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plusmacherei）：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财政与行政改革

    和军队一样，普鲁士的行政体系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继位时即已非常先进（高度地集中化和理性化）。议会没有多少发言权，也无甚实权（克莱韦-马克和哈尔伯施塔特这两个加尔文主义者居多的省除外）；权力集中于三个王室行政机构［战争委员会、王室财政部（Hofkammer）和国土事务院（Domains Directory）］；行政程序日益统一化和标准化。到了1700年，普鲁士已经具备了王室科层制的雏形和中央预算的框架。[109]

    在腓特烈一世的统治下，行政集中化和理性化过程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但到了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这一进程再度加速。1713年，这位刚刚登基的国王解散了王室财政部和国土事务院，组建了一个统揽国土事务的机构，名为“财政与国土总理事务院”（General Finance Directory）。[110]到了1723年，他又将财政与国土总理事务院和战争委员会合并为一个机构，即财政、战争与国土最高总理事务院（General Ober-Finanz，Kriegs-und Domainendirectorium）。[111]这个机构负责宗教和外交之外的一切国家行政事务。此时的普鲁士已跻身全欧洲公共行政最集中的国家之列，甚至可能无出其右。

    集中化与理性化相辅相成。这尤其体现在行政组织上，也就是科层化程度上。事实上，韦伯所说的科层化组织的十大特征，只有两项完全没有体现在普鲁士的治理中：统治者与治理者之间互有效力的劳动契约，以及治理者的私生活免于公众的监督。（值得深思的是，这些特征有利于治理者，而非统治者。）其他八项特征或多或少都有体现：（1）从国王到中央和省级政府，再到地方税吏这条清晰的指挥链（职务的等级化）；（2）日益标准化的注明具体职务特定职责和特权的委任证书（Bestallungsurkunden）（岗位描述）；（3）若干普鲁士大学的校级行政科学（Kameralwissenschaften）课程[112]，以及省级战争与国土事务委员会的学徒制（Auscultatorensystem）（技术资格）；（4）金钱报酬，通常为数额固定的年薪；（5）全职公共管理者的出现；（6）职业阶梯的出现，聪明且勤奋的官员可以步步攀升[113]；（7）“治理者与治理手段的分离”；（8）严格且不间断的监控和监督（规训）。[114]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条，普鲁士体系还有许多方面不同于韦伯的理想模式。中央和省级行政委员会采取合议制，而非科层制；岗位描述未完全成文化或标准化；官员任命不经考试；薪俸与职务高低无关，而由国王决定，晋升也由国王拍板。但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普鲁士政权是不是理想类型的科层制，而在于它和其他近代早期政权相比科层化程度如何。此问题留待下一章进一步探讨，但简单来说，普鲁士无疑是科层化程度最高的德意志政权，也是全欧洲科层化程度最高的两个政权之一。

    普鲁士不仅具有全欧洲屈指可数的集中化和理性化行政体系，在举贤任能方面也是可圈可点。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看来，一个官员最重要的品质是“忠诚、苦干和精确”（Treue，Fleifi und Accuratesse）[115]。他曾对内阁大臣说，总理事务院“要任用一切有才干的人，一切懂得财政和治理（Wierdtschaft）［且］思想开放的［人］”[116]。在任命王室官员时，腓特烈·威廉一世确实不甚看重社会等级和家庭背景。事实上，多数普鲁士官员均非贵族出身。只有43%的高层官员（战争与国土事务委员或更高层官员）的姓名含有表明贵族身份的von或d'[117]，而且许多含贵族身份象征的名字乃是拜腓特烈·威廉一世或其父亲所赐。家族网络对任用和擢升似乎也没有太大帮助。当然，许多公职人员家族（Beamtensippen）出过几代高官。但严格意义上的任人唯亲其实并不多见；在战争与国土事务委员或更高级别的官员中，父亲或叔辈曾任官职者不到5%。[118]相反，聪明且苦干者更有可能得到快速提拔。例如，乔治·威廉·冯·阿舍尔斯莱本（George Wilhelm von Aschersleben）在1723年只是总理事务院的抄写员，1724—1726年在库马克（Kurmark）的战争与国土事务委员会当学徒（Auscultator），1726年被提升为军事委员（War Commissar），并一直干到1736年。此后他又被提拔为什切青（Stettin）的战争与国土事务委员会主席。[119]他在总理事务院的同事萨缪尔·冯·马沙尔（Samuell von Marschall）的提升速度更快，在20年内从一个收发室职员升至王室内阁成员。更典型的例子可能是伯恩哈德·腓特烈·贝克尔（Bernhard Friedrich Becquer）。他的父亲是一位胡格诺派官员，在腓特烈一世的对法战争中阵亡。在哈雷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完成学业后，贝克尔成为马格德堡战争与国土事务委员会的学徒。他首先被提拔为财政审计员（Kassenrevisor），后又成为战争与国土事务院委员。[120]可见，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普鲁士确实具有任人唯贤的公职系统。

    国家行政的理性化伴随着国家财政的理性化。这尤其体现在腓特烈·威廉一世引入的新的审计和控制程序中。[121]这套程序从省级战争与国土事务院开始。每个事务院都要制订年度预算。预算呈交给事务院主席，主席审查、签字后送往柏林，由总理事务院和皇家财务部（Ober Rechenkammer）进行复核。审核内容不仅包括数据的准确性，还包括开支的正当性和盈亏底线。所有收入和支出都要一一记录，任何变动都要有正当理由，尤其是在涉及收入减少或开支增加时。后者需要王室签字，前者往往引来王室调查。直到大臣认为没有问题了，他们才会签署预算，然后呈给国王做第三次审核。

    但国王并不满足于单纯依靠这些程序上的控制手段。他还引入了其他保障机制。所有财务官员在上岗前必须上缴一笔数额不菲的押金（Kautione）——多为年薪的三到四倍。一旦涉嫌渎职，押金就会被收缴，连官员的个人财产都有可能被没收。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共谋和勾结，腓特烈·威廉一世还规定，只要情况允许，王室官员必须在家乡所在省外任职。[122]除了这些正式措施，腓特烈·威廉一世还打造了一个非正式的间谍和线人网络。[123]最著名的线人是总审计师克里斯托夫·冯·卡奇（Christoph von Katsch），他秘密监视总理事务院的内部运行——谁在卖命工作，谁在喝茶看报，大臣们有无阴谋勾当，等等。[124]国王还向柏林的大臣们建议“向［家乡］省安插随时禀报一切动向的特别情报员”[125]。但只要涉及钱，腓特烈·威廉一世就不满足于仅仅依靠他人的廉洁和忠诚了。他不仅花费大量时间审阅各个政府部门递交的文件和报告，还经常在王国巡视，并因此被人称为“乡间小路之王”。[126]

    当然，即使如腓特烈·威廉一世这般勤勉和积极，也无法指望对所有官员的失职或腐败了如指掌。但一经发现，这类行为就会得到迅速而严厉的惩罚。毫无疑问，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最著名（或曰臭名昭著）的公职人员渎职事件是阿尔布莱希特·冯·施洛普特（Albrecht von Schlubhut）案。他是柯尼斯堡战争与国土事务院委员，被指控的罪名是贪污了2800帝国塔勒的柯尼斯堡王室财产，并勒索属下1000帝国塔勒。[127]因为缺乏确凿证据，王室检察官建议判处施洛普特六年强制劳役，这在当时属于轻判。但国王驳回了这一判决。国王认为，既然施洛普特的财产少于他被控贪污的数额，便只有一种可能的判决：死刑。施洛普特的一位同事命运更悲惨，那就是亏空了王室4000帝国塔勒的普鲁士国土租赁主管（Landrentmeister）亚当·弗里德里希·海塞（Adam Friedrich Hesse）。[128]王室检察官再次列出了若干减刑的理由，特别是这些账目可能在海塞10年前从其父亲手中接管之后就再也没有核查过，并再度要求轻判，国王再次拒绝：为了以儆效尤，他下令判处海塞绞刑，刑具是一串铅币。如果以官员对神的敬畏为目标，国王显然大获成功。当勃兰登堡收税官安德烈亚斯·蒂蒂乌斯（Andreas Titius）在几年后受到欺骗王室的指控时，他试图逃离这个国家，但在被捉拿和关押后，他选择了自杀，而不愿等待国王的最终判决。[129]虽然渎职行为尤其令国王暴怒，其他腐败亦同样会遭到重罚。波茨坦军官（Ober-billetier）汉斯·德拉韦（Hans Drave）因为试图在柏林获得第二个职位，并让一个“高大的侍卫兵”替他在国王面前美言，被判处六年劳役。[130]即使是简单的过失，也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例如，一位负责监督维泽尔新要塞修筑的工程师因为预算超标而受审。[131]一位睡过了头的邮递员被解雇，并被逐出住所。[132]连私人领域也处于国王的监控下。当腓特烈·威廉一世发现大臣路德维格·奥托·冯·普洛夫（Ludwig Otto Edler von Plotho）包养了一个情妇时，他在枢密院对其当众严斥；据记载，国王的说法是，虽然外表光鲜清白，私下却龌龊不堪。[133]普洛夫的同事埃伦赖希·博吉斯劳斯·冯·克罗伊茨（Ehrenreich Bogislaus von Creutz）所受斥责更为严厉。当国王发现克罗伊茨和一个年轻的交际花［瓦格尼茨小姐（Fräulein Wagenitz）］有染，便立刻以渎职为名对其停薪停职。“我可以把你送到施潘道（Spandau）［的军事监狱里］，”国王怒不可遏，“但这次先饶了你。”[134]克罗伊茨后来回到了总理事务院的老位置上，但再也没有重获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尊重。“如果不是因为感情，”国王后来说，“他本会成为一个非常能干的财务官。”[135]连不像克罗伊茨那般“花心”的官员也难逃国王的暴怒。例如，国家检察长（General-Fiscal）约翰·托拜厄斯·瓦格纳（Johann Tobias Wagener）因为掌掴妻子而被停职（krumgeschlossen），继而被免职。[136]在18世纪20年代，腓特烈·威廉一世甚至试图建立一个正式的道德监视制度；总理事务院的负责大臣以及各省战争与国土事务委员会主席每年都要向国王提交一份特别报告，对所有下属的私人和公共操守做出评价。[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