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圣职买卖的批判与教会的科层化

对圣职买卖（借教会职位为个人谋取经济利益）的批判由来已久，其历史可能和西方教会一样源远流长。但这种批判似乎在15世纪变得格外猛烈，尤其在德意志。对于罗马教会滥用职权，广为人知的早期批评来自《西吉斯蒙迪改革》（Reformatio Sigismundi）。它写于15世纪30年代末，1476年之前已经以手稿形式再版五次，1522年前又以印本形式再版八次。^[157]《西吉斯蒙迪改革》无疑是一份影响深远的文献。它对西方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职权滥用展开了一系列批评，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对教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圣职的买卖上，但同时罗列了不同类型的职权滥用，包括身兼多职（兼任）、雇用替代者或代牧（不在任所）、征收共俸（common services）和首年俸（annates）以及出售赎罪券。对我们来说，改革建言更值得关注。建言的重点是废除教会的圣职薪俸制，代之以固定薪酬制；建言还要求所有圣职人员都要有“大学文凭”，接受定期巡视，参加教区大会，熟悉与其职位有关的法规，“同酬同工”，并将财务管理工作交给“常驻管理员”。薪俸、专业资格、纪律、成文法规、职责细化——《西吉斯蒙迪改革》宛如韦伯笔下科层制的蓝图！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它的预见性和说服力。它的主题和建言家喻户晓，在伊拉斯谟、路德等著名人文主义者和改革家的著述中也有所体现，更激励了许多不那么知名的小册子和海报。

16世纪欧洲新教国家建立的神职人员制度与《西吉斯蒙迪改革》的建言极为类似。^[158]除了英格兰，其他国家都废除了圣职薪俸制。虽然多数圣职人员仍有某种形式的非货币补偿，如土地或房屋使用权，但薪俸已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一定程度的正式教育成为担任官职的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先决条件。到了17世纪早期，绝大多数新教神职人员都曾入读大学，为数不少的人还拿到了学位。这也不是唯一的要求。在许多国家，要成为神职人员，还必须通过正式考试，多为雇主或未来同事对其进行口试。多数神职人员在就职以后还要接受正式监督，监督者不仅包括平信徒雇主和教会长老，往往还包括其他神职人员；未以身作则或疏于职守的教士有可能受到正式警告，甚至被撤职，且这类事件屡有发生；相关要求毫不含糊，且往往白纸黑字写明。相反，一个布道有术且品行端正的人很可能获得提拔，成为一个大型教会的主任牧师，甚至教会高层管理人员。如果在18世纪，即使成就不显，他也有望获得一定的物质保障。例如，他可以在退休时领到退休金；如果在退休前去世，他的妻子和儿女将获得补助。官员与职位的分离、固定薪酬、专业资格、正式考核、成文法规、纪律监督、职业阶梯甚至退休金——不夸张地说，新教神职人员是最早的近代官僚。

这些神职人员制度的变化对新教国家的政治职位体系有何影响？从短期来看（即16世纪），影响似乎极小。当然，由于早期宗教改革者公开批评罗马教宗的职位任命，并削弱了教会法的权威，他们可能确实阻止了官职买卖现象蔓延至北欧。但大体而言，他们对其他形式的世袭制（如封建制或寡头制）所言甚少，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世俗领域推动了科层化。那是17世纪第二代宗教改革者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