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铸成一代权相

如果说隆庆年间开头几年是徐阶与高拱恶斗，张居正可以避避风头尽力于边防的话，那么在徐阶倒台，高拱又赶走了内阁其他对手之后，张居正可就躲不开了。

张居正23岁考中进士踏入政界，先后在翰林院（皇室的智囊和秘书班子）、国子监（国立最高学府）以及皇储所在的裕王府担任过小官和中级官员。在这个过程中，徐阶曾提拔张居正，是张的恩师；而张居正在国子监担任副手之际，高拱是国子监祭酒（一把手），两人也合作得很好。这是张居正早期与徐、高二位领导能够保持等距离的重要因素。

张居正在隆庆元年（1567）进入内阁，当时大学士（宰相）共6人：徐阶（首席宰相）、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身材矮小的白面书生徐阶足智多谋，政声卓著，资历很深。他曾多方保护敢说话的海瑞，再加上他扳倒了横行20多年的权相严嵩，更是众望所归，在朝中势力很大。高拱精明强干，是明代一流能吏，毛病是心高气傲，蛮横专断。嘉靖皇帝于1566年去世，裕王朱载登基成为穆宗（年号隆庆）。高拱曾长期担任新皇帝的老师，自然有恃无恐。

导致徐、高关系恶化的重大事件之一，是嘉靖遗诏的起草。嘉靖皇帝弥留之际，徐阶受命代为起草遗诏。徐阶与高拱不和，于是在起草时避开高拱及其他内阁大臣，单独与张居正商量筹划。

嘉靖皇帝自36岁起迷恋道教，追求长生不老，长期在深宫修道炼丹，竟至几十年不上朝，贻误国事，造成了极大混乱。

身为首席宰相的徐阶对此一直很痛心，他想利用起草遗诏的机会除旧布新，改弦更张。因此，这份遗诏，是以嘉靖的口气宣布自己的错误，等于替嘉靖写了一份检讨。比如，在遗诏中，嘉靖回顾自己执政的问题时说，“过求长生，遂致奸人趁机诳惑”，“朝讲之仪久废”（不理朝政），“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这实际上变成了一份“罪己诏”。遗诏还说，凡过去因为提意见而遭惩处的官员，一律平反。

万幸的是，嘉靖皇帝临终之际，点头接受了这份遗诏，真应了一句古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就为即将开始的隆庆新政作了铺垫。

这样重大的举措，竟然把高拱排除在外，自视极高的高拱自然深为不满。

徐、高矛盾逐渐激化之后，一些企图讨好徐阶的给事中（监察官员）上书弹劾高拱，说高拱在先帝病危时忙于自己搬家的私事。高拱大怒，他的同乡、宰相郭朴要求惩办上书的给事中，结果遭到更多言官雪片般的猛烈攻击。

高拱和郭朴待不下去了，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和九月，两人相继被迫辞职。

高拱下台之后，有些亲高拱的官员不服，出面弹劾徐阶，说嘉靖皇帝那些荒唐行为，身为宰相的徐阶也逃不了责任。此时徐阶的形势也不妙，由于他不断劝阻刚上台的穆宗不要太贪玩，引起新皇帝不满。隆庆二年（1568）初，徐阶也被迫辞职下台，由李春芳接任首席宰相。

隆庆三年（1569）底，在太监陈洪、孟冲援引之下，穆宗又召回了他的老师高拱，让高拱担任宰相并兼吏部（中央组织部）尚书（部长）。此时的内阁大学士，除原有的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之外，又增添了赵贞吉。

高拱一朝复职就展开大规模报复，对于经徐阶之手平反昭雪的官员，竟一律恢复原判，重新收入狱中。高拱还迫害当初弹劾他的监察官员，有的给事中竟活活吓死了，这就毁了穆宗登基之初平反冤狱的新气象。刚入内阁的赵贞吉不同意这么干，他上书说，这样报复和打击言官不行，结果得罪高拱，罢官回家。

就在这一年，礼部尚书殷士儋补充入阁担任宰相。老殷一上来就跟不可一世的高拱发生冲突，两人竟然在朝中动手打了起来，结果当然是老殷走人。

窝窝囊囊的陈以勤见状，自知不是对手，在隆庆四年（1570）七月辞职。首席宰相李春芳因为阻挡高拱进一步报复徐阶，和高拱产生矛盾，也知趣地提出辞职，在隆庆五年（1571）获准回家。高拱坐上了首席宰相宝座。从隆庆四年（1570）到隆庆五年（1571），高拱一连赶走了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4位大学士，威权赫赫，朝官不敢仰视。内阁只剩下高拱、张居正。到隆庆六年，内阁又增加了高仪。

高拱整人整到死，他不放过退休回家的徐阶。高先生在朝中造舆论说，徐阶利用起草遗诏的机会抹黑先帝嘉靖的高大形象，罪可当斩。他又调动纪律检查和刑事司法部门严查徐阶家人的腐败。结果，徐阶的3个儿子全部被逮捕，徐家的巨额田产也充了公。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恩师徐阶的惨境，暗中活动，留下了徐阶的幼子革职为民，另两个儿子充军，算是勉强保全了徐阶的晚年。

张居正的所作所为，高拱立即得到密报。早先徐阶起草遗诏时单独与张居正密商的旧疮，又在高拱身上隐隐作痛了。张居正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处境，马上就要被收拾。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改变了张居正的命运。

这就是当了6年皇帝的穆宗在隆庆六年去世，年仅36岁。

对于高拱来说，最大的后台消失，他的政治生命出现了变数。在皇权专制时期，深宫泛起小波，朝廷就是大浪。

高拱一时顾不上张居正了，他将注意力转向了深宫大内。反正张居正是个下属，多留几天也没什么打紧，到时候干掉他还不是易如反掌？。

高拱有一个对头，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明朝太监有24个衙门，包括司礼监、御用监、尚膳监等十二监和钟鼓司、宝钞司、惜薪司等四司，还有兵杖局、巾帽局、内织染局等八局。其中，司礼监是首席衙门，权势最高，不仅总管内廷数万太监所有事务，而且干涉朝政。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

明朝是以批复文件体现权力意志的。臣子事事写成奏本向皇帝汇报，得到批复之后按旨执行，帝国机器就这样运转。

这些奏本本来应当由皇帝本人阅读并作出批复，但明中叶以后皇帝懒惰贪玩，根本不看。皇帝的意图或某些奏本送到内阁，由内阁大学士斟酌之后，模拟皇帝的口气，草拟出文件初稿或奏本的批旨，再送皇帝阅处。大学士的模拟草稿用墨写在纸上，这叫票拟。按说皇帝有票拟作参考，已省不少事，只要用朱笔在票拟上写几个红字，就发生效力，这道程序叫批朱。但皇帝连批朱也懒得做，把批朱的事交给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代替皇帝写批示。批朱写完了，再交给司礼监掌印太监审核，然后盖上大印。

票拟和批朱两件事中，批朱更重要。如果说大学士是皇帝的秘书，那么司礼监则是皇帝的机要秘书，黄宗羲的话是冲这一点说的。《明史·职官志》说：“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宰相权力）转归之寺人（太监）。”这当然是一种变态的制度。

司礼监中的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掌印太监是“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核查）”，相比起来，掌印太监更重要。

冯保这个人聪慧敏捷，写得一手好字，皇帝称他为“大写字”。冯保在嘉靖皇帝时就担任秉笔太监，隆庆初年，还兼管东厂（直属皇帝的特务机构，负责侦办官员），权势很大。

但心高气傲的高拱仗着穆宗做后台，偏偏不买他的账。

隆庆末年，掌印太监出现空缺，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谁知高拱却推荐了同乡、御用监太监陈洪。陈洪出事之后，高拱又推荐尚膳监太监孟冲担任掌印太监，高拱和冯保就这样结了仇。于是，冯保开始暗中与张居正接触，两人达成了互相支持的意向。因为冯保和高拱闹翻，需要另一位外廷宰相的支持；而张居正要想干事，也需要大内有冯保这样一位人物策应。一场新的恶斗开张。

从隆庆六年五月庚戌穆宗去世，到六月初十10岁的朱诩钧继位为神宗（年号万历），有半个月间隙。在这段时间里，冯保拼命活动。他的目标，是赶走孟冲，自己出任掌印太监。冯保不但有皇后支持，而且由于他经常抱着幼年的朱诩钧玩耍，与小皇帝也很亲热。

神宗一即位，皇帝手谕立即传到内阁，其中有一条是引用穆宗的遗诏，任命冯保为掌印太监。高拱一看就知道这不是穆宗的意思，因为他跟穆宗太熟了。这位首席宰相跳了起来，指着传旨的太监说：“这是谁的主意？皇帝还小呢，一切都是你们干的，早晚把你们赶走！”

高拱立即发动诸多言官火速给皇帝上书，指责冯保伪造和假传圣旨。伪造圣旨可是大罪，这表明双方彻底摊牌，非来个你死我活不可。

六月十六日，神宗召集大臣开会，会上由冯保宣布圣旨：罢免高拱的宰相职务，不许在京停留，立即回老家！

被兜头一盆冷水泼得肝胆俱裂的高拱，只好雇了一辆牛车，仓皇出京，后面还有押送的军警追赶，真是狼狈万分。

聪明的张居正，在这个激烈火拼的过程中，请了病假回避。等他十九日上朝的时候，高拱已经出京3天，而另一宰相高仪也于4天之后病故。这样，朝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个顾命大臣，再加上他在大内的关系，自然成为首席宰相。

鉴于高拱败于深宫内廷的教训，张居正小心地维系着与冯保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陈太后和李太后。陈太后是穆宗的正宫皇后，李太后原为穆宗贵妃，是朱诩钧生母，朱诩钧登基之后也封为太后。陈太后无子，为人本分，与世无争，视朱诩钧为己出，可以略去不论。李太后饱读诗书，有思想，有决断，教子极严。最重要的是，她非常欣赏张居正，把小皇帝的教育和天下大事一心托付给张居正。张居正当然是尽职尽责，让李太后十分满意。当小皇帝不听话的时候，李太后每每是一句话：“一会儿告诉张先生，看你怎么办？”小皇帝立刻老实了。

就这样，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结成了一个黄金三角，从内廷到外廷，一气打通，张居正有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最佳机会。他后来取得的政绩，都离不开李太后和冯保鼎力协助。最难得是冯保，明代大太监如王振、刘谨、魏忠贤等，作恶多端，误国害民，独冯保始终如一支持张居正改革，实为罕见。这是历代改革者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际遇，张居正独得之。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是张居正仕途中吉星高照的光彩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