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节　权利的界限

一、自由行为与权利界限

罗马法时代有过“权利的行使对于任何人都不意味着非正义”的格言，所表达的是，特定主体享有某项权利，就意味着该主体可因此自由行为，即使权利的行使行为致使他人遭受不利益，亦无可指责。⁽⁹⁵⁾因此，权利的行使本属权利人自由行为领域，法律无从置喙。然而，法律产生于人类的共同生活，法律主体时刻可能与他人发生交往。经常出现的局面是，行使一种权利的成本，正是他人为此蒙受的损失——不能穿行、停车、盖房、观赏风景，乃至遭受空气噪音污染等。⁽⁹⁶⁾所以，个人权利必有一定的界限，超越该界限即为非正当。就此而言，“对个人权利无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无权利的制度”。⁽⁹⁷⁾

权利的界限，首先来自于当事人意志，如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享有何种程度的权利，由当事人自行约定；其次，法律亦可能为具体的权利划定界限，如《物权法》第186条规定的“流押契约之禁止”等。不过，无论是当事人意志还是法律的具体规定，均不具有一般性，须在具体情境下分别考察。多数情况下，权利的具体界限并不明确，这就需要仰赖一般性的法律原则对权利行使行为进行抽象的限制。此类限制性原则的关注点在于权利的行使是否“非正当”，换言之对于权利行使的限制必以消极规则的面目出现，诚实信用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即其著例。

二、诚实信用原则

（一）概说

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民法通则》于第1章“基本原则”第4条要求：“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此后，《消法》第1章“总则”第4条与《合同法》第1章“一般规定”第6条作出类似规定。学者由此认为，诚信原则系我国民法基本原则，指导权利的行使与义务的履行，并且普遍接受其“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帝王条款”以及“透明规定”等说法，予以极高地位。⁽⁹⁸⁾

诚信原则演进概略

罗马法

罗马法上，诚信（bona fides）原则首先体现在程式（formula）诉讼的一般恶意抗辩中，意义在于赋予法官衡平裁量权，许其根据自己心中的公平观念与合理标准裁决案件。⁽⁹⁹⁾由此形成的诉讼被称为“诚信诉讼”。诚信诉讼大概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与严法诉讼的区别在于：后者所强制执行的是来自法律（如传统的市民法）的义务，前者则可能仅仅是为诚信的道德观念所要求。在适用范围上，单务契约通过严法诉讼强制执行，双务契约则通过诚信诉讼强制执行。⁽¹⁰⁰⁾随着程式诉讼程序的式微并最终被废除，诚信概念为更宽泛的公平概念所吸收，但基于诚信原则发展出的各项法律制度仍被保留下来。在整个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早期，公平一直与严法（ius strictum）并立，一般认为，它与诚信含义相当。⁽¹⁰¹⁾

法国法

《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3款规定：“契约须以善意履行之。”第1135条规定：“契约不仅依其明示发生义务，并按照契约的性质，发生公平原则、习惯或法律所赋予的义务。”此系诚信原则的实证法依据。但长期以来，基于对“意思自治”观念的尊奉，人们普遍相信“契约所约定者即为公平”（Qui dit contractuel dit juste）。结果，民法典关于诚信与公平之规定不仅未受重视，反被指责为没有实际意义。⁽¹⁰²⁾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局面才有所改观。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德国与瑞士的影响，另一方面，日益突出的工伤事故迫使法国法发展出严格责任原则以及源于第1135条公平原则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依附于买卖契约出现的告知义务亦表明，契约义务不仅仅来自于当事人约定，诚信原则亦于其中扮演重要角色。⁽¹⁰³⁾时至今日，虽然仍有法国学者认为第1134条第3款是一个无任何实质意义的技术性条款，但诚信原则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性较之以往已得到相当提升。⁽¹⁰⁴⁾

德国法

诚实信用之得到极大重视，始于《德国民法典》第242条：“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信用之要求，并参酌交易习惯而履行给付。”虽然这一条款在“债务关系法”部分出现，并且仅仅涉及债的给付方式问题，给人以窄小的感觉，但它对德国民法学的影响之大却令人瞠目。

《德国民法典》颁行不久，学界即掀起一场关于第242条的激烈争论。争论内容是，究竟应当视其为“上帝恩赐的结果”而充分运用，还是应予放弃？各方态度尖锐对立，措辞激烈极端。支持者称之为“帝王条款”（königlicher Paragraph），为其能够用来动摇已确立的法律世界而倍加赞赏；反对者则痛心疾首，将其视作“以最恶毒的方式吞噬我们法律文化的致命祸根”。⁽¹⁰⁵⁾其间形成的学术资料与司法判例如此丰富，以至于著名的《施陶丁格民法典评注》（J. von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1961年第11版对于第242条的评注竟长达1553页。不宁惟是，这场争论更是成为20世纪初德国方法论大争论的导火线，包括实证主义、自由法学以及利益法学在内的各法学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德国法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¹⁰⁶⁾

如今，争论基本已尘埃落定。法学家们意识到，第242条既没有尊贵到“帝王条款”的地步，亦远非“致命的祸害”，它不过是提供一种通过法官补充与发展法律的渠道。⁽¹⁰⁷⁾百年来，德国司法已经有无数判决直接或间接援引过第242条。学者认为，在所有德国法制度中，诚信原则之实践最接近于英美法的判例法。⁽¹⁰⁸⁾相应的，诚信原则的适用领域亦早已从债法扩及至整个私法领域，并突破字面含义，不仅成为义务的履行原则，亦成为重要的权利行使原则。⁽¹⁰⁹⁾

民国及台湾地区“法”

《民国民法典》则原本仿照德例于第219条规定：“行使债权、履行债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1982年台湾地区修正法典之总则部分，将其改列为第148条2款：“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1999年债编修正又增列第245—1条，借助诚实信用原则将缔约过失制度法定化。此外，其“消费者保护法”第12条第1项亦规定：“定型化契约中之条款违反诚信原则，对消费者显失公平者，无效。”王泽鉴教授认为，“上述三项修正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君临法域的帝王法条，对民法成长与发展，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¹¹⁰⁾

（二）功能

诚实信用是蕴含价值判断的法律概念，要求权利人应顾及他人利益，以正直的方式行使权利。⁽¹¹¹⁾

由于诚信原则系一般条款，含义开放，难以概括构成要件，故学说判例多以类型化方式界定其适用场合。⁽¹¹²⁾在此思路下，诚信原则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¹¹³⁾：

第一，补充功能。在契约约定之外，诚信原则可以进一步明确契约的履行方式，并且能够为契约当事人补充契约从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如告知义务、协助义务、保护义务等等。

第二，限制功能。以诚实信用作为权利的内在界限，作为控制权利行使的准则。据此，矛盾行为、行使依不正当方法取得的权利、要求得到必须立即返还的东西、以及实施对另一方利益缺乏应有考虑的无情行为或者作出过激反应等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行为皆违反诚信，属于“不能容许的权利行使”（unzulässige Rechtsausübung）。另外，权利的长时间不行使亦可能导致权利失效（Verwirkung）。

第三，调整功能。法官有权依诚信原则调整既定法律关系，由此产生情势变更原则以及德国法上的行为基础丧失原则。

第四，接引功能。诚信原则是基本法（宪法）上的价值秩序进入私法的通道，为宪法基本权的间接第三方效力提供支持。

三、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一）概说

我实证法未明文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但学者普遍认为，它应当成为限制权利行使的基本原则。⁽¹¹⁴⁾更有学者试图论证，其实我制定法已包含禁止权利滥用的思想，例如，《宪法》第51条因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之内容，而被当作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规范基础。⁽¹¹⁵⁾此外，《民法通则》第6、7条亦被认为贯彻了禁止权利滥用之立法思想。⁽¹¹⁶⁾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演进概略

罗马法

罗马法时代，出现过“善良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honeste vivere，alterum non laedere，suum cuique tribuere）的著名格言，其中隐含了权利不得滥用的意旨。另外，西塞罗“极端的权利，最大的不法（非正义）”（summum jus，summa injuria）之论断，以及“不得不当行使权利”（Male enim nostro jure uti non debemus）、“不得过分或恶意行使权利”（malitiis non est indulgendum）等若干罗马法谚亦表明，权利不得滥用的观念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认可。⁽¹¹⁷⁾但是，整体来看，罗马法未曾出现明确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其私权观念具有强烈的绝对色彩，以至于个人在权利范围内享有绝对自由之传统，直到19世纪仍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¹¹⁸⁾

法国法

创立“权利滥用”一般理论的建议最早由萨莱耶（Raymond Saleilles）向《法国民法典》改革委员会提出。⁽¹¹⁹⁾起初，该建议遭到信奉个人主义哲学的法学家激烈反对，其中尤以普拉尼奥尔（Marcel Planiol）为代表。普拉尼奥尔认为，所谓“权利滥用”，纯粹是文字游戏。一旦立法者将某项权利授予个人，在其范围内行事就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如果存在所谓“滥用”，只能说明根本就没有权利——“权利止于滥用开始之处”。所以，“权利滥用”的说法其实是在表述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即，同一行为既合法——因为是权利的行使行为，又违法——因为构成“权利滥用”。合乎逻辑的主张只能是：要么行使权利，因而行为合法；要么行为非法，因其逾越权利界限。⁽¹²⁰⁾

普拉尼奥尔逻辑缜密的见解虽然在今日仍有影响，却未阻止权利滥用理论在法国的出现。学者通过客观法与主观权利的区分，尤其是通过权利的外在限制与内在限制的区分，为权利滥用理论找到生存空间。他们认为，法律授予个人以权利，这一命题具有两个层次的意义。首先意味着，权利人能且只能享有法律授予的某项特定权利，此外即无权利。例如，所有人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营造建筑物，但无权妨碍邻人的土地；用益权人有权居住或出租房屋，但无权将其拆毁。由此发生的权利限制，可称权利的外部限制。其次，权利还受到来自内部的限制。其含义是，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必须遵守一定的限度。例如，所有权人可在自己的土地上营造建筑物，并不表示任何方式均属正当。如果营造建筑物之目的是损害邻人利益，那么，此等行使即逾越权利的范围，尽管此时尚未突破权利的外部限制。这说明，法律完全可以在授予个人权利的同时，又限制其行使方式，二者并不矛盾。同时，当法律授权给个人时，很少正式表达此种内部限制，因此必须从法律的一般原则乃至法律精神中为该限制寻找正当化基础。学者认为，禁止权利滥用理论正堪当其任。⁽¹²¹⁾从此，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法国获得长足发展。与诚信原则迄今只得到少量适用⁽¹²²⁾的情形相反，法国关于权利滥用的判例已是不胜枚举，覆盖了从所有权、契约关系到家庭、集体劳动关系乃至诉权的运用等几乎所有私法关系领域。⁽¹²³⁾

德国法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首次为制定法文本明确表述，系《德国民法典》，第226条以“恶意刁难之禁止”（Schikaneverbot）概念表述权利滥用（Rechtsmissbrauch）之禁止：“权利之行使，不得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

不过，尽管法有明文，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德国却未获得法国般的重视。实际上，德国法学常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诚信原则混而相论。例如，梅迪库斯论及禁止权利滥用时，所列举的失权、禁止过度行使权利、以有失礼仪的方式取得权利以及权利人自身违约等诸种情形⁽¹²⁴⁾，无一例外是前述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梅迪库斯并且主张，一旦当事人寻求救济，基本上在所有法律关系中，判断权利行使行为是否构成滥用，都应以是否违反诚实信用为标准。⁽¹²⁵⁾更有学者指出，虽然《民法典》第226条规定了“禁止恶意刁难行为”，但法学界与司法判例中的权利滥用理论，却主要借助《民法典》第157条与242条所表述的诚实信用原则发展而来。⁽¹²⁶⁾为此，权利滥用在德国法中并不构成《民法典》第242条之外的特别抗辩，相反，构成该一般条款所涵盖的争讼理由的亚范畴。⁽¹²⁷⁾形成此等局面的原因之一在于，《德国民法典》第226条的适用条件极为苛刻。

根据第226条，如果权利行使行为只是在客观上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害，尚不足以构成恶意行使权利之滥用行为，甚至，即使权利行使具有损害他人的意图，仍无法适用该法条。只有在损害他人是行使权利的唯一目的时，才称得上是恶意刁难的权利滥用行为。⁽¹²⁸⁾这一点为汉堡一个区法院2007年的判决所重申。在该判决中，法官认为，出租人拒绝许可承租人建造壁炉的行为不构成恶意刁难的权利滥用，因为拒绝之后只是妨碍承租人的“安逸生活”，并未对其造成损害。⁽¹²⁹⁾之所以如此，布洛克斯指出，应归因于《德国民法典》立法者的自由观念：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一直无限制地实现自己的利益，那么，公正的利益均衡局面就能够自动出现。⁽¹³⁰⁾因而，权利行使自由不得受到限制。可以想见，能够满足第226条之要件者，必定极为罕见，即使司法判例偶有适用，其要件亦其实或者根本不具备，或者纯属画蛇添足。⁽¹³¹⁾显然，如此狭窄的适用范围，难以起到限制权利行使的作用。而法律一旦放宽条件，又极可能因为混淆了仅仅是不道德行为与不法行为的界限，而过分干涉权利人的行为自由，冲击私法自治。

如今，权利行使不受限制之观念已经被放弃，只不过该限制主要不是借助第226条，而是通过由司法判例与法律学说发展而来的悖俗行为与诚信违反之禁止来实现。⁽¹³²⁾

民国及台湾地区“法”

《民国民法典》原仿德例，于第148条规定：“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该表述除将《德国民法典》第226条的“专（nur）”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放宽为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外，其他几乎是德文语句的逐字翻译。放宽的后果是，构成权利滥用者，“不必其目的全在损害他人”，“第一四八条之所谓主要目的，即其行为虽不无某种正当之目的，但与其权利一般之社会任务相背时，即属滥用权利”。⁽¹³³⁾另外，民国与台湾地区学者多主张，所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德国民法典》虽以主观标准判断，但为顾及法律社会化之进步潮流，顺应权利滥用要件客观化之趋势，宜以客观标准为断。⁽¹³⁴⁾

1982年台湾地区修正“民法典”总则编，将原第148条内容变更为第1项，并增列一种情形，修订为：“权利之行使，不得违反公共利益，或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王泽鉴教授认为，权利滥用由此出现两种类型，一是“违反公共利益”型，二是“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型，并且，“权利的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其判断基准系由行为人主观意思的认定移向客观的利益衡量”，因而，修订结果使得权利行使“具有社会化的内涵、伦理的性质及客观的判断标准”。⁽¹³⁵⁾大体而言，民国以来直到台湾地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发展，呈要件宽松化与适用宽泛化的趋势，此与德国形成鲜明对照。

（二）效力

汉语法学中，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所涉范围很广，史尚宽先生甚至概括出多达19类的权利滥用情形。⁽¹³⁶⁾被滥用的权利性质不同，该原则在适用时会呈现出不同的效力。大体而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能够产生如下效力⁽¹³⁷⁾：

1．无权利行使之固有效果

例如，滥用形成权，对方得直接依据禁止权利滥用条款提出抗辩，令其不能产生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效果。

2．无排除他人侵害之效力

如果某项权利行使行为构成滥用，则相对人得对之正当防卫，而不构成侵权行为。

3．相对人得因此寻求救济

权利滥用侵害他人，其侵害状态继续或受有侵害之虞时，被害人得直接依禁止权利滥用条款寻求救济，请求排除或防止侵害。造成损害时，权利滥用人须负担如同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

4．某些权利将因此而消灭

如，亲权人滥用惩戒权，监护权人滥用财产管理权等。

四、诚实信用与禁止权利滥用

如前所述，《德国民法典》对于诚实信用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皆设有明文，但后者几乎被前者所吸收。原因之一在于，诚实信用原则（以及以第826条为规范基础的悖俗行为之禁止）在构成要件上，为权利行使界限的划定提供了客观判断之可能，从而弥补第226条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的缺陷。⁽¹³⁸⁾不过，这固然是重要原因，却恐怕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想要扩大第226条的适用范围并不难，只需要如台湾地区一般，利用解释手段，将判断权利滥用的主观标准置换为客观标准即可。所以，更关键的原因也许在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范意旨相近。二者皆旨在限制逾越界限行使权利的行为，其间存在大量的功能重合。法国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所以高度发达，与其未充分重视诚信原则密切相关，相反，德国法上诚信原则的适用极为广泛，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因此“在实务上意义甚微”⁽¹³⁹⁾，甚至第226条的存在本身亦被形容为“继续空转”。⁽¹⁴⁰⁾

如果说《德国民法典》因其分别在债编与总则编规定诚信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至少在表面上区分了各自的适用领域，《瑞士民法典》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它将两项原则置于同一法条，只不过分列两款而已。关于第2条两款之间的关系，瑞士法学界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第1款的诚实信用原则与第2款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两项不同的原则，占主导地位的反对者则认为，为了维护第2条的内在统一性，不宜孤立看待两款规定，它们不过在表述一项原则的两个分支，基本意思相同。⁽¹⁴¹⁾

关于诚实信用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关系，民国学者同样需要面对。对此问题，学者各有主张。依王伯琦先生之见，诚实信用与禁止滥用权利虽“系属同一之概念”，但前者既然位于债编，适用领域即在债法，而被规定于总则编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则能够规制除债权之外一切权利——尤其是所有权——的行使行为。⁽¹⁴²⁾这显然是严格依从法典规定所作的解释。史尚宽先生则认为，一方面，鉴于诚信原则适用领域不断扩大，“我民法虽仅就债法为规定，对于物权关系及身份法之权利义务，亦应有适用”。⁽¹⁴³⁾另一方面，民法典虽以主观标准判断权利滥用，但在适用时“非此为限”，“不属恶意之权利行使，凡背于良俗之加害，不依诚信原则之权利行使，……均足构成权利滥用”。⁽¹⁴⁴⁾由此推断，在史先生看来，适用领域非为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区别点，毋宁说，违背诚信原则不过是权利滥用的一种情形，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位阶高于诚信原则。

1982年台湾地区修正“民法典”总则编，将禁止权利滥用与诚信原则同置于总则的第148条。两原则的适用领域之争随之烟消。但适用领域的趋同似乎并未使问题简化。台湾立法虽仿瑞士例，却似乎无意接纳瑞士主流学说，而更愿意把诚实信用与禁止权利滥用视作独立的两项原则。为此，学者需要在适用领域之外重新寻找差别。

杨与龄先生的看法是，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分别从积极与消极方面对权利的行使作出规定：行使权利，在积极方面，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在消极方面，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¹⁴⁵⁾另有学者则试图如史尚宽先生般以位阶关系解决问题，只不过，二原则的上下位阶被倒转了。例如，杨仁寿先生认为，诚信原则乃是法律伦理价值的最高表现，有“帝王条款”之称，“权利滥用禁止的原则”源于诚信原则，并受其支配。⁽¹⁴⁶⁾王泽鉴教授通过援引杨仁寿先生的见解主张：“在具体个案，权利的行使同时违反公共利益，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及违背诚实信用方法时，原则上固得选择适用之，但在方法论上则应先适用权利滥用的次级规范，避免直接诉诸有帝王条款之称的诚实信用原则。”⁽¹⁴⁷⁾施启扬先生的见解则略有不同，他一方面接受诚信原则之“帝王条款”定位，并称“权利滥用就是违反诚信原则的具体形态”，属于“加重违反诚信原则”，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二者适用范围及要求方式各有不同，主要在于：第一，诚信原则属于“命令规定”（Gebot），要求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信方法，禁止权利滥用则属“禁令规定”（Verbot），禁止行使权利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第二，诚信原则可适用于权利人与义务人，禁止权利滥用则仅适用于权利人；第三，是否违背诚信原则，主要以客观行为为据，着重于外部行为的不公正，是否滥用权利，则以主观意思为标准，着重于内心主观目的的违背。可见，二原则并非简单的上下位阶关系。⁽¹⁴⁸⁾

我通说如同民国和台湾地区，亦将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并列，但学者对二者关系讨论颇为惜墨，亦缺乏可供类型化分析的司法判例。管见以为，民国和台湾地区之讨论颇有“概念法学”之遗风。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固有其不同的生成轨迹，然在对权利行使的限制方面，二者功能相近。此亦法德各取一端、瑞士统一把握之原因所在。两原则均极抽象，适用时须注入价值判断，既无法且不必强作上下位阶之划分。并行二者，徒增无谓争端而已。例如，禁止权利滥用固为禁令，诚信原则又何尝不是从反面制约权利之行使？适用时，所要追问的，并非何种行为符合、而是何种行为违背诚信原则，究其实质，亦属禁令，而非指令为某种行为的命令。更有甚者，二原则并行，意味着强化权利行使的限制，恐将导致私人自由空间的限缩。实际上，台湾之并立二者，正是在强调“权利社会化”的理念下、追求更严密地管制权利行使的结果。⁽¹⁴⁹⁾此等理念，依笔者所信，对于本就缺乏尊重私人自由之传统的我国，良非有益。若是因此更把规范焦点集中于私人权利的限制而非自由行使，泛化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范围，权利所蕴含的自由理念也将前景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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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dreas von Tuhr，Der Allgemeine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Bd. 1，1910，S. 53.

(2) Gerhard Wagner，Rudolf von Jherings Theorie des subjektiven Rechts und der berechtigenden Reflexwirkungen，AcP 193（1993），S. 320 f.

(3)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70.

(4) 参见陈弘毅：《权利的兴起：对几种文明的比较研究》，周叶谦译，载陈弘毅著：《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119页。

(5)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6) 王伯琦：《民法总则》（第8版），台湾“国立编译馆”1979年版，第19页。

(7) 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郑玉波著，黄宗乐修订：《民法总则》（修订11版），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版，第54页。

(8)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9) 详参李贵连：《话说“权利”》，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29页。

(10) Immanuel Kant，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mit einer Einleitung hgb. von Hans Ebeling，1990，S. 65.

(11) a.a.O.，S. 66 f.

(12) a.a.O.，S. 66.

(13) a.a.O.，S. 67.

(14) a.a.O.，S. 85 ff.

(15)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Bd. 1，1840，S. 7.

(16) Bernhard Windscheid，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Bd. 1，1862，S. 81.

(17) Marietta Auer，Subjektive Rechte bei Pufendorf und Kant: Eine Analyse im Lichte der Rechtskritik Hohfelds，AcP 208（2008），S. 594; Gerhard Wagner，Rudolf von Jherings Theorie des subjektiven Rechts und der berechtigenden Reflexwirkungen，AcP 193（1993），S. 322.

(18)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Bd. 1，1840，§ 53.

(19) Rudolf von Jhering，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dritter Theil，erste Abteilung，sechste und siebente Auflage，1924，S. 331 f.

(20) Rudolf von Jhering，Der Zweck im Recht，Bd. 1，4. Aufl.，1904，S. 1.

(21) a.a.O.，S. 1 f.

(22) Rudolf von Jhering，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dritter Theil，erste Abteilung，sechste und siebente Auflage，1924，S. 350.

(23) a.a.O.，S. 327 ff.，351 ff.

(24) a.a.O.，S. 339，351.

(25) a.a.O.，S. 339 ff.

(26) Vgl. Gerhard Wagner，Rudolf von Jherings Theorie des subjektiven Rechts und der berechtigenden Reflexwirkungen，AcP 193（1993），S. 324.

(27) Rudolf von Jhering，Der Zweck im Recht，Bd. 1，4. Aufl.，1904，S. 58 ff.

(28) a.a.O.，S. 69.

(29) a.a.O.，S. 417.

(30) a.a.O.，S. 339 ff.

(31) Adolf Merkel，Jhering，JherJb 32（1893），S. 30.

(32) Bernd Rüthers，Rechtstheorie，3. Aufl.，2007，S. 321; Franz Wieacker，Rudolph von Jhering，2. Aufl.，1968，S. 38.

(33) 〔美〕皮文睿：《论权利与利益及中国权利之旨趣》，张明杰译，载夏勇主编：《公法》（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109页。

(34) 关于利益理论所代表的客观权利理论，详参朱庆育：《权利的非伦理化——客观权利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命运》，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10—29页。

(35)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19 f.; Dieter Leipold，BGB I: Einführung und Allgemeiner Teil，6. Aufl.，2010，§ 7 Rn. 34;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70; Schwab/Löhnig，Einführung in das Zivilrecht，18. Aufl.，2010，Rn. 182 f.

(36)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34;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4 Rn. 25.

(37)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35;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4 Rn. 27.

(38) Heinz Hübner，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2. Aufl.，1996，Rn. 387; Karl Larenz，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7. Aufl.，1989，S. 239.

(39) Karl Larenz，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7. Aufl.，1989，S. 237 f.

(40) 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6. Aufl.，2009，§ 6 Rn. 2.

(41) a.a.O.，§ 6 Rn. 5.

(42)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4 Rn. 26.

(43) Heinz Hübner，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2. Aufl.，1996，Rn. 385.

(44)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4 Rn. 28; MünchKomm/Quack（2004），§ 932 Rn. 59. 同旨汉语学者，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262页；王泽鉴：《民法物权》（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8页。

(45) Heinz Hübner，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2. Aufl.，1996，Rn. 385 f.; Karl Larenz，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7. Aufl.，1989，S. 238 f. 原始取得系台湾地区通说。郑玉波著，黄宗乐修订：《民法物权》（修订15版），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版，第120页。

(46) 王泽鉴：《民法物权》（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8页。

(47)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36.

(48)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马俊驹）；王利明：《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魏振瀛主编：《民法》（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魏振瀛）。

(49) 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载氏著：《谢怀栻法学文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

(50) 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民法继承新论》（修订7版），台湾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14页以下（陈棋炎）；戴炎辉、戴东雄：《中国继承法》（第16版），台湾自版发行2001年版，第18页以下；郭明瑞、房绍坤：《继承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以下；史尚宽：《继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93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下册）（修订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3—954页（刘心稳）。

(51)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13;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5 Rn. 97 f.

(52) Brox/Walker，Erbrecht，23. Aufl.，2009，Rn. 3; Heinz Hübner，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2. Aufl.，1996，Rn. 360 f.;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5 Rn. 98; Andreas von Tuhr，Der Allgemeine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Bd. 1，1910，S. 182，185 f.

(53) Brox/Walker，Erbrecht，23. Aufl.，2009，Rn. 3.

(54) 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载氏著：《谢怀栻法学文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页。

(55) 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载氏著：《谢怀栻法学文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352页。

(56) 同上书，第360页。

(57) 须说明者：第一，该表主要依我国实证法规定编成，旨在尽可能体系化观察既有法律规范中的权利类型，因此，未充分照顾分类的科学性问题；第二，一些术语尚未为我国实证法明确采用，如“亲属权”、“社员权”等，将其列入表内，系基于归类方便的考虑；第三，本表所列权利体系，仅具示例意义，并未囊括我国所有权利类型；第四，权利顺序从物权到亲属权的排列，凸显的是权利内容从财产性到身份性逐渐过渡之特点。

(58)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31;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62; 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6. Aufl.，2009，§ 5 Rn. 1.

(59)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5 Rn. 4，26 ff.; 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6. Aufl.，2009，§ 5 Rn. 3 ff.

(60)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32;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63; 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6. Aufl.，2009，§ 5 Rn. 1.

(61) Karl Larenz，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7. Aufl.，1989，S. 228; Detlef Leenen，BGB Allgemeiner Teil: Rechtsgeschäftslehre，2011，§ 4 Rn. 39 ff.; 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6. Aufl.，2009，§ 5 Rn. 7 ff.; Schwab/Löhnig，Einführung in das Zivilrecht，18. Aufl.，2010，Rn. 194.

(62)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马俊驹）；王利明：《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魏振瀛主编：《民法》（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魏振瀛）；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册）（修订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张俊浩）。

(63) 德国亦有见解认为，形成权不能被单纯地归类为相对权，根据其所改变的法律关系性质之不同，形成权可能产生绝对或相对效力，前者如撤销权之行使导致物权行为归于无效，后者则如撤销债权行为。Dieter Leipold，BGB I: Einführung und Allgemeiner Teil，6. Aufl.，2010，§ 7 Rn. 39. 管见以为，该见解似乎混淆了形成权自身的效力以及形成权所改变的法律关系的效力。申言之，形成权之行使只能针对特定的相对人，效力只是改变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当属相对权无疑。至于被改变的物权关系之所以具有绝对效力，系因物权的绝对性质所致，非形成权自身效力。

(64) Karl Larenz，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7. Aufl.，1989，S. 229.

(65)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31 f.; Karl Larenz，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7. Aufl.，1989，S. 229; Schwab/Löhnig，Einführung in das Zivilrecht，18. Aufl.，2010，Rn. 187 ff.

(66)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17.

(67) Horst Heinrich Jakobs，Gibt es den dinglichen Vertrag？SZ 119（2002），S. 288 f.

(68) Schwab/Löhnig，Einführung in das Zivilrecht，18. Aufl.，2010，Rn. 187.

(69) Dieter Leipold，BGB I: Einführung und Allgemeiner Teil，6. Aufl.，2010，§ 7 Rn. 36.

(70)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王伯琦：《民法总则》（第8版），台湾“国立编译馆”1979年版，第29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册）（修订第3版），2000年版，第76页（张俊浩）；郑玉波著，黄宗乐修订：《民法总则》（修订11版），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版，第60页。

(71) Heinz Hübner，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2. Aufl.，1996，Rn. 372; 李永军：《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72)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64.

(73)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23.

(74) Heinz Hübner，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2. Aufl.，1996，Rn. 420;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5 Rn. 56;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75; Schwab/Löhnig，Einführung in das Zivilrecht，18. Aufl.，2010，Rn. 199.

(75)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60;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8 Rn. 46; 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6. Aufl.，2009，§ 5 Rn. 9.

(76)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56;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95.

(77) a.a.O.

(78)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57 ff.;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8 Rn. 48 ff.;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94.

(79)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60.

(80) a.a.O.，Rn. 664;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93.

(81)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61.

(82)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62;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8 Rn. 47;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92 ff.

(83) 〔德〕Hans Dölle：《法学上之发现》，王泽鉴译，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84) 同上书，第9页。

(85)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5 Rn. 65;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80 f.

(86)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5 Rn. 70;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85.

(87)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5 Rn. 70.

(88) 杨振山、龙卫球：《民事救济权制度简论》，载《杨振山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89) 汉语学者多以“既得权”相称。梁慧星：《民法总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马俊驹）；王利明：《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魏振瀛主编：《民法》（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魏振瀛）；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册）（修订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张俊浩）；郑玉波著，黄宗乐修订：《民法总则》（修订11版），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版，第61页。管见以为，“既得权”之称谓未必有助于概念理解。就字面而言，“既得”对应于“未得”，在此意义上，期待权因其被实际享有而亦属“既得”。

(90)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65.

(91) Ludwig Raiser，Dingliche Anwartschaften，1961，S. 2 f.

(92) Andreas von Tuhr，Der Allgemeine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Bd. 1，1910，S. 180 ff.

(93)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13;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5 Rn. 97.

(94)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5 Rn. 97. § 15 Rn. 98;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65.

(95) 〔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缪黑埃·法布赫—马南：《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02页。

(96) 〔美〕罗纳德·哈里·科斯：《社会成本问题》，龚柏华、张乃根译，陈郁、盛洪校，载氏著：《企业、市场与法律》，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147页。

(97) 同上书，第146页。

(98)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9页、266页以下；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册）（修订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张俊浩）。

(99) 〔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100) 〔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174页。

(101) 〔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

(102) 〔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谢怀栻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103) 〔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8页。

(104) 同上书，第29—30页。

(105) 同上书，第12—14页。

(106) 同上书，第14页。

(107) 〔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谢怀栻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150页；〔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108) 〔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谢怀栻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109)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87;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6 Rn. 16; 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6. Aufl.，2009，§ 7 Rn. 3.

(110) 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1页。

(111)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88.

(112)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6 Rn. 18.

(113) a.a.O.，§ 16 Rn. 19 ff.; 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6. Aufl.，2009，§ 7 Rn. 3 ff.; 黄立：《民法总则》（修订4版），台湾自版发行2005年版，第521—525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2页以下；〔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114)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以下；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以下；魏振瀛主编：《民法》（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6页（魏振瀛）；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册）（修订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张俊浩）。

(115)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魏振瀛主编：《民法》（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魏振瀛）。

(116)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117) 〔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缪黑埃·法布赫—马南：《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02—703页。

(118) 同上。

(119) 〔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120) 〔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缪黑埃·法布赫—马南：《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03页。

(121) 同上书，第703—705页。

(122) 〔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123) 〔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缪黑埃·法布赫—马南：《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26页以下。

(124)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137 ff.

(125) a.a.O.，Rn. 136.

(126) 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6. Aufl.，2009，§ 7 Rn. 2; Schwab/Löhnig，Einführung in das Zivilrecht，18. Aufl.，2010，Rn. 247 ff.

(127) 〔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28)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84;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6 Rn. 13;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136.

(129) 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6. Aufl.，2009，§ 7 Rn. 2 Anm. 1.

(130)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85.

(131) Reinhard Bork，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3. Aufl.，2011，Rn. 344 f.; Heinz Hübner，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2. Aufl.，1996，Rn. 409;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 Aufl.，2004，§ 16 Rn. 14;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2010，Rn. 130.

(132)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85.

(133) 王伯琦：《民法总则》（第8版），台湾“国立编译馆”1979年版，第240页。另见，施启扬：《民法总则》（第8版），台湾自版发行2009年版，第428—429页；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8页；郑玉波著，黄宗乐修订：《民法总则》（修订11版），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版，第572页。亦有学者忽略其间措辞差异，直接依德国法解释，如，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页；姚瑞光：《民法总则论》，台湾自版发行2002年版，第585页。

(134) 李宜琛：《民法总则》，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施启扬：《民法总则》（第8版），台湾自版发行2009年版，第428页；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4—716页、718页。

(135) 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以下。关于“违反公共利益”，亦有学者不认为构成权利滥用的新类型，而是将其二者并列。黄立：《民法总则》（修订4版），台湾自版发行2005年版，第513—514页；杨与龄：《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姚瑞光：《民法总则论》，台湾自版发行2002年版，第587页。

(136)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8—732页。

(137) 黄立：《民法总则》（修订4版），台湾自版发行2005年版，第519—520页；施启扬：《民法总则》（第8版），台湾自版发行2009年版，第431—432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册）（修订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张俊浩）；郑玉波著，黄宗乐修订：《民法总则》（修订11版），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版，第468页。

(138) 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 Aufl.，2010，Rn. 692.

(139) Heinz Hübner，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2. Aufl.，1996，Rn. 409.

(140) 〔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41) 同上书，第40页。

(142) 王伯琦：《民法总则》（第8版），台湾“国立编译馆”1979年版，第240—241。

(143)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1页。

(144) 同上书，第715—716页。

(145) 杨与龄：《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146)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147) 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438页。

(148) 施启扬：《民法总则》（第8版），台湾自版发行2009年版，第419—420页。

(149) 同上书，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