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比如在皇帝生日、南郊祭祀等特殊时段，不再实行集中“荫补”。长子以外的子孙必须年满15岁，子侄年满20岁，才有“荫补”资格，而取得“荫补”资格之后，必须通过礼部考试，合格才能为官。

这种制度创新，激励了干部子弟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为北宋官场输入了活力。但是，断了官路的人岂肯善罢甘休？由一些已退未退的大官僚带头，不断向仁宗恳求恢复旧制，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仁宗心里着实添了不少烦躁。

范仲淹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3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3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这一来，深得京师人心，可得罪了大太监。这些宦官夜里做梦都在咒骂范、富、韩三人，并且在仁宗耳边吹风。

同时，范仲淹派王鼎、杨、王绰三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分庸吏贪官。

范仲淹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

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地方吏治有了起色，但一些丢了乌纱帽的地方官把王鼎三人称为三虎，恨得咬牙切齿，向仁宗哭诉。

一旦动真格的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监察官）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为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来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要挟，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监察官）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言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

再就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贬官，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还培养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这一道。庆历四年（1044），他唆使这个丫环模仿名士石介的笔迹，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议论朝政，十分大胆。

老夏真够黑的，竟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可内心也起了嘀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