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崛起：若干备选解释

    在国家创建领域，普鲁士绝对王权的发展轨迹至少有四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受马克思主义启发，最早由弗朗西斯·L.卡斯滕（Francis L.Carsten）提出。[11]这种解释侧重于王室和贵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霍亨索伦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20—1688年）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以及克莱韦-马克州议会（Landtage）在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达成的一系列立法协议（Landtags-Rezesse）。卡斯滕认为，这些协议是皇室与贵族之间基于简单的等价交换原则而结成持久联盟的基础：贵族给王室更大的税收权，使霍亨索伦王朝得以建立一支守卫国防并向外扩张的大型常备军；作为交换条件，王室放任贵族统治农民，允许容克（Junkers）强加“第二次农奴制”，并在西部谷物市场上获得巨大利润。卡斯滕认为，在控制国库之后，腓特烈·威廉着手组建常备军，扩张地方议会，并解散地方行政，从而为普鲁士绝对王权奠定了军事、行政与政治基础。

    这种唯物主义解读广为传播[12]，但问题不少。它的核心论点（普鲁士绝对王权源自王室与贵族的结盟或协议）与史料严重不符。[13]“结盟”一词隐有善意。但不仅在腓特烈·威廉统治时期，而且在其后几任统治者在位期间，这种善意都极为罕见。事实上，直到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1740—1788年），双方关系才有了改善的迹象。但也许协议或妥协确实存在过？也许双方基于共同利益达成了默契？卡斯滕的论证同样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没有多少证据表明王室与贵族在此期间有过合作。[14]贵族地主当然希望王室帮忙钳制农民，但腓特烈·威廉及其继承者对此都漠不关心。相反，在贵族地主大肆掠夺时，他们经常挺身而出，向农民施以援手，尽管这种保护可能更多出于自利角度，而非大发善心，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少不了富足的农民。

    不同于唯物主义者，战争中心论者假设，不仅在普鲁士，甚至在整个欧洲，王室和地方议会之间都存在固有的张力。在他们看来，不仅在普鲁士，而且在整个德意志，绝对王权发展的真正动力都不是经济转型，而是地缘政治的压力。但问题在于，战争中心论模型假定普鲁士政权具有典型意义，认为它可以代表整个德意志。[15]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假设明显站不住脚。因此，除非普鲁士所承受的地缘政治压力远大于其他中等规模的德意志诸侯国（这种观点似乎并无足够证据），否则我们无法单以战争中心论来解释普鲁士的崛起。

    必须强调，战争中心论模型有其可取之处。普鲁士在17世纪确实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东边的瑞典人和波兰人以及西边的法国人和荷兰人都虎视眈眈。霍亨索伦王朝的财政、行政和军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对这些威胁的回应。战争中心论模型没有解释（可能也无法解释）的问题是：霍亨索伦家族与其他类似王朝的反应为何如此不同？它未能解释霍亨索伦家族特殊的政治考量。

    唯心主义解释有所不同。不同于战争中心论者，唯心主义者假定普鲁士道路的非典型性，从宗教角度对普鲁士的特殊道路（Sonderweg）做出解释。存在两种唯心主义解释。更传统的解释来自普鲁士的“国民经济学家”（national economists），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斯塔夫·施莫勒和奥托·欣策。这种解释强调加尔文主义对霍亨索伦家族“气质”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西欧加尔文主义的“政治能量”和“战斗精神”的灌输下，普鲁士选帝侯得以克服信义宗贵族的被动心理和唯我独尊，打造出一个保卫德意志并最终一统德意志的强大政权。[16]较为晚近的唯心主义解释最初由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戴普曼（Klaus Depperman）和卡尔·海因里希斯（Carl Hinrichs）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提出。[17]它不仅注重加尔文主义，也关注信义宗思想，尤其是敬虔主义（Pietism）这场诞生于17世纪末的德意志信义宗教会的苦行改革运动。在这种观点看来，只有敬虔主义对纪律和责任的奉行及其对普鲁士政权的渗透才能解释普鲁士这个落后诸侯国不可思议的崛起。

    显而易见，本书的解读框架深受唯心主义模型的影响。但我必须强调几处重要差异。一是理论差异。唯心主义理论强调加尔文主义对霍亨索伦家族政治意愿的影响。与之不同，我强调加尔文主义对霍亨索伦家族政治理性的影响。我不仅将加尔文主义视为政治伦理，还将它视为一种引发王室和议会冲突的政治裂隙。二是经验差异。近期唯心主义研究多强调敬虔主义的影响，而看轻加尔文主义。我的结论正好相反：至少就普鲁士政权而言，加尔文主义可能更为重要。

    在阐明我的立场和既有研究的同与异之后，现在我将转向对普鲁士的个案研究。它是由一段花絮分隔开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关乎普鲁士政权自主性的起源，侧重于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统治时期（1640—1688年）王室与议会的教派冲突。花絮则有关效仿路易十四的宫廷排场和王室盛典的腓特烈一世（1688—1713年在位）的统治。第二个故事有关普鲁士政权实力的来源，侧重于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1713—1740年）自上而下的规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