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清掘墓人

──曾國藩

曾國藩（1811-1872，湖南湘鄉人）在產生湘軍的那個集團中，未必能超過羅澤南¹和江忠源²，但戰爭淘汰到最後，特別是胡林翼³去世後，眾望所歸的人物就只有他了。他自認才略不及江、胡，甚至不及左、李，因此堅持要塞防禦、以靜制動的原則，避免冒險進攻和大規模機動作戰。後者恰好是石達開和陳玉成的用兵特色，也是流寇戰爭的傳統優勢。湘軍的特色是先結寨，擊退敵人進攻，然後向敵人縱深結新寨，如此周而復始，一直推進到金陵城下。無論蘇杭如何告急，朝廷如何催促，他絕不分兵援助。他在戰役上敗多勝少，然而戰略優勢卻能不斷擴大，履行了《孫子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原理。他能夠執行相對獨立的戰略，關鍵在於湘軍是一支自籌經費的民兵，因而朝廷無法具體地管理。

民兵組織僅僅因為貫徹儒家價值觀，才必須忠於朝廷，但在人事權力的層面，南方士大夫已經嚴重地侵奪了皇權。曾國藩知道朝廷的猜忌不可避免，攻陷金陵以後，迅速解散了湘軍。然而，戰爭尚未結束。李鴻章和左宗棠都效仿這種做法，通過半私人的途徑籌款練兵。這些軍隊接受儒家價值觀的薰陶不如湘軍，財政管道更加五花八門，地方籌款和外國銀行在其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只有在這種背景下，東南互保和民初軍紳政權才能成為現實。曾國藩愛惜羽毛，不願捲入後輩的遊戲。他知道遊戲的結局就是朝廷的毀滅，不想讓自己承擔責任⁴。

天津教案⁵結束了曾國藩的政治生涯⁶。他不願為洋務而損害清譽，寧願將衣缽交給不顧毀譽的李鴻章。他的外交方略就是堅持忠信之道，就事論事地處理一切問題，不搞機會主義的冒險行動⁷。無論是不是陰差陽錯，這種策略恰好是當時的最佳選擇。張之洞後來責備他為什麼不能利用普法戰爭的機會要脅法國⁸，其實當時他並不知道歐洲的戰爭消息。即使他知道，也無法利用，因為普魯士政府早已指示公使，在東方堅持歐洲列強一致的原則。結果，他採取的盡快結案政策反倒成了最佳策略，但他的初衷不是功利，而是對儒家原則的普世性抱有信心。

曾國藩其貌不揚，身體不好，才智也不是最上乘，但他毅力過人，勤奮過人，以拙勝巧。他即使修身也是用笨辦法，下苦功夫，結果變成了某種通俗的勵志模範，吸引了許多並不贊同他觀念的人。無論從學術還是事功的角度看，他都是大清儒臣和忠臣的楷模，無愧文正之諡。然而，他的兩項主要工作也是大清滅亡的根本原因。他的民兵制度奠定了民國軍紳政權的基石。他挖掘和復活了王船山的遺書⁹，播下了反清運動的種子。

1羅澤南（1807-1856），理學家，湘軍基本營制的創立者，所練湘勇為湘軍的原始班底。「曾文正初募湘軍，專依羅澤南、王錱（羅澤南弟子）。」咸豐六年戰死於武昌城外。

2江忠源（1812—1854），楚勇的創立者。「湖南募勇出境剿賊，自江忠源始。」湘軍組建之初，隨江忠源的楚勇學習戰守，「始得歷練戰事」。咸豐三年廬州戰敗後投水而死。

3胡林翼（1812-1861），時任湖北巡撫。胡林翼「以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且善於「驅策群材」，「規劃動關軍事全域」。曾國藩自言「潤芝（胡林翼）之才勝我十倍」。咸豐十一年病死。

4曾的親信幕僚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記載，曾暮年常言「自顧精力頹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為愈耳」，「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朝廷）之隕」。

5一八七零年六月二十日，懷疑外國育嬰堂誘拐孩童煉製藥材的民眾，殺死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及其祕書西門，並強姦、虐殺了十名修女、二名神父、二名法國領事館人員、二名法國僑民、三名俄國僑民和三十多名中國教徒，焚毀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法國領事館以及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四座基督教堂。

6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被委任處理教案。他調查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決定處死為首殺人的十六人，充軍流放二十五人，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發配，賠償法國人的損失四十六萬兩白銀，並派大臣出使法國道歉。一時間曾被國內輿論指為賣國賊，朝廷派李鴻章接替他。

7曾、李交接時，曾對李說：「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洋人）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

8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張南皮喜謗前輩》：「南皮作色曰：「曾國藩亦將入文廟乎？吾以為將從祀武廟。」坐間愕然。南皮曰：「天津教案，曾國藩至戮十六人以悅法人。是時德兵已入巴黎，曾国藩尚如此，豈非須祀武廟乎？」」

9明亡後王夫之堅持不剃髮，隱居著書，身後著作流傳不廣，且有多種遭清廷查禁。一八六五年，曾國藩、曾國荃出資彙刊《船山遺書》，王的大部分著作得以廣泛流傳，成為清末革命思想一大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