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墙铁壁:北部边防的黄金时光

    宋、明两朝,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一直是王朝心腹大患,最后这两个朝代都终结在北方入侵者手中。张居正去世62年之后,明朝也倒在清军入关的铁蹄之下。

    从明初到张居正时代,北方的鞑靼(蒙古人游牧部落总称之一,另有瓦剌)一直威胁着明王朝的生存。其中,最令明朝头疼的是鞑靼各部落中最强悍的土默特部落酋长俺答。俺答骁勇善战,每年都攻破长城,进犯内地。嘉靖二十八年(1549),俺答的骑兵前锋直抵大同、永宁(北京延庆),大掠而去。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大军攻陷古北口,包围北京,北京宣布戒严。嘉靖四十二年(1563),俺答的儿子辛爱率大军攻占北京东郊顺义,烧杀抢掠。俺答的刀口,已经伸到了皇帝的脖子上,朝廷上下惊恐万状,士农工商朝不保夕,北京城再次宣布戒严,侥幸没有被攻破。

    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当然是大臣的第一重任,出身于下层军人家庭的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

    隆庆元年(1567),43岁的张居正升为礼部(主管礼乐教化)右侍郎(相当于副部长)、东阁大学士(明初大学士仅为皇帝顾问、秘书,明中叶之后权力逐渐扩大),进入内阁,成为宰相之一。

    当时北部的防御,一是有明代修建的长城,再就是9个军镇:辽东镇(辽宁辽阳)、蓟州镇(河北迁西)、宣府镇(河北宣化)、大同镇(山西大同)、榆林镇(陕西榆林)、宁夏镇(宁夏银川)、甘肃镇(甘肃张掖)、太原镇(山西太原)、固原镇(宁夏固原)。当时称这九镇为“九边”、“九塞”。张居正写诗说“神游九塞”,就指这九镇,用今天的话说是9个军区,均驻守重兵。

    九镇当中,西部河套一带的榆林、宁夏、甘肃、固原4个镇,敌方势力较弱,不是重点。太原镇在内地较深,也还安定。最吃重的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四镇,这是北京的左右两翼,拱卫国家中心,十分紧要。

    在张居正时代,更吃紧的是蓟州,这里离北京最近,俺答大军多次突破蓟州防卫,直袭北京。等到张居正解决了俺答问题之后,战事逐渐东移,辽东遂成为晚明边防的重中之重,那是后话了。

    这一年讨论边防问题,张居正出面奏请调名将谭纶、戚继光主办蓟州练兵,得到首席宰相徐阶支持,顺利通过。

    隆庆二年(1568),朝廷任命谭纶为右佥都御史(部长级监察官员)、兵部(国防部)左侍郎(副部长)、总督蓟、辽、保定(河北保定)军务。任命戚继光为总理蓟州、昌平(北京北部郊区)、保定三镇练兵事宜,这三个镇的总兵官都归戚继光指挥。

    谭纶是南方抗倭名将,曾先后领导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等将领,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歼灭倭寇,战功赫赫,升为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戚继光是有名的平定倭乱的将军,他率领的戚家军能征惯战,光耀史册。

    隆庆三年(1569),徐阶下台,高拱担任首席宰相。张居正又得到高拱全力支持,掌握了管理军务和外交的权力,成为实际主持边务的宰相。

    这里要说一句的是,从隆庆元年(1567)到六年(1572),先后担任首席宰相的徐阶和高拱陷入激烈内斗之中,好不容易进入内阁的张居正尽量低调,与两边都保持等距离,得以保全。边防事务是隆庆年间唯一没有受到权力斗争干扰的国家要务,所以张居正能够全力以赴,施展作为。

    明代以文制武,军人地位日益低落。总兵官是军区司令,已经是最上层的将领了,当他们到兵部领公文的时候,都要长跪,简直丢尽了脸。各地总兵官的指挥权,受地方巡抚以及朝廷派到军中的御史钳制,用兵打仗往往不能做主,不是贻误战机就是被迫盲动,常常导致失败。

    张居正深知其弊,经过力争,为谭纶、戚继光争取到了独立指挥权,不受地方官掣肘。此举激起地方巡抚和驻军御史一片反对。他们还说,任命戚继光为总理,是在三镇总兵官头上多加了一道“缀疣”,于体制不合。张居正努力斡旋,终于将反对的声音压制下去,使谭纶和戚继光能够摆脱诸多束缚,一展雄才,这是张居正对明朝军事体制的一项突破。

    戚继光率领的浙江籍军队来到蓟州列阵,遇到大雨倾盆。原来的守军队伍立即散了,而戚家军从早到晚任凭风吹雨打,“植立不动”,北军无不折服,这才知道什么是严整的军纪。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指挥明军与鞑靼另一部落朵颐部交手,大败酋长董狐狸,明军军威大振。

    为了加强蓟州防御,戚继光提出一个建议:从山海关到昌平修筑1000多座烽火台,驻军平时在台下种田,一遇敌情,以烽火为号,首尾相助,群起抗击。

    由于工程花费较大,许多官员反对,张居正排除众议鼎力支持,经过两年多施工,终于在1000公里的防线上筑起1000多座烽火台,同时对原有的长城城墙加高加固。

    戚继光本来就威名远播,现在又加上如此周密的防备,鞑靼各部落心寒胆怯。戚继光镇守蓟州16年,京师北边安安静静,这是戚继光的大功,也是张居正的大功。

    再说西边宣府、大同方面。

    真是老天相助,一件偶然发生的桃色事件,在张居正巧妙处理之下,竟使凶狠毒辣的俺答放下屠刀,“兵器销为日月光”,与明朝化干戈为玉帛了。

    事发在隆庆四年(1570),事件的女主角是一个名叫三娘子的女子。三娘子美色绝伦,万人追爱,这朵鲜花当然落在权势人家的手里。俺答的孙子,一个名叫把汉那吉的小伙子娶了三娘子。

    事情本来应该到此结束,谁知俺答也喜欢上了三娘子,爱得魂不守舍,遂从孙子手里抢了三娘子做为自己的姬妾。更糟糕的是,这个三娘子其实是俺答的外孙女。当时俺答部落尚未开化,近亲结婚难以避免,但外孙女投入外祖父怀里谈情说爱,毕竟太离谱。把汉那吉实在受不了这奇耻大辱,在谋士劝说下,率领几个亲信,脱离鞑靼,偷偷跑到大同,投奔了明朝宣大总督(宣府、大同地区的军政一把手)王崇古。

    事件发生之后,前线一部分将士主张杀掉把汉那吉,以泄多年来俺答入侵之愤。朝廷诸多官员吸取以前类似事件的教训,认为这是一个诈降阴谋,主张不受降。

    王崇古与大同巡抚(大同行政一把手)方逢时还算明白人,没有草率从事,安置了把汉那吉之后赶快向朝廷请示。他们的意见是交换人质,用把汉那吉换回多年来帮俺答侵犯内地的汉人内奸赵全等人,加以处置,以儆效尤。王、方认为,把汉那吉是俺答的老妻从小带大的王储,俺答一定会来索要。

    张居正对情况作出全面分析之后,指出此事“于边事大有关系”,主张抓住机会,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他在高拱支持下,主张受降。他指示王崇古说:“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要求王崇古谨慎处理,严加保护,并授予把汉那吉一个指挥使(中级军官)的官职,赏大红丝织服装一套。

    张居正说,如果俺答索要孙子并表示不再进犯,那就可以结盟,封爵朝贡。如果俺答今后背盟,再兴问罪之师,正义在我,胜算良多。如果俺答一时没有遣送赵全,也可以将把汉那吉送归,以示怀柔。俺答如果没有真正和解的诚意,即使交还赵全,也还会再犯。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是否交换人质,而在于俺答有没有和解的诚意。

    果然,俺答受到家族谴责之后,恼羞后悔,亲率10万大军越过边界直指大同。他的打算是,一旦发现明朝官员杀了把汉那吉,就血战一场。王崇古派人谈判,说你的孙子受到礼遇,结结实实,活得挺好。俺答派人前往察看,把汉那吉正穿着华贵的衣裳骑马取乐。俺答得到意外的惊喜,说:“我再也不打仗了!”

    赵全眼看蒙汉和解大势已成,写了一封信给方逢时,表示悔过。明朝方面把这封信给了俺答,结果是俺答把赵全等人交还给明朝,领回了孙子。

    张居正趁热打铁,授意王崇古向朝廷提出“封贡通市”的建议。在朝廷辩论中,张居正在高拱支持下,驳斥了一些朝官诬蔑王崇古、方逢时“通敌”的谰言,力劝皇帝批准。隆庆五年(1571),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受封的鞑靼首领达61人。双方又约定了每年向明朝进贡的马匹数量和交换物品,决定开展互利贸易。

    在整个事件的进展过程中,张居正抓得很紧很细。他不但平息各种汹汹议论,调和内阁意见,指示每一个步骤如何进行,而且连赐给俺答的丝绸缎子,也一件一件都要亲自看过,要“美好经用”才行,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张居正追求完美的政治美学。

    其实,北方的马匹、牛羊和南方的粮食、布匹等等,都是双方急切需要,不通过战争而通过贸易解决相互需求,对双方而言都是成本最低的。开市3年,官市和民间交易的牲畜3万头。贸易兴旺起来之后,吸引大批商人北上,也促进了塞外经济发展,边境出现了物阜民安的景象,不仅造福明代,也使后来的清朝受惠。从此,蒙汉之间的和平,延续200多年一直到清末。清末魏源说,这一和约,“为本朝(清朝)开二百年之太平”。这是张居正在隆庆年间的最大成就,也是穆宗政绩的最大亮点。

    这里要提一提穆宗。在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当中,穆宗是一个罕见的好玩的人。当皇帝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他上朝的时候,一句话不说,任凭大臣们如何辩驳,他也不张嘴。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3年过去了,直到当了4年皇帝,他还是一句话不说,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哑巴。官员们上书要求他说话,他就是不说。但他还算一个宽厚的人,有的御史上书猛烈指责他的各种问题,他只是不理,或者批示说你不了解情况,就算完了。要是这种事发生在他的父亲嘉靖身上,那些大胆的臣子就要吃廷杖了。更重要的是,穆宗在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颇有建树,他制定了“华夷一家”、“胡越一体”、“并包兼育”的民族政策,对高拱、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也大力支持,这是张居正成功的重要条件。

    北面的问题解决了,战事中心东移,辽东又逐渐成为吃重之地。从万历四年(1576)起,张居正的目光集中到辽东方面。正像信任谭纶、戚继光一样,他放手重用辽东巡抚张学颜、辽东总兵李成梁。

    这里的北方,面对的是鞑靼的土蛮(察哈尔)部落。早在嘉靖皇帝后期,凶残的土蛮就多次大举入侵,明朝三员守边大将先后战死。

    李成梁自隆庆元年(1567)以副总兵官职务参加辽东防卫战,屡建奇功,先后取得10次大捷,威震辽东,成为一代名将。“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隆庆四年(1570),张居正奏请朝廷提拔他为总兵官。万历七年(1579),加封李成梁为宁远伯。张居正起草给李成梁封爵的圣旨时说,李成梁战功卓著,“加以显秩(崇高的官位或爵位),良不为过”。截至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去世,辽东始终如铜墙铁壁一般。

    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即张居正去世9年之后,由于李成梁失去像张居正这样精细的完美主义者指导和约束,贵极而骄,屡犯错误,遭弹劾去职。此后,明朝八易辽东主帅,辽东还是守不住,不得已再启用76岁的李成梁镇守8年,辽东又守稳了。

    哪个年代没有名将?南宋岳飞、明末袁崇焕都是,关键是看你怎么把握和使用,这就牵涉到大局意识、胸怀气量、识人悟性和创新精神。张居正与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的关系,启示良多。

    由于张居正悉心经营边防,指挥有度,用人得当,北部边疆在二三十年内一度竟出现了南强北弱的有利态势,北部边疆固若金汤。“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这实在是稀罕难得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