域的一些真相。记忆的确是不可靠的。我们对往昔的记忆也并不完美。

弗洛伊德是首次科学地记录了记忆的“不忠行为”的人。在进行精神治疗的过程中，他治疗过的女性患者有相当一部分都把神经性癔症（nervous hysterias）归因于童年时代所遭遇的性骚扰。为了解释她们略带羞意的自白，弗洛伊德不得不面对两种同样让人错愕的情况——要么是这些患者们都在撒谎，要么就是性骚扰在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中稀松平常。最后，弗洛伊德意识到，真正的答案不是他在诊所之内就能寻找到的。精神治疗专家根本无法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当这些患者们“回忆”起她们遭遇性骚扰的那一刻时，同时也在心灵深处创造着这段记忆。即使她们遭受性骚扰的故事是捏造的，这些患者实际上也并没有说谎，因为她们对自己口中说出的每一个词语都深信不疑。我们对往事的追忆都会带有一星半点的私心，不管它们是否发生过，大脑会让我们觉得这些记忆就是那么真实。

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神经学都追随着弗洛伊德在研究中树立的中立立场。虚构记忆的研究并不能引起神经学的兴趣，同样，对回忆过程是如何改变记忆的话题也丝毫引不起这些研究者的兴趣。科学家们设想，这些记忆知识被搁置在大脑的储物架上了，就像图书馆里落满灰尘的旧书一样。但是这种天真的设想终究不能对纷繁的问题予以解答。为了能够研究往昔的真实性，能够遵循我们的实际经历来理解自己的记忆，科学家们需要去直面记忆中幽灵般的谎言。

每一瞬间的记忆都是以改变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开始的。第一个察觉到这一事实的是1906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iago Ramony Cajal）。卡哈尔的科学实验过程非常简单：他只是透过显微镜盯着薄薄的脑切片，然后让自己的想象纵横驰骋。（卡哈尔把他的科学称为“思维的腾跃”。）^[4]那时，科学家们认为人类大脑的神经细胞是以一种光滑无缝的网状结构连接在一起的。就像电线连成回路一样。然而，卡哈尔却认为每个细胞实际上都是一座岛屿—— 一座完全被自己的细胞膜束缚起来的岛屿（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在电子显微镜的辅助下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然而如果神经细胞并不接触彼此，那么它们是如何形成记忆、交换信息的呢？卡哈尔设想，那些被称为“突触间隙”的细胞间的空隙才是秘密的交流站点。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对地图的说法同样适用于大脑——最有趣的地方往往是一些空白处，因为变化就在那里发生。

卡哈尔是正确的。我们的记忆依靠突触力量微弱的变化而存在，它使得神经细胞间的交流更加轻松。最后的结果就是，当普鲁斯特品尝玛德琳蛋糕时，处于点心味道下游位置的那些与贡布雷和莱奥尼姨妈相连的神经细胞都会亮起来。当这些相关细胞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时，记忆就这样产生了。神经学家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5]但是他们却知道记忆的生成过程需要新的蛋白质。这的确很合乎逻辑——蛋白质是搭建生命的基石，而记忆的搭建同样也需要我们提供诸如此类的材料。时间长河中的某些瞬间就这样被纳入了大脑的巨厦之中。

但是在2000年由卡里姆·纳德（Karim Nader）、格伦·谢夫（Glenn Shafe）、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等人在纽约大学所做的一组令人惊叹的实验中，科学家们演示了记忆的过程本身也会改变你自己。他们让小白鼠将大音量的噪声与微弱的电击联系在了一起，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论断（只要事关疼痛，大脑总会学得很快）。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注射一种让新蛋白质停止产生的化学物质同样会预防小白鼠生成恐惧的记忆。因为它们的大脑不能够提前把自己所处的情景与电击相联系，所以突如其来的电击总是能够把它们吓一大跳。

然而，纳德、勒杜和谢夫又把这组简单的实验推进了一步。首先，他们确保了小白鼠对电击与噪声的前后联系有着非常稳固的记忆。他们期望这些啮齿类动物在噪声响起时会害怕得缩成一团。在这种记忆稳固45天以后，他们再一次把小白鼠放在了这种能够唤起恐惧感的噪声环境中，并把一种蛋白质抑制因子注射到其大脑内。这个实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时间的把握。实验者并没有阻断生成一段记忆的过程，而是恰好赶在小白鼠刚好要回忆起噪声意味着什么的时候给它们注射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从而阻断了这一回忆过程。依据关于回忆的常规，似乎什么都不该发生。长期记忆应该存档在大脑中一个受保护的文件柜中，不依赖于任何提醒而存在。在有毒物质冲出细胞后，小白鼠应该记得恐惧才对，而噪声还应该让它们回想起电击的情景。

可是事情却并非如此。当纳德和他的实验小组阻断了小白鼠在脑中重演那段充满恐惧的记忆时，原有的记忆也不见了踪迹。可见，仅在回忆过程中打断了一小下，就足以消除掉小白鼠的恐惧。这群小白鼠由此成了失忆者。^[6]

乍看上去，这项实验观察似乎很不协调。毕竟，我们喜欢把记忆想象成不可磨灭的印记，与回忆这个动作本身似乎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但是记忆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它只与你上一次想起的那般真实。你越是用力回想，记忆就会变得越不精确。

纳德的实验看似简单，却需要科学去重新想象回忆的过程。它把记忆视作一个永不休止的过程展现了出来，而不是作为一种毫无活力的信息储藏库。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回想任何事物时的情景，而此时记忆的神经细胞结构就已经产生了精细的改变，这个过程就叫作记忆的再巩固现象（reconsolidation）。弗洛伊德把这个过程叫作“事后性”（Nachtraglichkeit）或者“溯及力”（retroactivity）。记忆是在原始刺激不在场的情况下改变的，它会变得越来越不取决于你所回想出的真实客观性，而在于你本身所处的具体心境。所以，纯粹的客观记忆——那个如“实”反映了玛德琳蛋糕味道的记忆是你永远也无法知晓的。你回想起点心味道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忘掉了它真正的滋味。

普鲁斯特预见性地发现了先行于记忆的再巩固现象。对于他来说，记忆就像一个个行文句子——它们永无止境地根据上下文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最后，普鲁斯特不仅成了一位热切的多愁善感者，还成了一位让人无法容忍的“改稿作家”。他在手稿的边上草草记下了一些文字，之后，当这些旁注密密麻麻地写满后，他又会在这一页补充一些文献资料，他甚至会把这些剪裁成一小张一小张的纸片贴在手稿上面。他写下的东西没有持久不变的。对于他来说，为了再修改作品而自己掏腰包让印刷厂停印都是常有的事儿。

显而易见，普鲁斯特更相信写作是一个过程。他从不事先勾勒故事框架。如同小说并没有忠实再现的记忆一样，他觉得小说必须自然地舒展开来。《追忆似水年华》一书最开始还是针对文学评论家查尔斯·奥古斯丁·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而写的一篇议论文，在其中普鲁斯特论辩说，诠释文学不能只参照艺术家的真实生活。后来，这篇短文迅速地膨胀为一部浩瀚的史诗，它写的是童年、爱、嫉妒、同性恋，还有时间。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印刷厂如同一往无前扩展疆界的装甲坦克一样——普鲁斯特的非商业性小说从强大的50万字膨胀到了犹太法典般厚度的125万字。与此同时，普鲁斯特一生的挚爱艾尔弗里德·阿格斯蒂里（Alfred Agnostelli）在开飞机途中悲剧性地沉海而亡。普鲁斯特愤然把自己的哀悼之情都写进了另外一个新的故事情节中，艾伯丁——这个艾尔弗里德在这本小说中的双生幻影也香消玉殒了。

普鲁斯特的手稿

在关于记忆的小说里，叙述的塑造性是最现实的元素之一。普鲁斯特总是会通过改变他以前写下的字句来反映现有的状态，用新知识来进一步雕琢小说中的句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夜，普鲁斯特在吃过冰激凌、喝完啤酒和安眠药衰弱地俯卧在床上后，他把贴身女仆莎莉丝特（Celeste）召唤来，要她记录他要说的话。普鲁斯特想要改写小说中描写一位人物慢慢死亡的那个段落，因为现在他又新了解了一小点儿垂死时刻的体验。

令人不安的现实却是，我们也是采取如同普鲁斯特所写的那种方式去回忆的。只要我们拥有要唤回的记忆，那些记忆就会一直不断地被我们修饰着，从而与我们尔后知晓的东西相吻合。突触被删除了，树突组织被扭曲了，原先感觉中如此真实的事实被记忆在瞬间修改了。在他的生命中，普鲁斯特从未见过完整版的《追忆似水年华》被印刷出来。对于他来说，这部作品宛如他的记忆那样，永远都处于可以变化的状态中。

在2002年纳德制造出那些失忆的小白鼠前，神经学家们一直在回避回忆和“记忆再巩固现象”这一黑暗领域。相反，科学家们把自己的研究聚焦在了一丝不苟地勾勒储存记忆的分子轮廓方面。他们认为记忆就像一张照片，是对一个瞬间的固定抓拍，所以人们到底是如何回忆一段记忆的就变得无所谓了。他们要是读过普鲁斯特的书该多好啊！

《追忆似水年华》书中的一个信条就是，每段记忆与重拾记忆的那个瞬间都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为什么普鲁斯特在冗长的58页中描述的都是主人公吃一块玛德琳蛋糕之前的精神状态。普鲁斯特想展示的是，叙述者当前的状态是如何扭曲了他对往昔感觉的过程。毕竟，当马塞尔在贡布雷还是个心满意足地吃着玛德琳蛋糕的小孩子时，他的全部渴望便是逃出这个小镇。可是一旦他逃出来了，马塞尔便不断梦想着重新修复被他挥霍掉的那段珍贵的童年时光。这就是普鲁斯特式乡愁所蕴含的讽刺——记忆中的事物总是比以前的实际存在要美好得多。但是，普鲁斯特对于隐藏在自己大脑中的以假乱真性起码是明察秋毫的。他知道自己所渴望的贡布雷并不是当初真正的贡布雷。（正如普鲁斯特所写的，“失掉的天堂才是唯一存在的天堂”。）这并不是他的错误——根本就没有一种方法能够一点儿不说谎地描述高保真的往昔。我们的记忆并不像小说，它们本身就是小说。

普鲁斯特的小说以非常后现代的方式把玩着记忆的虚构性——尽管普鲁斯特总是把“我”作为句子的开始，但小说的叙述者在3 000页中仅有一次与普鲁斯特的身份一致^[7]。与普鲁斯特一样，叙述者翻译过罗斯金（Ruskin）的著作，出入过高层社会的客厅，是正在写一本名为《追忆似水年华》小说的一位疾病缠身的隐居者。虽然普鲁斯特矢口否认，可是不难看出，小说中有些人物只是轻纱蒙面，是普鲁斯特所熟识的人。在他的书中，虚构与现实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了一起。但是普鲁斯特却总是遮遮掩掩、故作神秘，否定这一貌似真实的情况：

在这本书中，没有一件事儿不是虚构出的，没有一个人物是真实的，全是由我根据论证的需要而臆造出的，但我在赞扬我的国家时应该这样说，只有弗朗索瓦斯那样为帮助无依无靠的侄媳妇而退隐的百万富翁的表兄弟，只有那些人才是实际存在的人。

这个段落出现在《追忆似水年华》最后一卷《重现的时光》（Time Regained）中。与其说这是对小说反映现实的否定，不如认为它只是想要打消人们对作者现实生活进行追查和考证的念头。普鲁斯特只在现实与文学、真实与记忆唯一一个相交汇的地方设定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情节点（弗朗索瓦斯那些百万富翁的亲戚）。普鲁斯特在这里表现得不够坦白。小说与生活、纪实与寓言真的完全交汇在了一起。普鲁斯特就喜欢这样一番景象，因为记忆正是这样的。正如他在《在斯万家那边》的结尾处所警告的那样：“在现实中去寻找记忆中的图景是何等的矛盾……对某个形象的记忆只不过是对某一片刻的遗憾之情；而房屋、道路、大街，唉!都跟岁月一样容易消逝!”

在普鲁斯特的观念中，记忆并不直接代表现实。相反，它们是对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的不完美复制，是对原版照片的油印复印品的再复印。普鲁斯特凭直觉知道，记忆需要这种变更过程。如果你想要设法防止记忆改变，那么只能终止它的存在。贡布雷就这样遗失了。这就是普鲁斯特满怀歉意的秘密——对于某一件事情，我们为了记住它，就必须记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