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議會迷」

──宋教仁

宋教仁（1882-1913，湖南常德桃源人）是國民黨本來可能擁有的另一位汪兆銘，以其生命體現了民初似乎本來可能出現的美好歲月和機會窗口，然而對他個人來說，堪稱生得其時死得其時。他從小就是神童，習慣於強迫周圍的人忍受他驚世駭俗的言論。很少有人在科舉廢除之前放棄科舉，更不用說放棄已經到手的功名，投奔沒有人知道底細的洋學堂。他卻在一九零二年報考美國聖公會在武昌興辦的文華書院，以第一名被錄取。他在武昌結識了黃興和吳祿貞¹，他們的小團體構成了華興會的種子。

一九零四年，華興會在長沙西園正式成立。黃興任會長，宋教仁任副會長。當年年底，清政府發現華興會圖謀不軌。宋教仁和黃興在聖公會的保護下流亡日本。一九零五年五月，他在東京出版了著名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同年六月，他開始在日本政法大學讀書。華興會生力軍的加入激活了奄奄一息的興中會，導致了中國同盟會的成立。黃興和宋教仁為和衷共濟起見，一致推戴孫文出任領袖。

然而兩湖和兩廣的固有矛盾迅速表面化，體現為沿海革命和內地革命之爭。孫文最後率領他的班底經營南洋，宋教仁的中部同盟會實際上繼承了華興會的衣缽。從孫文的角度看，東京總部等於被篡位者占領了。宋教仁在此期間主持《民報》（理論上是同盟會的機關報），以「漁夫」的筆名著稱。他私下表示孫文沒有資格做真正的革命領袖²，但也沒有其他更加勝任的角色出現。無論如何，現在的問題是首先確定未來的體制。也就是說他覺得革命還是遙遠的未來，沒有必要爭奪尚未到手的獵物。他研究的結果是責任內閣制最優越，因為總統多多少少是國家的象徵，不能輕易動搖國本，因此靈活性不足³。他到處宣傳自己的心得，因此得到了「議會迷」的綽號。

一九零七年，不可思議的命運將宋教仁、吳祿貞和伊藤博文、慈禧太后、袁世凱連接在一起。間島⁴問題開始發酵，對大清和日本兩國適應國際體系的能力提出了挑戰。明代朝鮮的北部邊界並不確定，明太祖一度堅持在圖們江南岸設立衛所，但在親明的李朝建立以後，明軍逐漸撤出了圖們江流域。明朝中葉，李朝和圖們江下游的女真部落多次交手。然而圖們江上游各支流的天然條件過於惡劣，甚至連地圖都沒有繪製。清朝用武力將明朝逐出東北，同時強迫朝鮮和圖們江流域各部落臣服。在此後的長期和平中，朝鮮的開墾區不斷向上游延伸，結果引起了新的邊界問題：哪一條支流才是圖們江主幹，可以構成劃界的依據？同治年間，朝鮮災民自發遷移到江北求生。大清准許他們租用今天延吉一帶的土地，韓國改良派和親日派（這兩者在當時幾乎是一回事）組織一進會⁵的勢力隨之滲入。甲午戰爭後，大清承認韓國獨立。兩國都承認鴨綠江和圖們江（韓國有時稱為豆滿江）構成共同的邊界，但圖們江發源地問題仍然含混不清。日本駐韓統監、前首相伊藤派齋藤大佐勘界，然後根據他繪製的地圖完善延邊哨所，引起了清政府的憤怒，因為齋藤地圖的幹流和北京朝廷理解的幹流不一致。最大的爭議出在延邊的夾江灘地，日本人稱之為間島。顧名思義，江水在這裡分為兩支，然後在下游重新會合，兩條支流之間留下了一塊可耕地，被朝鮮移民占據。這些人是不是租地者，取決於兩條支流哪一條是幹流。朝鮮統監府有能力強占該地，但東京內閣要求他們根據國際法解決問題。清政府雖然無力反抗，但仍然有機會援引歷史權利。

這時，清廷剛剛在東北建省。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派軍事參議吳祿貞調查圖們江上游的歷史—地理淵源，撰寫了著名的〈延吉邊務報告〉。報告證明朝廷早已根據征服者權力占領了這塊地區，而且石乙水比其他支流更有資格稱為主幹，不過也包括一些當時常見的誇張修辭，例如宣稱灘地足以「平定滿韓，握東亞之實權」，即使片馬扼守滇、藏要道的學說也不可能更荒謬了（片馬鎮是雲南瀘水縣下屬的一個鎮，西、南、北三面與緬甸克欽邦接壤）。這些誇張的目的都是要吸引輿論的支持，給爭議地區賦予原本並不存在的重要價值。宋教仁當時正好在東北考察，大概懷有圖謀不軌的目的，用「宋練」的筆名撰寫了〈間島問題〉響應他的朋友，秉著同樣誇張的精神宣稱：「間島者，介於中、日、俄三國勢力圈之間，於東亞政局之關係，甚為深切重要。」東京政府根據十九世紀的外交傳統，承認征服者權利高於住民自決權，因此間島屬於中國，當地朝鮮人應該歸化為大清子民。這項決定引起了「長白山會」的憤怒，後來構成了韓國民族主義的源頭之一，根據他們的歷史版本，兩大帝國私相授受本應屬於住民的權利，卑鄙的程度有甚於德、奧、俄三國瓜分波蘭。宋教仁的急就章不知通過什麼渠道，出現在慈禧太后的眼前。老人擊節稱讚，責備外務部為什麼沒有啟用如此人才。外務部尚書正是袁世凱本人，機智地奉旨封「宋練」四品京堂。這樣一來，萬一反賊故伎重演，大臣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示，他們不知道這兩個名字屬於同一個人。不用說，宋教仁沒有進京就職。袁世凱肯定知道他的真實身分，因為他是徐世昌的舉薦人，還把兩千元酬金送到東京。這一回宋教仁倒是沒有拒絕，因為革命的對象只限於滿、蒙，他沒有理由反對袁世凱，正如沒有理由反對同樣出仕清朝的老朋友吳祿貞。

辛亥革命期間，宋教仁起草了兩部具有基本法模型性質的法律：《鄂州約法》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這兩部基本法的共同特點是超級國會制，最大限度地限制了行政首腦的否決權。事實上，僅僅附署的條件就足以保證行政首腦根本不敢嘗試反對議會。行政首腦與其利用這些純屬陷阱的所謂特權，不如直接發動政變更為省力。財政特權完全交給了國會，似乎預設了某種小型的有產者選舉團。如果突然實施普選，無異於打開了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無限誘惑。如果國會變成納稅階級的天敵，憲法的意義就會完全喪失。黎元洪之所以接受這樣的約法，因為他迫切需要合法性的象徵，而且對省議會的保守性格很有把握。孫文之所以接受這樣的組織法，是因為他早已準備在制定約法的時候另起爐灶，而且很快就做到了這一點。宋教仁的聲譽之所以沒有受到損害，是因為相對於後來的無法無天，即使缺點很明顯的基本法都顯得極其文明和可敬了。

在這個短暫的天真時代，很多人都相信事在人為。在這些人當中，宋教仁就是最樂觀和積極的角色。南北和談，他是最積極的推動者。國民黨成立，他是真正的組織者。舊國會選舉時，他真心相信大有可為，所以才會留下這樣的詩：「日出雪蹬滑，山枯林葉空。徐尋屈曲徑，競上最高峰。村市沉雲底，江帆走樹中。海門潮正湧，我欲挽強弓。」⁶從當時的情勢推斷，他的夢想幾乎肯定會破滅。袁世凱雖然召他入京，卻不大可能同意政黨內閣的主張。國民黨的國會優勢並不是絕對的，而且內部派系眾多，不足以給他提供穩定的支持。袁世凱很可能提出組織多黨派的人才內閣，另外委任他一個要職；或是支持他組閣，但要求他安插一些自己人。如果宋拒絕這些條件，他的內閣大概會是短命而動蕩的。在他最初的聲譽流失以後，內閣仍然會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回到袁世凱希望的兩種狀態。

然而即使如此，憲法的粗略框架仍然能夠維持。中國仍然有可能走上某種類似拉美或泰國的歷史路線，議會政體和威權政體交替統治，但雙方都不敢公然撕破文明和憲制的面紗，足以排除大規模的革命和戰爭。從這種意義上講，他的遇刺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接近於塞拉耶佛（薩拉熱窩）刺殺案對舊歐洲的影響，只是層次更低，範圍更小。死者本人也許並不重要，但他象徵了更加文明的舊世界和本來可能實現的更好未來。墮落為暴徒和蠻族的末裔雖然再也沒有回頭的機會，仍然會因此為自己的世界而羞愧。

1吳祿貞（1880-1911），湖北雲夢人，一八九六年入湖北新軍工程營當兵，後考入湖北武備學堂。一八九八年被張之洞推薦入日本士官學校陸軍騎兵科深造，結識了張紹曾、藍天蔚，留日時加入興中會，一九零一年冬畢業，回國後任武昌武普通學堂教習、會辦。一九零三年應黃興邀請前往長沙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在湖南發起並組織華興會，籌劃湖南獨立。此時清廷在北京設立練兵處編練新軍，急需用人，吳祿貞被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好友良弼舉薦獲准。吳北上就職，累官至陸軍協都統。一九一零年，吳祿貞用同盟會提供的鉅款活動奕劻成功，謀得駐紮保定的新軍第六鎮統制之職。武昌起義後，截留北洋軍運往湖北的軍火，並電奏清廷，要求停止進攻漢口。清廷不敢貿然將其撤換，授予其署理山西巡撫以籠絡。山西革命後，清廷調吳祿貞率第六鎮前往鎮壓，吳祿貞與閻錫山相約組建「燕晉聯軍」共討北京。十一月七日遇刺身亡，計劃流產。

2宋教仁在一九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記裡批評孫文「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一九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宋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領出現之前，努力鑽研有關的政治的書籍是得體的」（日本外務省政務局跟蹤宋教仁的祕密檔案）；一九一零年十二月，宋對日本友人串戶真左樹說：「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3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孫文、黃興、陳其美、宋教仁等人在上海會商政府組織方案，宋教仁的內閣制與孫文的總統制引發爭執。宋教仁認為：「吾人則主張內閣制，以期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孫文則主張：「吾人不能對於惟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

4間島是日、韓對圖們江以北，海蘭江以南的延邊地區的稱呼，包括延吉、汪清、和龍、琿春四縣市。滿洲國曾在這一地區設立間島省，省會是龍井。一九零九年九月四日清、日雙方代表在北京簽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韓國方面又稱「間島協約」，確定間島為清朝領土。

5大韓帝國時期的親日社會團體，活躍於一九零四年到一九一零年，是當時最大的政治團體。

6一九一三年二月，國民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勝，成為全國第一大黨，宋教仁成為組閣呼聲最高的人。在正式國會開會前夕，宋教仁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廣泛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友人興致勃勃地攀登浙江杭州南高峰，寫下這首五言律詩，以〈登南高峰〉為題載於一九一三年三月二日的《民立報》，是宋教仁平生留下的最後一首詩作。三月二十日，他在上海遇刺，二十二日不治身亡。