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式爆炸：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

虽然混乱，但有生机。

在中国历史上，西晋八王之乱一类毫无理性的内斗太多太多，杀人如麻，血流漂杵，都是争权夺利，没有制度创新。晚清立宪，则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横向和纵向分权制衡的制度化新路，就其内涵的深刻性来说，实不亚于一场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号称革命的运动不少，如汤武革命、太平天国革命等等，但从制度变革的角度考察，能够和晚清立宪运动相比的还真不多。如果能够沿着宪政这一方向走下去，则我中华幸甚幸甚。

但是，万分遗憾的是，懦弱的载沣没有抓住天赐中华的良机。1910年到1911年，是清朝生命途程至为重要的关口，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新路已开，民心期盼，是生存还是毁灭？全看瞬间的抉择。

犹豫不决的载沣和守旧的决策层，在这万分关键的时刻，下了两着错棋，导致满盘皆输。这就是设立皇族内阁和宣布铁路国有。这两大政策出台，无疑是维护既得利益，舍不得撒手。对于清朝皇室来说，悲剧在于，这一点既得利益，维护了仅仅几个月，就因为丧失人心，点燃了家门口的导火索，从而导致全员覆灭。孰轻孰重呢？可惜载沣等人完全衡量不出来，等到大局骤变，再改口宣布放弃皇族内阁，为时已晚矣。

先看皇族内阁。

1911年，俄军进驻满洲里威吓清政府，英国派兵入侵云南，局势十分严重。4月27日，黄兴亲率同盟会成员在广州举行了黄花岗起义，震动南疆。

在这种局势下，立宪派力主早日组成责任内阁，绝不能拖下去了。连身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召开大会，致电国内说：“促开国会，立责任内阁，切筹善后，以救危亡。”

1911年1月17日，清廷批准了立宪筹备方案，顺序是：1911年设立内阁，1912年颁布宪法，1913年开设议院。

1911年5月18日，内阁成立。总理大臣奕（皇族），协理大臣那桐（满族）、徐世昌（汉族），这3人都是军机处老臣。以下10个部大臣中，7个满族人（6个皇族），3个汉族人。

这样，内阁总计13名成员，9个满人，4个汉人。9个满人中，皇族又占7个，所以当时称之为皇族内阁。

这个组阁办法，完全违背了不准皇族充当国务大臣的立宪原则。

1911年5月25日《申报》刊出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的谈话，他说：“揆之（比较）立宪国皇族不当责任之例，实不相符。”“真正之改革尚须俟诸（等待）今后”。英国《泰晤士报》说得一针见血：“此新内阁不过为旧日军机处之化名耳。彼辅弼（辅助）摄政王者，咸注意于满汉界限，而欲使满人操政界之优权，此诚愚不可及之思想。”

1911年5月18日《时报》报道说：内阁名单公布之后，“一般稍有知识者，无不绝望灰心于政府”。

5月10日《申报》说：“人民之怨于国家者当益烈”，“恐内阁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

5月13日，全国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京开会，有议员发言说：“若不以推倒现内阁为先决问题，则其余皆无讨论之价值。”这个意见获一致表决通过。过了二十几天，议员们让了一步，6月6日向都察院递奏折时，改为“皇族不宜充当内阁总理”，只要求总理一个人不是皇族，部长另行商议，够客气的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距离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只差120多天，大清朝廷的生命延续，已进入读秒阶段。

但内阁开会讨论时，以奕为首的顽固派和短视眼，不但不考虑一下清朝统治者的整体命运，做一点迁就和让步，反而给立宪派议员扣上了“违背立宪精神”的帽子，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可笑复可悲。他们说，议员不能干涉君主的用人权。

如果君主都保不住了，又该怎样呢？

隆裕太后也跟着说，联合会的请求，“决不可允”。

议员们随即写出向全国人民报告书，痛斥朝廷，指出现内阁推行的政策是亡国政策，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全国报刊群起响应，一边倒支持议员，纷纷刊登报告书，揭露朝廷横行不法。

立宪派对朝廷失望了，只好分道扬镳，进一步诉诸社会力量。在此前后，一大批政党组建成立，如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等。黄炎培、马叙伦、黄远庸、谭彦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活跃人物。

载沣、奕等人为了眼前利益，倒行逆施，丧失人心，丧失了历史机遇，大大增加了造反者的力量。

再看铁路国有。

早在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3省民众就把粤汉铁路修筑权从美国人手中赎回。光绪发出上谕：“铁路准归商办”，不准借外资。同时决定，川汉铁路的成都至宜昌段，由四川承建。

1908年，张之洞担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认为民众无力修建，非借外资不可。1909年6月，他与汇丰银行等签订借款意向合同。10月，张之洞去世，由邮传部接办。同月，湖北咨议局成立，通过拒借外债的议案，上书邮传部，要求民间商办。当时担任邮传部尚书（部长）的徐世昌，在1910年3月批准湖北设立商办铁路公司，集资自办。

湖南咨议局决议说：“铁道借款，湘人决不承认”，并说湖南境内铁路完全可以自办，民众纷纷集股。5月，议员写血书呈递徐世昌，徐世昌体察民意，命令嘉奖湖南铁路公司。

1911年3月，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向美、英、法、德、俄、日借款。各国提出条件，要求将粤汉、川汉两铁路收归国有，然后签字。

这时，新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力主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借外资修筑。盛宣怀过去是民办企业的高手明星，现在当了部长，屁股完全坐到官办一边。他不管先前光绪和最近邮传部几次明文决定，也不管几个省的商人及民众先期投下多少资金，更不管各省议员写了多少血书，反正就是一句话，收归国有，谁不听收拾谁。朝廷在5月9日下了一道上谕，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以前批准的民办，“一律取消”。至于政府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不管，不但如此，还来个彻底不讲理：“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清廷犯了时空错误，当下已经立宪多年，早不是雍正康熙金口玉言的时代了。矛盾一下子激化，各地保路运动兴起。

湖南民众上街示威，清廷竟命令湖南巡抚，找出头头，“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

湖北各界人士对铁路收归国有的问题认识不一致，动静不大。

广东齐声抗议，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军队镇压，保路领袖逃到香港。

四川最为激烈。各界人士痛斥盛宣怀“既夺我路，又夺我款”，6月，成立保路同志会，张澜为活跃人物。8月24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民众家中齐刷刷供奉光绪牌位，两边挂上条幅：“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焚香膜拜，有人给光绪穿上孝服，情绪万分紧张。

刚刚到任的总督赵尔丰见事不祥，上奏要求将借款问题交资政院议决，以缓解矛盾。清廷却命令严厉镇压，赵尔丰逮捕保路领袖蒲殿俊等人，成都民众手捧光绪牌位，涌向总督署，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32人。同盟会和哥老会当即率领四川各地民众起义，大批同志军和民众向成都进发，革命风暴来了，清廷急忙命令端方带湖北新兵入川。

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部分官兵，利用保路运动的风潮和部分湖北新军入川的机会，发动武昌起义，革命派和立宪派联合起来在省咨议局成立军政府，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清朝统治的丧钟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