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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自下而上的社会规训：敬虔主义运动与社会改革
普鲁士规训革命基本上是一场王室领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但它还伴有一场敬虔主义运动所引发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敬虔主义运动是信义宗教会内出现的一种苦行主义和改革的趋势。如同对其影响极深的英格兰清教主义与荷兰“深化改革”（Further Reformation）运动一样，德意志的（信义宗）敬虔主义运动是对教义正统化以及它所引发的喋喋不休的争吵的反应。虽然敬虔主义者声称接受路德教义的基本内容，包括唯独信心（sola fide）、唯独恩典（sola gratia）和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但他们强烈反对主流信义宗对纯正教义的强调。他们认为，教义的改革并未带来生命的革新。事实上，在他们看来，对教义正确与否的关注实际上破坏了日常生活的基督化，因为它导致信徒只关注抽象原则，而非个人操守。他们认为，信仰应该结出果实，尤其是对身边人的主动的爱（tätige Nächstenliebe）以及信徒的重生——从无助的罪的奴仆变为神的旨意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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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最具影响力、最直言不讳的敬虔主义者无疑是菲利普·雅各布·斯彭内尔（Philipp Jacob Spener，1632—1705年）。[149]作为一个虔诚的阿尔萨斯（Alsatian）律师之子，斯彭内尔早年不仅对敬虔派有所了解，还阅读了各类清教书籍。青年时期，他进入信义宗的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以及加尔文宗的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和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学习神学。完成学业后不久，斯彭内尔来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这个加尔文宗难民众多且影响极大的宗教多元贸易枢纽，出任信义宗教会负责人。作为新教教派之间的调解人、布道者、牧师以及社会与宗教改革者，精力旺盛、能力出色的斯彭内尔很快就有了法兰克福内外的大量追随者。《敬虔的渴慕》（Pia Desideria，1675年）的出版更使其声望如日中天。这本简短精要的小册子将早期敬虔主义者语焉不详的初步要求改造为温和但连贯的宗教改革思路，其核心内容是：（1）圣言的传播不仅要借助简单易懂的布道，而且要建立平信徒敬拜小团体［所谓平信徒聚会（conventicles）或“大教会中的小教会”（ecclesiola in ecclesia）］；（2）恢复平信徒，尤其是“第三阶级”（Third Estate）在教会管理中的适当位置，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的基础；（3）以“主动爱身边之人”实现日常生活的基督化；（4）各教派之间进行激昂而平和的对话，以实现和解；（5）改革神学教育，强调事工的实践层面，即讲道和教牧辅导；（6）神学上的返璞归真。斯彭内尔认为，如果上述措施全部付诸实施，就能够见到“世人的普遍皈依”以及随之而来的“果实繁茂”。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敬虔主义“果实繁茂”之处并非信义宗诸侯国，而是勃兰登堡-普鲁士这个加尔文宗诸侯国。随着《敬虔的渴慕》的问世，斯彭内尔声望日重。1685年，他被任命为德意志信义宗教会位最高、权最重的萨克森选侯国首席宫廷牧师。但由于斯彭内尔公开抨击宫廷生活的罪恶和腐败，他与宫廷的关系急剧恶化，萨克森选帝侯也难容他。与此同时，腓特烈一世正寻求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信义宗教会重修旧好；不出意料，他看上了斯彭内尔，并任命他为柏林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圣尼古拉教堂（St.Nicolai Church）的主任牧师。斯彭内尔欣然接受了任命，并从1691年起定居在普鲁士首都柏林。不久，他的基督教行动主义（tätiges Christentum）教义以及他对归正宗的宽容态度为他赢得了宫中强大而热切的支持。[150]事实上，从17世纪90年代到18世纪初，斯彭内尔的声望一时无两，连国王本人在内的王室成员都定期聆听他在圣尼古拉教堂的讲道。[151]一些有名有望的加尔文主义者甚至请求斯彭内尔在他们的葬礼上朗读祭文（Leichenpredigten）。[152]
有了这些关系网，斯彭内尔得以发挥远超其正式权力的政治影响，尤其在17世纪90年代腓特烈一世的济贫法改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53]17世纪80年代，宗教难民的大量涌入给现有体制带来了巨大压力。1693年，腓特烈一世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商讨流浪者问题。[154]斯彭内尔是最直言不讳的成员之一。他指出，大多数救济物资都发放给了错误的对象，因为受救济者多为“流浪汉”和“身强力壮的懒丐”，而非孤立无援者和年老体衰者；他还主张建立一个收容中心，负责将救济物资分发给值得救助的人，并力争使不值得救助的人重新融入社会。[155]斯彭内尔的建议获得了采纳，一系列全面的新济贫法案于1695年出台。在这之后，所有济贫资金都集中于一个财库（Almosenkasse）中，并由一个中央机构（Armenkommission）管理。不仅如此，所有形式的社会服务（和控制）都出自同一个地方，即王室腓特烈收容所（Frederick's Hospital）。此后10年，一系列其他的改革措施也相继出台。为了稳定财政收入，政府开始向大众娱乐（木偶戏、滑稽剧、说书）征收罪孽税，在城里实行挨家挨户的“自愿”捐献制度，要求勃兰登堡的所有教堂定期“捐献”。一套职能各自有别的社会制度逐渐建立了起来。流浪者和“身强力壮的懒丐”遭到驱逐，或被送至施潘道的教养院中；腓特烈收容所则逐渐变为孤儿院。但这些充其量是对建立于1695年的制度的细微调整和改进，而1695年的制度又可以追溯到斯彭内尔1693年的建议。
斯彭内尔和敬虔主义者还在加强教会纪律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与德意志的大多数姊妹教会不同，勃兰登堡的信义宗教会保留了天主教的耳听告解（auricular confession）传统。此外，大多数教区的居民都被要求在获得赦罪之前向牧师缴纳一笔小额费用，即所谓“告解费”（Beichtpfennig）。[156]正统派教职人员对这种做法已有微词，敬虔主义者更是愤怒不已。他们认为，告解费使富裕的罪人以钱赎罪，赤贫的悔悟者却被圣餐礼拒之门外。[157]腓特烈一世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在1698年取消了告解费，并赋予堂会拒绝“不配者”参加圣餐礼的权力。[158]
斯彭内尔和敬虔主义者在教职人员的任命上也发挥了影响力。通过自己与宫廷的关系以及在堂会中的位置，斯彭内尔得以为自己在整个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追随者谋取职位。[159]斯彭内尔势力范围的最早受益人之一（并且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是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年）。弗兰克是一位天资聪颖的学者和精力充沛的改革者，在莱比锡大学（University of Leipzig）读书时就引起了斯彭内尔的注意。他在学校组织了一场短命但成功的反抗神学系正统派教员的行动，包括静坐示威以及举办由学生主导的研讨班。在斯彭内尔的安排下，弗兰克于1692年赴格劳哈（Glaucha）镇教区补缺，不久在新成立的哈雷大学获得近东语言教职。在霍亨索伦家族的保护下，弗兰克将自己的敬虔主义宗教观与社会改革观付诸实践。他先在1694年试行一项谨慎的措施，对邻近的贫困儿童进行教理问答（catechization）。[160]1695年春季，他建立了一所小型的贫困儿童学校，在一年时间内招收了56个学生，并在不久后决定收留部分学徒。[161]为了照料不断增多的学生，弗兰克雇了一名看管人（Aufseher）格奥尔格·海因里希·诺伊鲍尔（Georg Heinrich Neubauer，1666—1726年），并招募了十几位当地的神学学生，以孤儿院的免费膳食换取他们每天授课两小时。[162]弗兰克还决定扩充自己的住所，因为收养孤儿的那座小房子已经没有多余空间了。[163]扩建工程于1701年完工。这时的孤儿院只是弗兰克负责的几个教育机构之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Pädagogium，一所为富贵子弟提供宗教、语言以及自然和人文科学教育的寄宿制预备学校。[164]还有一所为普通家庭子女进入大学做准备的拉丁文学校，几所为中下层出身的孩子教授宗教和读写算技能的德文学校，以及一个师资培训班（seminarium praeceptorum），为大学生的园丁生涯做准备。在稳定的捐助和王室特权的帮助下[165]，弗兰克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继续扩充自己的事业。[166]在他1727年去世时，他的学校已有2000多名学生[167]，这在当时无异于天文数字。
虽然课程多种多样，但弗兰克的教育机构有一个共同点：教学法。用弗兰克的话说，他的方法与通行教学法在很多方面大相径庭；例如，他的机构教授植物学和家政这样的实用课程（Realien），并关注学生的个人能力与喜好。但弗兰克教学法最引人注目之处（至少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在于以持续的活动和不间断的监督灌输并维护基督教纪律。弗兰克的所有学校都遵守严格的日常作息。在寄宿制预备学校和拉丁文学校，一日始于拂晓，孩子们早早被唤醒，进行晨祷。[168]早餐和读经后，学生列队去上课，通常直至中午。午饭和灵修阅读之后，学生继续上课，直至傍晚的另一轮的宗教劝诫，最后是晚餐时间。孩子们连周日礼拜的前后也要上课。所谓闲暇时间同样被各种活动占据，因为弗兰克认为缺乏实际用途的“幼稚游戏”没有什么价值。[169]晚上的活动通常是在学校散步或观赏弗兰克的自然历史藏品。到了周末，孩子们可能学习各种手工艺，如绘画或木工；也有可能出游，如拜访当地的工匠，或去孤儿院参观耶路撒冷城木制模型展。[170]连课间休息也充斥着各种活动，如织袜子和学习《圣经》故事[171]；每天晚餐时，会指派一个学生诵读《圣经》的一章以及路德的解读。[172]除了源源不绝的活动，还有持续不断的监督。每个学生都被分至一个集体房间，每个房间配备一名教师，这名教师的责任是早晚监督孩子们，并向巡视员报告任何不当行为。[173]巡视员每周开会，讨论相关问题。违反校规的学生将按照正式的纪律规章（gradus admonitonum）接受处分。规章类似加尔文宗规训的三个步骤：首先是三次警告，然后是口头批评，最后是体罚。特别明目张胆或无法无天的行为可能会导致立刻开除。[174]
学生的智识发展也受到严密监控。教师每周必须呈报课程进度，考试内容和日程也严格遵循教学计划。灵修方面也管理得严严实实。学校鼓励学生写灵修日记（Seelenregister），详细记录自身感化的过程。这套无情的制度可谓密不透风。除非有老师的陪伴，否则学生不得离开学校。学校没有假期。[175]学校甚至不鼓励学生返家探亲，因为弗兰克认为这会给学生带来“烦恼”和“困惑”。[176]在弗兰克看来，这套方法不仅有望避免内在缺陷（innerliche Bosheit），还会“逐渐淡化内心的欲望，革除成长过程中习得的坏习惯”[177]。
可想而知，弗兰克的教学方式不乏批评者。学生们经常抱怨“缺乏自由”“方式粗暴”“缺乏体育活动”，甚至批评说“吃得不好”，部分教师也持同样看法。[178]许多外部观察人士质疑弗兰克的教学方式的效果。[179]一些作家甚至将弗兰克的学校比为教养院。[180]这些指责并非空穴来风：1696年春季，在规划新孤儿院时，弗兰克参考了一本有关阿姆斯特丹的教养院和济贫院的书[181]；之后不久，他在1697年6月派助手格奥尔格·诺伊鲍尔去荷兰实地考察[182]。
尽管如此，弗兰克的支持者似乎多于反对者。当地一名邮递员说：“每天都有人给孤儿院寄钱。”[183]一些虔诚的好心人甚至捐赠高级珠宝和金绣。[184]由于收到了太多的珠宝，弗兰克甚至在孤儿院内精炼黄金和白银！[185]捐款数额也必定不菲，因为这些钱显然足以补贴孤儿院在1698年即已超过100帝国塔勒的周运营费用[186]，并承担了孤儿院在1700年后的扩建工程。弗兰克还收到了数百封父母和监护人的信，他们希望能将子女送至弗兰克的学校。事实上，寄宿制预备学校的入学竞争非常激烈，弗兰克经常被迫拒绝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哈雷的教师也需求旺盛。师资培训班出来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非常抢手[187]，许多人未完成学业就离开了，因为不断有人聘他们为教师和管理员。[188]
到了18世纪20年代，哈雷已成为宗教、社会与教育改革运动的“全国”乃至国际中心。弗兰克的著作被抢购一空。单在1717—1723年，他的各种讲道记录和灵修短论就售出近50万份。[189]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信义宗教会里处处可见敬虔主义者的聚会。[190]整个霍亨索伦王国到处是弗兰克的学生和门徒们开办的哈雷式学校和孤儿院。[191]包括克莱韦、柏林、什切青和柯尼斯堡（当然也包括哈雷）在内的许多城市的归正宗新教教徒纷纷效仿，按照弗兰克的模式重建学校，并自办孤儿院。弗兰克的师资培训班也不乏模仿者。[192]
然而，没有普鲁士国家政权的保护，改革派运动是不可能攻城拔寨的。敬虔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强烈反对；反对者不仅包括正统派教士，还包括不少议员。腓特烈一世和他的大臣们多次被迫在克莱韦、什切青、柯尼斯堡和哈雷向斯彭内尔、弗兰克及其追随者施以援手。[193]不仅如此，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普鲁士国家政权不仅保护了敬虔主义运动，而且积极加以推动。在任命牧师时，弗兰克的学生受到优先考虑；到了1736年之后，所有教士候选人都必须在哈雷大学至少学习两年。[194]敬虔主义还深刻影响了普鲁士军队大规模且不断壮大的随军牧师（Feldprediger）队伍。敬虔主义者更在信义宗教会中担任要职，如神学教授、高中校长和教会督察。从而，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信义宗有越来越多的信徒成为敬虔主义者及其同情者。[195]
但腓特烈·威廉一世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相反，他积极参与到这场受敬虔主义者激励的宗教、社会与教育改革的进程中来。例如，他试图于1717年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所有新教教会强制推行日内瓦式的长老制规训体系。[196]七年后，他在波茨坦建立了一所哈雷模式的军事孤儿院，收容了2000多名儿童。18世纪30年代早期，他在瘟疫肆虐的东普鲁士发起了一项全面重建计划，按照弗兰克的理念（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开办了1000多所新学校。[197]他还强化了约阿希姆斯塔尔皇家中学（Joachimsthalsches Gymnasium）这所为未来神职与公职人员入读大学做准备的柏林归正宗高中的纪律。[198]所以，尽管宗教与社会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敬虔主义运动，普鲁士国家政权积极主动的大力支持也功不可没。
有人认为，敬虔主义运动为普鲁士国家政权注入了新的理念；更具体地说，信义宗敬虔主义者在王室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9]然而，我并没有发现相关证据。[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