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死得其時的政治正確人物

──蔡鍔

蔡艮寅（蔡鍔，1882-1916，湖南邵陽人）十五歲入時務學堂¹，是魏源的同鄉、梁啟超的嫡系弟子。學堂的創始人是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譚嗣同和著名詩人黃遵憲（公度）也捐款支持。他當時是班上最小的學生，帶著幾百文制錢，從老家邵陽步行三百里，趕到長沙。時務學堂的教學內容主要是公羊學²和世界時事政治。他在《湘報》發表的文章（《<後漢書．黨錮傳>書後》、《秦始皇功罪論》等）具有明顯的投射性質，與其說是在譴責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不如說在暗示清政府會因為類似的政策而落到悲慘的下場。梁啟超去北京的時候，他入上海的南洋公學。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袁世凱資助有才能的新派青年赴日本留學，其中包括他。他離境時，戊戌變法已經失敗，但袁世凱的捐贈仍然有效。梁啟超幾乎同時來到日本，創辦了《清議報》，為失敗的事業辯護。蔡艮寅在大同高等學校攻讀政治哲學，經常給梁啟超投稿。唐才常³組織自立軍，邀請他回國參加，旋踵而敗。他為了避人耳目，改名蔡鍔，返回日本。這種做法居然能夠生效，可見當時法網之疏。《瀛海縱談》和《譯書附錄》這兩個專欄主要是他的作品，內容和態度更接近革命黨，而非立憲派，如果不考慮高呼口號一樣單調的文筆，很容易被人誤會成汪兆銘的早期作品。他交替攻擊列強和清廷，認為兩者都是中國的侵略者。他的詩歌非常糟糕，完全可以放在蔣介石名下。下面這兩首〈雜感〉就是他在東京時期的傑作：

而今國士盡書生，肩荷乾坤祖宋臣。

流血救民吾輩事，千秋肝膽自輪菌。

前後譚唐殉公義，國民終古哭瀏陽。

湖湘人傑銷沉未，敢諭吾華尚足匡。

自立軍的失敗對他刺激很大，促使他改投成城學校⁴。該校是類似講武堂的軍事預備學校。吳天任《蔡松坡將軍年譜》說：「（庚子）漢口事敗後，公痛悼師友殉難，乃重返日本橫濱，更名鍔，以示投筆從戎決心。」 這個名字出自張衡〈西京賦〉的「鍔鍔列列」和《漢書．蕭望之傳》的「底厲鋒鍔」。他一九零三年畢業後，正式進入陸軍士官學校⁵。在此期間，革命黨人占據了他大部分交際圈。其中包括黃興和宋教仁，但幾乎沒有孫文的廣東人集團。兩湖、江、浙的革命黨和廣東的革命黨無論理論上多麼接近，在生活中彷彿水遇見油，基本上沒法合作。

鄒容〈革命軍〉發表前，他參與了起草工作。日、俄戰爭把軍國主義變成了清國留學生的時尚，一度構成情懷的標誌。梁啟超看到日本婦女送丈夫上戰場，以「祈戰死」為榮，佩服得五體投地。蔡鍔也寫了一篇頌揚軍國主義的文章⁶，發表在《新民叢報》（由梁啟超流亡日本時籌辦，一九零二年二月八日在橫濱出版）上面。這篇文章跟他的大部分作品一樣不知所云，除了作者的興奮情緒以外，只有一連串鏗鏘有力的時髦口號。尚武精神到底是要培養美國式的民兵，可以在必要時抵抗專制統治者；還是培養普魯士式的預備役軍隊，可以保衛統治者反對外敵？他自己似乎沒有理清楚，或是覺得宜粗不宜細。他雖然是學政治哲學出身的人，但缺乏知識分子的敏銳頭腦，富有樸實鄉民的健全直覺。他很可能覺得：即使普魯士式的軍國主義也可以發揮傳播組織能力和政治德性的作用，但沒有辦法用當時的流行詞彙解釋清楚。

蔡鍔學成回國，正好趕上各省大興新政的時期。人才奇缺的結果，使大批懷有革命思想的留學生迅速掌握了最關鍵的位置。蔡鍔應廣西巡撫李經羲之邀，擔任新軍總教練，創建了桂林的陸軍小學，自任總辦（校長）。李宗仁後來就是在這裡畢業的。四川總督端方也想招徠他，提出更加優厚的條件，但他覺得巴蜀民風柔懦，貪圖安逸，不足以有為，反而不如貧窮的廣西，民風質樸剛健，可以建設東方普魯士。一九零八年，他兼任廣西兵備處總辦和新軍第一標標統。次年，他創辦了龍州的講武堂。一九一零年，他出任廣西第一混成協協統。這時，他的官階相當於辛亥前夜的黎元洪，但地位比黎元洪重要得多，因為廣西新軍幾乎是他一手操辦的。

在此期間，廣西革命黨人一直在努力驅逐他。直接原因是他勇於任事，重用湖南同鄉，引起了主客矛盾。如果李宗仁的說法正確，蔡鍔當時推行某種類似新威權主義的思路，想借助清廷的力量推行新政，結果變成了原先同道的敵人。不過李宗仁並不是多麼可靠的證人，而且他當時在學校裡的地位甚低，只能得到一些道聽塗說的傳聞。這種說法將泛革命派和泛立憲派的黨性估計得太高了，很可能是後人根據北伐以後的黨派想象的。兩湖、江、浙、廣東的革命黨一向彼此看不順眼，沒有理由認為廣西例外。這些人的驅蔡活動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也很難說，因為他們從一九零八年一直折騰到一九一零年，似乎並沒有改變蔡鍔的建軍部署。

一九一一年，蔡鍔平級調任雲南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並不是廣西地方人士的活動所致，而是李經羲在前一年調任雲貴總督的結果。從蔡鍔致曾叔式的信件看，總督曾多次熱誠邀請。蔡鍔最初擔心雲南派系林立、建軍倉促，事情可能不太好辦，猶豫了很久，可見在他心目中，廣西的驅蔡活動還屬於比較好辦的事情。至少，北京的中央政府和總督站在他一邊。李經羲來到雲南下車伊始，就開始如法炮製地興辦雲南陸軍。同盟會的李根源⁷這時依靠同鄉會和哥老會⁸的活動，在昆明講武堂的學生當中積極鼓吹大漢主義。總督想到蔡鍔的能力和成績，想把他調過來，分散土著軍官團的勢力，本來是極其自然的事情。從辛亥以後的情況看，蔡鍔對李經羲是非常友好的。我們如果假定他們兩人在一九一一年本有合作的默契，反而更為合理。

重九起義⁹爆發時，李根源率領講武堂的學生攻城。李經羲命令蔡鍔出兵彈壓，可見在他心目中，蔡鍔不是革命黨的人。蔡鍔聞訊，率領羅佩金、唐繼堯¹⁰攻占軍械局，結束了這場戰鬥。重九起義屬於東林黨一類最難考證的題材，因為材料太多了。所有人都在寫回憶錄，試圖將功勞歸給自己喜歡的角色，同時論證自己討厭的角色其實在拖後腿。唐繼堯引起了最多的爭論，也就是說蔡鍔的真正角色其實頗有奧祕，因為唐繼堯當時是蔡鍔的死黨，擁唐反唐其實就是擁蔡反蔡。蔡鍔功高而早死，又沒有得罪後來的各黨派，因此變成了不能攻擊的政治正確人物。如果他當時的舉動令某些人不滿，肯定都要算在唐繼堯頭上。對唐繼堯的頌詞是：他是唯一參加了革命黨所有祕密會議的軍官，在關鍵時刻發揮了扭轉戰局的作用；對他的貶詞是：他反對積極起義的下級軍官，後來又積極鎮壓同盟會和激進派。蔡鍔是公推的臨時總司令，卻沒有參加最初的密謀，所有人都不提他對拖延還是提前起義的意見，彷彿他是另一個黎元洪。這跟蔡鍔英明果斷的性格完全不符，所以其中必有文章。蔡都督可以證實的行徑如下：第一，他不僅禮送老上司李經羲去香港，允許前總督帶走四萬兩白銀的家產和關防大印，自己還送了四千兩銀子的路費。第二，他將雲南同盟會的領袖和軍政部長李根源安置到參議長的虛職上，最後完全奪走了講武堂前校長的兵權，這種事情的難度至少相當於廣州國民政府罷免蔣介石。第三，他在革命後最初幾年一直鼓吹中央集權，也就是反對新國民黨和老朋友宋教仁的主張，支持老師梁啟超和袁世凱。第四，他就任總督的第一批舉措就包括委任學弟唐繼堯為軍務部次長，實際掌握兵權。這些跡象加在一起，暗示蔡鍔可能不是革命的領袖，而是革命必須爭取的領袖。也就是說：真正的革命者擁戴他為領袖，主要是為了防止他反對革命。他願意把自己的威望借給革命黨，就是幫了後者的大忙，但他不允許任何派系綁架自己，而要追求某種超黨派的全民領袖地位。袁世凱後來未能在全國獲得的地位，就是蔡鍔已經在雲南獲得的地位。

辛亥以後，許多省份的有效治理完全崩潰。大多數省份由於擴軍的緣故，財政急劇惡化。蔡鍔主政的雲南以治績良好為全國豔稱，很快就處在有力量向鄰居和中央發聲的有利地位。在人事方面，他不到一年就把同盟會和北洋留在雲南的軍官禮送出境了。在財政方面，他整頓錫礦和鴉片收入頗有成績。雲南在喪失了各省協餉以後，歲入反而增加了二百多萬兩銀子。不過這種成就也意味著放棄英國—清國聯合禁菸計劃，恢復李鴻章時代以增加歲入為核心的鴉片政策。貴州同盟會和哥老會採取了類似焦達峰¹¹在湖南的政策¹²，導致了軍官團的分裂和漫無邊際的財政開支，引起士紳階級（主要納稅人）的恐懼。他們害怕出現第二個王爺、大哥滿天飛的太平天國政權，向資產階級性格濃厚的雲南軍政府求援。蔡鍔派唐繼堯率軍援黔，大舉鎮壓會黨和遊兵，恢復了有產階級的統治和他們喜歡的財政保守主義。這是辛亥以後第一次省際兼並，預示各省將會像獨立國家一樣行動。滇軍在嘗到這次勝利的滋味以後，實際上已經不可能服從任何中央政權的統治了。袁世凱的冒險和蔡鍔的傳奇給軍官團提供了最好的條件，掩飾了他們的密謀活動比蔡鍔和梁啟超更早更重要的事實。

蔡鍔首先加入統一共和黨¹³，然後加入梁啟超的進步黨¹⁴。這兩個黨派存在的理由都是對抗國民黨及其暴民政治，維護有產者喜愛的穩定、但不民主的建設型政府。如果袁世凱符合這樣的標準，他們是不願意為舊國會而反對中央的。國民黨在舊國會的選舉中獲勝，主要歸功於選民團的擴張，也就是財產資格的大幅度降低。如果諮議局的最低財產標準繼續沿用，第一屆國會的人選大概不會跟各省諮議局有多大差別。國會不能代表有產者，造成了危險的後果。多數派極力推動政府的破產，納稅人暗中唆使大總統獨裁。在正常的憲制演變中，雙方的角色本來應該正好相反。結果，國民黨在二次革命中變得異常孤立。湖南雖然支持他們，英國領事仍然報告說：當地國民（當然是指士紳階級）討厭好戰的革命軍人，把北京政府當成了和平與秩序的化身。廣東是國民黨最可靠的基地，但省議會在陳炯明拔刀威脅的情況下，仍然不肯出錢。南京的商團倒是願意出錢，目的卻是想收買革命軍離開。蔡鍔在這場鬥爭中堅決支持袁世凱，毫不令人驚奇。他的性格和習慣都屬於資產階級一方，厭惡混亂和浪費。

梁啟超覺得蔡鍔有國務總理之才，能夠為他的黨派打開局面，勸他入京：「總理一席，人望在君，時事艱難，何不來京一行，共商大計。」袁世凱希望裁抑北洋老將的跋扈，籠絡新人。參謀總部的人事安排，多少含有集中兵權、統一軍令的意義。參謀次長陳宧¹⁵是蔡鍔的朋友，也在為他遊說。蔡鍔本人志向甚大，不能久居僻遠。他順應民初「本省人治理本省」的原則，培養唐繼堯，就是準備接替自己。滇軍諸將在北京和日本都有代理人機構，隱然為蔡鍔後盾。然而，梁啟超和陳宧的希望都落空了。袁世凱雖然厚禮相待，卻不肯將要職交給梁系的人馬。熊希齡¹⁶內閣倒臺後，進步黨面臨鳥盡弓藏的未來。粵系和籌安會¹⁷同時排擠進步黨和交通系¹⁸，用政事堂¹⁹取代公府祕書機構，將帝制視為恢復文官統治的途徑。交通系和北洋老將則形成了財政和軍事相互支持的默契。蔡鍔如果能夠主持參謀總部，為滇軍少壯派取代北洋宿將打開道路，滇軍很可能支持袁世凱進一步強化集權，然而蔡鍔只得到了經界局的虛銜──1914年12月，蔡鍔任全國經界局督辦。各方都在焦急地等待信號，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就是這個信號²⁰。蔡鍔自越南入滇，梁啟超在上海遊說馮國璋。滇軍等到馮國璋幕府發出贊同起兵的「華密」電文，才正式宣布獨立。所以護國軍一開始就清楚，袁世凱沒有鎮壓的能力。

護國戰爭基本上是一場政治戰爭。陳宧和劉存厚²¹都是蔡鍔的老朋友，敘府和瀘州的戰爭大部分只存在於紙面上。列強拒絕承認帝制，當然不會再次勉強銀行團籌集有去無回的國際維穩貸款。交通系不肯為帝制籌款，卻願意為帝制的撤銷籌款。蔡鍔在瀘州的主要敵人其實是結核病，由於各方都懷疑他其實是政治病，結果耽誤了治療。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把川、滇、黔三軍都交給他。梁啟超則希望他在西南為進步黨聲援，但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川軍不高興滇軍分享他們的財富，滇軍則不願意放棄戰利品。蔡鍔的處置方法只相當於臨時停戰，給各軍劃定防區，希望他們守在自己的領地內。後來，這種制度構成了四川長期內戰的根源。無論如何，蔡鍔已經沒有精力和機會從容部署了。他前往日本治病，在那裡去世。他剛剛離開，川軍立刻就開始攻擊羅佩金的滇軍。從他們的角度看，國體不國體只是空話，滇軍才是侵略者，解放戰爭的意義就是將本地的稅收留給本地的軍隊。其實，這種看法倒是比較接近美國獨立戰爭的宗旨。

蔡鍔的軍事能力應該相當出色，據說他在日本士官學校的成績是第五名（蔣百里拿過第一名）。在那裡，大多數中國學生沒能畢業。然而，他的實戰機會並不比蔣百里多多少。他顯然是一位傑出的行政家，但政治家的成就大部分是梁啟超宣傳的結果。小鳳仙傳奇一開始是梁啟超掩人耳目的手段²²，後來又增加了無數好事者的發明，將蔡鍔側室潘蕙英²³的配合移到更有戲劇性的角色頭上。蔡鍔的聲望大部分要感謝他的早逝，否則羅佩金的命運就預示了他本來逃不了的磨難。即使他的能力大大超過羅佩金，湖南人在四川人和雲南人之間也是注定左右不逢源的。在這方面，他有點像宋教仁。長壽的下場就是淪為失敗者，或是不得不為成功而不擇手段。

1一八九七年一月由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領銜正式呈報立案、湖南巡撫陳寶箴批准在長沙創辦的湖南第一所新式學堂。熊希齡擔任校長，梁啟超擔任中文總教習。陳寶箴（1831-1900），陳寅恪的祖父，一八九五至九八年間任湖南巡撫，銳意革新，興利除弊。戊戌政變後被罷黜，永不敘用。

2清代公羊學以《公羊傳》「微言大義」說經，議論時政。清代學人中如孔廣森、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皆屬於公羊學者。

3唐才常（1867-1900），時務學堂創始人之一，與譚嗣同並稱為「瀏陽二傑」。一九零零年組織自立軍，準備在南方成立新政府，並北上救出光緒帝，計畫洩露，被張之洞逮捕斬首。

4設立於一八八五年，地處東京市新宿區，是當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蔡鍔、陳獨秀、唐繼堯、孫傳芳、閻錫山、蔣介石、楊宇霆、何應欽等人都曾在此就讀。

5日本明治維新期間開辦，前身是一八六八年八月開辦的「京都軍校」，於一八七四年正式成立。該校在日本社會有極高的聲望和影響力，其畢業生均是日本近代軍隊的骨幹。

6一九零二年《新民叢報》創刊號上，蔡鍔以「奮翮生」為筆名發表《軍國民篇》：「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真亡矣。……蓋有堅壯不拔之體魄，而後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有百折不屈之精神，而後能有鬼神莫測之智略，故能負重致遠，而開拓世界也。以歐洲之民族觀之，拉丁（法、西、意屬之）不如條頓（英、德、美、比、荷屬之），條頓不如斯拉夫（俄羅斯人屬之）。……欲建造軍國民，必先陶鑄國魂。國魂者，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

7李根源（1879-1965）， 同盟會元老，曾擔任雲南日本留學生同鄉會會長。一九零九年任雲南陸軍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與蔡鍔、唐繼堯等發動重九起義。黎元洪法統重光時，他曾署理國務總理。

8即袍哥會，在清代的四川曾經是少部分人的祕密結社，清末以後成為半公開的組織，在辛亥革命之後，它長期成為四川大多數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間接受其控制的公開性組織。

9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傳到雲南後，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李根源、蔡鍔、唐継堯等革命派軍人發動的起義。起義成功後，「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成立，蔡鍔被推戴為雲南都督。

10羅佩金（1878-1922），同盟會員，滇軍將領。護國戰爭時任護國軍第一軍總參謀長，輔佐第一軍司令蔡鍔出擊四川。蔡鍔死後任四川督軍，與四川省長戴戡、川軍劉存厚部展開三方鬥爭，失敗後一度引退。雲南顧品珍發動兵變驅逐唐繼堯後，應顧之邀出任迤南巡閱使。唐繼堯軍回到雲南打敗顧品珍後，將羅逮捕並處決。唐繼堯（1883-1927），同盟會員，滇軍創始人與領導者，蔡鍔入京後，繼任雲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與蔡鍔聯合宣布雲南獨立，並發起護國戰爭。

11焦達峰（1887-1911），曾加入哥老會，後為同盟會員，辛亥革命時與同為革命黨人的陳作新率湖南新軍最先響應武昌起義，攻佔長沙，建立湖南軍政府，被推舉為都督，但僅十日後便與陳新作一同被從邵陽趕到長沙的新軍第二十五混成協第五十協第二營管帶梅馨殺害。

12焦達峰革命成功數日後，便派出援鄂軍從長沙出發支援武昌，並揚言「湖南應當出兵二十萬，平定北方，奪取全國政權」，大大加重了軍費開支；並且焦達峰、陳作新在任用人員方面也得罪了湖南土豪。以上兩點引起了湖南士紳階級對他的仇恨，某巨公出資五千銀兩收買梅馨，而梅馨本人也對焦、陳政策不滿，最終導致焦、陳二人被殺。

13統一共和黨是中華民國初年的政黨，由共和統一會、中華民國國民共進會、政治談話會等聯合而成。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一日在南京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選舉了總務幹事、常務幹事、參議、特派交際員等，蔡鍔擔任總務幹事（共五人）。本部初設南京，後遷至北京，在一些省份設有支部。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中，佔有二十五個議席，僅次於中國同盟會、統一黨而列第三位。一九一二年八月，蔡鍔脫離該黨，隨後該黨與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合並組成國民黨（是宋教仁建立的主張內閣制的民主政黨，存在於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間，並非日後孫中山在蘇俄支持下由中華革命黨改組的中國國民黨）。

14一九一三年四月，黎元洪領導的共和黨、梁啟超領導的民主黨、張謇領導的統一黨，這三黨為進一步對抗國民黨，於五月二十九日合併為為進步黨，黎元洪為名義上的黨魁，梁啟超為實際領袖之一。

15陳宧（1870-1939），一度被袁重用，但最後給袁反戈一擊的關鍵人物。曾任雲南新軍協統兼雲南陸軍講武堂堂長，一九一二年任北京政府參謀部參謀次長（參謀總長為黎元洪），掌握參謀部實權。一九一五年二月，被任命為毅威將軍兼會辦四川軍務，率三個旅入四川。護國戰爭中與蔡鍔祕密聯絡，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宣布四川獨立。

16熊希齡（1870-1937），維新變法時，擔任湖南時務學堂創立時的校長，一九一二年成為統一黨、共和黨黨員。一九一三年七月，受袁世凱邀請，擔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組建「第一流人才內閣」。次年二月被迫卸任。

17一九一五年楊度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嚴復，成立的「學理探討」團體，支持袁世凱實行君主立憲。

18此處指舊交通系。交通系可上溯到盛宣懷主持晚清航運、郵政、電報、鐵路的前交通系，經光緒三十一年（一九零五年）梁士詒督辦五路開創舊交通系，到曹汝霖接過派系大旗凝結新交通系，直至一九二七年北京政府覆滅，前後延續近半個世紀。舊交通系控制著國家重要經濟命脈，是袁世凱政府的支柱之一。在袁世凱心腹、被稱為「二總統」的梁士詒多年培植下，勢力達到極盛，周自齊、葉恭綽、朱啟鈐、汪有齡等均為重要成員。

19一九一四年，袁世凱為加強自身權力，將國務院改為政事堂，設國務卿、左右丞各一人，參議七人，各局局長五人，所長一人。政事堂設於總統府，成為總統府的辦事機構。洪憲帝制失敗後，政事堂被廢。

20梁啟超於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上海《大中華》月刊發表的長篇文章，批駁籌安會及袁世凱的稱帝企圖。此文一出即引起全國各界強烈反響，《申報》、《時報》等迅速轉載，全國反袁運動達到高潮。

21劉存厚（1885-1960），川軍將領，護國戰爭爆發後自稱護國川軍總司令，發布討伐袁世凱宣言，並支援蔡鍔。蔡鍔死後，與四川督軍羅佩金、四川省長戴戡展開了三方鬥爭，一九一七年七月在鬥爭中取勝，同年十二月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四川督軍。

22小鳳仙與蔡鍔之間流傳著許多不實的傳言。如：「在袁世凱稱帝前夕，小鳳仙助蔡鍔逃離北平」，實際協助者為蔡鍔側室潘蕙英。小鳳仙本人既不知情，也未參與蔡鍔逃走之事；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日，蔡鍔病逝於日本福岡大學醫院後，各種報刊隨即刊登了一些託名小鳳仙的輓聯、悼文，實際上都是各地好事者所撰寫，與小鳳仙本人並無關係。

23潘蕙英（1894-1956），蔡鍔夫人，雲南人，出生於士紳之家。年幼時進入女子私塾，接受儒家傳統教育，稍長後又接受西式教育。聰慧好學，容貌秀美。十九歲時和雲南都督蔡鍔結婚。育有兩子一女。長子蔡端，次子蔡永寧，女兒蔡淑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