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僑界領袖」

──孫中山

孫文的政治活動已經眾所周知，因此無須介紹。他的性格特徵是毅力超強，但理解力並不出眾。這兩者是有聯繫的，因為百折不撓的精神有兩種可能的原因。其一是當事人了解同儕所不了解的東西，但他沒有辦法、或是根本不想向同儕解釋。其二是當事人不了解同儕了解的東西，而且沒有辦法、或是根本不想理解。他主要是第二種情況，由於偏執而堅定，由於堅定而熬過難關，得到新的機會，然後再次由於偏執而失去這些機會¹。

作為思想家，他像梁啟超一樣膚淺，但沒有梁啟超廣博。作為革命家，他懂得怎樣激發同儕努力，同時絕不吝惜自己的努力所得。作為組織家，他連中級軍官的能力都沒有。作為行政人員，他缺乏最起碼的責任心。作為政治家，他是嚴於責人、寬於待己的馬基維利主義者。作為憲法制定者，他的水準相當於優秀的專欄作家，但這不是貶義詞，因為這種水平確實已經足夠了。憲法制定者主要是必須把握關鍵問題的敏感性，他在這方面是夠格的，錯誤也只是因為馬基維利主義的需要。作為立法者，他沒有超出業餘愛好者的水準。

他始終是熾烈的愛國者，但他所愛的國自有特殊涵義。他早年的愛國主義跟廣東、南洋的幫會傳統關係密切，將反對大清朝廷和反對士大夫文化結合在一起，有濃厚的江湖氣息和嶺南氣息。他將長江流域的居民視為比較可疑的異類，對更北方的居民連基本概念都沒有。這種認同感具有先天的自相矛盾性，理想的「大漢天聲」似乎離不開兩廣的地域自豪感。江東士大夫似乎比較接近明清的文化主流，卻很難跟粵人的排外性相容。洪秀全自以為是大漢的解放者，卻相繼得罪了湘紳和吳紳，一點都不是偶然。產生孫文的民間文化苗圃和產生洪秀全的苗圃即使不是完全重合，也是非常相近。

在主流士大夫眼中，他差不多就是一位僑社領袖。這種人往往比內地人更愛國，但他們想像中的國完全不像內地所在的國。如果有人想理解他的認知世界，就要首先忘記海峽兩岸的所有歷史書，將大腦恢復到空白狀態，然後盡可能進入南非和哥斯大黎加華人社區（不包括一九九零年代以後的少量新移民）的氛圍，就能大致進入他的角色、理解他的行動了。這種人一開始就沒有統治大清遺產的可能，也不願意做大清的繼承人。革命對他而言，具有改造和清汙的意義。民族主義對他們而言，具有強烈的血統意義。他不喜歡儒家的普世主義，儒家的普世主義者也不喜歡他。國民黨後來試圖將他塑造成道統的繼承人，主要是為了強調共產主義的外來性質，並不符合他早年的表述。

他那種民族主義如果真正落實，就會引發出客家人和廣府人的自豪感，但會各自發展，只有用排斥北方人的共同感情才能將他們團結起來。孫文利用這種感情，阻止了北洋軍閥的南下，也因此沒有辦法北伐成功。他晚年指望列寧主義能夠改造國民黨，結果只是將優勢轉移到江浙人手中，激起了反復發作的粵變和西南政務委員會²的綏靖政策。他希望太多，不同的希望相互衝突；眼高手低，為資源不能支持的理想犧牲了資源能夠支持的理想。他塑造了國民黨，把這些性格特徵遺傳給國民黨，直至今日。

1一九一三年宋教仁遇刺，黃興等人認為武力反袁不現實，應該依靠法律問責，孫文認為法律不可靠，無視雙方實力懸殊，堅持武力反袁，「非去袁不可」；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不顧眾多元老、戰友的反對，一意孤行另組以服從他為第一要旨的中華革命黨；一九一七年，孫文與桂、滇軍閥合作進行護法運動，他堅持元首制，桂、滇軍閥和國民黨穩健派人士均不滿意。後軍政府改組之後，孫文大權旁落，他並未妥協和退讓，而是選擇徹底退出。

2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戰後，蔣介石權力膨脹。一九三一年湯山事件（蔣介石軟禁胡漢民）後，國民黨內的反蔣勢力南下廣州。當年十二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反蔣派在廣州成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舉行兩次聯席會議，鑑於蔣介石下野和寧粵合作新情況，決定取消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名稱，另外成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西南分會等三個機構，處理西南的黨務、政務、軍務。表面上全國黨政復歸於統一，但兩廣仍維持半獨立局面。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漢民病逝，蔣介石藉機試圖取消兩廣的半獨立地位。當年六月一日，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通電全國，攻擊蔣介石中央對抗日不作為，並積極聯絡包括中共在內的各支反蔣勢力，與蔣介石周旋、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