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政权的独特性

在近代早期国家创建方面，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普鲁士确有不同寻常甚至独一无二之处。但我们要先理清到底何处不同寻常。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其鹤立鸡群的军队规模——1740年即达到8.3万人。在当时，只有法国、英格兰、俄罗斯和奥地利这四个国家拥有更大规模的陆军。考虑到普鲁士的人口规模与经济特征，其军队规模就更显得惊人了。普鲁士有220万人口，远逊于其他欧洲列强，仅比其他几个选帝侯国（Kurfürstentumer，即选举皇帝的七个德意志诸侯国）人口略多。事实上，就人均值而言，普鲁士的军队规模比欧洲其他国家都要大，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如果普鲁士的商业经济像荷兰或英格兰那样发达，它的军队规模也不会太令人惊讶。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普鲁士的经济相当落后。直到1800年，商业和制造业占普鲁士国民收入的比重仍不到5%。^[1]农业生产力也不高；勃兰登堡的土地相当贫瘠，它的选帝侯有时被揶揄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盒。

人口如此之少，经济如此落后，普鲁士何以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军队？这是本章重点探讨的问题。从普鲁士的公共财政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线索。首先是国家支出。普鲁士的军事预算占总预算的比重远高于大多数竞争对手，平均值达80%～90%，而大多数国家只有45%～55%。^[2]为何如此？一个原因是较低的行政开支和更低的宫廷开销。另一个原因是普鲁士没有外债，因而无须偿债。

我们再来看财政收入。鉴于其军队开支，人们或许以为普鲁士的税率极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普鲁士1740年的人均税率低于2.5弗洛林（fl.）。按绝对价值计算，其税率远低于荷兰、英格兰，甚至低于萨克森，而与奥地利和法国较为相近。当然，与这些国家相比（甚至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普鲁士的经济都相当薄弱，所以普鲁士平民的税收负担可能高于普通的奥地利人或法国人。但高出多少呢？通过比较各个国家税收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我们可以对相对税收负担有所了解。从1715年到1785年，英格兰的数据最低至16%，最高达22%。法国同时期的数据在9%到17%之间。^[3] 1789—1790年，奥地利的数据略低于12%。^[4]这一数字可能位于较高的一端。^[5]普鲁士直到1800年才有可靠的国民收入数据。普鲁士当年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6%。^[6]

对这一数据，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许多证据表明它处于较低的一端。^[7]即便如此，普鲁士的平均数据也不太可能达到英格兰或法国的程度。所以，尽管数据不完整，但普鲁士的税负似乎并不是特别高。

普鲁士的统治者如何在不增加臣民税负的情况下与财力充足的竞争者相抗衡？一个原因是他们从直接属于王室的土地中所获颇丰。1740年，普鲁士王室土地贡献了510万弗洛林的财政收入，占总预算的45%。直到1800年，普鲁士的王室土地收入仍占国民收入的四成。其他强国的王室土地收入则要少得多。奥地利的王室土地收入只占1754年总预算的10%。^[8]在18世纪，英格兰的王室土地收入占预算的10%～15%；而在同时期的法国，王室土地收入只占预算的5%～10%。^[9]虽然从王室土地获得大量收入的其他中等规模的德意志诸侯国并不少见，如巴伐利亚、汉诺威、普法尔茨和萨克森，但这些国家的非军事支出也高得多。^[10]

在对若干欧洲国家的财政状况进行扼要考察后，我们发现，18世纪的普鲁士确实与众不同：军队规模异乎寻常地大，宫廷规模非同一般地小，国家治理却颇富效率；不仅如此，王室基本自给自足，不需从民间榨取，且收支一直保持平衡。将这些事实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策略：以民用支出最小化来保障军事开支最大化，以避免公债、外债和高税收来避免财政依赖和经济衰退。这种策略显然是有意而为之。

在今天看来，这一策略极为高明。在资源匮乏、强敌环伺之时，明智的国家元首理应如此。但大多数中欧王侯并未采取这一策略。他们多效仿路易十四的宫廷排场和王室盛典。虽然也有一些统治者试图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却鲜有人做到霍亨索伦家族那般成功。因此，为了理解普鲁士的政治轨迹，我们必须了解霍亨索伦家族选择这一策略并终获成功的原因。换言之，我们必须理解霍亨索伦家族与众不同的政治考量以及普鲁士政权与众不同的政治自治。这些均为普鲁士之谜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