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做了一个梦

余秋雨散文《柳侯祠》的开头写道：“客寓柳州，住舍离柳侯祠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

梦中的荒芜生态和灰黯色彩，正是“二王八司马”结局的写照。

余秋雨梦醒，参观柳侯祠，接着著文描写了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贬官湖南永州和广西柳州，“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高峰性构建”。

正是在柳州，柳宗元低吟着“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的诗句（《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以47岁壮年，郁郁而终。

打开《刘禹锡集》看看，“一坐飞语，废锢十年”、“失意多病，心如寒灰”的句子，比比皆是。

与柳宗元、刘禹锡同时的名流如韩愈、白居易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描述过永贞革新。唐代作家李谅创作的传奇《辛公平上仙》，则影射了支持改革的唐顺宗被宦官杀害一事，可见当时此事影响之大。

可惜，对这一重大改革事件，历来研究不足而非议不少。《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著作，对“二王八司马”均持贬斥态度，乃至目为“邪党”。

古人局限自不必论，近来有人说“二王八司马”事件“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有人把王叔文推进改革说成是“秘书干政”，多此一举。理由是：“王叔文职务仅是一个翰林学士（皇帝机要秘书），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由翰林学士担负这么重大的革新使命，自然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失败也就理所当然。”

假如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同样是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宋代，贵为宰相的王安石发动改革为什么也会失败？而唐代诸多太监连翰林学士这个名分都没有，废立7个皇帝都能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